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兵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上海 200433)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1、22页。，并进一步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1、22页。这一论断表明了中国式现代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也为接下来中国式现代化比较研究指明了方向，即在把握现代化普遍规律的基础上，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是建立在适应本国国情基础上，既充分彰显现代化普遍规律的科学性，又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的结果。因此，深入而全面地梳理和把握现代化及中国式现代化，就成为当下学术研究的重要生长点，“是今天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的一个重要任务”(3)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4页。。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分析和理解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并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才能真正从文明和历史的高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与意义。

一、马克思解码现代化进程的三重逻辑转换

马克思是否存在现代化思想？对这一点保持质疑的人们大多是以马克思不存在现代化论著为论据。但是，马克思面对当时发达的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不可避免地会触及现代化研究。换言之，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现代化的概念，但却进行了事实上的关于现代化的理论探讨。

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呈现批判性与建构性相统一的双重研究进路：一方面，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存在的现代性问题，剖析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内在限度和悖论文明图景，并指出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必然灭亡的前景；另一方面，马克思则从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批判中，肯定资本的文明面，并通过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规律的研究，科学探讨了现代化的普遍规律，以及跨越卡夫丁峡谷和东方社会建设的预测，并论证了现代社会最终会通向共产主义。

那么，马克思又是如何一步步地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理论进路中，逐渐触及现代化普遍规律从而建立起科学的现代化理论呢？事实上，马克思经历了三重逻辑转化，通过异化逻辑的现代性价值批判，到生产逻辑的现代社会结构揭示，直至深入到资本逻辑的运行中，揭示出现代化的规律。“1844年之后，马克思通过整合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思潮，描述了从中世纪到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过程，形成了以异化逻辑、生产逻辑、资本逻辑为基础的三个不同阶段的批判性话语。”(4)仰海峰：《马克思的社会转型思想》，《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第4-22页。

首先，马克思通过异化逻辑把握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彰显的各种现代性问题。早在马克思之前，卢梭、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青年黑格尔派都已经关注到，并在不同层面探讨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的异化现象。马克思继承前人的异化思想，在转向对现实的关注中，把握了资本主义现代社会政治异化、劳动异化、历史异化的现象。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面对当时现代政治国家的形成与现实的悖论，敏锐地察觉到资本主义现代政治带来的是人的政治异化。马克思站在历史的高度肯定了资本主义政治现代化实现的政治解放的历史功绩。但是，马克思认识到人们在政治生活领域享受着形式自由的同时，在市民社会领域依然不自由。马克思通过对现实生活实践的关注，揭露了资本主义政治现代化带来的形式自由与实质不自由的政治异化悖论。

紧接着，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当时的国民经济学的分析，捕捉到了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异化劳动现象。在他看来，劳动应该是人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是实现人本质的重要方式。但是在私有制条件下，资本主义现代化出现的机器大工业生产并没有减轻人的劳动负担，反而出现了四种异化劳动现象：劳动对象同劳动者相异化、劳动活动本身同劳动者相异化、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劳动不再是人发展自身的方式，而是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

随后，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又通过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历史观，揭露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观是一种异化的历史观。现代性在先还是现代化在先？这是现代化理论中探讨的基础问题。秉持现代性在先的思想家们，不管是何种主张，大多认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是对现代性价值理念、现代启蒙思想，抑或是绝对理念的展开过程。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们也是如此。马克思正是在批判他们历史观的基础上，揭露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历史观异化了历史，将人的主体转化为精神，从而凸显资本主义现代性价值的决定性。“把人的一切活动和实践统统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辩证思维过程”。(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4页。

但是，随着先验的人本主义哲学面对现实问题的“失语”时，马克思深入到现实社会实践中，在触碰现实利益问题面前完成了自己的哲学变革，实现了逻辑转化。

其次，马克思通过哲学变革把握住了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中的生产逻辑，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框架的建构，提供了分析现代社会结构的理论工具，也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现代化。面对物质利益难题时，马克思完成了重要的哲学变革，即将物质生产提升到优先于人的精神意识的地位，并将其看作是社会和历史发展前提。这一哲学变革“从先验的本质设定回到历史本身， 形成了人类意义上的、面对一切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论构架”(6)仰海峰：《异化逻辑·生产逻辑·资本逻辑——马克思哲学发展中的三次重要转换》，《江汉论坛》2022年第1期，第15-22页。。

