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南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委员会，北京 100009）

一、组建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共中央开始着手在台湾建立党组织。

这时期，周恩来派人到台湾调查研究，为在台湾建立党组织做准备。他通过当时在中共南方局的许涤新向即将赴台的台籍中共党员李纯青转达了一项政治任务，“去台湾找过去的老台共及进步人士说明国民党的专制腐败，指出三青团是特务组织，说明我们党及进步势力的情况和政策主张”［1］164。当时，台湾的革命力量对国民政府不了解，岛内许多进步人士加入国民党的三民主义青年团。

1945年10月5日，李纯青以《大公报》 记者身份，随台湾省长官公署前进指挥所人员，搭乘美国运输机，从重庆飞往台湾，秘密以中共名义与谢雪红、杨克煌、王万得、苏新、潘钦信、萧友三（萧来福）等台共成员接触。李纯青向他们介绍了三青团在大陆的情况，使他们认清了大陆的政治形势，了解了中共的政治主张，促进了双方沟通。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任命蔡孝乾为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 （简称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曾用名蔡乾，1908年出生于台湾省彰化县花坛乡，是当时唯一有红军资历的台湾干部。1945年9月，蔡孝乾由延安出发，到达江苏淮安，同在华中局工作的台湾省籍干部张志忠等人会合，再分批到上海，与中共党员、台湾省旅沪同乡会会长李伟光接洽。

据李伟光回忆：“1945年11月下旬，张志忠带着台湾文协的老朋友蔡乾的介绍信，从新四军出来，到上海来找我。年底，蔡乾也到了上海。我安排他们两人住在我疗养院。”［2］在这期间，蔡孝乾介绍张执一 （中共上海局文化、工商统战委员会书记）和李伟光联系。从此，张执一直接领导李伟光在上海的地下党工作，台湾省旅沪同乡会成为中共上海局与台湾省工委的联络站。1946年3月，李伟光设法送张志忠等人回台湾工作。

张志忠首先找到厦门集美学校的同学王天强，然后到台北找林良材，开展台湾省工委的组建工作。经过王天强的引见，张志忠找到了谢雪红。在此之前，谢雪红等人尚不了解中共在台湾的建党方针及组织形式，酝酿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委员会筹备会” （简称“筹备会”）。1946年6月17日，在台北廖瑞发家举行了中国共产党台湾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委员会筹备会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筹备会即时解散，其组织和成员均接受台湾省工委的领导。张志忠吸收谢富、蔡伯勋、杨克煌等原筹备会成员为中共党员。

1946年7月，蔡孝乾回到台湾，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在台北正式成立，蔡孝乾任书记，直接领导“台湾学生工委会” “基隆市工委会” “台湾省山地工委会” “台湾邮电职工工委会” “兰阳地区工委会” “台北市工委会” “北峰地区工委会” 等机构工作。先后并以陈泽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领导台南、高雄、屏东等地区工作。洪幼樵任委员兼宣传部长，领导台中、南投等地区工作。张志忠任委员兼武工部长，领导海山、桃园、新竹等地区工作（后交由陈福星领导）［3］。

二、介入谈判战线

1947年2月28日，台湾省台北市人民为反抗国民党当局的暴政、抗议军警枪杀市民，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台湾各地人民纷起响应，夺取武器，举行起义，使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政权陷入瘫痪［4］。

1947年3月1日上午10 时，台北市参议会邀请国民参政员、制宪国大代表及省参议员在中山堂召开紧急会议，决议成立“缉烟血案调查委员会”，派代表向陈仪提出：解除戒严令及释放被拘民众等五项要求。陈仪表示“凡有关台胞之福利意见无不接受”，派民政处处长周一鹗、交通处处长任显群、工矿处处长包可永、农林处处长赵连芳、警务处处长胡福相等5 人代表政府，与台北市参议员、省参议员、国民参议员、国大代表等合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 （简称“处委会”）。

