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婧婷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24］

留侯张良深谙权谋之道，屡出奇计，其思想与战国至汉初盛行的黄老道家有着密切联系，与《老子》《黄帝四经》中“贵柔守雌”“谦退不争”“顺时而动”“明哲保身”等思想有着诸多相似之处。

一、黄老之学在张良实践中的体现和运用

张良在诸多方面承袭了黄老思想，并在立身处世、政治谋划和军事活动中予以发挥和应用。韩兆琦先生在《黄老思想与〈史记〉中的范蠡、张良》一文中指出：“现实中的张良才真正是‘黄老思想’，或者说是《黄帝四经》的第一个自觉的实践者。”①诚然，“黄老思想”在张良的人生轨迹、政治活动、立身处世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刻下了鲜明的烙印。

（一）思想的转变：由任侠到黄老

张良出身韩国贵族，因秦灭韩而家族没落。张良青年时血气方刚，慕豪侠之行，为报国仇，椎击秦始皇。公元前218 年，张良谋刺秦始皇，行侠义之举。张良与力士预先埋伏在博浪沙道狭窄处，待秦始皇车队经过时，力士将一百二十斤铁锤掷出，误中副车。这次行刺使秦始皇大惊，挑战了始皇权威，影响颇大，《秦始皇本纪》和《留侯世家》均作记载。一“椎”激起千层浪，张良早年间任侠重义，爱国爱家，真谓高义之士，令人赞叹！张良谋刺始皇，看似简单，实则不然。张良为反秦的一椎奋起，前后组织策划长达十年之久，历经数年艰辛只为等待复仇时机，顺时而动，亟刻行动，其坚毅和果敢确实非常人所能及。前有荆轲刺秦，后有张良奋志，同样是慷慨悲壮的，但观其结果，荆轲事不成被杀，而张良却与力士脱逃，亡匿下邳。秦始皇大索十日也未搜捕到张良，这大抵也是张良的一种智慧吧。

历经秦汉之际的社会剧变和人生变故，张良洞察世事，折节改行，步入中年后，修道家“黄老之学”。“圯上受书”可谓是张良思想转变和人生转折的重要契机，使得张良由任侠尚气的“义士”成长为一个动心忍性的“智士”，思想上转向黄老之学，由此奠定了他一生的思想底蕴。“良尝间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②圯上老人毫不客气地以“孺子”称之，使张良数次拾履，深折其青年锐气，教会子房一“忍”字，从而使之在思想上更为沉潜、隐忍。苏轼《留侯论》中言：“圯上老人受书，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③“圯上老人受书”，其意不在书，是秦末隐士在考验、提点张良：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危矣，只有有所“忍”，才能成就大事。《太公兵法》一书尽论兵法之战略和战术，张良承袭老子欲歙固张、欲取固予的思想，其谋略策划中的以柔克刚、迂回曲折正是“黄老哲学”的体现。

（二）政治军事活动中的“黄老思想”

宋代杨过评论张良的策略，言：“老子之学最忍，他闲时似个虚无单弱的人，到紧要处发出来，使人支吾不住，如张子房是也。子房如峣关之战与秦将连和了，忽乘其懈击之；鸿沟之约与项羽讲解了，忽回军杀之。这便是柔弱之发处，可畏！可畏！”④杨过这里提到了张良辅佐刘邦灭秦入关、楚汉相争中的两大关键事件，即利诱秦军和鸿门斗智。这正是张良“以柔克刚、以智取胜”，运用黄老之术扭转战争形势的生动实践。

张良助刘邦灭秦军，描写得最精彩的是峣关、蓝田之战。刘邦与张良南下，刘邦欲以两万兵力强攻秦朝峣关的军队，张良认为不然，谏曰：“秦兵尚强，未可轻。臣闻其将屠者子，贾竖易动以利。原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为五万人具食，益为张旗帜诸山上，为疑兵，令郦食其持重宝啖秦将。”⑤张良分析敌情，研判形势，抓住秦将是屠户之子，容易被利诱的突破口，施展谋略。“持重宝啖秦将”，正是利用秦将的贪欲攻破敌军的心理防线；“为疑兵”，虚张声势，先声夺人，说到底还是为了“啖秦将”，为了巧取。一个“啖”字，将张良的诱敌和智取之术描绘得鲜明生动，从而使得秦军军心不稳，达到分化拉拢、收买利诱敌将的目的。此后张良抓住时机，建议刘邦因其懈击之，秦军兵败，汉军直入咸阳，率先入关。“利诱秦军”的胜利为刘邦灭秦入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是张良首次为刘邦做的重大谋划，最终旗开得胜，崭露头角。

