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五一

內省革命的那一刻，即是人類開始墮落的一刻。此前的人類（或猴子）是在進化，此後的人類便是在墮落，分水嶺就是內省革命。

猶太——基督教所謂上帝六千年前造人、剛造出來的人最美好、亞當夏娃犯原罪而開始墮落、上帝與諾亞立約對人類的墮落從此撒手不管——《舊約·創世紀》中這一系列的故事，或許就是基於內省革命的歷史背景？很耐人尋味！

人類不是越來越好，而是越來越壞；歷史不是在進步，而是在退步——這一點，道儒佛禪，都有論述。佛家把歷史分為“正法——象法——末法”三個時代，依次墮落，今日已是末法時代，五濁惡世。道家，老子，把墮落的過程描繪為“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儒家則有從“天下為公”到“禮崩樂壞”的慨叹。

那麼，是什麼原因，使人一經成為人，便開始墮落？

這問題大概需分五個層次來回答。

一、 墮落，是肉體的墮落。

《老子》一言以蔽之，“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這個“臭皮囊”，是人類的萬惡之源；墮落，是肉體在墮落。

回到我們的“硬件——軟件”喻。硬件有生老病死，有成住壞滅，軟件沒有。手上這本《論語》，與兩千年前的《論語》內容是一樣的，即，軟件是不老的，靈魂是不死的。而承載著這個軟件的硬件，從竹片到絹帛到紙張到電腦，則已經成住壞滅了不知多少輪了，《論語》就在這不斷的“投胎轉世”中保持著它的“靈魂不死”。一摞印刷紙，百年就會朽爛，用來印淫穢讀物如此，用來印四書五經也是如此，載體的壽命，與其所承載之物的內容，並無關係。內省革命時來投胎的高尚靈體，會為人類帶來反觀內省的靈性能力，會為人類帶來趨善避惡的道德情操，但，它不能使肉體刀槍不入、水火不害，不能使肉體不吃飯不喝水，它不能改變肉體的物理性質和生活原則，不能改變“硬件”生存所必須面對的那些“硬道理”。

這硬道理就是趨利避害。“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老子），所謂趨利避害，就是“貴難得之貨”，就是“見可欲”，結果就是民心遂亂。趨利避害的理性算計遮蔽了趨善避惡的道德光芒，這就是人類墮落的基礎原理。

二、生存環境惡化。

趨利避害的人類，面對日益艱難的生存環境，墮落的慣性力不斷加速度。

假如，我們的家園，這個地球，永遠像伊甸園那樣美好，好吃的，永遠吃不完，好用的，永遠用不完，地下的寶藏，永遠挖不完，垃圾，隨手一扔，自動消失，地球始終乾乾淨淨，始終萬紫千紅，並且，不管多少人一齊來吃這個地球，也吃不光，吃不亂，吃不髒，人與人之間沒有生存競爭，那麼，這便意味著肉體生存的硬道理並不硬，它對人類的命運沒有什麼意義，那麼，支配著人類命運的就只剩精神層面的道理了。當無利可逐、無害可避時，人自然就會去逐善，去逐美，從而會使那“上帝造人”時的美麗一刻永久保持，使內省革命的光輝永久保持。

可惜，地球的真實情況與這一“假如”正相反。地球上的好東西越來越少，壞東西（垃圾）越來越多，用來堆積壞東西的空間越來越小——經濟學將這統稱為“資源有限”。資源日益有限，世事就日益艱難，人累于生存，就必然耽於逐利避害，善惡一面的道理也就必然逐漸淡化。肉體生存的客觀壓迫，把硬件的道理壓成了硬道理，把軟件的道理擱置成了軟道理，最後，人類的命運便只能主要由這硬道理來支配了。

三、智力進化。

達爾文告訴我們，肉體進化的核心內容是大腦的進化，這就是說，內省革命發生時，人的常規智力（算計力）也達到了一個空前發達的狀態。人類，在具有了趨善避惡意識的同時，趨利避害的本事也在提高。智力的發達，也就是人趨利避害能力的發達，也就是種種奇技淫巧的發達，也就是挖掘自然資源能力的發達，也就是破壞環境之能力的發達，也就是竭澤而漁能力的發達——正應了道儒佛禪耶的共同觀點：分別心、算計心，是人類的本惡之心。