马克思对生产方式的把握是从分工开始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论证了自然分工、脑力与体力的分工、城乡分工、行业分工，以及由分工带来的生产与交往的分离，从而出现了社会分化和精神活动的独立化，逐渐形成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对立统一的社会结构。在马克思看来，分工的出现也就意味着生产除了原有的自然关系以外，还蕴含着社会关系。于是，作为共同活动方式的生产力也就出现了。“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2-533、536、536、538、541页。同时，“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2-533、536、536、538、541页。。这是因为伴随分工的还有不平等的分配，从而“产生了所有制”(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2-533、536、536、538、541页。。于是，单个人的利益和共同利益的矛盾就会贯穿分工始终。为了解决这种矛盾，共同利益会通过国家等独立的虚幻共同体的方式，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同样，精神活动、宗教活动、政治活动，也正是在与物质活动分工基础上才成为可能。这种分工使得这些精神活动形式必须要适应生产力水平，也就是物质活动。于是，形成了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

而随着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伴随着生产与交往分离的是生产与交往的相互作用。在马克思看来，“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2-533、536、536、538、541页。。因为随着分工的深入发展和扩大，是产品交换、商品贸易、人员流通的扩大。这就使得交往的范围以市场的形式逐渐扩展开来。伴随着世界市场形成的是民族性、地域性生产的消亡，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消亡，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于是，建立在普遍交往和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获得了可能。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从生产逻辑中把握住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不自觉地促进人类解放的历史进程。“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2-533、536、536、538、541页。

不过，马克思在生产逻辑里意识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化生产也使得生产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使得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越来越不匹配。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四篇里，系统性地梳理和把握了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从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变革。马克思深刻地描绘和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使得人的物质活动分工，进一步呈现为人与机器的分工。受机器排挤的工人，在事实上被资本主义进行了系统性、整体性、社会化的剥削。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在社会化大生产的趋势下使得私有制与劳动的矛盾愈加尖锐。依靠社会协作集体生产的社会产品却不归劳动者所有，这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构成了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危机的内在原因。

正是对生产方式的重视与把握，使得马克思在梳理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生成过程中，认识到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之所以形成，是因为作为现代生产方式的资本的出现。资本是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普照的光”，是“特殊的以太”。因此，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进行深入的研究，使得马克思切中了资本逻辑的密码。

最后，马克思通过对生产的历史梳理与考察，从商品、货币深入到对资本的把握，进而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考察的资本逻辑转换。马克思曾批判庸俗的经济学家只能从感性直观的方式，从物质方面将资本把握为货币。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34、836页。，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34、836页。。马克思认识到，资本这种历史的生产关系，创造了一种新的文明，即资本文明。“威德认为资本等于文明，又是对的。”(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资本出现的前提，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从而劳动者不得不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换取生活资料。这就意味着雇佣劳动作为一个历史前提出现了。于是，掌握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只付出了劳动力价格，获得的却是包含剩余价值在内的整个劳动。如此一来，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在雇佣劳动中的每一次结合，都是获取剩余价值的过程。从而，资本作为一种“劳资关系”，就呈现为自我增殖的资本逻辑。

而资本自我增殖，也使得资本成为了一项独立的社会力量，使得社会发展蕴含着资本逻辑。马克思认识到“资本逻辑决定着现代性逻辑的生成与发展，现代性逻辑的诸种基因就孕育在资本逻辑的内在联系、基本矛盾和演化趋势之中”(15)郗戈：《从资本逻辑看现代性逻辑的生成与发展》，《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1期，第29-32页。。资本的自我增殖统摄了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生产逻辑，资本的生产成为了现代生产方式的终极，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流通构成了一个统一总体。“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32页。在资本逻辑的统摄下，资本增殖在生产逻辑的延展下延伸至分配、交换、消费、流通的环节中。