在鸿门宴这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张良是沛公方面的策划主导者，将刘邦、樊哙等人的言语态度安排得当，在千钧一发之际，使刘邦化险为夷，显示出他非凡的才能。前206 年，项羽破关而入，驻军新丰鸿门。沛公左司马曹无伤密告项羽，言沛公欲王关中，项羽大怒，下令围攻沛公。当是时，项羽军四十万，沛公军十万，兵力相差悬殊。一场恶战，几乎有一触即发之势。张良分析局势，言沛公不敢背项王，应敛抑自身，守柔处弱，以取得项王的信任。鸿门宴上，矛盾趋于白热化。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在情势危急的情况下，张良让樊哙救驾。樊哙的一席话是张良早已安排好的，壮士大义凛然的形象消除了项羽的猜忌。鸿门宴上，刘邦的谦卑恭谨、樊哙闯帐时的正义凛然，都在张良的安排策划下有序展开，足见其智谋。张良应对项羽的策略，最核心的原则就是“贵柔守雌，以柔克刚”，当前形势不利，需得隐忍，设法保存实力，从而积蓄力量，谋求反攻。鸿门宴是楚汉战争的缩影，更是一场政治博弈，昭示出“力不胜智，仁不胜谋”的思想，也显现出张良在谋划方面的卓越功勋。鸿门斗智是张良对沛公做出的最大贡献，他以黄老之学的智慧和谋略挽救了沛公的灭顶之灾，扭转了历史发展进程，也奠定了刘邦、张良君臣关系的政治基础。

此后，在烧绝栈道与下邑画策的政治谋划中，张良更是发挥了他“贵柔守雌、以谋取胜”的黄老指导思想。之后汉王就国，张良亲自送行，指着山间的褒斜栈道，因说汉王曰：“王何不烧绝所过栈道，示天下无还心，以固项王意。”⑥谏言汉王火烧栈道，表示没有东出的意向，以此来迷惑项王。刘邦心领神会，火烧栈道，麻痹项羽，杜绝诸侯的偷袭。鸿门斗智与烧绝栈道都显现出张良辅佐刘邦在楚汉之争中斗败项羽的功绩，张良善于揣摩心理，打心理战，以柔克刚，利用项羽骄矜自负的性格为刘邦获取信任，为发展汉军自身的力量赢得时机。

“下邑画策”的核心战略布局在于“打持久战蚕食项羽”，正面战争不可取，只有联合其他力量，逐步蚕食项羽，才能以“智”取胜。张良下邑画策的背景处于刘邦彭城惨败的危急关头，张良向刘邦推荐了韩信、彭越、黥布三将。良进曰：“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郄；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及魏王豹反，使韩信将兵击之，因举燕、代、齐、赵。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⑦张良下邑画策的总体方略，核心便是调动韩信、彭越、黥布三方力量与汉王自率的汉兵形成四方配合作战，通过打持久战来蚕食项羽，消灭其力量。张良的下邑画策是放眼全局的总体作战方略，四方军全面发动，使得项羽陷入四面受敌的困境中。张良的谋划决策是正确的，有了正确的战略，汉军的士气振作了起来，楚汉对峙于成皋，成皋之战历时三年，接下来垓下之战，刘邦一战歼灭项羽。战争进程按照下邑画策的计划进行，足见张良决策的正确性和预见性。

（三）立身处世中的“黄老思想”

张良是“黄老哲学”的化身，“黄老思想”在张良身上的体现便是：明哲保身，懂得自保。儒家讲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赞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气节。屈原、伍子胥为劝谏君主失去性命，丝毫不畏惧死亡。然而张良秉持的道家哲学看重生命，主张韬光养晦、明哲保身。

张良立身处世的原则是后发制人，可进可退，从不先声夺人，总是别人先言，他后面综括，举两例观之。在劝谏刘邦定都关中时，先有刘敬谏言，指出建都洛阳不可取，而定都关中犹如“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利于稳定国家。刘邦犹豫不决，待询问、征求了张良的建议后，当日便迁都关中。在易太子的事件中，先有叔孙通以死诤谏，之后张良建议请商山四皓辅佐太子，从而见得太子仁孝，恭敬爱士，最终不易太子。张良辅佐刘邦建汉，与帝王若即若离，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淡泊名利，功成身退，得以善终。他在权力面前处处退避，在封赏面前尽力退让，不引起刘邦的猜忌和担忧，也绝不功高震主，威胁统治阶层的利益。张良被封留侯，却推辞三万户，只要一个留县。这与当时其他文臣武将争功不休、相互攀比形成了鲜明对照。张良居功不傲，最终功成隐退，为刘邦献计，也是点到为止，不过分坚持，绝不引起刘邦的反感。

