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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水上勉《棒棒女郎》中的“社会”图景

2023-04-06牛雨晴苏州大学江苏苏州215123

名作欣赏 2023年8期
关键词:棒棒犯罪

⊙牛雨晴 [苏州大学,江苏 苏州 215123]

20 世纪60 年代前后,日本的经济繁荣促进了大众传播媒介的活跃,以大众传播媒介为依托的大众文学同时获得蓬勃发展,日本的侦探小说进入推理时代,重视现实性和真实性的社会派推理小说开始出现,其代表作家水上勉(1919—2004)的代表作《棒棒女郎》,以推理小说的笔法来展现“社会”图景,从适应时代需要和传达精神价值两方面体现出推理小说的生命力。对这种“社会”图景的分析不仅有助于理解社会派的品格,而且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水上勉在推理小说创作中是如何与其“要写人物”的愿望发生了抵牾,从而转向后期的纯文学创作的。

一、情节:真实的社会舞台

这部小说有三起案件,这三起案件同时也是小说的三个部分:第一是对层云丸号遇难事件中两具无人认领的尸体和佐佐田当铺店纵火杀人事件的调查;第二是接受了犯人犬饲多吉6.8 万日元的杉户八重欺骗警察们逃亡的过程,在此期间穿插了小川诈取面粉事件;第三是对杉户八重和竹中诚一被杀事件的犯人樽见京一郎的调查。文学艺术的真实包含着两种要素:一是描写对象的真实,二是作者感情的真实。①《棒棒女郎》在情节设计方面的特点是:作者根据自己的真实生活经历来设计小说情节,在叙述中不断流露出对底层民众悲惨命运的同情。文学的标准往往被认为是真善美,真实作为最重要的前提,无疑是最高的标准,正是这两种真实的融合,使得水上勉的推理小说愈发真实动人。

水上勉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在时代的洪流中展现普通民众的生活,人物身处历史的洪流中被裹挟着前进。无论是战时还是战后,经济是发展还是萧条,政府出台或终止某些政策,日本底层民众永远没有对生活的掌控权,只能宿命般地生活着、前进着。村子里人们的生活总是一成不变的,“生下的孩子只培养到小学毕业,然后就交给社会,让他闯荡去。强孩子就活下来;弱的孩子从社会上败下阵来,回到村里。回来的话,可怕的汤田和山顶的旱田在等着他。要想糊口活下去,就得耕种遥远的瘦瘪地,虽然肥料都被长子的水田、旱地吸收了。不断地干活,突然地死去”②,樽见京一郎的母亲在儿子出人头地之后依旧坚持每天去土地上劳作,以至于因疲劳过度而死亡,村里人称她为“了不起的人”,这就是生在农村的人的人生大事。城市里的老百姓同样如此,不犯罪、不搞黑市买卖、尊重法律的国民成千上万,永远认为老老实实地生活下去就是最大的胜利,他们是软弱的,也是可怜的。推理小说往往是借助一个牢固的情节链条,来引导读者推理出最后的结局。但社会派推理小说却是把情节置于广阔而真实的社会现实中展开,小说的主要事件不求离奇荒诞,不注重意外性的塑造,而是贴近现实,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倾向。

小说情节的真实通过对杉户八重这个人物的塑造得以建构,她代表性的欲望、自卑,以及悲剧的命运都是日本底层民众的共同特性。犬饲多吉与杉户八重的相遇令人非常感动:参加亡母三周年忌日的女子于归途的火车上邂逅了实行犯罪事实之后全神戒备的男子,女子给予了男子无微不至的关怀,男子在一夜的温存后留下了一大笔钱,这笔钱给年轻的妓女带来了光芒,给了她重新思量生活的机会,二人在那一晚应该一度感受到了世间的温情吧!几乎得不到家人和朋友关爱的杉户八重对樽见京一郎的感情是既有感激也有爱情的,所以为了保住樽见京一郎,为了不失去这种关爱,杉户八重不仅欺骗了刑警弓坂吉太郎,独自咀嚼内心的惶恐,将案件延长到了十年,而且一直保留着那晚樽见京一郎洗澡时用过的安全剃刀和包着那笔钱的旧报纸。通过这种人物关系,水上勉建立了一个“有情”的社会。这里的“社会”,不是简单的字面意思,而是表示“人们的统一”这种重视人际关系的意思,人物有自己的故事,他们的关系、命运自有悬念,这种悬念是建立在故事合理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而不是像平庸的推理小说那样为了叙述情节而存在;这里的“有情”是与社会的黑暗相对而言的,杉户八重的保护凸显出犬饲多吉对命运的抗争,这十年间我们看到了他命运走向的其他可能性。

