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秋 宇

(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吉姆爷》是约瑟夫·康拉德的名作之一,讲述的是英国大副吉姆的故事。吉姆怀揣着海上历险的英雄梦,却在危急关头与他国船员一起弃船逃生,置八百多名乘客于不顾,但他后来又独自接受审判,最终因该事件在西方世界名誉扫地而无处容身,只得前往东方世界重新开始。自1900年出版以来,《吉姆爷》一直备受关注,相关研究主要从人物形象、叙事艺术和后殖民等角度切入对其进行解读。其实,该小说改编自真实事件,且其中的改写与英国性息息相关。在《吉姆爷》中,康拉德将多名英国船员牵涉其中的弃船事件改编成了一名英国船员与他国船员一起弃船逃生,后来又独自接受审判,最后在异域重获新生的故事。通过改编,英国大副吉姆在危机中犯下了与他国船员一样的罪行,但在面临审判时却又显得与众不同,审判之后更是在异域彰显了作为英国海员及英国绅士的风采,其人生轨迹充分体现了康拉德对英国性问题的思考。部分学者发现该事件取材于真实案例,比较了真实案例与小说之间的共同点,以说明吉姆与真实案例中的人物原型“非常相似”[1],或者论证该小说与“秘密分享者”一样,来源于三个真实事件[2]。但很少有人聚焦于小说与真实案例之间的差别,并深入挖掘作者改编真实案例背后的深层动机,或只将其简单归咎为康拉德是想“探究自己内心对该事件最深切的恐惧”[3],抑或是“刻画主人公吉姆的性格及其面临的困境”[4]45。因此,本文将着重探讨康拉德在《吉姆爷》中对真实事件进行怎样的改写,以及这样的改写与英国性有何关联。

一、 弃船事件与英国性的“生锈”

吉姆弃船逃生后接受法律审判这一事件取材于“圣吉达号”轮船上发生的真实案例。“圣吉达号”是一艘新加坡轮船公司的朝圣船,虽归新加坡商人阿尔萨戈夫所有,但却是在英国注册,且在英国国旗下航行的(1)船只的注册港决定了其国籍,船只需在该国国旗下航行,受该国管理和保护。,船长及大多船员也都是英国人。1880年7月17日,“圣吉达号”开始了从新加坡到槟榔屿和吉达的旅程,行至中途,船只出现漏水迹象,且愈演愈烈,面临沉船危机,船长一行人竟置953名乘客于不顾,集体弃船逃生,还为此编造了一通谎言,但后来被弃船只和逃生船只皆被救起,使得其谎言不攻自破,他们也因此受到了严厉审判。然而,最终判决却只罪及船长一人,包括大副在内的其他船员仅受到批评,并未被施加实质惩罚。康拉德在《吉姆爷》中对该事件作了改编,小说中吉姆成了“帕特纳号”上唯一的英国船员。弃船逃生之后,德国船长为躲避审判再次逃跑,其他未指明具体国籍的欧洲船员则称病躲在医院,英国大副吉姆成了庭审中“唯一能够而且愿意到场的那个”[5]56,最后被判与船长同罪。经过改编,涉及多名英国船员的弃船事件及审判变成了英国大副吉姆先是与他国船员一起弃船逃生,后来又独自接受审判,最终与船长一样被吊销了航海证书的故事,事件在被复杂化的同时,其负面影响也得以弱化,体现着康拉德对英国性问题的追索。

“英国性”一词产生于19世纪初期,由英国学者威廉·泰勒率先提出。英国性的内涵十分丰富,一直广受讨论,许多学者都对此作过自己的阐释。通常认为英国性指的是一种彰显英国人特质的身份,是一种“英国身份认同”[6]。有的学者基于国民性是一国区别于他国的特性这一事实的考虑,提出对于英国人的定义是与非英国人分不开的,认为英国性与其说是一种类别,不如说是一种关系[7],即与他者的关系。在《吉姆爷》中,康拉德正是通过改编真实事件,将英国人吉姆与他国人相对比,来呈现自己对于英国性的思考。