四、人口膨脹。

人口膨脹的道理，需要從兩個層面來回答，一，人為什麼沒有滅絕，二，人為什麼會迅速繁殖。

古往今來，地球上滅絕過無數物種，包括我們智人以外的其他人類，智人之所以能存活下來，與我們的天然美德有很大關係，例如，我們不亂倫，不同類相食——亂倫會大大降低生育的質量；人吃人會大大加劇疾病的傳播。

對此，生物科學用自然選擇來解釋：人之所以對亂倫感到噁心，對吃人肉感到噁心，僅僅是因為人類碰巧有這個基因，地球上曾經有過千千萬萬無此基因的物種，都滅絕了，只把有此美德者留了下來。

本文則傾向於用內省革命來解釋：人類肉體構造的精密程度達到臨界點時，來投胎的那些高尚靈體給人類帶來了不亂倫、不吃人肉等美德要素。智人的基礎美德，來自我們的軟件而不是硬件。

那麼，我們為什麼會迅速繁衍起來？農業革命。

農業革命，使人類的食物瓶頸大大拓寬，相應地，人口繁衍的瓶頸也跟著大大拓寬。人類利用自然的能力越強，養活的人口就越多；人口越多，反過來對自然的破壞力就越大，我們的生存環境就越惡劣。生存環境的惡劣，必然導致生存競爭加劇。

五、生存競爭。

生存競爭的加劇，使肉體生存的硬道理更硬了。軟道理本來就歸硬道理管著，趨善避惡的道理本來就歸趨利避害的道理管著，在嚴酷的生存競爭之下，管得更嚴了。

把以上五點綜述一下：人的私欲（趨利避害心）與發達的算計力結合起來，使人對自然環境的支配力、利用力和破壞力大大提高。惡化了的環境與膨脹了的人口，兩個因素結合起來，加劇了生存競爭，日益嚴酷的生存競爭使得人的肉體利益成了主要值得關心的事情。人類，在“硬道理”的驅使下，一步步走向墮落。人必然墮落。

人必然墮落，然而，人又不甘心墮落。為什麼？不要忘了，人有兩個心。那個趨善避惡的心，那個能夠觀照塵心的心，那個可以反觀內省的心，是不甘心墮落的。

如此，人類從它產生那天起，即從內省革命那天起，就帶著一個先天的矛盾：一方面，人的塵心、分別心、算計心，啟動了墮落機制，另一方面，人的內省心、善心、美心，又為抵抗墮落準備好了內在動力。修行就是兩個心之間的戰爭，就是墮落與反墮落的精神戰爭。

中國哲學史，道儒佛禪的學術史，其實就是這個戰爭史的記錄，就是人試圖以善惡心戰勝利害心的精神鬥爭史的記錄。各家各門，記多記少，與事情本身的“可說度”相聯繫，更與各家各門理論構造上的“可說度”相聯繫。

時至今日，戰爭的勝負結論已經出來：利害心戰勝了善惡心。人類從內省革命的光輝頂點一路墮落下來，向禽獸回歸，正應了黑格爾之“正反合”說。

關於利害心戰勝善惡心的機理，《禮記·樂記》有一段精彩的話：“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智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眾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這段話裡最重要的關鍵字是“人化物”三個字。什麼叫人化物？就是著名的“生產”。人，喜歡好東西，想要好東西，爭搶好東西，這還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琢磨著去生產好東西。“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一發展生產，天理就滅了，人就壞透了。