留侯素来体弱多病，自刘邦入都关中，天下初定，他便托词多病，闭门不出。随着刘邦皇位的逐渐稳固，张良逐步从“帝者师”退居“帝者宾”的地位，遵循着可有可无、时进时止的处事原则。在汉初刘邦翦灭异姓王的残酷斗争中，张良极少参与谋划。在西汉皇室的明争暗斗中，张良也恪守“疏不间亲”的遗训；当刘邦、吕后残杀功臣之时，张良闭门不出。汉高祖十二年，在刘邦去世前，张良两次向刘邦、吕后请辞，欲寻访神仙，道引轻身，这怪异举动的背后是：韩信因造反被杀，彭越被剁成肉酱，黥布举兵造反，兵败被杀。不得不说，张良在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选择退隐，是有着鲜明道家色彩的明哲保身之举。

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评价张良的行为时说：“以子房之明辨达理，足以知神仙之为虚诡矣。然其欲从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际，人臣之所难处。如高帝所称者，三杰而已。淮阳诛夷，萧何系狱，非以履盛满而不止耶！故子房托于神仙，遗弃人间，等功名于外物，置荣利而不顾，所谓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⑧司马光认为，凭张良的明辨是非、通晓事理，他完全知道所谓神仙不过是些虚幻诡异的东西罢了，但他却要随同赤松子远游，其聪明智慧是显然的。功勋和名位之间，正是为人臣子难以把握的地方。汉初三杰，淮阴侯韩信被诛杀，相国萧何被拘押狱中，这不就是由于功名已达到顶峰却还不知道止步的缘故吗？所以张良假托与神仙交游而推脱，遗弃人间俗事，把功名看作身外之物，把荣誉利禄抛在脑后，所谓明哲保身的人，张良便是如此。

关于张良，前人的评价大致有两种：一说是善于玩弄权术的阴谋家，另一说是清高出世，不考虑个人利益的圣贤之士。实际上，张良更多的是展现出了黄老哲学的色彩，应对问题如鱼得水、游刃有余，面对政事人事，欲取先予，后发制人，贵在明哲保身，保全自己。

二、司马迁对张良奉行黄老之术的情感态度

“黄老”一词，在司马迁《史记》中屡次出现，折射出汉初黄老思想的鼎盛之势。《吕太后本纪》论赞中言：“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⑨吕后执政期间奉行“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从论赞中可见司马迁对当时政治经济措施和社会生产发展状况的肯定。窦太后尤好黄老之术，《史记·孝武本纪》中言：“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⑩《史记·儒林列传》中亦记载：“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⑪从侧面探之，黄老之术在汉初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自刘邦始，中经惠帝、吕后、文帝、景帝，直至武帝初年依然掌权的窦太后，皆受到黄老思想的深远影响。作为史官的司马迁，对汉初黄老思想的盛行做了实录，并根据自己对历史和社会的理解，有选择地接受了黄老思想的某些方面，肯定了黄老思想在政治、经济、法律上发挥的积极作用。

那么，司马迁对于奉行黄老之术的张良持有怎样的情感态度呢？可以说，太史公对张良其人和他的黄老之学的态度是十分复杂的，绝不可从一面观之。诚然，司马迁对张良运用黄老之学施展谋划、佐汉开国的功勋自然是肯定的。在《留侯世家》中，太史公挥毫笔墨，大篇幅地叙述张良以智谋辅汉的种种事迹，将高祖对张良的赞赏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⑫。《太史公自序》中称曰:“无知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作留侯世家第二十五。”⑬这是太史公对张良智慧和功勋的最好注解，也是《史记》实录精神的体现。在司马迁的笔下，张良从一个任侠莽撞的青年逐渐转变为隐忍成大事的智者，最后成为退隐求仙的隐士，他“智谋超群、羽扇纶巾”的传奇性色彩和典型化形象深深映刻在人们心中，经久不衰。在风云激荡的秦末汉初，张良以大智与大勇辅佐刘邦建汉开国。他看似波澜不惊、泰然自若，实则胸中自有万千丘壑，指点江山从容不迫。在情势危急的紧要关头，在刘邦束手慨叹“为之奈何”的时候，张良总是以智慧力挽狂澜，以谋略扭转局势，其智、其谋对汉王朝所起的作用和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太史公写作背后的真实意旨切不可仅由表面文字推求而得，还要结合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的曲笔手法进行深入探索，纵观全篇，知人论世，才能更为准确地探究司马迁文章背后所寄寓的论断。如果将《留侯世家》和《淮阴侯列传》两篇稍加对照来看的话，便能够深刻体会到司马迁对张良和韩信二人在情感上的差别和褒贬。从篇幅上来看，同为“汉初三杰”，《淮阴侯列传》在篇幅上相当于《萧相国世家》和《留侯世家》的总和。太史公爱才，他高度肯定了韩信在军事上的才能和卓著的功勋。他详述了韩信在军事上的几次重大战役，赞赏韩信的军事谋略和兵法之道。足以见得，太史公对韩信其人是饱含着深切的感情的。此外，司马迁与韩信都有着“超乎常人的忍辱负重的精神”和“被统治者猜忌诬陷的相似经历”。韩信的人生充斥着莫大的悲剧性，正是因相似的经历和情感上的共鸣，司马迁满怀同情地为韩信掬一把同情之泪，大胆为韩信辩诬。这不平之鸣既是为韩信，也是为自己。