在资本逻辑统摄下，产品被生产出来并不意味着生产的终结，而是消费的开始。因为产品只有被消费了，资本才能增殖。“产品只是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32页。而生产劳动创造的价值在价值增殖过程中，又会呈现为一种不平等分配。这种分配的不平等既包含了生产资料法权关系的不平等，也是在一定生产关系下各类生产之间的不平等分配。“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生产要素和生产方式 (从而生产关系)的背面。”(18)陈文通：《准确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8第5期，第43-75页。而“平等”的劳资交换本身就是资本剥削劳动者剩余价值的主要方式，是资本增殖的重要一环。虽然，由劳动决定的价值通过交换不会变多也不会变少，但是价值量却同流通时间成反比。因此，在资本增殖逻辑下，压缩流通时间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一种历史必然。于是，资本便在生产、分配、消费、交换、流通的总体生产环节中，在“平等”的交换中生产出“平等”，在“自由”的贸易中产生“自由”，在需要劳动力和市场时生产出“民主”。总之，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可见，随着三重逻辑转换，马克思逐渐把握和切中了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之所以形成和发展的密码，也为现代化普遍规律的把握提供了逻辑理路。

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二重性特征

马克思在三重逻辑转换中，切中了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形成发展的资本密码，也认识到现代化是由资本开启的一场世界历史进程。而且随着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发展的日益成熟，现代化的普遍特征暴露地也愈加明显。马克思在深入批判资本主义现代社会悖论的文明图景基础上，也勾勒起了现代化作为历史进程的二重性特征。

首先，现代化是一场时间加速和空间扩张的历史进程。马克思在对资本逻辑的把握中，认识到现代化的“化”表现为时间加速和空间扩张的两方面。时间加速是资本增殖带来的现代化特征之一。这是因为，资本增殖本身就是资本窃取劳动者剩余劳动时间的价值形式。由于延长劳动者劳动时间，窃取劳动者绝对剩余价值的方式既不持久也不可持续，资本必然会转向通过提高生产率，进而获得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于是，劳动者不仅要加班，还要在消费环节里消费产品，完成资本增殖的闭环。换言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不掌握生产资料的劳动者不可避免地将自己的一切时间都纳入了生产、消费、交换等环节中。在此意义上，“工人不过是人格化的劳动时间”(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1页。，“资本家是窃取了工人为社会创造的自由时间，即窃取了文明”(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页。。对占据社会绝大多数的劳动者而言，他们用于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时间就远远小于资本家。此外，资本有最大限度压缩流通时间的趋势。劳动者的休息时间也是流通时间的表现形式之一。因此，资本必然会“‘零敲碎打地偷窃’工人吃饭时间和休息时间”(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1页。。这就是为何社会绝大多数人会觉得社会不断加速，会觉得原本应该节省时间的机器运用，反而占用了人们更多的时间。

由资本开启的现代化进程也是一场空间扩张的历史进程。这是因为资本在一个地方创造出剩余价值的同时，就需要“在另一个地点创造出它与之交换的剩余价值”(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7、521、388、178、388、237页。，这样资本才能在交换中完成增殖。所以，只要资本还在不断增殖，那么资本就会不断扩大流通范围，并把一切地点的生产都变为资本的生产。而资本增殖对交换的依赖，在空间上就表现为对流通的依赖。由于资本具有压缩流通时间的趋势，所以“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7、521、388、178、388、237页。。这就意味着“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7、521、388、178、388、237页。。伴随世界市场形成的同时，是现代文明的全面铺开，“并把交换的范围扩展到整个地球”(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7、521、388、178、388、237页。。这一过程“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7、521、388、178、388、237页。，表现为现代文明圈的空间扩张。

其次，现代化是一场总体化和差异性并存的历史进程。由于资本开启的现代化进程，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过程，这就使得现代化在生产方式上具有了一致性。也就是说，资本逻辑所彰显的现代性不论是何种现代化道路、何种现代化模式，在最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上，都呈现为统一的现代生产方式，也就是依赖固定资本和科学技术。资本增殖导致的生产方式统一，使得现代化蕴含了总体性，即“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7、521、388、178、388、237页。。这一总体化的过程，从经济基础延伸至上层建筑，生成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在现代化进程中，现代社会成为了现代文明。人们具有了可以对话的现代性价值，可以对接的现代性标准，可以共享的现代性理念等。现代性问题也只有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才呈现为一种普遍性的问题。正是在此意义上，现代化是一场总体化的历史进程。

