傅莹

我第一次出国是在1978年。

从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经过在外交学院外训班一年的培训，我被派往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做英文翻译和国际问题研究方面的工作。当时中国改革开放正在起步阶段，对外关系蓄势待发，大使馆不仅需要懂当地语言的工作人员，也需要懂各国使团交往通用语言英语、法语的工作人员。驻外任期4年，出国前，单位一次性发放了800元置装费，那在当时可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差不多是我一年多的工资。

出国人员到红都服装社置装。当时我对使馆工作茫然无知，不知道应该做什么衣服。服装社的老师傅很有经验，给了我许多具体的建议。我定做了一件驼色呢大衣、一套藏蓝色西装和一套米色西装，都是裤装，还有两条的确良连衣裙和一条白底蓝花布裙。我在位于王府井的“出国人员服务部”买了两件白色的确良衬衣和一双黑色的圆头中跟船鞋。

那套藏蓝色西装是用母亲压箱底的一块毛哔叽料子做的，记得她买来时很珍惜，说是呼和浩特市第一毛纺厂生产的，那代表着上好的品质。母亲但凡有点儿积蓄就愿意买块毛料存着，自己却舍不得用。我毕业后进入外交部工作，母亲把这块毛料送给了我，还时常嘱咐我，穿衣服要得体，不能给国家丢脸。

这几套衣服便是我驻外时应对四季和所有场合的全部家当。

在罗马尼亚第一次陪同陈叔亮大使出席晚宴，是在西班牙女大使的官邸。夫人们纱裙露肩，男士身着礼服，戴着黑色领结；餐桌上摆着鲜花和烛台，席间一道接一道地上了浓汤、烤肉和甜品，还有白、红葡萄酒。我仿佛走进了小说中的场景。

那天晚上我的穿着是怎样的呢？我穿的是自己认为最好的那套藏蓝色毛哔叽套装，里面崭新的白衬衫熨烫平整；齐肩短发梳成两个小辫儿，头绳上有两个绿色塑料小球；素颜，香皂洗过的脸上涂了雪花膏。

女主人问陈大使：“这是您的女儿吗？”

大使笑着回答：“是我的翻译，就像我的女儿一样。”

面对我这样一个来自陌生国度的女青年，西班牙大使自始至终热情相待。她对我的好奇或许不亚于我对她的好奇。当时在西方人的印象中，中国人都穿着统一制式的蓝色、灰色褂子。虽然请柬上注明的着装要求是晚礼服，但是，她对我的装束也欣然接受。而我也并未因自己的这身装束感到不自在，毕竟以我当时的状况，已经做到了力所能及的最佳，不可能更好了。

在罗马尼亚任职的几年里，我才开始对外交礼仪有了接触和认识，并且努力在有限的条件下尽量做到整洁和符合礼仪要求。但是，有时候还是存在应付不过来的情况。

陈大使外事活动很多，常常一天四五场，多则六七场，而我作为翻译需要连续陪同。冬天的套装还好打理，夏天的的确良裙子很容易起皱。活动间歇回到使馆，我总要争分夺秒地把裙子重新熨平。不过刚熨完的裙子潮乎乎的，有時来不及晾干，上车一坐就又皱了。总之，我就这样捉襟见肘地折腾了两个夏季。

休假回国时，我下决心来一次置装升级。夏装，我做了3件真丝小衫和一条便于搭配的黑色长裙，中国真丝物美价廉，穿上常得到称赞。冬装，我做了两件织锦缎的中式上衣，搭黑色裙子，一般仪式和晚宴都可以应付。之所以没有选择旗袍，是因为旗袍使用场合有限，还有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那就是成本——做一件旗袍的费用几乎可以做两件上衣。

1982 年，我结束在罗马尼亚的工作回国，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依然素面朝天。当时人们普遍收入不高，市场上服装样式也有限，“衣服穿破再淘汰”是主流观念。在工作单位，大家把参加外事活动用的西装上衣放在办公室，有活动时换上出席。我们几位年轻女翻译每人只有一两件西装上衣用来参加外事活动。为了增加新鲜感，大家把衣服挂在一起，相互换着穿，以至其他单位的人常分不清楚我们谁是谁。

有一次在日内瓦作为同声传译的参会经历，让我觉得有必要更认真地“打扮”自己。

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机构很多，经常从中国邀请同声传译人员为会议提供协助。那天工作间隙休息时，我去盥洗室，推开宽大的玻璃门，忽见里面几位女士尖叫着躲进隔间。我往身后看看，没有别人，意识到可能是我引发了惊恐。看看大镜子里面的自己——素颜，短发，身穿那套藏蓝色的毛哔叽西装——显然，她们以为进来了一位男士。

