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乐乐

一、引言

成本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手段，直接关乎企业经济效益的高低，在企业提升外部市场竞争力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我国深化供给侧改革的五大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其中“降成本”任务的提出进一步提高了社会对企业成本管理与资源配置的要求，增加了企业管理者对成本管理的关注度。在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背景下，企业成本管理水平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核心竞争力的高低。上世纪90年代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企业成本与业务量之间遵循线性关系，即增加或减少业务量的同时会造成成本费用同比例的上升或下降。然而，伴随对企业成本性态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成本与业务量之间并非呈现单纯的线性关系。Anderson（2003）等发现企业业务量上升时成本增加的幅度大于业务量下降时成本减少的幅度，第一次提出了成本（反）粘性的概念。依据实际情形的差异，这种非线性关系又可进一步细分为成本费用粘性与成本费用反粘性。前者是指业务量下降时的成本缩减额度低于同等业务量提高时的成本增加额，后者指业务量下降时的成本缩减额度高于同等业务量提高时的成本增加额。

要提升企业成本管理水平，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企业资源利用效率，首先要理性地认识成本费用的性态。学界现有关于成本费用（反）粘性与企业绩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成本费用（反）粘性的影响因素与其所带来的经济后果两方面。有研究表明除业务量变动这一直接原因外，管理者特征、内部治理、产能利用率、政治原因等因素被认定为导致成本费用（反）粘性出现的间接原因。其中管理者过度自信更可能表现出乐观的偏见，并且对销售下降情况下销售能力恢复过于乐观，从而表现出更大的成本（反）粘性。武小婕（2020）认为企业内部治理会影响企业成本费用（反）粘性，若想抑制成本粘性可以通过提升内部控制质量，而提升资产负债率、增大固定资产密集度、增强股权集中度能够促进成本粘性。Xiaolin Jin（2021）等通过控制成本粘性与选举年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探究政治因素对企业成本费用（反）粘性的影响，发现成本（反）粘性随着美国（US）的 EPU 降低。程萍（2022）则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企业的成本（反）粘性越高，而融资约束较强和企业内部控制质量高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会显著提高企业的成本粘性。有研究表明，成本费用（反）粘性会影响企业绩效，且企业性质不同表现出成本费用粘性对绩效影响也有所区别。Kontesa（2018）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成本（反）粘性对公司绩效的重要作用证实了代理理论的一致性命题。陈信汛（2022）从“降本增效”的视角研究了批发零售企业中成本（反）粘性对绩效稳健性的影响，发现成本粘性增大，绩效波动增加，绩效稳定性降低，当企业在本年度取得营收增长或企业性质为国有企业时，结论显著成立。侯雪筠（2021）从产权异质性视角研究制造业企业费用粘性、创新投入与公司绩效，证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费用（反）粘性且国有企业更加严重。

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学术界对成本费用（反）粘性的研究已经形成了基本的体系，但目前关于经济后果的影响更侧重于成本费用粘性，而关于成本费用反粘性所能带来的影响却缺乏进一步探讨。事实上，伴随中国近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施行，部分低产能利用率的企业极易出现“易减难增”的反粘性特征。那么，成本费用反粘性特征对企业绩效影响如何，这一影响是否会因企业本身的差异而有所区分，本文以2017-2021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围绕成本费用反粘性和企业绩效进行研究，并从产权异质性角度出发揭示两者之间的关系，以期为企业发展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同过往研究相比，本文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1）丰富了成本费用（反）粘性所带来的经济后果的研究，对成本费用反粘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研究内容加以补充。（2）从成本费用反粘性的生成机理出发，剖析其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具体机制。（3）按照企业产权性质的不同，分析成本费用反粘性在国有企业及非国有企业中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差异。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成本费用反粘性与企业绩效