“处委会” 成立后，选王添灯 （《自由报》 社长）为宣传组组长，林宗贤、张晴川、林日高 （老台共）为委员，任务是每天会后公布当天 “处委会” 的新闻，必要时到电台向全省广播。“处委会”扩大后，官方代表不参加会，“处委会” 成员越来越复杂，也有政治野心家、特务以及流氓等。“处委会” 成为台湾人民各种政治力量与国民党统治政权进行政治斗争的场所。在这场复杂、激烈的斗争中，王添灯沉着应对，排解众议，提出令人信服的政治改革意见，每天发布 “处委会” 新闻，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5］158。

苏新在《王添灯先生事略》 一文中指出，“处委会” 宣传组长王添灯与委员林日高完全按照台湾省工委的方针、指示进行斗争，他们通过台湾地下党与蔡孝乾保持着密切联系。苏新进一步指出，他与潘钦信（老台共）、萧友三（老台共）、蔡子民等《自由报》 同仁组成王添灯和林日高的参谋部，为王添灯准备发言、提案和广播稿等，遇到重大问题或意思不甚一致时候，都经联络员萧友三请示廖瑞发，再由廖瑞发 （老台共）请示蔡孝乾；参谋部主要任务是阻止 “处委会” 的妥协行为，利用王添灯的地位进行公开宣传，暴露国民党的专制腐败，引起全省人民注意，以推动各地斗争。

据蔡子民回忆：在这期间，我记忆最深，值得记录的是关于 《“二·二八” 事件处理大纲》 的起草和提出。因为五日的 “处委会” 通过的 《政治改革草案》 八条，内容过于简单，会议推举王添灯起草具体方案。王添灯回来后，叫潘钦信、萧友三和我尽快草拟。于是，六日我们三人在《自由报》办公室，将 “处委会” 得到的对事件的处理意见，综合起来加以研究讨论，由潘执笔，草拟了 《处理大纲》……最后，由阿荣誊写三份。傍晚，一面交给王添灯，一面由萧友三找地下党负责人。据萧说，负责人表示，时间紧迫，来不及开会讨论，就这样提出去［5］158。

王添灯是 《自由报》 的社长，报社主要由台籍中共党员、老台共及进步人士组成。此外，台湾省工委还秘密成立了新闻记者小组，成员徐渊琛、孙万枝都是 《自由报》 的记者，蔡孝乾直接领导这个新闻小组。由此可见，“二·二八” 事件期间，台湾省工委通过由《自由报》 同仁和老台共组成的参谋团队，通过王添灯表达了政治主张。

三、开展武装斗争

在 “处委会” 与国民党当局进行激烈斗争的同时，台湾省工委积极发动和组织民众开展武装斗争。在此期间，台湾省工委领导的武装力量主要集中在中南部，即张志忠在嘉义领导的 “台湾民主联军” 和谢雪红在台中领导的“二七部队”。

1947年3月2日，张志忠在嘉义领导武装起义，他通过在嘉义电台职员中建立的一个以黄文辉为核心的外围组织，立即将嘉南地区广大城乡自发的武装群众组织起来，统筹指挥。其中，台南地区由旧农组的李妈兜负责；斗六地区由 “台湾游击战” 创始人之一的陈纂地负责；嘉义地区由许分负责，组成“台湾民主联军”［6］。3月3日，张志忠领导的“台湾民主联军” 参加嘉义市街战。

在激烈战事中，张志忠曾分赴台北、台中两地部署武装工作。3月4日，他赶到台北桃园，与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就在全岛开展武装斗争方针进行总体谋划。据台湾解密档案记载，张、蔡二人确定了如下武装斗争方针：

（1）民众已有武装及控制若干地区，国民党统治已崩溃，虽能增援，惟欲恢复统治，实非易事，尤其乡村绝难控制，决定党在台湾的工作，应以武装活动为主。

（2）控制武装，并以既得武器为基础，加强中南部的武装斗争，以期建立中、南部的武装活动基地。

（3）尽量动员青年到台中去，并加强领导，迅速形成中南部的指挥核心，及建立指挥部。

（4）以自治联军名义统一组织各地武装。

（5）建立通讯联络［7］48。

从内容看，台湾省工委决定以武装斗争为主，规划建立中、南部武装活动基地，并计划在中部建立武装斗争指挥部。

武装斗争方针制定后，台湾省工委立即实施台北武装起义计划。台北缺乏武器，国民党的兵力又比较集中，武装起义不容易。李中志是台湾省工委指派的台北地区武装起义总指挥，他积极组织学生开展武装斗争，把动员而来的学生编组为三个大队。其中，第一大队在建国中学集结，由陈炳基带队；第二大队在师范学院集结，由郭琇琮指挥；第三大队在台大集结，由李中志指挥。李中志同时也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副总指挥是郭琇琮。

