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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闲阶级论》中女性符号化及现代演变

2023-04-06朱梦涵贵州财经大学文学院贵阳550025

名作欣赏 2023年8期
关键词:阶级代理符号

⊙朱梦涵 [贵州财经大学文学院,贵阳 550025]

鲍德里亚指出,凡勃伦在炫耀性浪费的分析中说明物的符号化问题。《有闲阶级论》中的女人、仆人、大众,与物一起发挥着相同的功能,他们都作为主人社会级别的展示者。因此,女性的价值并不仅在于其使用价值,或者说她们的劳动生产价值,而在于她们作为一种符号的社会价值。“个人总是通过符号来证明或宣布它的合法性,并通过符号来保证这种合法性。”①主人需要通过女性的符号价值,向社会展现自己的地位与荣耀。因此女性在这一价值展现的过程中,便形成一种“价值等级秩序”的存贮,这就是女性作为符号的意义功能。女性符号化并不只是满足自身在父权体制下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更是让她家庭所处的阶级获得社会的认可。在这里,女性这个个体被他人认为是一个符号。

一、女性符号化的基础

男性与女性的阶级属性不同,有闲阶级在演进过程中,男性凭借身体优势成为有闲阶级的起源,女性只能承担日常的生产工作。同时,承担的工作性质也不同,男性从事非生产工作与女性从事生产工作。

(一)劳动阶级与上层阶级

在未开化的文化中,尽管有闲阶级还未真正形成,但凡勃伦将这一阶段脱离于生产工作而从事非生产性工作的上层阶级视为有闲阶级的起源。在这一时期,上层阶级中的男性从事受人尊敬的侵占性业务,通过强占与劫夺获得的财富,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使有闲阶级制度在这样的物质条件下得到充分发展。有别于男性从事的非生产工作,以女性为主的底层人民经过战争,变为上层男性的奴隶,承担下一阶段发展的劳动工作。这些底层人民整日劳动却无法获得金钱与时间,她们便成为劳动阶级形成的基础。这就决定了男性为主的上层阶级与女性为主的下层阶级有一种天然的不平等。随着社会进入未开化的较高发展阶段,以女性为主的劳动阶级与以男性为主的有闲阶级形成,女性与男性的对立由此显现出来。

(二)生产工作与非生产工作

这一时期是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父权制社会,强壮的男性主要从事一些带有“侵略性”意味的工作,如战争、劫夺等,男性作为猎人存在,而不是作为劳动者存在。他们把这种能进行伤害的行为视作一项光荣的事业,认为女性和奴隶所从事的“粗鄙”的生产工作是不能作为一项工作而言的。因此男性对于他们所处的社会起着统摄作用,具有充分的话语权。而在生理结构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不能进行惊险的猎杀工作,转而承担日常工作,始终居于被动地位。与此同时,隶属于高级阶层的贵族妇女一般不参加劳动阶级的生产工作,或者至少“免于从事较粗俗的体力劳动”,这些女性有别于劳动阶级的女性,她们拥有充足的时间,也被视为有闲阶级制度中的一员。但是在父权制下,她们必须绝对服从,同样也不被允许参加“政治、战争、宗教信仰和运动比赛”等被视为光荣的非生产性工作。由此,女性和男性的对立基于工作形式的相异,且女性始终处于被统治的地位,她们依附于男性而生存,逐渐成为男性证明自己的“有闲”符号。

二、《有闲阶级论》中女性的符号

凡勃伦用纵向历史比较的分析方法,把从原始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女性符号意义变迁,采用男性主导的视角呈现出来。在此视角下,男性具有绝对的统摄地位,书中对男性的描述有大量的差异化分析,而女性则被消解了个体差异性,仅仅作为一个展现价值功用的附庸符号。这些符号的意义也就限定女性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

(一)作为战利品的符号

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指出,男性主导的所有权制度的确立,是从“男性对女性的所有权”开始的。脱离狩猎活动时代后,打猎活动带有两方面的性质,一方面是盈利的性质,另一方面是作为娱乐活动,仅仅是作为满足掠夺冲动的活动。同劳动产品可以作为劳动生产的证据一样,侵占性的掠夺和政治活动也需要证据来证明他们的业务成果,身体远不如男性健壮的女性被迫成为同其他奴隶一样的生产工具和战利品。男性与女性的关系是主与奴的关系,她们对于男性的价值就存在于她们的劳役当中。如果是游牧部落,她们甚至被视作和牲畜一样,和牲畜一同作为主人的资产,为主人生产财富。这就出现一个破坏性机制,当男性越展现出强大的破坏性时,他就越受到社会上其他人的尊重,拥有更多的财富。为了拥有更多私有财产和社会地位,他们的抢占活动日益猖獗。如此循环,女性从一个独立的人,沦为与其他资产等同的物品,她们作为物品又成为男性战利品的标签,从而建立起女性符号化的制度。

