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打擊與電話推銷有關的不法行為方面，未來是否需要加大打擊力度？此外如何加大《個人資料保護法》宣傳力度，促使各工商業機構和個人遵守規定？請談談您的觀點和建議。

澳門金融法律學會崔天立理事長：現時澳門的電話詐騙案件層出不窮，為加強這方面的打擊力度，在現有法律基礎上固然可考慮需要否，對電話詐騙的行為可加以特別規範，對於此類詐騙集團及犯罪者加以懲處，並採取相關的預防措施。

此外，為進一步加大宣傳力度，可以擴大宣傳的範圍和方式，提高市民對個人資料保護的意識，加強對此類詐騙案件的預防和意識教育。宣傳手段和渠道可以針對網絡社交媒體、澳廣視等主流媒體進行傳播。

澳門群力智庫雷民強副理事長：據我所知，發生在澳門的一些詐騙電話，較多的情況是內地或外地打來澳門的，其犯罪的地點不是在澳門。我認為詐騙電話和個人資料保護方面關係不大，不是因個人資料的流失引致的詐騙，應是隨機模式打來的電話。

關於如何加大《個人資料保護法》的宣傳力度，首先我認爲特區政府應該多把一些案例作爲一個宣傳的重點，比如居民違法的一些典型案例，爲了避免再有更多人的去做這些違法的事情，所以應該針對這些違法的案例做一些宣傳；二是要進行一些“推廣”，即從年輕人開始，比如說可以在大學或者是中學，進行一些關於個人資料保護的普法教育，讓他們可以了解到哪些行爲是違法的，或是嚴重違法，從而在生活中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也可以學會更好地保護自己，不給騙徒可乘之機。

澳門法律交流協進會施麗君常務副會長：隨著疫情放開，本澳電話詐騙案作亦再次出現，當中以假冒政府機關人員、電信營運商人員、電商平臺客服等身份進行詐騙行為居多。根據有關資料顯示，今年1-2月錄得39宗電話詐騙，比去年同期增加4倍，大部分是假冒公檢法詐騙，受害人共損失620萬元。當中以女性佔大多數，其中逾4成是大專學生，而且內地生居多，情況值得關注。

加之大部分電話詐騙案件涉及跨境犯罪，境外詐騙集團分工精細、組織嚴密、集團式運作，甚至具備反偵查能力，以致執法機關難於追查作案人士的真實身份，且礙於各國的刑事法律制度皆有所不同，詐騙手法層出不窮，隱蔽性高，所以，此類型犯罪成為全球性打擊治理難題。

因此，在治理電話詐騙案件當中，可從幾方面加強有關工作：

一、完善相關法律制度，應該制定更加嚴格的個人資料保護法律和法規，對個人資料的收集、使用、處理和保護等方面進行明確規定，並且加強監管和執法力度。例如，現時《個人資料保護法》立法當中並未涵蓋對大數據的及數據資料的收集、處理及應用，應加快相關修法工作。

二、建立完善的個人資料保護監管體系，由於本澳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屬臨時性質，現時每2年需要行政長官依照職權對其運作進行延長，因此，應盡快確立其性質，並賦予明確法定職權；同時，建立完善的個人資料保護監管體系，加強監管檢查力度，對不合法收集、使用、處理和保護個人資料的行為予以嚴厲處罰。

三、提高公眾意識，應該加強公眾對個人資料保護的認識和意識，增加公眾對個人資料保護的重視程度，以及對電話詐騙等詐騙行為的警惕性，特別要針對容易受騙人群進行針對性宣傳教育。

四、加強國際合作，因應電話詐騙涉及跨境犯罪的性質之下，應該加強國際合作，對跨境個人資料交流和保護進行協調和監管，共同打擊詐騙和其他非法活動，從根本上保障市民的個人資料安全。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博士何駿豪大律師：參看澳門“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的網頁，可以了解到本澳其中一種較為普遍的投訴個案，主要是因電話推銷而造成的滋擾。對於前述的例子，當中涉及到兩個方面的法益：一是資料當事人私隱的法益；二是資料當事人生活安寧的法益。前者可以適用《個資法》的來進行規範；而後者則要視乎犯案者的動機，其僅僅是為了推銷，還是刻意要侵害資料當事人在私人生活上安寧或寧靜。倘若其屬故意侵害當事人的私人生活安寧，則可構成澳門《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二款所指之罪狀，例如：犯罪者為了報復而從不法途徑取得當事人的電話號碼，繼而不斷對其作出嚴重的電話滋擾；反之，則不構成犯罪。由此可見，現行《個資法》主要是保護前者所指的私隱法益，對於因私隱權被侵犯而衍生的續後行為（被侵害的法益），可以是涉及到各種各樣的不同領域，當中包括私人生活法益（不法製錄、侵犯函件、通訊入侵等等）、財產法益（網上詐騙）；為此，對於這種情況，則可適用相對應的《刑法典》或《單行刑法》來進行懲處。

實務上，當事人的個人資料被侵犯之後，其後衍生各種侵害行為的風險，均是無可避免的。無論是網上詐騙，還是推銷來電，資料當事人都已成為了潛在的目標。針對有關前者的犯罪行為，法院會根據《打擊電腦犯罪法》來判處刑罰；對於後者的行政違法行為，則會由“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根據《個資法》來判處罰款，故建議在法人干犯的情況下，相關的股東、行政管理機關成員，須一併對該等罰款負上連帶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