他们的作战计划是这样的：3月5日凌晨两点，先由第三大队带着乌来的高山族同胞，攻打戒备较松的景尾军火库；然后，第一大队与第二大队会攻戒备较严的马场町军火库；各队取得充分的武装后，再分头负责攻取市内所有的军、警、宪武装据点；拂晓时，各队一起进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

3月4日晚，由陈炳基领导的第一大队的学生在建国中学集结待命，准备攻取陆军医院的军械库，夺取武装后再进攻警察大队和宪兵队。那晚，下着大雨，虽然没有拿到武器，但队员们斗志昂扬，个个手持铁棒、木刀、木棍等武器，摩拳擦掌，准备与反动武装决一死战。但原定桃园方面的武器供给始终没有来，也迟迟等不到凌晨三点开始行动的信号弹。由于国民党军队对学生的武装行动有所察觉，以及缺乏武器弹药等原因，导致这次武装起义计划流产。台籍中共党员吴克泰回忆：“3月4日晚上，老陈 （即蔡孝乾，笔者注）来告诉我，台北的武装起义计划在当天午夜后发动，到时候你们可以听到枪声。起义队伍要占领兵营和长官公署……我们的武装起义在发动前被国民党所察觉，工人、农民、学生的队伍又极度缺乏武器弹药，而且同乌来的山地同胞的联系也出了问题，终于在凌晨下令解散了。”［1］213

在台中，谢雪红、杨克煌等人领导台中人民包围警察局、专卖局，活捉县长刘存忠，进攻敌军据点，收缴了一批武器弹药，并挑选青壮年组成武装队伍。3月3日，谢雪红组织成立“中部地区治安委员会作战本部”，并任总指挥。当日晚上，谢雪红向各地广播，报告台中市的战果。事发当时，虽然党员相互之间暂时失去了联系，但是广播却成为沟通信息的重要管道。党组织收到了谢雪红借助广播媒介传递的台中消息。

在台北确定武装斗争方针后，3月5日，张志忠立即赶赴台中，联络谢雪红与杨克煌，掌握了台中的武装力量状况，肯定谢雪红在台中武装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并表示会在适当时候考虑亲自领导台中武装斗争。张志忠整合台中、嘉义武装力量的考量，与台湾地下党先前确定以中南部为主开展武装斗争、统一领导武装队伍的计划是相吻合的。谢雪红接到张志忠要求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的最新指示后，于3月6日组建 “二七部队”，钟逸人、周明先后任队长，陈明忠任突击队队长。

1947年3月8日，蔡孝乾抵台中，在大华酒家与谢雪红会面。蔡孝乾告诉谢雪红：“我们决定最近要召开一个全省武装力量的会议，成立一个全省的武装领导机构，你们也要准备参加……局势变化时，二七部队就转移到埔里山里去。”［7］553月8日至12日，蔡孝乾负责召集军事联合指挥部的会议，各地干部陆续抵达台中，至3月11日已有50 余人，但张志忠尚未赶到，而敌人已迫近市区，统一指挥部未能成立，当晚蔡孝乾通知谢雪红立即离开台中。3月12日上午，蔡孝乾约见杨克煌、谢雪红，商定撤退埔里的步骤及联系办法。谢雪红根据蔡孝乾指示，率 “二七部队” 退往埔里。不久，谢雪红、杨克煌接到中共联络员谢富传达的台工委指示：谢雪红、杨克煌二人处境非常危险，应立即隐藏起来。3月15日，国民党军队大举围攻埔里。“二七部队” 与敌人在日月潭、乌牛湳展开了惨烈的战斗，终因武器弹药无法补给，又两路受敌，寡不敌众，“二七部队” 被迫于3月16日宣布自动解散，结束了中部地区的武装斗争。起义失败后，谢雪红等人在海军大尉蔡懋棠的帮助下，从台湾南部的左营乘巡逻艇到达厦门。