担任侦探工作的人物对案件的推理并非无往不胜。小说中没有像夏洛克·福尔摩斯那样有名的间谍,出现的只是普通的刑警,与其他作者的推理小说相比,水上勉推理小说中的警察只是社会上的普通人,没有特殊本领,这反而加深了其小说的社会性。对于作品中出现的三场犯罪,警察的调查进展缓慢,有的甚至长达十年,原因一方面是杉户八重对刑警们说了谎,另一方面则是刑警们本身办案的态度和效率问题。首先,大部分刑警办案时会因为不重视和不用心而想当然,不愿实地走访,经常导致错过一些可能的真相,或者不注重证据,草草结案。其次,对于刑事案件的侦查,即使是一般的询问也很难进行,因为战后的社会还没回归常态,警察经常会被认为是调查违反经济法规的官员。因此,侦查工作屡屡陷入僵局,这时必须依靠其他人物出场提供一些线索来推进案件,或是一些来信,或是家人的只言片语给出的灵感。这样描写的好处就是使读者具有充分的自主意识,在阅读作品时,读者不会一味地根据警察的观点来判断人物的善恶,而是对犯罪事实有自己的思考。

二、人物:社会上无垢的罪犯和受害者

作者在作品中着重塑造了这么几种人物形象:懦弱无能的父亲,成为家庭的牺牲品、耗干身体的女子,走投无路而选择犯罪的人,假释后或刑满出狱的犯人,还有兢兢业业的警官,这些人物身份本身就代表了很多问题,他们共同描绘出一幅战后日本民众生活的图景。在推理小说中,探讨人物的犯罪动机与人物形象的塑造往往是密不可分的,水上勉并未在描写作案过程的部分投入过多笔墨,而是超越本格派和变格派利用逻辑和推理的固定模式,从弱者的视角出发,探索人物犯罪的社会原因,揭示社会矛盾和问题,深入分析人物的犯罪动机。

按照石仓义博的分类,《棒棒女郎》属于“无垢犯罪”这一类:“无垢的人物,还是会危害无垢的人物,但其犯罪背后的动机,有来自该人物所处的社会状况的情况。”③作者在对罪犯进行外貌刻画时,就用到了“眼神看起来和蔼可亲”“两眼依旧清澈明亮”“羞涩的笑容”这样的形容。在沼田八郎和木岛忠吉出狱时,作者在文中解释说,二人犯罪的原因是制度不完善,导致在监狱劳动五年的犯人出狱时不仅没有一套整齐的衣服,而且包括火车费在内全身上下只持有27.5 日元。这样,两个在监狱中受过教育的人的犯罪原因就不是出于自身的欲望,而是来自社会了。不仅如此,在对樽见京一郎生活经历的调查中,警察也一度处在对他曾经生活贫苦的同情和对他犯下罪孽的痛恨的矛盾心情当中。作者对樽见京一郎身世的阐述并不是为了刻画人物的个人成长之路,而是为了将他的人生经历汇入社会时代大潮之中,因为“个人主体的成长必须是也必然是在社会集体中、在具体历史进程中的成长,作家必须努力寻找到个人与社会、与时代相嵌共生的连接点,才算是真正履行了文学创作的使命”④。在小说最后,樽见京一郎用跳船来表达自己的后悔,他成了“无垢的罪犯”。既然罪犯是无垢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人物的犯罪呢?小说提出了“犯罪者是社会吗”的质疑。

