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石

写诗三十多年了，我的所谓诗观，一直处在调整之中，虽不猛烈，但有些方面，变化却较为明显。开始写诗时，比较倾向于用诗歌语言建构一个和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换句话说，希望自己尽量做到诗歌是诗歌，现实是现实。那时，非常感兴趣于诗歌语言的“魔力”对庸常现实经验的拒斥、改写。几年后，事实和反省，都教育我必须改变，有那么几年，我愿意说：诗歌是一项艰辛而幸福的劳作：所有历史、现实的压力，都必须转化成语言经验的内在触须——在诗与现实的双向培植、相互构成中，此触须，热衷于打开人与世界之间的奇妙关联。再后来，诗歌对于我，更倾向于一种语言技艺的“行动”。我相信，诗歌写作，内蕴着一种深刻因而不能被轻易捕获的自由。诗人个体独特的嗓音，最好能对本民族语言的可能性和尊严有所助益（起先常常是以冒犯“正确”的方式），又能以饱满的内在热情，回应生命的现实、历史处境，鲜活经验，邀约他者，进而，推进认知，敦促良善，助燃文明。

写作中的自我调校，当然要具体得多。同一时段内，不同题材或主题的写作，其具体的诗学期许，可能都相当不同。换句话说，在具体的诗学观念细节中，我基本上不认可任何本质主义固守的立场。多年来一直纠缠着的，大概与两个东西相关：语言（现代汉语）和真实。作为新诗写作者，自己对现代汉语的认识足够吗？其形、音、义集于一体又相互商榷的语素细节，其语言生产方式和借自拉丁语系的语法构成，其尚在发生和流通中的“肌体反应”，甚至，其在文本博物馆中的历时性使用经历，也许，作为新诗写作者，认知、体验得越多，越细腻，我们就越能在写作实践中让“声带”的颤动与韵律，保持一种能动的警觉：警觉于表达本身的微妙，警觉于具体诗学实现上的可能与不可能。而真实，这里指的，当然不仅是个人心灵、体验的诚实，更是指对这“诚实”的来源和构成的反省、认知，指的是写作者在置身的社会文化处境、思想处境中的具体遭遇和经验有效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一次诗歌写作视为具体生命的一次心灵“事件”，那它的语言、精神的真实处境，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和处理的东西。在结构的意义上，我不认为类似策兰或布罗茨基、米沃什的语言处境，或者杜甫的语言处境，能够和我们较好地“对位”，我们处在一种从语言历史上来看都相当“新颖”、复杂但又“凶险”的浸泡之中。当代新诗写作者的技艺选择、文化承诺，如果和这巨大的真实最终无涉，在我看来，要想说它是创造性的有承担的写作，则无疑是自欺欺人。从这个角度看，为厘清某些诗学问题的“真实”构成，有时，我们不得不返回到新诗的“开端”来打量，或者说，需要在当下重新激发出等效于新诗“开端”意义上的视域来说明问题；而有时，又需要从局限性出发，问一问新诗写作，是否需要通过具体的方法论，“涌溢”甚至“发明”出现代汉语在诗性意义上的分析性。凡此种种，我认为有抱负的当代新诗写作者，不能自外于此，不能等著天上掉馅饼似的由批评界或思想文化界提供现成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