研究成本费用反粘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首先要明晰成本费用反粘性的起源。通常认为企业产能利用效率过低与企业管理者预期是导致成本费用反粘性现象产生的两种原因。企业本身产能利用效率过低是绝大多数企业产生成本费用反粘性的根本原因。首先企业适当削减业务量反而会促使其主动优化冗余资源配置，进而实现成本的大幅压缩。马红旗（2017）认为企业长期处于低产能利用程度状态时，短期内业务量有所上升，企业能够调动原有过剩生产力并优化资源配置，并且无需大幅增加成本。但如果企业成本费用反粘性过高，意味着企业短时间内过度关注资源的结构性调整，这种调整耗费大量精力与时间，企业绩效随之降低。如果成本费用反粘性过低，企业闲置资源占据大量无效成本，过量产能不能及时消耗，进而制约企业绩效的提升。其次管理者个人特质会影响企业成本费用反粘性。有限理性决策理论指出，管理者会因信息不对称性、认知偏差、个人预期等因素做出非理性决策。陈宏明（2015）认为，企业收入下降时，悲观的管理者认为大幅削减成本有助企业的生存发展。尤其当企业处于破产边缘时，管理层会采用各种手段控制费用支出。但盲目控制冗余资源，过度削减成本会减少企业的有效投资并制约企业的长期发展，使企业无法利用资源优势获得市场竞争力。最后，按照代理理论，管理层短期机会主义与自利行为加剧企业成本费用反粘性。肖鲜艳（2021）认为管理者为维护自身利益会通过过度投资和扩大规模，从而提高企业成本反粘性，降低企业绩效。企业销售量上升时，出于对人力资本的重视以及维持并提高个人声誉的需要，管理层会增加有利于企业短期业绩增长的盈余管理行为。即管理层在销售量上升时会严格控制成本支出，这种盈余管理行为将导致企业出现轻微的成本费用反粘性现象。虽然投资项目支出和闲置资源成本缩减，但管理层控制资源并未创造相当价值，企业投资及管理效率降低，绩效处于较低水平。所以，由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所导致的过低的成本费用反粘性同样会阻碍企业绩效提升。考虑到多数企业成本费用反粘性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低产能利用率，由此引发绩效变动传导更快，成本费用反粘性既能促进企业绩效提升，在超多限度后又会制约企业结构调整，降低资源配置效率，进而降低企业绩效。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1：成本费用反粘性与企业绩效呈倒U型关系。

（二）产权性质、成本费用反粘性与企业绩效

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政府支持、成本管理方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首先国有企业成本缩减能力有限。随着市场结构由卖方为主转为买方为主，国有企业仍将成本管理的重点放在产品的生产环节，而忽略了售后、经营等环节带来的成本支出。在业务量下降时缩减的成本更为有限，利润更少，相应的企业绩效也更低。其次，国有企业的出资人为政府，因此国有企业不仅追求经济利益，还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葛永盛（2022）认为政府承担稳定经济、保证就业和促进发展等社会职能，其有动机利用控制权转嫁政治目标，表现为员工冗余、过度投资，从而形成成本费用粘性。最后，国有企业规模较大，资金充足，即使出现资源配置错位造成的负面效果对企业整体经济效益影响较小。而非国有企业在成熟市场化机制及灵活治理机制之下，一定程度上能够灵活管理企业成本并提升企业绩效，但超过调整限度，成本费用反粘性对非国有企业绩效影响显著。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2：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成本费用反粘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倒U型关系更为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7-2021年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相关财务数据来自CSMAR及Wind，其中成本费用反粘性数据为手工计算而来。根据研究需要，对数据做出如下说明：（1）金融企业的财报结构较为特殊，因此剔除金融类企业；（2）剔除数据不完整、或存在＊ST、ST的样本，筛选后共得到1980个观察值。为保证结果准确性，连续变量采用1%水平的Winsorize处理。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企业绩效。参考夏梅妍（2022）等人研究，企业绩效以总资产收益率进行衡量。

2.解释变量：成本费用反粘性。考虑到企业成本费用反粘性需要大量数据进行计算，本文借鉴侯雪筠（2021）做法，采用Weiss模型直接测度企业的成本费用反粘性。

其中， 表示第i家企业第t年的成本费用反粘性程度，数值越大成本费用反粘性程度越高。a为四个连续季度中业务量下降的最近一季度；b代表同期业务量上升的最近一季度。△cost是季度成本费用差值，△rev为营业收入之差。

3.控制变量。通过参考侯晓红(2019)、段言(2020)、夏梅妍(2022)等人的实证研究，本文控制以下相关变量：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董事会规模、两职合一、成长性、股权集中度、资产周转率、研发投入。具体变量定义及计算方法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