在受害者这一面,同样存在着“无垢的受害者”。水上勉善于从弱者的视角去描绘故事,但这里的“弱”并非是指人物在经历挨饿受冻的贫苦生活,相反,他们都是有生活能力的,是不断承受着社会压迫的“社会弱者”。水上勉在作品中不只是单纯地强调底层人民的贫困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贫困的背景联系到人物所经历的时代问题和作品的社会环境。在《水上勉的社会派推理》中藤井淑祯认为水上勉的“社会环境”远远超过松本清张的“社会动机”,对水上勉的“社会环境”赞不绝口。⑤与犯罪动机不同,水上勉重视的永远是人物与社会的联系,一旦阐明其犯罪动机,就一定会说明这个人物的社会背景,他笔下的人物从不是孤立出现的,而是作为社会环境的一部分同时登场。人物的“贫困”更加体现在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思维方式上。为了对抗命运,能够尽可能地支配自己的人生,他们不得不反抗给予自己如此人生的社会,不得不去犯罪。八重杉户与樽见京一郎二人接收巨款时的不安和憧憬未来时的喜悦也都从另一个角度让我们看到他们为了改变命运所做的努力。在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的生活后,杉户八重马上还债去了东京,希望开始新的生活,十年间不吃好的,不看电影,不买衣服,一点点攒起了215 万元。犯罪后拥有了一大笔巨款的樽见京一郎在回到故乡后,为了不让沼田八郎和木岛忠吉这样的惨案重演,他为刑满释放者的新生事业捐赠了3000 万日元。

传统的大众文学塑造的人物形象大多是扁平化的,但水上勉的推理小说却注重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心理世界,重视人物的情感变化,展现人物的复杂、社会的罪恶、人物与故乡的羁绊,人们的内心冲突由此转变成了人与社会的冲突。这是一种对推理小说创作的价值观上的转向:犯罪的人并非十恶不赦,犯人不是恶的象征,受害者也不完全是善的象征。在挖掘罪犯的犯罪动机时,社会因素是很大一部分原因,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善与恶混杂在一起;同时,受害者方面,他们也有私心,也有对物质的渴望,但这并非是作者对人性的一种抨击,也不意味着金钱对社会的腐蚀,而是符合日本社会发展的实际,也是水上勉的推理小说具有的现实主义倾向的印证,推理小说与现实主义文学在这里发生了巧妙的碰撞与融合。与人物的悲惨命运相比,知道谁是杀人凶手已经不重要了,欺世盗名、犯了大罪的樽见京一郎“那铁板一样的不在杀害八重的现场的证明,是由他以五十年的人生为赌注的舍身之策而来,马马虎虎是攻不破的”⑥,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之上的,是底层小人物们破碎的梦想。

三、贯穿其中的悲惨社会现状

水上勉通过警察在侦探过程中对于案件的交流,点出悲惨的社会现状,他从贫困的社会风貌出发,塑造真实的人物和讲述真实的故事,勾勒出一个冷漠的社会。小说中最明确地呈现出的是战争对日本普通人的影响。战时,日本普通人只关注自己脚下的土地是否完好,生活是否安宁,“军队把能砍的树全都砍走了,所以一下大雨,山就会塌方。道路泥泞不堪”⑦。在战后这种影响则愈发明显,日本从1945 开始了八年的通货膨胀时期,战争引发的通货膨胀使日本物价飞涨,黑市贸易盛行,黑市投机商人破坏统购统销,导致京都内出现不断推迟配给甚至不配给的情况,小说中对此也花费了诸多笔墨,人们“如果老老实实听信政府的话,就得饥肠辘辘地在饿死边缘上挣扎”⑧,不在黑市上进行交易就得饿死。除了京都,偏僻的村庄里也全是家境贫寒的住户,不付出艰苦的劳动,日子是过不下去的,以至于在东京谋生的人连旧报纸、旧杂志和空罐头盒都要寄往老家,这种行为也是可以被理解的。但与之相反的是,政治家贪污受贿、盗用公共资金等事件,虽然会在报刊上引起一时的轰动,但过后这些人还是有权有势地活在人间。这种混乱的社会状况使得人们心烦意乱,混乱的都市状况和处于其中的妓院、黑市共同组成了故事发生的社会环境,战后日本社会的风雨之变在作品中得到了入微的呈现。