一位女士轻轻推开隔间的门：“You are not a man！（原来你不是男的！）”我哭笑不得地说：“No，of course not.（当然不是。）”

受到惊吓的女士这才陆续从隔间里出来，经过我身边时一脸抱歉，有人对我说了声“Sorry（抱歉）”。我看着她们施着浓妆的面容，觉得人家被自己惊着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可能需要做一些小调整了。

联合国机构给同传人员的报酬比较高，但是，当时国家外汇紧张，我们的收入都上交，个人每天能得到1瑞士法郎的补贴。那天晚上回到住处后，我到旁边的一家小商店逛，里面有个 “1法郎货架”，所有商品的售价都是1瑞士法郎，包括口红。我选了一支大红色的，付了钱。

第二天早上，洗干净脸，我用人生中第一支口红精心地涂了唇，自信满满地出了门。谁知，我在走廊上又引起一声尖叫，声音来自我的同事。显然，在没画眉毛没扑粉的脸上，猩红色的唇难免惊着人，尤其对我们这些习惯素颜的女士来说，这个反应也不奇怪。

我有点儿懊恼，回到房间把口红擦掉。关于美的懵懂尝试再次失败了。

而这也是我学习化妆技巧的开端。以往，我上班忙工作，下班忙家务，如何打扮自己从来没放到日程内。“口红事件”之后，我开始关注妆容问题，在机场书店和飞机上翻一翻时尚杂志，了解化妆技巧和流行风格。既然要进入国际交往领域，总要入乡随俗吧。

1985-1986年，我在英国留学一年，对礼节、礼仪有了更多的观察和认识，有机会把“美”当作一门学问来了解。回国后，我成了女同事口中的Beauty Adviser（美容顾问），能帮助大家化妆、参谋衣着。

从20世纪80 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内经济发展，物资短缺的状况逐渐好转，出差去广东，时常能看到商店里出售出口转内销的漂亮衣服。有条件选择才谈得上会选择，我开始懂得，挑选衣服的标准不是“看着好看”，而是“穿着好看”——衣服是整体形象的一部分，是用来烘托人的，而不能把人压住。所谓好看，是衣服和人相得益彰的结果。

20世纪90年代，我被派到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担任公使衔参赞。考虑到是去热带，我在出行前定制了一些真丝衣裙。结果到了雅加达才发现，在热带国家出席正式场合，衣服不能太单薄，因为室内空调的温度设置得比较低，是以男士穿西装的标准设置的。于是，我的披肩渐渐多了起来。

后来，被派驻菲律宾担任大使时，我已经熟悉了东南亚国家的礼仪，准备的衣着也更加适应需求。不过，每个国家在习俗上总会有些独特的地方。例如，印尼人衣着款式相对保守一些，女士都穿长袖上衣和长裙，色彩可以较为鲜艳，不必拘泥于“全身颜色不超过3种”这个约定俗成的规则；鞋子多是圆头粗跟，比较古朴。在菲律宾，人们的着装风格更加时尚一些，女士鞋子多是尖头、细高跟，最好没有后帮，顶多是一根细细的带子。

2000年，我从菲律宾奉调回国。

国内工作环境与国外又不同了。当我穿着在马尼拉习惯了的无后帮“凉拖”上班时，有同事提醒：“你怎么穿着拖鞋来上班啊？”如此一来，置办的漂亮鞋子很少有机会再穿。47岁的我自认为步入“大妈”行列，衣服都买大一码的，头发也不再用心打理。

一位好友见状直言：“你不要放弃自己呀。”

我一时不解，何为“放弃自己”？

她说：“看看你，像个老大妈。”

我自嗔：“难道不是吗？”

不过，经过一番“是不是老大妈”的自我思考，我决定不放弃自己，重新注意保持体形，注重衣着……

放弃自己容易，自我约束却需要勇气和努力。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此刻的我满怀自信地走在异国他乡静谧的林荫大道上。

走在這条不长的路上，我想到了很多，仿佛走过了30年的历程——从辫子上系着绿色塑料小球、身穿毛哔叽西装出席晚宴的女青年，到出使伦敦的女大使……点点滴滴的记忆、磕磕绊绊的故事，一股脑儿涌现出来。越走，内心越坦然。

这条属于个人的成长之路，也折射出国家的发展历程。

（摘自中信出版集团《大使衣橱：外交礼仪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