（三）模型构建

本文设计如下模型以检验成本费用反粘性与企业绩效是否存在倒U型关系：

如果Si,t的系数β1显著为正，S2i,t的系数β2显著为负，则假设1得到证据支持。在此基础上，根据企业产权性质的差异分别进行回归。若非国有企业组对应S2i,t回归系数绝对值大于国有企业，则假设2通过验证。

四、实证检验

通过实证模型检验本文所提出假设的合理性，通过统计特征的描述和相关性报告说明成本费用反粘性对上市企业绩效的影响，运用回归分析模型进一步验证成本费用反粘性与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绩效的关系。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如表2可知，企业绩效的最大值为0.234，最小值为-0.168，说明上市企业的绩效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平均值为0.045，中位数为0.034，标准差为0.061，总体来看上市企业的绩效分布较为均衡，需要从整体提高盈利能力。成本费用反粘性的最大值是6.592，最小值是0.003，差异显著，说明成本费用反粘性在不同上市企业中具有极大差异。对于企业规模这一数量级较大的变量，为降低样本数据间的极差，减缓数据波动趋势，本文依例对其进行自然对数处理。资产负债率最大值为1.394，最小值为0.012，平均值为0.523。一般而言，合理的企业负债率处于0.4-0.6之间。可以发现，尽管部分企业资产负债率越过了1的门限值，资不抵债，存在较大财务风险，但总体来看，我国上市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属于适宜水平。两职合一的均值为0.265，表明26.5%的企业董事长与总经理为同一人。成长性最大值为310.9，最小值为-1.559，表明上市企业成长能力有着巨大差别。股权集中度表明样本上市企业中最大股东持股比例最高可达88.11%，最低仅有3.60%，差异较大。资产周转率最小值为0.001，最大值为0.036，均值为0.009，表明样本中企业资产利用率总体水平偏低，对应资产周转速度较慢。研发投入最大值为0.169，最小值为0.028，表明大部分企业研发投入仍较低，需要更加积极参与到创新研发活动中去。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二）相关性分析

表3为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结果。如表所示，成本费用反粘性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成本费用反粘性对企业绩效有着较强影响，但还无法确定影响是否呈线性相关关系，需要通过回归分析进一步证明。控制变量层面，除董事会规模同企业绩效之间相关性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外，其他变量同企业绩效之间皆存在或正或负的关系，且在1%水平上显著。总体来讲，主要变量之间均有着较强的相关性。

表3 变量相关性分析

（三）回归结果分析

表4报告了成本费用反粘性与企业绩效的检验结果。在回归1中，成本费用反粘性对应回归系数为0.562，其平方项系数为-0.367，二者均通过了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该结果说明在不考虑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成本费用反粘性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倒U型关系的拐点（-β1/2β2）为0.77。回归2中，继续加入一系列影响企业绩效的变量，成本费用反粘性的系数为0.296，依旧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且S的平方项S2系数为-0.157，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成本费用反粘性与企业绩效之间确实存在倒U型关系。根据倒U型关系自身特点可得出对应拐点为0.94。这与假说1解释一致。

表4 成本费用反粘性与企业绩效检验

为观察成本费用反粘性与绩效的关系是否会因为产权性质差异而有所区别，将样本分为国有及非国有两组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可以发现，两组样本中，成本费用反粘性与企业绩效之间均存在倒U型关系。非国有企业中倒U型关系的顶点为1.28，国有企业中倒U型关系的顶点为0.97，且非国有企业成本费用反粘性与绩效之间的倒U型关系更为显著。这说明，要推动非国有企业深化改革，提升企业发展绩效，应该重视成本费用管理。非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不仅仅是加强自身在经营、研发方面的成本管理，更重要的是在融资、税费、金融机构等多个方面对成本管理机制进行优化。在达到临界值之后，成本费用反粘性提升，企业绩效随之下降，这种绩效减少在非国有企业更为明显，说明非国有企业应注意将成本费用反粘性维持在适宜范围内，合理利用成本费用反粘性提升企业绩效，充分发挥成本费用反粘性对企业绩效的治理作用。

表5 不同所有制企业成本费用反粘性与企业绩效检验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伴随中国结构性改革的逐步实施，企业对成本控制管理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成本费用反粘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趋于显著。本文以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成本费用反粘性对企业绩效的作用。结论如下：