但是，现代化在总体化的过程中，还会生成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既是现代化发展程度的差异性，也是资本逻辑产生的差异性。每个民族、地区被卷入世界历史的发展程度并不是同一的。而且，资本在每个现代化模式中的统治力量也是有差异的。在以资本为主体的现代化与以资本为手段的现代化中，资本对现代化总体化的推动力量存在着差异，造就了现代化具体历史进程的多样性。这是因为资本增殖具有全面生产和生产出新的消费趋势。这一过程生产出许多人的新的需要，客观上促进了人的自身关系的丰富和发展。于是，现代化在总体化的过程中，又在丰富性的基础上展现了差异性。

最后，现代化是异化人类与解放人类并存的历史进程。马克思认识到，由资本开启的现代化进程，在资本逻辑下具有异化和解放的二重性。资本开启的现代化进程，虽然让人实现了部分的宗教解放、政治解放，但是却又陷入了对物的崇拜的窠臼里。在物的依赖阶段里，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着拜物教的现代性问题。这是因为“一切社会生产能力都是资本的生产力，因此，资本本身表现为一切社会生产能力的主体”(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7、173、109、109页。。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劳动者不仅失去了劳动产品和再生产的劳动资料的所有权，还使得劳动失去了发展自身的可能，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现代社会里的资本逻辑把劳动者作为本质力量的劳动变成了一种异己力量。“劳动力商品化不仅生成一个物化世界与劳动者本身相对立的状况，同时也消解着人自身内在的自我理解。”(30)王维平、高耀芳：《“人之为人”旨归的〈资本论〉劳动伦理思想解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1-12页。

而伴随异化劳动的历史进程，是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的递进发展。因为一旦异化劳动使得劳动产品以商品的形式出现，那么商品形式将使人与人的关系以物与物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商品的完成形式就是货币形式。货币是交换的一般等价物，以魔术的形式进一步异化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商品拜物教进一步变为货币拜物教。“从表现为单纯流通手段这样一种奴仆形象，一跃而成为商品世界中的统治者和上帝。”(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7、173、109、109页。而当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统一时，就是货币拜物教进一步发展为资本拜物教阶段。商品和货币只是价值本身的不同表现形式，而资本则包含了自我增殖的趋势。因此，在G—W—G’的增殖运动中，拜物教就呈现为“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活动”(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9页。。资本拜物教就表现为在流通领域中无限增殖的历史运动。

但是，这些现代性问题只是历史的一个必然过渡点。在历史的高度上看，这些现代性问题其实也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历史前提。所以马克思才直言，现代社会为未来社会的到来，既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7、173、109、109页。，也产生了“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7、173、109、109页。。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

马克思虽然运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规律，科学全面地把握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揭示了现代化的规律，但是并没有将资本主义现代化等同于现代化。恰好相反，马克思一直强调其所批判的仅仅只是资本主义现代社会，而不是普遍的现代化历程。“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8578页。在他看来，东方社会可以走出一条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98578页。，而且“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局限性使世界现代化运动不会只停留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阶段，而必然会走向新的世界历史阶段”(37)王增智：《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蕴及其意义》，《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13-20页。。其中，中国式现代化就是既具有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又具有自己的特色，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这样的现代化模式，有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超越了资本逻辑在现代化中的弊端，并开启了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的可能。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表现为通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明确了现代化的领导力量，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又快又稳的发展。现代化虽然是一场进步的历史进程，但是也存在着诸多现代性弊病，更由于资本逻辑的二重性使得现代化存在着诸多悖论。任何一种现代化模式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面临发展与稳定的时代命题。对这一时代命题的回答，深刻地影响和形塑了不同现代化模式自身的建构。其中，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一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政党本身就是政治现代化的产物。“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产物，也是实现国家现代转型的重要力量。”(38)燕继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现代化:探索、成就与经验》，《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年第11期，第18-29页。但是，相比较于资本主义现代化中的议会型政党，中国共产党是“使命型政党”(39)唐亚林：《使命型政党：新型政党理论分析范式创新与发展之道》，《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4期，第38-49页。。