(二)有闲阶级的代理符号

新的“准和平”阶段,私有财产加剧家庭之间的歧视性对比。每个家庭为了获得心理上的安慰,必须把他的财务保持在与同一级家庭相等的水平,当他的财务水平高于同一阶层时,会产生满足感,这种财务竞赛需要通过“有闲”来体现。因此在财富的积累与权力的建立之外,还需要通过摒弃劳动以及时间、物质上的浪费来保持有闲阶级的尊荣。在这一时期,拥有高贵门第的女性摆脱生产劳动,从她们父亲那里继承财富与权势。这类女性摆脱战利品的符号,或者说是普通奴隶的地位,她们就在一定程度上享有有闲的特权。但在此时,女性仅仅作为其丈夫或父亲的动产,她们自身包括她们的财产全部隶属于家庭中实际掌权的男性大家长。女性所处的地位自然不能与男性大家长相提,但是作为有闲阶级的一分子,她们拥有作为男性的附属而代理其展示的任务。代理有闲主要包括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凡勃伦认为“代理有闲和代理消费,是无自由的仆役的一个不变的标志”②。因此女性在此并没有改变其附庸的境地。

首先,女性的代理男性有闲。在族长制时期,女性的代理有闲还是无所事事,虚度光阴。有闲阶级形成后,女性为男性代理有闲使她们脱离生产劳动,但是同样也要从事没有附加值的家务劳动。为了展现阶级的有闲,衍生出各种各样隶属于家务范围内的家务活动,这些家务活动不是为寻求家庭美观与装饰功用,而是透露出一种“精准的道德”。它们本身是无用的,只是作为一种“炫耀性道德”而被要求呈现出来。做家务劳动的主妇被消耗时间与精力,使其也有符号意义——她有充足的时间去从事这些没有利益而且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工作,她作为家庭中大家长的代理有闲的符号向来客展示。而且,如果女性家中的男主人财力允许的话,她的家庭劳务的解除范围将会进一步扩大,她会将她的代理有闲活动转向社交活动。如果说家务劳动仅仅局限于家庭区域内,社交活动则将女性推向同一阶级的微型社会。女性通过参加一个又一个的礼仪性宴会,向更多的人展示她主人的荣耀。

其次,女性代替男性的消费。消费作为财富的派生发展,当消费种类增多,各种名目的消费成为男性展现资本的强有力武器。追求刺激品与辨别名贵的消费品是有闲阶级男性保持荣誉的途径。男性仅凭自己的力量不能完成这种炫耀性消费,就需要家庭中的其他人代劳。女主人首先成为这一消费的代理人。并且随着奴役制度的衰落,仆人的代理消费行为逐渐转移到女主人身上。她们除生存必需的消费外,其他的消费都要被建立在为男性荣誉和享受思量的基础之上。女性在服饰和家庭装饰上的消费都属于为男性服务,而不是单纯为自己的享受而消费。她们的消费能力也会被大众评估,从而成为阶级划分的依据。

(三)有闲生活的实际符号

下层中产阶级,由于经济能力的降低,已经不属于有闲阶级,但是他们迫于环境压力仍然要维持有闲的生活。财产实力的削弱,男性想要维持现有的有闲阶级生活,需要外出从事生产性活动,他的妻子替代他,成为有闲生活的实际符号。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在此期间的有闲与消费行为也体现家庭阶级,她们把大多数时间花在家庭美化与清洁上,即使她们在自己身体上消耗时间、金钱,也是为了成为男性财富的象征,女性的消费行为被深深地打上社会阶级的烙印。女性完成由有闲阶级的代理符号到实际符号后,外界的眼光要探究男性的社会等级就要始终把眼光放在女性身上,透过女性的身体与形象以及她对家居布置的程度,解读其丈夫的社会地位和职业身份。女性需要通过自我展现完成社会的“集体期待”,并用他人的评价来构建和重构自我。处在这一阶级的女性维持表面上的有闲,实际上成为其丈夫的雇工,借有闲生活礼仪而消费是她们的义务。