反观《留侯世家》，若论及司马迁对张良的个人情感，在我看来，太史公对于张良应当是敬畏有余，而少有情感上的喜爱。在“啖秦将”这件事情上，其中就暗含着以褒作贬的写法。太史公写“利诱”“巧取”，“后忽乘其懈击之”，表面是在赞誉张良的智谋过人，实则却是对这种欲取固予、揣摩操纵的非正义做法心有不满，道出了“多阴谋，道家之所禁”。汉十二年，刘邦废太子之意愈甚，欲立戚姬之子如意代之。吕后与群臣极力周旋，力谏不易太子。吕后问计于留侯，张良献计请出德高望重的商山四皓来辅佐太子，四皓之力助太子羽翼既成，稳固地位。然而，叙四皓之事，似有讥讽张良阴附吕氏以取媚之意。吕氏的家族势力十分庞大，且主揽政权，张良为吕后出谋划策，或有阴附吕氏之嫌。郭嵩焘的《史记札记》对此有一段评论:“案留侯所学犹战国策士之习也。而深机秘要，默运之心，以知高帝不言之隐情，而惟其所操纵之，盖尤神于揣摩之术者。老子所谓‘百物出于机而入于机，惟留侯得之。”⑭并认为高祖亲征后，吕后计诛韩信，张良亦参与其间，《史记札记》中曰:“留侯计画多此类，尤善窥伺隐秘，所谓‘出奇计马邑下’，或谓此也，其并及立萧何相国，则似吕后诛淮阴侯之谋，留侯亦与闻之。史公于留侯盖多微辞，故其言隐约如此。又案因韩信而拜萧何相国，即留侯言之，于事亦无关轻重，此必留侯与闻诛韩信之谋，史公于此稍示微旨。”⑮可见司马迁对张良将智慧用在窥伺隐秘、阴附吕氏和功臣被杀这种背离正义的事情上，是有所不满的，并隐晦地表露出贬抑之意。《留侯世家》论赞中言：“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⑯苏轼《留侯论》中亦言，太史公“不称其志气”，也可从中窥见太史公对张良其人和其玩弄黄老权术的微辞。

三、结语

张良是一个熟读黄老之书之人，“黄老思想”在他的人生轨迹、政治谋划、军事活动和立身处世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良既能高瞻远瞩纵观全局，又能把握时机当机立断。他懂得韬光养晦、明哲保身，协助刘邦灭秦、灭楚，功勋卓著。他始终以清高淡泊、与世无争的姿态周游于刘汉王朝的历史舞台。在刘邦建国之后，韩信、彭越、黥布等功臣接连被杀，甚至连萧何、樊哙等亲信也被下狱，而只有张良始终深得刘邦信任，功成身退。张良深知赤松子、辟谷、道引轻身的虚构性，但在面对刘邦，吕后与功臣的矛盾，刘汉王朝与吕氏家族的多重矛盾时，他只能选择在险恶严峻的政治环境下奉行黄老哲学，不建言，不作为，这种行为是能够理解的，这也是刘汉王朝专制统治下身为人臣的无奈。诚然，张良是一位充满着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他无与伦比的智慧、超然物外的气质自是令太史公敬服不暇，然而他的隐计阴谋、附吕取媚等做法又是司马迁所不满的。但还是要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可主观臆断太史公的笔法，应把张良的作为放到时代中去理解，以心揆心，对其在刘汉王朝严酷政治环境下的所作所为投以理解之情。

①韩兆琦：《黄老思想与〈史记〉中的范蠡、张良》，《文史知识》2000年第3期，第64页。

②⑤⑥⑦⑨⑩⑪⑫⑬⑯〔汉〕司马迁：《史记》，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851页，第853页，第854页，第854页，第233页，第263页，第1635页，第208页，第1786页，第864页。

③〔宋〕苏轼：《苏轼文集》，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03页。

④ 〔明〕凌稚隆：《史记评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

⑧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61页。

⑭⑮〔清〕郭嵩焘：《史记札记》，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219页，第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