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颖［中南大学，长沙 410083］

生态女性主义是西方女权运动和生态环境问题相结合的产物。作为一种文化思潮，生态女性主义在20世纪末期获得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尽管其各个流派的分析角度和侧重点不同，但都从各自不同的视域阐发女性与自然的双重解放策略，认为女性、自然都同处在父权制的二元性压迫结构之中。“生态女性主义不仅是对生态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阵地的双向扩充，更提供了一种‘交叠性’（intersectionality）视角。”①生态女性主义所提供的“交叠性”视角是对女性和自然进行综合关注，强调女性和男性、自然和人类拥有平等的权利，不应处在二元性压迫结构之中，致力于批判父权制和人类中心主义，寻求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

与生态女性主义的“交叠性”视角异曲同工的是，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塑造了一系列女性和自然浑然一体的形象，诸如狐狸精、香獐精、鹦鹉精、花精等，并在这些精灵身上倾注了知己情愫与人文关怀。本文试图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聊斋志异》中的花精形象，不仅可以对这些花性与人情融为一体的形象进行新的阐释，而且可以从中管窥蒲松龄自发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

一、《黄英》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黄英》是《聊斋志异》中花精故事的代表作，主人公黄英不仅在名字上，而且在生命形态上都与菊花融为一体：菊花又名黄英、黄花、陶菊、寿客等。黄英与菊花，人以花名，花以人形，二者紧密结合，合而为一。小说虽然没有正面描写黄英变形为菊花，但通过其弟陶生酒醉化菊，“委衣于侧”，菊高于人，花大于拳的描写暗示了黄英也是菊花精。

菊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淡泊宁静、旷达通透的象征。东晋文学家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去彭泽县令的职务归园田居，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等诗句，与菊花结下不解之缘。《黄英》中的黄英以陶渊明后裔自居，虽然不似陶渊明一般甘于清贫生活，其品性却体现了人淡如菊的神韵。

黄英的“人淡如菊”首先表现在随分从时，淡定从容。马子才家境清贫，有一处荒废的花圃，黄英与陶生受马子才邀请，不嫌寒舍简陋欣然住下，并就地取材，为马子才培育菊花。马子才的妻子病故，马子才欲娶黄英，黄英虽然乐意，却淡然应对，说要等候陶生回来商量。陶生不归，黄英安然若素，一面教仆人种菊花，一面壮大陶家产业。一年之后，陶生托信嘱咐姐姐嫁给马子才，黄英方与马子才择吉日举行了迎亲的礼仪。黄英在治菊理家上不让须眉，令马子才相形见绌，马子才颇有微词，黄英总能从容化解，让夫妻关系趋于和谐。

黄英的“人淡如菊”还体现在对待金钱不贪不执，遭遇变故能拂若轻尘，保持平和心态。与马子才结婚，黄英不受彩礼，不动声色地将自己的家产移至马家，并吩咐马子才，床头金钱任意使用，她不会吝啬。陶生与曾生斗酒，豪饮后的陶生化为菊花，但因马子才处理不当，陶生再也无法还原为人形。黄英虽然悲痛其弟之死，却没有怪罪马子才，而是掐下来自陶生本身的菊花茎秆，将其培植为新的菊花品种“醉陶”，并将陶生的女儿抚养成人，嫁给了世家子弟。一直到老死，黄英也没表现出任何异常，始终表现出淡定沉稳、举重若轻的大家风范。

《黄英》里有不少情节富于象征性，蕴含了与西方生态女性主义不谋而合的思想：黄英凭借经营菊花的才能而致富，并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与马子才相处的方式，象征了女性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可以在家庭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陶生与曾生比较酒量，狂饮滥赌，两败俱伤，象征了纵欲、无节制竞争等负面的男性价值将走向非生态主义的局面和死亡的结局；陶生在豪饮后原形毕露，由于马子才处理不当而死去，却又在黄英的精心栽培下以“醉陶”的菊花品种重生，象征了女性更接近自然，“妇女在关怀与亲近自然中更具优势”②，较之于男性，女性更能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马子才在明白黄英姐弟都是菊花精后，没有惊讶、嫌弃，而是更加敬爱，象征了男性和女性、人类和自然相互尊重、彼此扶持的理想生态。

