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振辉

曹树钧教授研究曹禺六十余载，成果累累。如今曹教授已年逾八旬，仍旧笔耕不辍，壮心不已。近年来他对曹禺晚年研究持续发力，先后出版了《曹禺晚年年谱》与《曹禺晚年的艺术世界》两本书，从而将研究视野转向了曹禺在解放后的事迹与成就。曹教授在最近出版的《曹禺晚年的艺术世界》中将其细分为戏剧创作、戏剧教育、艺术管理、艺术理论四个维度，以早年广泛搜集的史料为基础，评述了曹禺晚年的行谊与得失。

笔者认为，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曹教授以丰富的史料以及多维度的视角，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全面而又立体的曹禺，进而奠定并拓展了曹禺研究的新面向。

以往，我们往往聚焦于曹禺在民国时期创作的经典作品《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而将曹禺视为一个剧作家，以各种角度、方法、理论予以检视和分析。往往容易忽视曹禺的生平与其身份对他晚年的影响。曹禺从清华毕业后，主要是以“万先生”的身份从事戏剧教育工作，先后在国立剧专、复旦大学、上海剧校等处任教。大学教授的身份，让曹禺在教学之余，有更多的时间观察人间百态、体验生活，为自己的创作积累素材，进行构思、创作。虽然有抗战时期的颠沛流离，但在“象牙塔”的庇护下，尚能给曹禺维持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写作环境。

新中国成立后，曹禺便不仅仅是单纯的戏剧教育家与剧作家了。曹教授在他的新书中，向我们描摹了一个完整立体的曹禺，即除了剧作家的曹禺外，还有作为戏剧教育家、院团管理者以及社会活动家的曹禺。据曹教授书中记载，除了中央戏剧学院的副院长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外，至“文革”前，曹禺兼任的社会职务就有二十余个。“文革”后更是多达三十余个。这里有人大代表、文联、作协的职务，也有给全国各地评奖的顾问、专业丛书编委会的委员等等。这些兼职、头衔背后，则是无数的文山会海、迎来送往、观剧评议。曹教授细致分析了这些兼职对于曹禺精力与心力的消耗。再加上“文革”及“文革”前的历次运动对他产生的刺激，使得曹禺处于无暇动笔又怯于动笔的尴尬境地。

此外，作为戏剧教育家的曹禺，曹教授在本书中则通过国立剧专学生的回忆以及解放后历次讲座、讲演的记录，还原了曹禺在戏剧教育领域的内容与风貌。尤其是在“剧本分析”的课程中，曹禺对于剧作及场面艺术的开掘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并将课堂当作舞台，凭借他早年所积累的演剧经验展开“沉浸式”教学，寓讲解于惟妙惟肖的表演中，使听课成为学生戏剧审美上的一种享受。不仅于此，曹禺还会参与学生演剧的排演工作，其对于戏剧情境的准确把握以及人物性格的精湛诠释，均令学生真切地感觉到“听君一堂课，胜读十年书”。

在艺术管理方面，曹禺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曹教授以此为核心，基于1992年北京人艺建院40 周年时期相关的文献，来阐述曹禺的艺术管理的理念。北京人艺成立于1952年，44 岁的曹禺正值壮年，他担任北京人艺院长长达44年，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为该院团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建院之初，曹禺、焦菊隐与欧阳山尊等创院领导者就带着对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憧憬与向往，但又注意保持中国的特色；同时把好剧本关与演员关，要求每位团员都要有良好的文学修养与坚定团队协作的意识，进而塑造起良好的院风，使得北京人艺多年来佳作频出，蜚声海内外。此外，在担任人大常委及文联主席时，曹禺也时常利用自己的身份，为中戏及北京人艺的教职工争取应有的福利，为他们谋求一个安稳的工作环境。