1880年真实事件发生时,举世皆惊。“圣吉达号”的船长一时间成了“恶棍”,船员们则都成了“懦夫”[8],而英国向来以海兴邦,以勇敢、忠诚等航海精神著称,以致在不明真相之前,许多报道断言这定非英国人所为,声称“相信弃‘圣吉达号’与上千乘客于不顾的胆小鬼中没有英国人”[9]。最后证实涉事船只为英国船,舆论再次哗然,“关注点是欧洲人的失败,随着更多的事实传来,确切地说是英国人荣誉的丧失”[10]。在改编时,康拉德同样对这一点作了强调,但是在多国海员的衬托下完成的。危急关头,本应身先士卒的英国海员吉姆与他国海员一起弃船逃生了,一向以忠勇、奉献等为内核的英国商船队精神这一英国性特质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在康拉德看来,英国性似乎与《吉姆爷》中涉事的“帕特纳号”一样,已是“锈迹斑斑”。值得一提的是,真实事件中的“圣吉达号”是建造于1872年,船龄仅八年的新船,康拉德在小说中却将涉事船只变成了一艘“和那些小山一样古老”的“锈迹斑斑”的旧船[5]13,他似乎试图通过涉事船只的“生锈”隐喻弃船行为背后英国商船队精神等英国性特质的衰落。

那么,康拉德心目中的英国商船队精神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他首先强调的是忠于职守、忠于海员传统。海员们“始终如一地响应号召、尽职工作”[11]196,“默默无闻地面对风险,绝对忠实于他们的传统”[11]196。他们忠诚于自己的职业与国家,甘于奉献。而这样的忠诚来源于海员们的责任感,即他们的爱国观念、宗教意识和社会意识三者的无意识的复合物[11]191。同时,“这种在航海业中产生的不可思议的传统要求海员群体团结一致,因为他们从事的是一个非得相互依赖不可的职业”[11]183。完成一个个艰苦卓绝的任务需要大家一起团结奋进,如此方能披荆斩棘,克服艰难险阻。

然而,在康拉德看来,这样的优良传统只存在于帆船时代,随着科技的发展及蒸汽时代的到来,轮船取代了帆船,英国商船队精神也随之没落。在康拉德眼中,人工操纵的“帆船意味着手艺,意味着情义”[12]156,“代表了康拉德最仰慕的人性、社会和道德的载体”[12]158,蒸汽驱动的轮船则是对这种传统的背离、挑战和破坏。事实上,康拉德对于科技的进步力量一直都持怀疑态度,他在多部小说中都曾对在东方世界中出现的代表西方工业文明的事物作过批判,如铁路、锅炉等,但他书写最多的还是对轮船的感受。在《文学与人生札记》中,康拉德更是明确表达了对轮船的厌恶之情:“现在的蒸汽货船已经到达了功利和丑陋的巅峰。一想到这就是人类聪明才智的产物,不禁让人感到一阵绝望的恐惧。这些沉闷无趣的创造物在海洋上看起来比在港湾里更加丑陋,而且还增添了几分滑稽可笑的色彩”[11]161。而无论是在真实事件还是在《吉姆爷》中,弃船事件发生时涉及的船只都是轮船。康拉德刻画了与他国海员一起弃船逃生的英国大副吉姆这一形象,反映了蒸汽时代海员精神普遍衰落的现状,他似乎在引导我们思考,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英国大副吉姆作出了与他国海员同样的选择,他确实没有忠于自己的职业,但是谁又能够呢?

正因为时代风貌如此,当施救船只的船长把“帕特纳号”交给“港口当局”时,后者根本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它在平静中被接收了,平静得让他吃惊”[5]141,就好像每天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因此康拉德对英国性的书写首先是将其置于当时的社会语境中进行的。在他看来,蒸汽时代下海员精神已几近消亡,连英国也未能免俗,值得警惕与深思。

二、 审判与英国性的“抛光”

同时,在《吉姆爷》中,康拉德似乎又通过改编真实案例中与审判相关的情节,对衰落的英国性进行了修正,即对“生锈”的英国性进行了“抛光”(2)本意是指将金属表面的锈迹除去,使其变得光亮、平整,以备重新粉刷或上漆,本文中以此喻指康拉德对衰落的英国性所做的修正。,“抛光”后锈渍渐渐褪去,英国性得以重现。在真实案例中,弃船逃生之后涉事的多名英国船员及他国船员皆出庭受审了,但在小说中,他国船员在面临审判时再次选择了逃避,只有英国大副吉姆深知自己的罪行且悔愧交加,主动接受审判。在这一小说的关键情节中,不同于他国船员,吉姆深刻意识到了自己对英国商船队精神的背离,因而主动悔罪,“生锈”的英国性经过“抛光”,再度显现。此外,这样的“抛光”还体现在康拉德对法庭的判决和案件审理所作的改编中。小说中吉姆和德国船长一起受到了吊销证书的惩罚,但真实事件中却只有船长被判吊销证书三年,其他船员仅受到批评,这一判决曾引起极大争议和广泛讨论。大家普遍认为这样的判决,尤其是对船长的判决太轻,认为“船长的证书应该被永久吊销”[13],因此改编后的判决似乎更加符合公众期待。而小说中对大副吉姆吊销证书的判决同样也是众望所归。很多学者认为吉姆就是康拉德以真实事件中的大副威廉姆斯为原型塑造的人物。威廉姆斯供认自己曾因认为船长及其妻子有生命危险,教唆船长弃船,并将其推入救生船,他自己则是被乘客推入水中,后来被船长救起的。评审员虽然相信大副确实是被推下水的,但与公众一样认为由于教唆船长弃船,他同样应该被吊销证书[14]。不过法庭最终决定对大副不予定罪,只对其进行谴责。因为考虑到大副对船只安全只负次要责任,就算大副教唆,也不能成为船长弃船的理由。