二、花精形象所折射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

在《聊斋志异》中，除了《黄英》中的黄英，蒲松龄还塑造了一系列的花精形象，如《葛巾》中的葛巾和玉版，分别是紫牡丹与白牡丹的化身；《香玉》中的香玉是白牡丹的化身，绛雪是耐冬的化身；《荷花三娘子》中的三娘子是荷花的化身……蒲松龄赋予这些花精以女性的身份，令她们不仅具有花容袅娜、玉质娉婷、肌骨含香的形态，而且天赋异禀，具有独特的女性价值和思想情感价值。蒲松龄通过书写花精与书生的恋爱故事，折射了其自发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

首先，这些花精都蕙质兰心，是男性的良伴益友和红粉知己。香玉和绛雪精通文墨，能与黄生和诗酬唱；黄英不仅有治菊理家的才能，还能言善辩、诙谐睿智，使迂阔的马子才心悦诚服；葛巾、玉版和荷花三娘子在嫁给凡人后，都使自己的夫家家业昌盛、富贵吉祥。这些花精之所以对落魄书生投怀送抱，献出芳心，并提供帮助，几乎出自同一原因，即她们钟情的男性是风雅的读书人，对花精有着不同寻常的欣赏与尊重。《香玉》中的黄生在树下题诗，吸引牡丹精幻化为红颜佳丽前来与其幽会。黄生死后精魂不散，化作一株赤芽牡丹，陪伴在白牡丹香玉身旁。《黄英》中的马子才不仅家族世代爱好菊花，他自己更是爱菊花成癖，黄英、陶生姐弟感动于马子才的赤诚，特意与马子才在求菊花种子的途中相遇，共结菊花缘。《葛巾》中的常大用素日爱好牡丹，在曹州一个官绅的花园中借住，写了《怀牡丹诗》绝句一百首，感动牡丹精葛巾与其相会。花精与书生的交往虽不免肌肤之亲，但其情缘主要是建立在男女双方情感沟通、相互尊重与爱慕的基础之上，这种知己恋情呈现了男性与女性同情共感，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审美理想。

其次，这些花精表现了一定的自主人格，并拥有独立支配自己行为的能力。《黄英》中的马子才自命清高，“耻以妻富”。黄英随机应变，在园中盖了茅屋供马子才居住，并挑选美丽的丫鬟侍奉马子才，以欲制欲。马子才逐渐被黄英的智慧贤能所折服，认同并接受了妻子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葛巾》中的常大用因葛巾来历不明产生疑窦，于是刨根问底探询葛巾的身世。面对常大用的猜忌，葛巾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选择协同玉版抛夫弃子，远走高飞。《荷花三娘子》中的三娘子与宗湘若恩爱和谐多年，并生了儿子。当业债还清时，三娘子便不顾丈夫苦苦挽留，毅然决然脱身而去。在男尊女卑的时代，这些花精摆脱了封建礼教的束缚，主动追求爱情，积极经营婚姻，已初步具备了现代女性的独立人格。

最后，这些花精所代表的女性不再是男性统治的对象，反而成为男性的救助者和施恩者，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男性的品质和灵魂。黄英以其豁达通透点化马子才，逐渐改变了马子才清高迂腐的性情；葛巾以其劲骨刚心令常大用明白了疑神疑鬼、庸人自扰的过错，追悔莫及；香玉和绛雪令黄生抛却俗念，甘愿死后化为异类……纯净、芬芳的花木与没有被世俗文明污染的女性重叠在一起，折射了与当今的生态女性主义不谋而合的思想，即女性贴近、亲和自然，女性和自然之间存在着某些本质上相同的特点。

简而言之，在书生与花精的爱情故事中，既有人对自然的救助和守护，如黄生在工匠的斧子下救下了耐冬树绛雪，并超越生死与香玉、绛雪相伴；也有自然对人的馈赠和救赎，呈现了男性和女性两情相悦，人类与自然生命交融的理想图景。其中，也存在不和谐的画面，如《葛巾》中，葛巾与常大用缔结成神仙眷侣后，常大用对葛巾的身世起了猜忌，致使两人产生难以化解的隔阂，缘分从此中断。这一情节象征性地表达了唯有包容万物、尊重自然，方能天人相合，人与自然相契相亲；若心存俗念，不尊重自然，则难为自然所容，将导致天人相分。