张志忠率领的民主联军在嘉义开展了激烈的武装斗争，最终遭遇强大的国民党军队，民主联军损失惨重，几近全军覆没。驻小梅的简吉、陈纂地、张信义等人带领幸存力量退往深山，准备建立武装基地，以筹划再起［7］49。

中共中央曾利用各种渠道向台湾省工委发出重要指示。1947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解放日报》 发表社论《台湾自治运动》，指出“我们要告诉台湾同胞，你们以和平方法争取自治，和在蒋介石武装进攻之下，采取武装自卫的手段，我们对此是完全同情的。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解放区军民必定以自己的奋斗来声援你们，帮助你们”。中共中央支持台湾人民的抗争运动，同时也是对台湾省工委传达了坚持武装斗争的重要指示。

在“二·二八” 事件中，台湾省工委从事件初期积极介入、坚持斗争，到事件后期暂时隐蔽、保存实力，这是台湾省工委根据敌我力量对比和斗争需要所作出的必要调整，符合并执行了中共中央指示。在全省各地的武装斗争，由于未能统一指挥和密切配合，导致起义失败，但党组织没有暴露，个别党员牺牲。

四、发动宣传攻势

“二·二八” 事件后，国民党歪曲事实真相，而美国政府利用“二·二八” 事件造成的裂痕，操纵廖文毅等人，企图谋求联合国托管台湾，实现“台湾独立”。对此，台湾省工委利用各种渠道，在岛内外积极开展宣传，介绍“二·二八” 事件真相。

蔡孝乾指示前往台湾省旅沪同乡会的吴克泰，多写文章进行宣传。吴克泰回忆：“我同他（即蔡孝乾，笔者注）说，党内停止了活动，报馆被封了，现在又被通缉，不仅不能去台大上课，也不能在社会上找工作，该怎么办？ 林昆插话说，那你到上海来吧，周文和走后上海同乡会正缺一个可靠的人来当总干事呢。老陈当场表示同意，并交代我去上海后要多写文章，介绍‘二·二八’ 真相，以解除国民党宣传造成的误解。”［1］221

吴克泰到上海后，以台湾省旅沪同乡会总干事的身份作掩护，广泛收集“二·二八” 事件相关资料，就台湾人民的奋斗历史及 “二·二八” 发生的深层原因，撰写题为 《台湾政治运动的由来与内幕》 的文章，以“余景文” 为化名，发表在具有一定影响的《时与文》 周刊杂志上。

李伟光作为台湾省工委联络站的负责人，召集吴克泰、周青、蔡子民、林云、陈炳基、江浓等台湾进步青年，讨论台湾问题，每周召开一次讨论会。1947年7月，在李伟光的提议下，他们编印秘密刊物《前进》 杂志。第一期由吴克泰主编，李伟光写了一篇与“二·二八” 有关的人和事。吴克泰写了针对当时“二·二八” 被镇压后台湾人民各种思想情绪的分析文章——《台湾何处去》。第一期印了几百份，由李伟光的女儿李玲虹秘密带到台湾，《台湾何处去》 这篇文章很受欢迎。据李玲虹回忆：“第一期编印出后，我正好要回台湾探亲，父亲叫我将该刊物小心带回家，说到时会有人来取。我回台北后，有一位头带斗笠的先生来取走《前进》 刊物，后来才知道他是地下党的同志。”［8］到了年底，台湾省工委通知停办，因为杂志是在上海办的，再送回台湾，容易暴露。于是，《前进》 杂志编印四期停办。

“二·二八” 事件发生后，在李伟光的建议下，杜长庚、江浓等台湾省升学内地大学公费生组成“台湾省升学内地大学公费生巡回演讲团” 到台湾各地演讲，杜长庚任团长，实际由江浓（中共地下党员）指挥，成员有刘守文、刘碧堂、胡连城、陈泽灸、许梦雄（徐萌山）、郑鸿池（郑坚）等。他们利用暑假在桃园、新竹、台中、彰化、嘉义、斗六、台南等地开展了演讲会。在台湾省工委的暗中支持下，他们向台湾青年朋友介绍大陆蓬勃发展的民主运动情况，指出台湾人民的民主运动同大陆人民的民主运动是密切相联系的，台湾“二·二八” 斗争是中国新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还介绍了祖国光明前景，歌唱《团结就是力量》《黄河大合唱》 等革命歌曲。每场都收到很好的反响，新竹一场演讲有近千人到会。