在艺术理论方面，曹树钧教授从新中国成立前后，后人对曹禺的讲课回忆及发表的讲课文稿出发，从人物塑造、结构艺术、语言创造三个方面来归纳总结曹禺对于戏剧创作的艺术理论。同时，书中还涉及了曹禺的戏剧评论。由于曹禺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文革”后身处高位，时常要对一些演出发表意见。曹教授也如实地指出了曹禺在当时存在着不少“言不由衷”的评论，但也有不少真知灼见的评论。曹教授从相关文献中选择并系统梳理了曹禺对《于无声处》、《丹心谱》、《决战淮海》、《黑色的石头》、《红楼梦》（电视剧），以及北京人艺1954年版《雷雨》彩排的意见，共六部剧作的评论作为典型加以评述。在曹教授的戏剧评论中不仅折射出曹禺对于戏剧审美的准则，还折射出曹禺鼓励新人、奖掖后进的可贵品质。

在附录方面，曹树钧教授选取了他对曹禺经典剧作《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的研究文章。同时，曹教授还向我们展示了他基于曹禺研究需要所访谈的对象名单，共计108 位。此外，曹教授还系统地向我们展示了他从1962年至今的曹禺研究成果。

曹教授在此书中对曹禺晚年多重身份的剖析与诸种人际往来的展示中，也向我们初步展现了他所置身的戏剧场域中的结构性样态。从而触发笔者思考的问题是：中国现代戏剧史及其学术史在构建时的权力话语对剧作家与剧作的“定位”带来的影响。

曹禺的剧作具有非凡的艺术价值是不可否认的，其在舞台上的生命力也是毋庸置疑的。但在民国时期，有类似舞台生命力的剧作也不少，如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等剧作，也如《雷雨》等剧一样，曾在民国时期的剧场中盛演一时。但若细究曹禺与李健吾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地位，尤其是“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后，中国现代戏剧史（即中国话剧史）在逐步构建的过程中，曹禺所处的地位，对他的作品的演出、推广及研究有多少先入为主的影响？或者说，将曹禺与李健吾（或当时其他健在的前辈剧作家）进行互换，担任中戏副院长、北京人艺院长乃至文联主席的是李健吾或是其他前辈戏剧人，那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虽历史经不起假设，但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倘若真是如此，我们的现代戏剧史，及剧作家在其中的“定位”，真的还会像如今这么写吗？这就涉及到一个大时代背景下学术史写作的过程背后，戏剧场域中复杂而微妙的权力关系结构。该结构又与当时的戏剧生态息息相关。时也势也，正是在这样的结构下，构筑起了当今现代戏剧的史述体系。这两者间的关系，值得我们后世研究者以更审慎的视角对这段学术史的构建进行细致的审视与反思。

总而言之，曹教授在书中秉持着自己一贯的研究理念，对曹禺既没有仰视，也没有将其神化，而是以审慎的视角，如实地向我们呈现了曹禺晚年作为剧作家、教育家、管理者的风貌，并以公允的评述让我们得以从更为宏观整体的视角去看待曹禺的生平与创作，同时也为未来曹禺研究指出了方向，奠定了基础。如同《曹禺晚年年谱》中所存在的问题那样，曹教授在论述的过程中存在不少论据未标明出处的情况。可能是由曹教授早年间访谈而得来，若能更为详尽地标明出处，无疑将更进一步提升本书的参考价值与权威性。当然，我们也应理解曹教授年逾耄耋仍以纸笔写作的不便之处。此外，笔者也在此建议曹教授或可在年轻学者的协助下，将当年108 位的访谈纪录进行一个系统的整理。这无疑将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宝贵且极具参考价值的史料。

笔者在拜读此书时，时常掩卷感叹曹树钧教授六十年来对曹禺研究的坚定与坚守。在普遍以电脑输入的当下，曹教授以八十多岁的高龄，仍以纸笔进行艰巨的学术写作，在曹禺研究蔚为大观的当下，依旧努力开拓曹禺研究的新面向，进而将曹禺研究推向新的纵深。如此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实乃我辈楷模。相信会有更多受到曹禺剧作感染而有志于曹禺研究的后来者，将循着曹树钧教授为代表的前辈学者们所开拓的道路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