对使命型政党而言，代表的是整体人民的利益，而不是部分选民的利益。这一权力基础构成，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与社会的领导是一种全面合力导向型结构，超越了议会型政党的分权导向型结构。与议会型政党是国家与社会的连接中介的定位不同，使命型政党是国家与社会的最高政治力量。正是如此，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就无法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诞生于近代中国危亡之际，肩负着实现国家独立、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历史使命。时至今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依旧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这一历史规定，构成了理解和把握现代化的历史逻辑起点。

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而民族复兴的方略就是要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那么中国式现代化时代命题的提出，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的结果。中国式现代化“属于政党领导、使命驱动”(40)李海青：《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与中国式现代化——基于新时代的分析视域》，《甘肃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第1-7页。。中国式现代化正是由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了不同于其他现代化模式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由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所规定，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中得以彰显。

其一，中国共产党先进的领导制度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既包括了党内领导制度，也包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社会、人民群众的各种制度，主要有“党的集体领导制度(解决的是党内权力配置问题)、党的集中领导制度(解决的是党的组织与其他组织关系、党的上下级组织关系问题)、党的领导方式制度”(41)王春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的百年历程和基本经验》，《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1期，第20-28页。等。通过制度体系的方式，将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以增强领导力的方式，确保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主心骨。

其二，中国共产党严密的组织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调动资源合力发展的组织优势。严密的组织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重要政治优势”(42)张立伟：《中国共产党组织演化的制度逻辑——新中国70年来中国共产党组织类党内法规发展述评》，《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第77-87页。，是“党的功能发挥的工具”(43)齐卫平：《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百年历史实践纵论》，《行政论坛》2021年第2期，第19-27页。，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所在，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原因所在。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严密的组织体系，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进行合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其他现代化模式所不具备的组织优势。

其三，中国共产党通过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是中国式现代化持续健康发展的执行优势。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在于其生成和发展于中国的社会革命进程中。中国的社会革命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的社会事业，主要包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四个阶段，包括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全过程。社会革命的实质，是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改造和发展世界。现代化就不只是世界历史的进程，而是包含了社会革命的性质。在这一过程中，“执政只是继续领导社会革命的手段，而非最高目的”(44)陈锡喜、吕列霞：《在社会革命、自我革命、理论创新的内在统一中把握中国共产党之“能”》，《思想理论教育》2021年第10期，第36-43页。。于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对社会革命的引领作用就被揭示出来。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是由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所决定的。“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4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541页。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实现对社会的政治引领、思想引领、组织引领、作风引领和制度引领，从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持续健康发展。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在历史逻辑上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场现代化进程，在实践逻辑上是由中国共产党通过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方式进行的有组织的现代化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是由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所规定。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表现为现代化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是对现代化主体的丰富性建构。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认识到现代化的重要历史作用之一就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推动人的解放。但是，由于资本逻辑的存在，使得由资本生成的现代性逻辑存在着既解放人类又异化人类的双重悖论。尤其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资本不仅是现代化的动力更是现代化的目的，变为了现代化的主体。人的主体地位在对物的依赖过程中丧失了。

中国式现代化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不仅能有效地规范资本逻辑带来的弊端，又能充分发挥资本的文明面作用，推进人的现代化，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以，中国式现代化相比较于其他现代化模式，明确了资本只是现代化的手段，现代化的主体是人，核心是人的现代化。

人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自由全面发展，是通过自由时间获得与扩大的方式实现的。“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61页。。人的时间被分为“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02、216页。两部分。其中，劳动时间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自由时间则是“不被生活资料的直接生产所占去的、可供支配的时间”(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02、216页。。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无非是对自由时间的运用和发展。在现代社会里，由于私有制的存在，使得资本在增殖的过程中造成了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对抗性。所以，“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4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3页。。但是资本会不断窃取剩余劳动时间，使其转化为剩余价值而不是自由时间。于是，在资本主义现代化里，人们不仅在劳动时间里的劳动是异化劳动，还要一直面临着自由时间与剩余价值的对抗性张力。

而中国式现代化通过资本治理的方式，探索了一条规范资本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明确了计划和市场仅仅只是手段，并不是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可以有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意味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还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伴随这一过程，中国出现了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等各种形态的资本。资本在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中，会不自觉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并在最大限度减少必要劳动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生产出剩余劳动时间，为人的现代化提供必要的时间准备。