舉個例子。和尚托缽乞食，人們指責說這是不勞而獲。於是，為保持僧團的清正廉潔，保持每個修行人的心靈乾淨，唐代百丈懷海禪師便搞了一項僧團制度的改革，制訂了一個“百丈清規”——和尚不再外出乞討，轉而自已種地，自已生產，自己勞作，自己養活自己，所謂“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多漂亮的話啊，多美麗的事啊，可一做起來，就走向了反面。和尚自己種地，廟裡就得自己有地。和尚不可能去租地種，剝削和尚，誰也不敢造這個惡業。地從何來？不外捐獻、賞賜一類來源。如此土地來源，數量上就不可能恰如其分，少了不夠養廟糊口，多了怎麼辦？不能荒著，只好反手租給周圍農民去種。地租收上來，或者反手再放貸取利，或者再添置新地。如此，廟產越積越厚，廟越來越富。寺廟經濟令人眼紅的優勢，很快吸引著各路壞蛋來出家做和尚。結果，宗教成了產業，寺廟成了企業，和尚成了地主，住持成了惡霸。百丈清規，本是從趨善避惡的動機出發的，是從如何有利於更好地修行而設計的，最終卻滑向了趨利避害的邏輯，滑向了墮落。人類墮落的“自發傾向”，此為一例。

修行，墮落阻擊戰，就是在此種背景下進行的。

什麼是修行？定義得從宏觀微觀兩個層面分別下。

宏觀定義：修行，是人類為強化趨善避惡意識而做的自覺努力，是對趨利避害意識的強大自發傾向所做的自覺反抗，是對人類墮落的慣性力進行的節節阻擊。

微觀定義：修行，是行者調動自己反觀內省的能力（明），運用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志），通過日常生活中改過遷善的行為控制（戒），通過實踐特定的修煉程序式（定），以提高生命的能量（氣），進而達到人格昇華（神）乃至徹底解脫（慧），而進行的持之以恆的精神戰鬥。

這定義看著有點累？我們把近賢楊度的一句話請來幫大家放鬆一下：“精神戰勝肉體者即為人；肉體戰勝精神者即為禽獸。”歷史的規律是肉體戰勝精神，修行，就是企圖把這規律倒過來而做的努力。這好懂了吧？

西洋的上帝，面對人類的墮落，發了一次洪水就拉倒了，就洩氣了，就撒手了。中國人不信上帝，我們調動從內省爆炸中繼承下來的精神天賦和靈性能量，展開了持之以恆的、永不放棄的自我救贖運動。墮落抗擊戰——中國修行史，是從內省革命開始的，是從人成為人的那一刻開始的。當然，那時還沒有語言文字。

沒有語言文字不但可以修行，而且最好修行。語言文字本是修行的障礙，大障礙，所以禪家才要致力於破語言文字相，所以陸九淵在鵝湖會上才反復追問朱熹“堯舜之前有何書可讀”。

沒有語言文字，那上古最早的修行人，修的是什麼法門？我可以相當自信地斷言，禪。

很簡單，在道儒佛禪中，只有禪是完全不立文字的，只有禪是完全“水下”的功夫，只有禪是完全不可說、不必說、不要說的。

需要指出的是，禪，純粹是中國的，是中國最古老、最原始、最正宗的修行法門。禪與印度並無關係，它不是達摩帶來的。慧能以前六朝的那些禪的故事，並無確鑿的史料根據。達摩祖師踩片樹葉渡海西來，先到廣州，再到南京，再去少林寺面壁九年，最後慧可斷臂求法——明顯的神話故事。《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中摩訶迦葉“拈花微笑”的故事，《傳燈錄》用了二十八代的香火將之與達摩穿鑿起來，更是中國人為印度編造的歷史。

中國禪編出這套故事去與佛教接香火，且自稱也是大乘佛教，很可能是為了借用佛教已行之有效的一套組織體系來建立自己的僧團制度，並借用佛教的偶像體系來奠定自己的意識形態基礎，以取得民間善信的香火經濟支持乃至官方的合法性認可等等。與當年中國的窮人救國者與蘇聯的共產國際接香火一個道理。

佛教來到中國五六百年以後、玄奘大師的譯經大業已經完成的時候，慧能才冒出來，以前，中國禪在哪裡？在民間，在山裡，在心中。為什麼今天毫無蹤跡可尋？禪本心內事，何從留下外證？禪本不立文字，何從留下字證？慧能之前，中國的禪修人中當然有識字者，只是他們既不能用所識之字幫助自己修行（更大的可能是妨礙修行），也不能以之來記錄修行。文字之於禪，本是無用之物，有害之物，落於文字之禪，就變成了另外的東西，就不是禪了，所以，見不到痕跡。