既然要追责,自然还要涉及事故起因。据调查,真实事件中的事故起因是“圣吉达号”的锅炉没有拴紧,轮船在大海中上下颠簸之后,锅炉失去控制,引发漏水。法庭认为轮机长对此负有主要责任,因为他对锅炉问题不够重视,没能预料到事态发展的严重后果,没有及时采取行之有效的解决措施,船长也缺乏应有的判断力,没能解决该问题[15]。但船长却说自己一发现锅炉有问题,就马上采取了补救措施,只是没什么效果[16]。轮机长也称他和其他锅炉工都已尽到了自己的职责[4]311。真相到底如何已不可知,但对于锅炉问题的忽视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整个事件根本就是一场人祸,英国船员们对此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吉姆爷》中,船长、其他欧洲船员及乘客均未出席审判,整个事件基本上都是通过吉姆一人的回忆来呈现的。小说开篇不久作者其实就对事故原因有了交代,指出“帕特纳号”“和那些小山一样古老,瘦得像只猎犬,锈迹斑斑,连没人要的水罐都不如”[5]13-14,但却在“外壳上好漆、里面粉刷过”[5]14后就又被继续使用了,还搭载了八百多名朝圣者。船只已非常老旧,且满身锈渍,难堪重负,却在粉饰之后继续航行,还严重超载,最后会出事也在情理之中。后来也正是因为船上的隔板变形,铁锈掉落,船员们担心锈蚀的隔板挡不住潮水,才会集体弃船。在小说中,作者似乎在将英国性与“帕特纳号”相比,“生锈”的英国性若像“帕特纳号”一样,只是得到“粉饰”(3)本意是指用油漆等物粉刷物件表面,以使其焕然一新,本文中以此喻指康拉德在修正衰落的英国性之后,对其所进行的改写。,而非真正的“抛光”,就会面临与该船类似的结局。

法庭最后经过调查也宣布“帕特纳号”各方面的状况都不好,不太能胜任这次航行,但认为截至出事时,对该船的操作都是恰当的,只是可能碰上了漂浮物,导致船只漏水。如此一来,事故原因便从主观转为了客观,船本身的问题一开始就为整个航行埋下了隐患,加之碰上漂浮物这一偶然因素,客观原因就成了事故主因。而就算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与英国人没有关系,因为“帕特纳号”的主人是中国人,被包租给了一个阿拉伯人,其船长是德国人,该船本身与英国人毫无瓜葛。此外,英国大副吉姆并未在船长弃船过程中发挥任何作用,也没有参与弃船行动,错只错在和其他欧洲船员一起跳进救生船逃生了,性质远没有原事件严重。虽然有错,但在其他人的衬托之下,似乎也无足轻重,不值一提了。通过改编,吉姆的罪行减轻了,判决却加重了。改编之后,吉姆成了与英国无关的涉事船只上唯一的英国船员,而且只充当大副的角色,弃船从英国人的群体事件变成了多国船员牵涉其中的国际事件、个人事件,康拉德无疑对真实事件进行了美化。加重对吉姆的判决一方面是对此类行为的警示,同时也是对忠于职守这一海员精神的强调,表明康拉德本人及其他英国人对违背这一信条的行为零容忍的态度。大副吉姆罪行减轻了不少,且事后及时悔悟,在其他人都选择逃避的情况下独自出庭受审,似乎进一步说明这样的精神只是“生了锈”,经过“抛光”仍然能得以重现。

