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琛

（山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8）

一、毛泽东传统文化观具有高度的时代性

理论与时代同向发展，在不同的时代发展方位展现出对应的时代特点。毛泽东传统文化观立足于我国革命和建设各个时期的时代方位，因时代的历史发展呈现出高度的时代性。

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形态开始了从独立的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对人民大众的文化腐蚀越来越具有内外联动性。如何通过继承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中的糟粕性内容的消极影响，成为当时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任务。中华传统文化作为本土文化，是由多重对立面构成的矛盾统一体。从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民性出发，显然有助于反对帝国主义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而且也成为我国开展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这是毛泽东传统文化观形成的一个重要时代背景。因此，毛泽东在领导人民开展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始终重视传统文化在我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从而使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容易为人民大众所接受，这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后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重要文化资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非常重视将农民大众作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对象。随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人民开展武装斗争。在这个时期，毛泽东进一步探索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方式。而且，使传统文化成为革命动员的文化资源，成为他在这一时期对待传统文化的价值考量。为此，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和瑞金时期不仅着力提高人们对封建思想危害的自觉性认识，而且倡导发展快板和京剧等传统文艺，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进行了积极探索。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继续强调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开始更加重视党员干部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过程中的主体作用。毛泽东在谈到党员干部学习的问题时，着重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534他要求党员干部总结中国历史，通过继承中华传统文化指导抗日战争。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传统文化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党员干部学习的重要内容，对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日本帝国主义文化入侵形势下的有效传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开始更加重视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的问题。毛泽东指出：“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2]1516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阶段，包含着实现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内容。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待中华传统文化既体现了通过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为抗日战争服务的工具理性，也体现了实现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也正是时代背景发生了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传统文化观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我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的政治和经济到社会主义社会性质的政治和经济的转变，也带动着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在这个时期，在批判继承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础上，通过批判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封建落后思想，实现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成为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所在。对于我国文化建设，毛泽东指出：“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3]77开展文化建设固然要借鉴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但还是要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主。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走向成熟。在1960年会见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时，毛泽东强调对待中国几千年的文化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4]225。而且，在1967年，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要求既要让中华传统文化为当今社会发展服务，防止文化虚无主义的错误倾向，又要对中华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体用”关系进行科学把握，把中华传统文化作为我国文化发展主流。这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目标方面更侧重于服务社会主义建设。总而言之，毛泽东传统文化观植根于时代发展的土壤，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是与时代同频共振的科学理论。

二、毛泽东传统文化观具有高度的全面性

毛泽东传统文化观既对传统文化的立场、观点以及基本方法进行系统阐述，也涉及传统文化的各个学派、贯穿文史哲的各门学科、囊括全部层面，具有高度的全面性。

第一，涉及传统文化的各个学派。自八岁至十三岁，毛泽东在这六年的时间里先后阅读了《三字经》《左传》和《公羊传》等儒家经典书籍，接受了较为系统的儒家教育，对儒家思想有了启蒙性认识。以1910年秋去山东高等小学堂求学为起始标志，毛泽东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影响下对儒家思想的认识开始具有独立性。在《致箫子升信》中，毛泽东指出：“其上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5]21青年毛泽东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将儒家思想作为学习的主要内容，认为“圣人者，既得大本者也”，主张“向大本大源处探讨”[5]87，初步形成了贯穿程朱理学到谭嗣同“仁学”发展脉络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青年毛泽东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儒家学者，而是始终广泛阅读古今中外名著，没有停留在儒家唯心主义世界观当中。在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推动下，青年毛泽东开始投身到反对封建落后思想的斗争中，更加关注儒家思想的落后性，认为“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5]368。这就可以看出，批判儒家思想成为青年毛泽东在这个时候的主流态度。但是，从青年毛泽东在1919年春天从北京到上海的途中拜谒孔墓等活动可以看出，他对儒家思想的进步性与落后性具有客观认识。直到1920年夏天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青年毛泽东对儒家思想形成了唯物史观的认识并在之后不断向前发展。有论者指出：“其实不仅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的东西在毛泽东身上都有反映，拿来为我所用，并且融为一体。”[6]123

