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骁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0

当前我国正处于“十四五”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引导产业转型升级，这些外部环境为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契机。众所周知，产教融合是培养综合型人才的有效途径，高职院校和企业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参与主体，应该考虑如何把握这一时代机遇，推动产教深度融合。为此，我们需要探寻“双高计划”为导向的产教融合动力机制，有效实施产教融合的发展路径等问题。本文以高职院校为载体，坚持为国育才的初心，以培养高素质高技能人才为任务，从资源、制度、文化等维度进行深入研究，汇聚当地政府、特色行业、领军企业等力量。通过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构建适合校企共同合作的长效机制，设立“开放包容”的育人目标，对产教融合的实施过程开展实时监测和多元评价，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稳健发展提供必要的保障，彰显高职类型教育的特性，为企业转型发展提供人力资源［1］。

一、产教融合动力的现状分析

学者们一致认为如果产教融合仅局限于高职院校层面，其动力表现还是相对充足的，但是产教融合的利益链是由多个利益相关者组成的，“链条”上的任何一环出现偏差都可能影响系统运行，也可能导致“链条”的传输中断。因此，我们认为当利益相关者处于动力不足时，产教融合的运作是会受到影响的［2］。

第一，动力不足的现实表现。产教融合动力不足现实表现在融合层面上不给力，即各类要素之间的矛盾问题。1.课堂教学活动与职业岗位衔接不给力。由于受到企业和高职院校课程开发水平的限制，双方在共同开发课程体系时并没有将岗位实践能力进行系统分析，没有将职业能力与专业知识进行匹配衔接，无法将二者合并、转化为新形态的教学内容。2.高职院校科研成果与企业创新技术之间关联不给力。高职院校的研究课题与企业的创新技术差异较大，而院校科技的成果转化相对较难，这些现象导致企业与学校在产教融合过程中无法从科研和创新层面达到深入融合。3.职业素养与思政课程融合不给力，高职院校在与企业进行课程开发时较少涉及思政内容建设。专业课一般就是通过经典案例来引入课程思政。4.学校与企业绩效考核融合对接不给力。产教融合的考核评估方面，校企双方对考评还是处于各自为政的思想状态中。总之，校企双方属于不同性质的组织，实施产教融合的具体动力机制不够清晰，如何保证其有效性、可实施性有待学者们去探究。但是，如果无完善的双方约束机制和保障政策，一旦外部环境所有改变，产教融合的发展便会陷入“挂羊头卖狗肉”的窘境。

第二，动力不足的原因分析。根据上述对现实表现的分析，本文归纳了产教融合动力不足的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企业与政府功能定位模糊。目前，高职院校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局面已经有了雏形，政府和企业的功能划分是模糊的，这种现象主要体现在政府的“越界”行为和企业的“缺位”态度。政府在产教融合过程中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希望企业是以此为目标进行产教融合活动，而企业是寻求短期和中期的经济效益，这使得两者对自身的功能定位不准确。另一个原因是“链条”之间内部信息反馈机制不足与缺失。其中包括“教育链”信息反馈机制不足、“产业链”信息反馈机制不足、“融合链”信息反馈机制不足。首先，“教育链”的信息反馈机制不足主要是高职院校内部问题。由于无法传递产教融合实践中真实的经验教训，中断了与上级职能部门的沟通渠道，导致政府的政策制定与实际运行之间产生了偏离。而企业内部缺乏动力进行信息反馈与互动是也是问题的根源。因此，有效落实高职院校积极地、及时地、顺利地作为“中间者”把过程与结果的真实信息反馈至政府的决策层是关键。其次，“产业链”信息反馈机制不足是由于企业作为参与主体的地位一直处于地位缺失状态，其管理职能被弱化，企业向“链条”的信息反馈机制就变成无效。上述“教育链”与“产业链”的对接和融合是有范围限制的，即仅局限于已合作院校与当地企业之间的对接反馈，局限于小范围的信息沟通，无法成为普适性的结论，不符合“双高计划”产教融合生态系统信息反馈的理想状态。