再者,除了英国海员之外,吉姆还有另一个身份,即英国绅士。首先,从外形上看,吉姆就俨然是一位英国绅士。他“体格健壮”[5]3、仪表堂堂[5]40,且很爱干净,经常“从头到脚穿得一身雪白”[5]3。同时,他总是面带微笑,举止从容,彬彬有礼,还很注意维护自己的尊严和体面。难得的是,即便是在受审时,吉姆也保持着英国绅士的风度,他高高地站在受审席上,声音洪亮,坐下时“人很端正,神情极其专注”[5]160。通过康拉德的勾勒,一个落魄时仍然胸怀坦荡、高大威武、鹤立鸡群的英国绅士形象跃然纸上。从外形来看,吉姆无疑是合格的英国绅士,但其弃船行为却极大地违背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绅士的标准,即“道德意识强,性格坚韧,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男子气概”[17],使得这一英国性特质蒙尘了。然而,他后来独自受审,忍受让他“发烧的耻辱”,还有那戳得他发痛的“聚精会神的目光”[5]28,又使英国绅士精神得到了“抛光”。

就这样,通过对与审判相关的情节进行改编和创作,康拉德完成了对“生锈”的英国性的“抛光”。与面临审判时再次逃跑的他国海员和审判时在场的其他人相比,吉姆表现出了较强的道德意识和责任感,以及作为英国海员和英国绅士与众不同的风骨。经过“抛光”之后,英国性得以重见天日。

三、 异域新生与英国性的“粉饰”

然而,在实质性的审判结束之后,这次事件却远没有终结。该事件常常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加上各种新闻报道的渲染,形成了对吉姆的一次次社会审判。这样的审判无疑十分有损英国海员及英国绅士形象,因此一旦有人提及弃船事件,吉姆立刻离开,曾数度放弃大好的工作前景。由于该事件在西方世界尽人皆知,他最后几乎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可见,“抛光”后的英国性仍有生过锈的印记,依旧有失体面,只有再经过“粉饰”,才有希望恢复本来面貌,改写衰落的英国性,而这在吉姆到达东方世界帕图森之后得以完成。

陷入绝境的吉姆在英国船长马洛的帮助下来到了帕图森,崭新的环境给了他掩盖过去,将自己的人生粉刷一新的机会。在那里,他凭借非凡的才干、胆识与智慧,领导当地人成功抵御外敌,挫败了对手的暗杀阴谋并进行了反击,由此建立起了自己的威望,成了“受人爱戴、受人信赖、受人钦佩”的吉姆爷[5]175,大家都无比信任他,把他说的话奉为金科玉律,甚至连生活琐事也会找他决断,对他又敬又爱。而吉姆也主动承担起了对当地人的责任,“谁都不许招惹他的子民”[5]377-378。这样一来,一个讲道义、重责任、坚强勇敢的英国绅士形象便呼之欲出了。后来吉姆以性命为同为白人的海盗布朗担保,后者却恩将仇报,杀死了包括当地头人之子在内的很多人,吉姆更是勇敢地面对自己的错误,明知会有生命危险,仍然登门请罪,为了维护自己的英国海员及绅士形象真的信守承诺付出了生命。

真实事件中的大副威廉姆斯最后确实也去往东方世界,但不过是作为一家船舶商店的店主终老。不同于威廉姆斯终生默默无闻,吉姆在受审后仍锲而不舍地寻求荣誉与尊严的恢复,他试图摆脱过去,驱散阴霾,但直到前往东方世界,他才真正做到了。吉姆到达东方世界之后,他的过去再无人知晓,英国性成功得到了“粉饰”,“锈渍”全消,大放异彩。吉姆确实与他国海员一起弃船逃生了,但他勇敢地独自接受审判,后来又不惜放弃工作,放弃生命,以此守护自己作为英国海员及英国绅士的尊严。作者“一方面使他的行为不具备合法性,另一方面又使他成为一个与其他角色不同的有道德的角色”[1],其实正是在对“生锈”的英国性进行“抛光”乃至“粉饰”。

然而,“粉饰”后英国性是否就能恢复如初、全无问题呢?在《吉姆爷》中,答案是否定的。经过“粉饰”的吉姆及其所代表的英国性在异域虽焕然一新,但熟谙西方世界规则的白人布朗的出现使得其污点再次面临暴露的危险。布朗虽然对于吉姆的历史并不知情,但揣测到他必定与自己一样,是在不可告人的过去驱使下才前往东方世界,并利用这一点成功博取到吉姆的同情和支持,间接导致了他的死亡。吉姆的混血妻子和当地头领等许多人也都曾追问吉姆只身前往帕图森的动机和缘由。吉姆的秘密没有被揭穿,在异域也不会被知晓,但它却成了不能触碰的隐痛,虽已看不到具体形状,却真实存在着,且十分醒目,惹人非议,也随时可能招致风险。在英国性已然“生锈”的情况下,康拉德并未回避“生锈”的事实,因为只有认清事实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生锈”之后的英国性需要“抛光”和“粉饰”。然而,“粉饰”过的英国性虽然锈迹不再,但其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污点,还是不够体面,仍然会带来不安与嘲弄,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杜绝“生锈”现象或使其不再“生锈”。