中国在充分发挥资本的文明面同时，还通过给资本设置“红绿灯”等方式“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5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20页。，在生产、分配等环节中将生产出的剩余劳动时间尽可能地转化为人用来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时间。“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资本形态从生产关系这一中介入手，驾驭传统的资本逻辑，既激活‘资本的文明面’，又克服资本的生产性矛盾，同时避免陷入资本形而上学。”(51)周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价值》，《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第128-145页。其一，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能够确保大多数人将获得的剩余劳动时间转化为自由时间。这是因为在公有制企业里，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经营者也是劳动者，并不能靠掌握生产资料的方式窃取其他劳动者的时间。其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确保人们公平地获得剩余劳动时间。按劳分配是当前生产力水平下，公有制企业的主要分配方式。虽然劳动能力的差异，使得按劳分配依旧存在着一定的分配差距。但是这种差距只是“几倍范围之内”(52)程恩富、张建刚：《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与促进共同富裕》，《求是学刊》2013年第1期，第62-67页。，并不会出现窃取他人剩余劳动时间的情况。其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不仅能够抑制资本本身的盲目性，实现更快的发展，还能抑制资本逻辑带来的诸多现代性悖论，使更多的剩余劳动时间转化为自由时间。于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上，为人的现代化提供了拥有自由时间的可能。

自此，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全面性，就在人的主体把握和自由时间的获得与扩大中得到了拓展与践行。凸显人的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了超越其他现代化模式，创造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可能。因为“闲是生产的根本目的之一，休闲时间的长短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同步的。”(53)于光远：《论普遍有闲的社会》，《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年第1期，第41-43页。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表现为一场自觉的历史进程，实现了对现代化历史进程从历史自发向历史自觉的转换。中国式现代化及其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只是世界历史的过程，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对中国式现代化而言，现代化并不是中国式现代化大厦本身，而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地基。这就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不只是一种现代化模式，而是“以扬弃了的现代性为本质特征的”(54)吴晓明：《世界历史与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第30-48页。，蕴含着超越现代文明的可能性。

中国式现代化“是由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为其制订方向的，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为之开辟道路的”(55)吴晓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哲学研究》2019年第7期，第3-10页。。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内在对抗性的产物，蕴含着对资本的否定之否定，实现人的解放的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在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建构起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自觉。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自觉表现为理论自觉、价值自觉、道路自觉三个方面。

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成为历史自觉的进程，是因为内含着理论自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是中国式现代化把握历史规律、掌握历史主动，成为历史自觉的根本所在。“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56)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6页。中国式现代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能够始终用唯物史观透过现代性现象，深入经济基础把握事物的本质，能够始终坚持人民立场，把握人民的主体地位，并在剩余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科学规范资本。正是如此，中国式现代化才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是通往共产主义的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的理论体系。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自觉的另一面是价值自觉。中国式现代化不是满足资本增殖的现代化，而是追求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代化。这一指向，在价值层面构成了价值自觉，形成了价值共识的最大公约数，那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类共同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价值共识，为国家、社会、个体三个层面提供了基本的价值准则、价值规范，明确了现代国家、现代社会、人的现代化是符合何种价值需求的。人类共同价值则是中国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人类现代文明提供的价值方案。“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共同价值，是反映全人类的根本利益、世界各国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是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构建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共同价值准则。”(57)孙伟平：《价值观的力量——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表达》，《哲学研究》2018年第3期，第3-8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类共同价值的统一，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人类现代文明提供的价值方案、价值准则、价值规范，形成了价值自觉图景。

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并不是单纯地按照理论图示，进行“按图索骥”的现代化建设，而是在与现实相结合、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与时俱进地发展和实践。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自觉还表现为道路自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探索，本质上是被纳入世界历史进程，“东方从属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探索。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从中国共产党自觉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探索起，中国式现代化在理论、价值上由被动转向了主动，在历史主动的把握中，自觉地开启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探索。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自觉，就表现为理论与现实结合的自觉，理论在实践发展基础上与时俱进的自觉，立足特色把握具体的实践自觉。中国式现代化在道路自觉的过程中，就能始终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保持省思批判，始终能够不忘初心使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追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视野，离不开对现代化普遍规律的把握，更离不开中国特色的国情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体实践。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历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将会愈发表现出自己的世界历史意义，并为人类开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