1.成本费用反粘性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非线性倒U型关系。当成本费用反粘性在临界值之前，成本费用反粘性与企业绩效正相关；超过临界点后，成本费用反粘性将负向影响企业绩效。费用粘性本质上是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占用剩余资源从而对企业绩效造成影响。适度的成本费用反粘性能够促进企业绩效提升，当成本费用反粘性超过临界值之后，会对企业绩效造成消极影响，减低资源配置效率，过多占用企业剩余资源而未能为企业创造价值。

2.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倒U型曲线关系更为显著。非国有企业中成本费用反粘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相较于国有企业更明显，原因可能在于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创新投入没有非国有企业大，而创新投入能够缓解费用粘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此外，国有企业需要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且一定程度上受政府干预较多。有研究证明政府干预会对企业成本费用粘性有所影响（葛永盛等，2022）。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成本控制管理与企业绩效相关的文献，为我国上市企业合理进行成本管理提供可参考的建议。

（二）具体建议

1.选择合适竞争战略，提升成本管理水平。竞争战略的选择影响企业资源配置，进而影响企业成本管理。对任何企业而言，降低成本和合理配置企业资源对企业绩效至关重要，因此成本管理水平同企业绩效密切相关。合适的竞争战略能够帮助企业充分利用其拥有的资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加企业资源获益价值。高水平的成本管理能够将成本费用反粘性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从而使企业获得最佳绩效。然而现实情况是众多企业并不具备科学的成本管理机制。诸如会计科目设定不合理，部分特殊性成本费用开支难计算等问题大量存在。所以，企业有必要不断优化自身成本管理水平，通过设定合理成本分配方法，强化管理层专业素质培育等方式，提高成本核算准确性并提升成本管理工作的时效性。另外，通过对控制变量的分析可以发现，研发投入过高非但不会提升企业绩效，反而会导致过低的成本费用反粘性对企业绩效造成二次打击。因此，在企业成本管理过程中，需综合考虑创新投入收益性，提高决策效率，降低投资风险。

2.健全管理层监督机制，完善企业决策机制。上市企业管理层是成本管理的策略制定者和首要执行者。企业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时，面对业务量的降低管理者可能为了利己之策拒绝下调成本费用，维持其掌控的资源。提高企业绩效，不仅需要管理层在宏观层面上掌握成本费用变更情况，还需要其对各类型成本进行细分管控。在实际经营过程中，管理者在管控成本时很容易产生自利行为，特别是在成本属于酌量性费用项目情形下。鉴于此，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需要不断完善公司机制，以健全的监督机制强化对于管理层的考核。股东大会要持续监督管理层的行为，针对管理层在职消费、投资决策等行为设立细分化的监督体系，多维度、全流程进行不定期考评，完善企业决策机制，以防管理者侵占企业资源等行为，从源头减少管理层自利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将成本费用反粘性水平纳入管理层考核的参考指标，驱使管理层在决策时充分考虑费用反粘性，通过有效调配资源等方式，快速调整自身经营方式，优化企业成本管理水平。

3.稳步推进去除企业无效产能工作，内部管理实行问责机制。从产生机理上来看，催生成本费用反粘性的主要因素是产能利用程度过低。而过高的成本费用反粘性会对企业绩效造成一定损害，压缩企业绩效的提升空间。所以，企业需不断推进结构转型升级，稳步去除无效产能。一方面，严格控制产能置换与项目备案，定期核查生产中的产能预留情况并依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控。对于已经在企业内部存在多年的冗余“资源”，快速进行转化与处理。另一方面，在企业内部实行问责机制，当发生因管理者自利行为引发过高成本费用反粘性时，严格进行惩处。与此同时，将每一年的无效产能比作为影响奖金或股份激励的重要参考指标，奖励能够合理控制产能的管理者或者项目组。

4.监控市场需求动态，及时调整企业产品生产量与供给量。市场需求变化直接影响企业的订单量与资源配置规划。企业要紧密关注市场需求变化，对市场需求做出合理预测，并预测短期内企业订单量变化与成本费用预算。根据短时间内订单量的降低或增加情况，及时调整原材料的用量，降低产能，合理调配人力资源，减少库存堆积和一切相关费用的支出，从根本上减少资源冗余及资源不合理分配造成的使用效率低下。这就要求企业管理者对市场变化趋势足够敏感，考验企业管理者的综合能力。因此可以加强高层管理者有关成本费用控制等知识的学习与培训，提升管理者的决策能力，并且通过塑造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去减少管理者自利行为发生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