五、台盟积极配合台湾省工委开展斗争

1947年11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支持和指导下，谢雪红、杨克煌、苏新等人在香港创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并公布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纲领草案》《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规程草案》，发布《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筹备会时局口号》 及《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筹备会第一次会员代表会文告》 等相关文件。“打倒独裁专政，实行人民民主制度！”“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美军退出中国去！”“拥护开罗会议公报，波茨坦宣言，反对国际托治！” 等时局口号充分反映了台盟反对国民党专制腐败统治，反对“联合国托管论” 的政治态度。

当时台盟的主要任务是：（一）以香港为据点，向台湾宣传国内外形势，特别是国内革命情况。（二）以香港为据点，向国外或大陆揭露蒋匪压迫和剥削台湾人民的情况。（三）利用香港的报纸公开反对托管运动和美帝侵略台湾的阴谋。（四）把在大陆和国外的台胞联系起来［9］。1948年6月，中共上海局在香港召开了对台工作会议，总结“二·二八” 事件，全面检讨在台湾的各项工作。会议由上海局书记刘晓主持，章汉夫记录。蔡孝乾、张志忠、洪幼樵、谢雪红、李伟光等参加了会议。会议指出台盟的任务是配合台湾省地下党的工作，作公开宣传号召工作。一是向国内外宣传台湾的情况；二是向台湾人民介绍当前革命的情况；三是联系旅外台胞，扩大政治影响；四是对分离运动阴谋进行揭露打击等。

台盟成立以后，利用各种机会，积极进行宣传，配合台湾省工委开展斗争。1948年2月28日，台盟在香港召开在港台胞纪念“二·二八” 起义周年座谈会，并在请《华商报》 刊发纪念“二·二八”周年特刊 《台湾二月革命周年特辑》，在港各界人士纷纷发表文章，热情歌颂了台湾人民不畏强暴、争取民主自由和坚决反对国民党专制腐败统治的革命斗争精神。

1949年1月，在台湾各地出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代表团、台湾民主自治委员会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之略）、台湾工务员立功委员会三个团体联合发出的文告，文告指出：“台湾也是中国的一省，台湾人民也是中华民族的一环，她不容许被那些‘独立’ ‘托管’ 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下被侵略及分割……”［10］1949年2月28日，“二·二八” 事件两周年之际，李纯青在《华商报》发表文章《石狮子嘴里的石球——台湾》。文章指出：“若把石狮比作中国，它嘴里衔着那个石球可比台湾，石球和石狮是同一块石雕琢出来的，虽然石球在狮子嘴里可以转动，但它属于石狮的一部分，是拿不出来的，偷不走的。”［7］97-98

1949年9月3日，台盟总部发表《谢雪红主席反对美帝国主义吞并台湾的声明》。谢雪红在声明中指出：“美帝国主义侵占台湾的阴谋一定要失败的......台湾人民将与全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在一起，坚决肃清台湾的国民党匪帮残余并驱逐美帝国主义在台湾的侵略势力，为建设人民民主的新台湾和新中国而努力。”

经过广泛宣传，越来越多的台湾进步青年对国民党腐败统治逐渐失望，转而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据陈明忠回忆：“当时很多台湾青年都是在‘二·二八’ 后，从白色祖国转向红色祖国，开始左倾的。”［11］“二·二八” 亲历者林书扬说：“当时年轻人对于白色祖国失望、绝望了，转向红色祖国，面对红色祖国这样的心理转换，是二·二八事变之后的一个后果，也是一个事实。”

在“二·二八” 事件中，台湾省工委以积极态度介入，重视老台共和台籍进步人士在凝聚岛内民心方面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事件后，台湾省工委更加注重对台湾进步青年的培养和影响，组织发展由谨慎发展转变为积极扩展，使台籍党员成为台湾地下党组织的主体和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