三、女性符号的现代演变

在《有闲阶级论》中,凡勃伦把女性作为完全被操持的物来看待,分析她们对于男性和家庭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不免将男性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过度放大,否定女性作为个体社会成员的独立存在,而且这种对女性符号化的认识无疑使女性的社会角色更加单一,导致她们始终充当为家庭生活服务的角色。其实早在《有闲阶级论》诞生之前的17 世纪,霍布斯与洛克一方面试图维护人类自由,另一方面又试图消解这种传统自由所带来的破坏性。为削减自由带来的破坏性,霍布斯与洛克首先提出人类生而平等、自由的观点。他们捍卫这一观点,从根本上改造父权理论,打破男性的绝对领导权,一定程度上改变男女不平等的局面,提升女性的地位。女性一改之前未嫁之前顺从父亲、出嫁以后丧失公民权的境地。父权主义的土崩瓦解,把女性从为取悦家长、展现阶级地位的繁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这种无法被计入国民生产总值的劳动,曾经是女性被轻视的原因。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他者”的概念来指那些处于被支配地位、失去独立人格而被异化的人。作为“他者”的女性需要在“第一性”的赞赏中获得自我价值的肯定,她们才会认为自己作为社会成员的身份被承认,也就是说她们的存在完全由男性下定论。此外,在自然论与神定论下产生的父权主义更将女性牢牢禁锢在家庭中。现代女性开始走向社会,尤其是生产劳动不再受到鄙视以后,女性更愿意投入到学业和生产劳动中,拥有独立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她们拥有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不再是为男性服务,更大程度地彰显她们作为与男性处于同一地位的社会成员的自身价值。这些新时代女性成为现代女性主义赞赏的对象,她们在现代女性主义者的笔下成为现代女性独立的符号。

现代女性成为消费的主力军很大程度上受到之前有闲阶级的影响。她们在服饰审美上拥有着长久积累而来的敏锐嗅觉。特别是女性在走向社会中的生产劳动后,她们不需要男性为她们的消费提供经济支持,丰厚的劳动报酬给她们的自由消费提供物质基础,使女性摆脱男性对于她们消费种类的限制。出于生活和工作礼仪的需要,女性能够为自己的身体消费,来保持现代社会的社交礼仪。消费市场感受到女性巨大的消费潜力,改变之前只为有闲阶级男性服务的模式,通过推出多样化的购物平台,拓展消费形式,播出有吸引力的广告等方式,形成具有现代女性特色的消费导向。受到女性主义的影响,以及需要对自身女性独立符号进行构建,女性更愿意满足自己的需求而消费,而不是根据男性的需要制定自己的消费项目。媒介传播中女性意见领袖的引导也刺激她们能更好地服务于自己,微博、微信等平台的众多自媒体可以为各种各样的女性提供针对性的消费方案。

女性成为现代女性独立的符号以后,女性所经历的一些事情会上升为社会事件,从而把社会事件又变成男女双方的矛盾问题。人们对事件发表评论又会被认为代表女性主义或者反对女性主义,尽管一些时候他们并没有这样的想法,女性主义的符号在此处就被放大。此外,作为符号的女性很容易被另外的符号所掩盖。网络事件一旦被视为女性主义的符号,拥有话语权的媒体人用另一种符号遮盖住这个事件,从而遮蔽事件的本质,把观众引导到与事件本质无关的表象上去。相对于挖掘事件的真实意图而言,媒体呈现给大众的娱乐化表象更能被快速捕捉信息的网民所接受,本质在表象的遮蔽下就被遗忘。

在《有闲阶级论》中,女性从战利品符号到附属于有闲阶级男主人的代理符号,现在又成为现代女性主义的符号。作者善于用特定的符号来掩盖真实的自我主体,而女性自己和她们赖以存在的现实生活则被忽略,这时她们仅仅服务于符号或者是充当符号在场,真正的本人却在此缺席。她们被冠以这些符号封闭自我,被人观看,成为与主体对立的“他者”。尤其在网络空间内的意识符号,是大众通过网络媒介对女性的自我进行的阉割。这些符号经由媒介传播又使大众对于女性的固化认识继续加深,女性在符号传播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这些符号的宰制。另外,那些在话语底层沉默着的女性就被掌握社会话语导向的人代表,大部分没有话语权的女性的意见,被小部分发声者建立的符号淹没。

四、结语

旧时有闲阶级的女性符号影响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并且进一步固化一部分人对于女性的既定认识,这种固有印象甚至一直持续到现代社会。究其原因,都可以在《有闲阶级论》里找到踪迹。符号化的女性在被表征的过程中作为“在场的缺席者”经常被忽视其个性化,被放大用以激化事件矛盾点或者掩盖其本质。但是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女性提高经济地位和争取意识多样化表达的行为,都是女性逐渐摆脱固有符号所做的努力,她们也在争取拥有对其主体自由定义的权利。

①〔法〕让·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

② 〔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凌复华、彭婧珞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版,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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