二、产教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探索

“双高计划”背景下高职院校产教融合动力机制可以归纳为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是动力激发阶段、动力合成阶段和动力保障阶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三个动力机制：产教融合的动力激发机制、动力合成机制和动力保障机制。

（一）产教融合动力激发机制

产教融合动力激发机制是确保动力机制运行的前提条件。产教融合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其内外部布满大大小小的“动力因子”，这些“因子”像细胞一样对整个系统的结构形成和运行起影响作用。我们一般把政策导向推动力和市场竞争压力统一归类为外来的“动力因子”。在政策导向推动力中政府是主角，引导实现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发展。其作用除了强调产教融合的必要性，还提出产教改革战略在教育领域和产业领域上的重要性。政府通过出台适当的激励措施，给予校企双方合作便利，鼓励共建设国家级、省级、市级的示范实训基地，引导高职院校与企业之间共享实训教学场地，共同开发实践教学内容。其实，院校与企业都有市场竞争压力。从市场角度分析高职院校的办学焦虑现象，其中最主要的压力来自生源数量的减少、高质量发展的步伐失调、兄弟院校之间专业同质化程度过高等。从市场角度分析企业竞争压力的表现，疫情使国内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与行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数字技术带来了企业转型的动力，但是企业长期以来对人才的开发投入的力度不够，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因此，符合条件的企业不要错过产教融合高质量发展的这趟“列车”，借助高职院校的力量共同培育高素质高技能人才，这是企业竞争力和潜力的保障。对于内生的“动力因子”，我们一般归纳为两个子系统，一个是高职院校的教育系统，另一个是企业职场系统。高职院校的发展是为了满足社会对优质、多层次类型教育的需求，是其高质量发展的内生驱动力，是教育工作者责任感产生的基础条件。高职院校发展的关注点从“规模制胜”向“高质量、丰富内涵”进行转变，为此所实施的重要措施其实就是在不断完善人才资源供给侧改革。共享双方已有的资源，如对教学效果、科研成果、校企师资、实训场地设备等资源进行专业化和系统化的组织与利用，以确保各类已有的资源被合理使用，提升效率，减少资源浪费，以最为有效的方式实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二）产教融合动力合成机制

动力合成是指对生态系统内外部的要素进行匹配和资源调整，协同解决矛盾冲突。产教融合动力合成机制包括目标统一机制和利益平衡机制。要发挥动力机制的集聚效应，达到最佳的融合效果，实现“1+1>2”的目标。第一步是校企双方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设定统一的目标。由于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差异性较大，例如高职院校希望按部就班地培育人才，通过“理论知识积累—实践活动参与—真实岗位体验”这一系列的流程来帮助学生们逐步适应从学校到社会的转变。而对企业而言，特别是小型民营企业，由于自身的资源缺乏，参与产教融合的目的是希望能借助一种捷径来获得适配岗位上的员工，通过“岗位体验—正式上岗—绩效考核”的流程直接把高职学生身份进行转变，这一系列的操作会使学生产生反感和厌恶情绪。因此，校企双方应首先在人才培养目标上达成一定的共识，通过沟通协商选择符合当地特色的产教融合模式。第二步是实现双方获利平衡、利益共建与分享。首先要做到权责明确，因为校企双方的利益诉求、责任义务是对等的。只有利益平衡关系有了保障，产教融合才可以持续、稳定的发展。第三步是如何实施动力合力机制。高职院校把握办学特色和定位，以此对接区域产业链上相关的企业，如合力共建实习实训基地，提升“双师”型教师的教学实践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而企业，特别是小型民营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要开发新技术与新产品，提高自己的品牌知名度，认真参与院校的“育才工程”，实行“订单班”的模式进行有效嵌入教学、育人环节，为学生们进行岗前“洗礼”，为正式上岗做好充分准备。