三、蒲松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的文化心理动因

蒲松龄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卒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而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是20世纪后期出现的对于工业革命进行反思与超越的文化思潮，也就是说，在蒲松龄生活的时代，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没有产生生态女性主义文化思潮。值得追问的是，蒲松龄在其一系列花精故事中表现了与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相一致的思想，这难道仅仅是蒲松龄的超前意识和偶然巧合吗？追根溯源，在蒲松龄自发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背后，其实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心理动因。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自然崇拜与花神信仰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聊斋志异》的创作。自然崇拜是原始信仰的形式之一，指把自然物和自然现象视作具有生命、意志和伟大力量的对象加以崇拜，包括日月星辰等天体崇拜，风雨雷电等气象崇拜，以及山川、石头、动物、植物等自然物崇拜，其产生根源是人类对大自然的依赖和敬畏。“自然信仰和自然崇拜激发古代的中国人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有关自然的神话传说。例如，中国各民族关于天、地、日、月、星、雷、雨、风、云、虹、石、山、水、火等自然神的神话传说浩如烟海、千姿百态，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大丰富了中国的文学宝库。”③敬畏自然、顺应自然、天人和谐是自然崇拜的核心精神，本质上与现代工业文明的理念相对立，而与现代生态文明推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的理念殊途同归。

在中国传统的自然崇拜中，最为普及的植物崇拜就是花神信仰，包括花的灵魂信仰、花图腾以及神灵化、人格化的花神信仰。《聊斋志异》中明确提到的花神有《绛妃》中的绛妃。小说叙述“余”在梦中被绛妃邀请至宫殿，绛妃自称花神，因全家屡次遭受狂风摧残，欲与狂风背水一战。“余”被赐予纸笔，写下控诉狂风肆虐的檄文，绛妃颇为认可。在花神信仰中，除了花神，还有花精灵。古人认为在花被作为神对待之前，其形成的基础是自然精灵，相当于蒲松龄笔下的菊花精黄英，牡丹花精葛巾、玉版、香玉，耐冬精绛雪，荷花精三娘子等。在花神信仰中，还有专门的民间传统节日，为花朝节，俗称花神节。节日期间，有迎接花神、吃花糕、种花挑菜、踏青赏红等习俗，主要是为了祈求风调雨顺，繁衍不息，年景吉祥。《黄英》中就明确提到了花朝节：“值花朝，曾乃造访，以两仆舁药浸白酒一坛，约与共尽。”④陶生与曾生在花朝节斗酒，结果两败俱伤，陶生原形毕露醉倒成菊花。马子才效仿黄英，将菊花拔起，不料叶子枯黄，根也枯死，再也变不回人形。小说安排陶生在花朝节死去，又安排其在黄英的精心栽培下以“醉陶”的菊花品种重生，别有深意：既折射了蒲松龄的生死观，即花开花谢，生生死死乃世间常态，在某种意义上，死也意味着重生；又呈现了蒲松龄自发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即较之男性，女性更能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

其次，中国古典美学有“比德”的文化现象，常见的有以玉比德、以水比德和以花比德等。所谓“以花比德”，即将花的精神品格与人的道德情操相联系，借花的感性审美力量，“来强调审美意识的人伦道德，强化人格中的理性内容”⑤。正如陶渊明之于菊的淡泊明志，林和靖之于梅的高风亮节，周敦颐之于莲的高雅不染等。花被赋予各种文化意义，成为理想人格的映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也出现了大量诗文将各类花草树木拟人化的修辞手法，譬如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云：“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⑥王逸概括《离骚》的艺术表现手法，即将具有独特生态属性和文化寓意的景物和人物纳入审美比德的范畴之中，其中就有香草美人的比德手法。宋代周敦颐在《爱莲说》中云：“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⑦周敦颐赋予菊花以隐逸者，牡丹以富贵者，莲花以君子者的不同品格，成为“以花比德”的典范。与之异曲同工的是，《聊斋志异》以浪漫主义的幻化变形方式衍生了“以花比德”的传统，塑造了一系列既带有花的属性，又具有女性风姿的花精，进一步体现了古代士人将花木的自然精神与人物的品格气质融为一体的审美情趣。