水上勉在小说中强调的并非是单纯的贫困问题,而是隐藏在这种贫困背景之下的社会问题。如果我们聚焦于作品中平民的麻烦、妓女的悲惨、刑余者的问题,从他们的年龄、身份、职业出发,分析他们所经历的时代问题,就能够直观地感受到社会到底给人们带来了什么。战争导致的不仅是社会风貌的剧变,更严重的是战争导致的犯罪率激增的问题和监狱制度的问题。在监狱看守部长巢本虎次郎来向警察田岛清之助提供关于纵火杀人案的线索时,田岛清之助向巢本虎次郎说道:“监狱对这类刑满释放的人是否返回原籍,竟然毫不了解,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如此不负责任,真叫人火冒三丈。”⑨小说中案件发生的时间是1947 年,当时对于日本罪犯的重新做人工作、司法保护监督的相关工作都是处于无计可施的状态,只能是源源不断地把犯人放到社会中去。杉户八重唯一的朋友葛城时子在案件中是警方寻找杉户八重的唯一线索,通过警方对她住所的几次调查,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悲惨的女人在生活的压迫下,背着必须给家乡的亲人汇钱的沉重包袱,不得不选择卖身给老黑兵,在这个过程中,身体健康的恶化和外界的流言蜚语,以及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交织在一起,使她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由从前的开朗变成了愚钝与忧郁。

水上勉怀着强烈的正义感,在推理小说中高举着为小人物发声的旗帜,站在下层民众的立场上,无情地批判日本社会,感情真挚,笔法独到。在水上勉的推理小说中,可以看到很多在下层社会挣扎生活的人,他们都抱着小小的希望,想走出战后的混乱状态,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无论怎么努力,他们最终都会失败。作者很清楚地知道在当时日本的混乱状态下,这些问题不可能很快得到解决,因而他并非想去专门对这些问题做一个讨论,仅仅是提出问题而已。在《棒棒女郎》中,社会成了犯人,在这个无情的社会中,刚出狱的木岛忠吉和沼田八郎、摆脱童年贫困的樽见京一郎、远离妓院的杉户八重,谁也无法得救,他们想摆脱这样的人生,却不得不继续这样的人生。在水上勉的“社会”中,他依旧展现了一种求出路的人生态度。在这个社会中,也有合作解决案件的刑警们,他们坚持自己的信念,充满工作热情,锲而不舍地寻求真相,逮捕了犯罪者,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在樽见京一郎坦白自己的罪行时,读者们会大松一口气,刑警的胜利给人们增加了生存的勇气,为处于社会黑暗中的人们注入了一种生存的力量。

四、结语

《棒棒女郎》出版后以其兼具推理与抒情的风格,打动过许多读者,在日本广受好评,因而几次被改编为电影搬上荧幕,影片本身也斩获多项大奖,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棒棒女郎》在社会影响方面同样展现了独特的“社会”图景。水上勉将传统推理小说中情节上的诡谲换为心理上的斗争,将环境设定在日常生活中,将人物形象设置为和我们一样的平凡人,立足现实生活,注重人们的内心活动,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底层民众的矛盾和烦恼,他的推理小说不仅推理过程具有趣味性,还形成了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社会派,他对社会现状敏锐的观察力、优秀的人物塑造能力、对迷惘与悲伤的强大表现力,都成了吸引读者的特殊力量。

①李德纯:《松本清张论——兼评日本推理小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1年第5期,第89页.

②⑥⑦⑧⑨〔日〕水上勉:《棒棒女郎》,于长江等译,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417页,第413页,第66页,第239页,第31页.

③石倉義博:『〈社会〉を語る文学』,『ソシオロゴス』1998年版第22期,第226页。

④ 冷嘉:《战争、家国与“新女性”的诞生——论丁玲延安时期对农村妇女的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5期,第141页。

⑤ 藤井淑禎:『水上勉の社会派ミステリー』,『文學界』1996年第58卷第11期,第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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