同时,“生锈”的英国性若只是被“粉饰”,没有经过真正的“抛光”,也是万万不能的。这样一来问题只是被遮蔽了,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就像生锈后没有抛光,只有粉饰的“帕特纳号”一样,即便侥幸逃过一劫,长此以往也难保无虞。生锈的金属若不作抛光,注定腐朽,同样地,“生锈”的英国性若不能尽除锈渍,或只是加以“粉饰”,得不到真正的“抛光”,前途危矣。然而,现实中的英国性当时恰恰处于“生锈”或是“生锈”之后被“粉饰”的状态。通过对真实事件进行改编、书写及再创作,并将英国性与“帕特纳号”相比,康拉德在《吉姆爷》中完成了对“生锈”的英国性进行“抛光”和“粉饰”的过程,其中蕴藏着他对大英帝国未来的殷切希望与忧虑。他选择在真实事件发生(1880年)近二十年后写作与出版《吉姆爷》(1900年),除了与该事件本身持久的争议性有关之外,大概也正是因为在他看来,当时英国性已经到了一个急需“抛光”和“粉饰”的时刻。海员精神与绅士精神是英国性中最有特色的两部分,彼时却生出了许多商榷的空间,锈迹斑斑,令人唏嘘。在《文学与人生札记》中,康拉德曾指出,是“海员们撑起了帝国大厦”[11]202。那么,如果英国海员们变得与他国海员一样平庸,大英帝国又将如何呢?事实上,无论是真实事件发生的1880年,还是《吉姆爷》出版的1900年,大英帝国看似正值巅峰,实则都已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在外美国、德国崛起,与法国、俄国等一起对大英帝国形成挑战,英国逐渐丧失海上霸主及世界工厂地位。在内工业革命的开展虽然使得英国国力大增,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繁荣、进步与革新,但同时也产生了贫富差距大、社会不公、阶级矛盾等诸多问题,这样的状况在《吉姆爷》问世时尤甚。康拉德在小说中对与海员精神和绅士精神等英国性特质相关的事件作此改编,对“生锈”的英国性进行“抛光”和“粉饰”,很有可能是因为感知到了时代变迁给大英帝国带来的重重危机,是为了表达对大英帝国未来的担忧与焦虑。

面对英国商船队精神及绅士精神等英国性特质已经“生锈”的事实,康拉德通过创作《吉姆爷》给出了他心目中理想的解决方案。要想让“生锈”的英国性重放光彩,必须先后对其进行“抛光”和“粉饰”,两个步骤缺一不可。然而,即便“粉饰”完成,英国性仍然不复当初,因此使其不再“生锈”才是长久之计,大英帝国也才能长盛不衰。

四、 结 语

黑格尔曾说过,一个民族“在精神方面最高的成就便是自知……这个最高的成就必须是而且也注定是要去完成的。但是完成之时也就是它解体之日,同时也意味着另一种精神、另一个世界历史中的民族、另一个世界历史纪元的到来”[18]。也就是说,只有当一个民族面临威胁,面对其他民族时,对于其自身民族精神及特质的认识才会出现。大批英国作家及仁人志士对于英国性的思考正是在传统英国商船队精神和绅士精神生出变化,大英帝国内外交困之际进行的。对时局有着清楚认识的康拉德也身处这样的大潮之中,只不过,他坚信高贵的传统一旦产生了,就“再也没有什么能够消灭它的力量。它也许会被贪婪自私的阴云或反抗、恐惧的诡辩逻辑遮蔽一时,但它终究仍然会是被赋予了荣辱力量的不朽准绳”[11]183。正是因为相信这种传统的不朽力量,康拉德才会在《吉姆爷》中对“生锈”的英国商船队精神与绅士精神进行“抛光”和“粉饰”,期待“生锈”的英国性与大英帝国都能重整旗鼓、再展雄风,其中饱含他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殷殷关切。一个国家的国民性与国家的兴旺发展息息相关,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应当被关注、被保护的,以使其永葆生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康拉德对英国性所作的“抛光”和“粉饰”无疑也具有当下意义,值得借鉴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