再次，明清社会文化思潮也催生了蒲松龄笔下的花精形象。明中叶以后，随着东南沿海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和城市经济的繁荣，中国的商品经济也有了较大发展，市民阶层开始崛起，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社会的经济结构、思想观念、社会风气等诸多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许多女性逐渐走出封闭狭小的家庭生活，走进广阔的社会生活，并凭借自己的才能获得自我实现。在尊重人权、解放个性、男女平等、崇尚真情等一系列人文思潮的冲击下，人的自然本性获得进一步复苏和发展。小说、戏剧领域出现了汤显祖的《牡丹亭》、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塑造了杜丽娘、莘瑶琴、苏小妹、闻蜚娥等一系列才貌双全、人格独立、勇敢追求自身幸福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的出现为蒲松龄创作具有内在精神美和人格美的花精形象提供了基础。

最后，蒲松龄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还离不开他个人的匮乏心理和对自然的亲身体悟。蒲松龄在文学创作上表现了不同凡响的才华，却在科举考试中命运多舛。他19岁应童子试，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此后多年参加乡试则屡战屡败，未能中举，直到72岁才补为岁贡生。因为终生不仕，长期过着乡居生活，蒲松龄对大自然各种动物、植物的繁衍生息非常熟悉，并于困顿失意中寄情花木鸟兽。在《聊斋自志》中，蒲松龄写道：“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个人的潦倒科场、怀才不遇，以及官场的黑暗不公、社会的动荡不安使蒲松龄从被压迫者的同构性立场出发，对动物、植物以及女性等弱势群体产生了共情心理，并在小说中将女性和自然融为一体，通过狐狸精、香獐精、花精与落魄书生、寒门士子的恋爱故事寄托审美理想，抒发苦闷孤愤，幻想以红巾翠袖之情一揾书生辛酸无奈之泪。因此，蒲松龄塑造的精灵往往摒弃俗念，不计较书生的门第财产和科举功名，而为书生的赤诚所感动，以身相许，给予书生以物质援助和精神慰藉。

具有象征意味的是，《聊斋志异》中的花精虽然拥有超凡的天赋和才能，能够救助书生，却仍是卑微弱小的异类，往往身不由己，对来自人类的侵害无能为力。如陶生在酩酊大醉后化为巨型菊花，只能听凭马子才摆布，马子才因处理方法不当误杀了陶生，黄英在悲痛欲绝后也只能接受事实；葛巾和玉版面对常大用视其为异类的猜忌，只能选择抛夫弃子，一走了之；香玉预知自己将会被人挖走，性命危在旦夕，也只能神情凄惨，以泪洗面，无法抗拒即将夭折的命运……书生与花精恋爱的“白日梦”，一方面使蒲松龄本人的匮乏心理得到补偿，另一方面也折射了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共融共生，人性返归自然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

四、结语

综上所述，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以幻化变形的浪漫主义手法将自然界的花女性化，同时将女性自然化，塑造了一系列花性与人情浑然一体，具有独立人格和丰富个性的花精形象，使得女性和花相互映衬，彼此指涉，并通过书写花精与书生的恋爱故事建构了有情有义、返璞归真、万物生命同一的生态共同体。在这个生态共同体中，既有人对花（男性对女性）的尊重，又有花对人（女性对男性）的感念，呈现了一种男性与女性、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想关系，以形象化的方式折射了蒲松龄尊重女性、尊重自然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相契合。

①韦清琦、李家銮：《生态女性主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年版，第xix页。

② 陈英：《生态女性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9页。

③何星亮：《中国自然崇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64页。

④〔清〕蒲松龄：《全本新注聊斋志异》，朱其铠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85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⑤ 陈载舸：《“畅神比德”与“忧国忧民”——中国传统文学精神的两翼》，《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32页。

⑥〔汉〕王逸：《楚辞章句》，黄灵庚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2页。

⑦〔宋〕周敦颐：《周敦颐集》，陈克明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