更加耐人尋味的是，為了強調禪之不立文字的特點，中國禪家在編造自己的“佛教背景”時，還留下了一個此地無銀三百兩式的有趣的故事尾子——慧能不識字。

慧能不識字一說，斷不可信。無論是其客家移民的家世，還是《六祖壇經》裡那些精彩的語言，都說明他不可能不識字。相反，中國禪之所以從慧能開始在水面上露了個頭兒，恰恰是因為慧能太識字了。是慧能豐富的文彩，把禪推出了水面，向歷史“暴露”了禪。你開口了嘛。一開口，就被歷史抓住了。以前你不開口，則任憑你在靈魂裡如何翻江倒海，世人並不知道。

修行是“對人類墮落的慣性力進行的節節阻擊”，而禪，則是這一阻擊戰中資格最老的方面軍，力道最強的方面軍。節節墮落，節節抗擊。人在墮落，禪在“變修”。變修的標誌就是語言越來越多地摻和進來，直到露出歷史的水面。

禪，由絕對不可說到相對可說，從說得少到說得多，世上所有其他修行法門，道儒佛禪，差不多都是這麼個“學術發展”邏輯。

孔子觀上之歎，“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說的是人的墮落。《孟子》“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說的是節節阻擊——堯舜生而有道，不用修，湯武需要修一下才能得道。再往後，程朱陸王，那就更得修了。修，用什麼法門？要看彼時人類墮落的階段，要看彼時的阻擊主陣地已經退到了哪層防線上。

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層次的阻擊陣地，橫過來看，就成了針對不同根器之人群的、“可說度”不同的、“出水度”不同的修行法門。人越來越墮落，修行法門的“善巧方便”就越來越多，出水度、可說度便越來越高，越來越通俗，越來越大眾化。

中國佛教，由起初的天臺、華嚴等靠“自力”修行而求成佛的苦修法門，流變至於今天求助於“佛菩薩的加持力”而念佛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變修”了。道家，由當初莊子“鼓盆而歌”、視死如歸的人生態度，流變至於今天專事修煉長生不老，“變修”了。禪，更是家門冷落，不忍卒睹，連“口頭禪”也少有人能玩得了了。佛滅度前講“以戒為師”，講的其實就是以善為師，以德為師，在日常生活中修行，不要去玩那些止觀禪定一類靜修功夫了，“末法時代，根器陋劣”，你玩不了了。佛門也在“變修”。

其實，猶太教——天主教——新教的演化，也是這麼個“修正”的道理。今天五花八門的新教門派，基本都沒什麼靈修活動了，除了禮拜天到教堂去聽牧師演講上一個小時，教會的功能，基本就是一個教徒間問寒問暖、家庭調解乃至介紹對象的機構了。

修行的節節敗退，除了表現在法門內部的語言摻水，還表現在宏觀上法門結構的變化，主流法門由禪而道而儒的過程，也反映了一個“變修”的道理。

墮落是必然的，“變修”是悲壯的。人類越墮落、阻擊陣地越退後、修行的靈性含金量越淡化、“冰山”越出水、法門越可說、理論越通俗、修行越容易，修行本身就越偉大，就越悲壯，因為，這叫鍥而不捨！高喊著“鬥私批修”“防微杜漸”“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狠頭私字一閃念”的口號、在最後一道防線上進行肉博戰的文化戰士們，最偉大，最悲壯，因為，這叫最後一博！

人類，像世間的萬事萬物一樣，也有其生老病死，也一天不如一天，也必然滅亡，修行，就是使人類活一天就盡可能地活好一天所做的努力——在生命最後一刻仍在堅持修行的人，不就是最偉大的修行人嗎！

人類，無論墮落到哪一步，只要堅持人格修行、只要堅持善惡教化，人就仍然是人，這是人區別于禽獸的根本的根本。當我們看到，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開始把人格修行說成封建迷信，把善惡教化說成是假大空，把盜挖環境說成經濟發展，把道德放水說成個性解放時，便知道，人已經不是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