（三）产教融合动力保障机制

如何维持产教融合正常运行，答案是要有健全的法律保障机制。动力机制实施的有序性和有效性是关键要素。保障动力生成的有效机制有很多，其中包括法律、政策、制度、经费等内容。产教融合是一个多领域融合的项目体系，涉及面广，不仅包含了职业教育、行业企业，还有政治、经济等领域。为了监督政策得以真正落实，政府要进行宏观调控，以法律的形式来进行保障。因为只有从顶层设计出发，对产教融合利益相关主体各自的权利和责任进行明确区分，才能合理规范产教融合的市场环境（竞争环境）。以企业的视角来看，产教融合法律保障机制首先要认可企业的基本经济属性，要提供政策立法保障、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维护、合规的用人及劳资制度（特别是对应的校企合作单位）。以高职院校的视角来看，产教融合法律保障机制首先要理解院校的公益属性，包括考虑人才培养效果的考评、人力资源制度保障（师资力量）、教师科研成果转化保障（与企业进行技术对接）、学校文化内涵建设保障（校园文化、职业素养与工匠精神）等。

综上所述，完善产教融合动力机制是健全产教融合制度的必要条件。产教融合制度包括分工制度、奖惩制度和管理制度。相关利益主体按照协议章程进行义务履行，高职院校提供学习场地，创造学习环境，提供就业帮扶，培养服务社会的技能型人才；企业提供实训场地，创造工作环境，提供就业岗位，输出企业文化。政府通过奖惩制度可以避免合作被随意中断（违约行为），同时通过监管手段，促进主体间沟通对话与交流协作。

三、高职院校产教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推进路径

（一）通过构建长效机制，实现获利共赢

良好的制度环境是长效机制建设的基础，利益共建及资源共享是激发区域内企业参与产教融合活动的内生动力［3］。不断宣传产教融合项目的公益性和社会贡献度，能提升企业参与意愿。相较于以“双高计划”为目标的高职院校，企业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因为其参与项目的目标是想获得最短的人力资本回报期，但是高职学生的培养需要时间，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甚至也可能会出现风险，如订单班人才被“挖墙脚”的情况出现［4］。为此，为了能够维持双方的长期合作，政府相关部门需建立利益补偿手段，如产教融合企业的减税政策、强化中小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等。而“双高计划”高职院校不能独占校企合作过程中所得的专利、教育、劳务等收益，要在合理分配报酬的基础上，发挥院校教师的科研创新成果优势，使其积极参与企业新产品的研发，实现产教融合实体化展示，实质性对接。

（二）坚持多元化评价，健全动态检测机制

应该积极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组织，坚持内部评价为主，外部评价为辅，严格控制多方评价活动频次，不给主体单位造成负担［4］。采用的评价方式要符合区域特色，公平公正地对评价结果进行诊断、修正和调节，促进产教融合的效能提升，使“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向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迈进一大步。对于动态检测，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避免只关注重数量，忽视质量的评价导向，以保证评价的公平公正为首要目标。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来代替“单一判断”模式，对产教融合实施方案的设计与成效进行全面检验。对“双高计划”的高职院校的评价，要查看“双师型”教师占比、“企业师傅”课时量占比、毕业生就业岗位与专业相关度、校企共建课程数量等相关指标，还要关注校园文化与职场文化融合度等。

在“十四五”时期产业变革与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以“双高计划”为目标的高职院校肩负着培育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重要使命。因此，坚守办学定位，从专业群建设、课程设置、课堂教学改革、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来寻求动力来源，深化产教融合的发展路径。同时依靠政府的宏观调控，为“双高计划”高职院校提供宏观指导，获得政策与经费方面的优惠。协调高职院校与适配企业合作，构建产教融合长效机制，鼓励和吸引他们参与“人才工程”，深化专业人才培养的供给侧改革，促进合作项目的供需方精准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