第二，贯穿文史哲各个学科。文史哲在传统文化中没有明确界限，但因侧重点差异具有不同的学科归属。在伟大的一生中，毛泽东酷爱我国古代的文学、历史和哲学。在文学方面，毛泽东重视对古代文学艺术遗产的批判分析，区分我国古代优秀文学艺术遗产和其中的糟粕，强调“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7]860。在历史方面，毛泽东是党内学史和用史的典范，他个人在这方面的爱好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主观原因，更为重要的是，他强调对中国历史的现实理解，以为我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提供借鉴。毛泽东指出：“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8]74比如，在1929年召开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曾借鉴“黄巢起义”以及晁盖、宋江所领导的农民起义等，提出了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正确方针；在反围剿斗争中，通过借鉴我国历史上“围魏救赵”，多次粉碎国民党围剿革命根据地的企图；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通过总结李自成起义失败的教训，提出了“两个务必”等。在哲学方面，“毛泽东多次与艾思奇、陈伯达、何干之等人通过书信形式探讨中国古代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问题，这种交流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9]207。比如，毛泽东将《易经》中“无平不陂，无往不复”、《东西均·反因》中“有一必有二、二本于一”以及《朱子语类》卷六十七中“一分为二，节节如此”等上升到辩证法高度；将《老子》中“不行而知”以及《论语》中“行义以达其道”等关于知行的哲学思想赋予认识论的意义等。

第三，囊括精神、制度和物质等全部层面。一般来讲，文化可以大致分为精神、物质和制度这三个层面。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在世界文明发展过程中没有中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具有体现在精神、物质和制度等全面层面的传承体系。在传统文化的三个层面中，毛泽东很早就很重视传统文化在精神层面的价值。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传统文化在抗日战争中的精神价值非常重视。在抗日战争中，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价值核心的抗战精神有力激发了全民族抗战热情。至于制度层面的传统文化，早在组织新民学会时期，毛泽东就将制度层面的文化作为革新的对象。新民学会这个会名就“有一种反对旧制度，主张革新，为人民的意思”[10]367。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制度层面的腐朽落后文化也是革命的重要对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泽东非常重视制度层面的文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现实价值。习近平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探索和实践，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1]6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对我国制度层面的传统文化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制度层面的传统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导。至于器物层面的传统文化，毛泽东也是十分重视。从土地革命时期与朱德共同发出征集红军历史文献和实物的通知，到解放战争时期多次电告平津战役前线对文物古迹和北平文化名城进行保护，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领导制定《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等文件，都无不体现了毛泽东对传统文化在器物层面的价值认同。

三、毛泽东传统文化观具有高度的创新性

毛泽东传统文化观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遵循了马克思主义重视文化的基本要求，又首次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文化观，具有高度的创新性。

第一，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批判总结传统文化，提出了批判继承方针。首先，批判总结传统文化体现了对继承的重视。继承是批判继承的前提，但首先强调的是批判。毛泽东指出：“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4]225由于是对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传统文化难免有封建性，要传统文化与新的社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必须对其进行历史与现实批判，但主要目的是通过批判实现继承，总体基调是“否定之否定”，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化的矛盾统一体中占据主导地位。其次，批判总结传统文化体现了分清主次的科学态度。批判继承体现了主体改造传统文化的能动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批判继承传统文化主要是分清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在维护传统文化整体性的前提下，使传统文化的糟粕在传统文化的矛盾统一体中向传统文化的精华方向转变，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否定传统文化的糟粕。批判总结传统文化既是把传统文化当成改造的客体，同样也将传统文化当成主体，重在确保传统文化实现辩证发展。也就是说，批判继承方针体现了传统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方针，主要结果是实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

第二，系统判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开创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观点。一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历史定位，将其作为“历史遗产”。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丰富的历史遗产。作为文化遗产，中华传统文化是我国历史遗产的重要部分。毛泽东指出：“首先要尊重我国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12]245文化遗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传统文化。二是提出了传统文化对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意义。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既因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与我国古代革命相区别，又因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相联系。毛泽东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1]623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革命精神基因在我国古代革命实践中产生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文化渊源，符合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要求。三是提出传统文化是使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的文化资源。作为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实现绝不能脱离中华传统文化，而是要在立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借助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概念、典故和术语等文化范畴以及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历史经验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符合民族形式。

总而言之，毛泽东传统文化观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时代性、全面性和创新性这三个显著特点，既取决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客观条件，又受到毛泽东主观条件的影响。当前对毛泽东传统文化观的这三个特点进行系统分析，有助于深化对毛泽东传统文化观的认识，拓宽践行毛泽东传统文化观的现实路径，进而开辟毛泽东传统文化观的理论新视野、实践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