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欣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24］

关于苏轼所作词的研究，按王水照先生所言，源头应上溯到北宋苏轼生活的时代。而在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诸多影响因素下，党争成为无法绕开的话题。

“党争”，也即两个或多个政治势力之间的交锋争斗，在北宋体现得尤为明显，甚至可称为其主要政治形态之一，史学家们对这一点也认可。北宋重文力轻武功，诗人们用诗歌走上政坛，在儒家入世精神的指引下常发议论，这议论却也会惹祸上身。前有乌台诗案，后有车盖亭诗案，继而崇宁文禁，看似是文坛整肃，背后的新旧党争却一直贯穿。同时，宋代官场主要由士大夫构成。宋代的士大夫最主要的特点之一，是三位一体。他们是官僚，也是文人，更是学者。这直接导致士大夫们因为其复合身份，容易在政治观点不合的前提下，为击败对方而查究对方“文字”上的错处，甚至更为激烈地封禁对方的“文字”。

苏轼作为典型的北宋文人士大夫，自然也有政治理想。他曾经写过《思治论》《进策》力主改革，但却同王安石的观点分歧很大，因而不得重用。纵观其一生，每遭文禁与贬谪影响，他的人生起伏总与两个党派掌权情况的变动相呼应。管中窥豹，苏轼词作的传播过程中也体现着这种波动。

北宋的新旧党争与文禁结合起来，经历过相对宽松的“熙丰新政”、风向变化的“元祐更化”和皇帝绍圣后“绍述”这三个阶段。

一、熙丰新政

熙丰新政时期的政治环境相对而言比较宽松。虽然新旧党之间的矛盾逐步累积、日益激化，但以文字来攻击敌党、排除异己的极端做法还没有成为主流。苏轼毫无疑问可以称为“文坛宗主”，在诗词创作上已经有一定名声，开始大量进行词的创作。

此时苏轼的词作主要通过两条途径传播：文人酬唱和歌伎传播。他与张先、陈述古等人交游，词大多先在亲戚朋友之间传播，之后由歌伎充当媒介演唱传播，最后较大规模地为市井中人接受并流传开来。

要说苏轼诗词真正意义上的广为传播，还是在“乌台诗案”之后。作为其生命中的重大转折，在这之后的三年里，苏轼同时遭遇了政治上的落寞失意和创作上的灵感丰收。他在心理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创作开始由作诗转向作词，考据这段时间的编年词，数量近百，超过他一生中其他的任何一个时期。虽然他遭到了政治打击，但这种伤害也就仅停留在他的政治生涯上，在人生意义的追寻方面并未受到影响。许多极具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名篇都产生于这一时期，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念奴娇》（大江东去）、《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满庭芳》（蜗角虚名）等。

这一时期东坡词的传播呈显性状态。就其文人宗主地位而言，论及作品传播范围之广、传播速度之快，当时无人能出苏轼之右。除了他本人词作的快速流传，在创作风格上，苏门学士毫无疑问也大量受到他的影响。以著名的“苏门四学士”为例，黄庭坚对于苏词的直接评论和感受不多，但他评苏轼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时说：“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俗尘气，孰能至此？”①与豪放派不同的婉约一派则以秦观为代表，我们很难找到秦观对苏词的直接评价，但苏轼此时已经有了“以诗为词”的意识，他常常将秦观与柳永并举，甚至讥讽道：“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②其实是认为此时的秦观词风偏于浮艳浓丽，与自己差异较大。

在封建集权国家，皇帝的态度也直接影响文人作品的传播与接受程度。好在这时宋仁宗和宋神宗对苏轼及其诗词都非常欣赏，曹太后对苏轼亦是非常信任。他们的支持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苏轼词作的传播与接受。

鲖阳居士在《复雅歌词》中记载:“元丰七年，都下传唱此词。神宗问内侍外面新行小词，内侍进呈。读至‘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上曰:‘苏轼终是爱君。’乃命量移汝州。”③引述材料中的词指苏轼在熙宁九年（公元1076 年）创作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则事例来源于词话而非史料，故常被认为是后人编纂而真实性存疑。但一首词创作后的第八年，依然能够被广泛传唱而非抛掷脑后，足可见北宋当朝人对苏轼词的喜爱。当时词的流行度可以说盛极一时，神宗本人又颇为喜爱词，因而这首作品能被传到宫廷至帝王耳中也未必是讹传。元丰七年正月东坡量移汝州，第二年年底就奉召回京，受到重用，其实也侧面印证了这一点。

这个阶段，苏轼因为政治风波影响，所以在诗文创作上从以诗歌为主，变成了大力发展词作。而他的作品因为被文人阶层认可，也为在位帝王欣赏，无论在宫中，还是在民间，都有正面、直接的传播，可以称得上是苏轼词创作和传播上的黄金时期。

二、元祐更化

这一时期自元祐八年始，哲宗主政，而苏轼的政治生涯越发不顺，一再遭遇贬谪，迁谪地也益发偏远，如惠州、琼州。这段时间词的创作数量减少，即便创作出来，也由于地处偏远、环境闭塞，传播程度大幅减弱。

此时苏轼在仕途上已经经历了大起大落，这种飘摇使其词作创作多带有对人生的思考及总结的性质，但生活态度仍旧是达观、豁达的。这一时期的典型作品譬如《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的下片：“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便带有一种无与伦比的超脱。他并不会回避自己人生中的坎坷经历和消极一面，但是却用更加超脱的态度去看待他们，这让他的词作更多了一些悲凉与沧桑。超脱旷达与慷慨沧桑相互结合交织，让这一时期的苏词创作更添风味。

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坛对苏词的接受也出现了变化和转型。苏门学士们此时在政治上也各有遭遇，但这些挫折反而在增进人生阅历的同时，助推他们进一步接受其师苏轼的作品。或许苏轼词作中所蕴含的那种属于士人的积极向上的昂扬精神，和即便身处困境依然保持勃勃生机的生活态度，打动了也有相似经历的众门人。以李之仪为例，他的《临江仙·登凌台感怀》内容和题材都明显开阔，在慨叹贬谪的悲哀、人生的无常之中风韵别致，这正是苏轼所提倡的“以诗为词”，把以往诗歌创作的内容用词写就。

秦观也在自己的作品中“稍以加坡”，甚至在有些具有豪放特色的词篇中，还可以具体寻到一些苏词影响的痕迹，如《念奴娇·过小孤山》：

长江滚滚，东流去，激浪飞珠溅雪。独见一峰青崒嵂，当住中流万折。应是天公，恐他澜倒，特向江心设。屹然今古，舟郎指点争说。

岸边无数青山，萦回紫翠，掩映云千叠。都让洪涛恣汹涌，却把此峰孤绝。薄暮烟扉，高空日焕，谙历阴晴彻。行人过此，为君几度击楫。

这首词和苏轼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选用了同样的词调，这显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词中描绘的小孤山，与苏轼的赤壁十分相似，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一首致敬之作。

从李之仪和秦观的身上，我们可以典型地看出，这一时期文坛中的婉约词人们，对苏词的态度出现了明显转变，出现主动揣摩、学习的情况。

宋徽宗时期已经发布诏令，要求禁绝苏学，相比父亲与弟弟，苏轼由于名气更大，纠察更严，其作品的木刻、石刻版本都被销毁，更遑论其词传播。有记载说：“苏轼尝与泗州太守游南山，作《行香子》一词，刻于山上，时禁元祐文字，也被镌去。”④

既然明面上不可传唱，苏轼词就此开始了暗中传播的时期。

苏轼文名极盛，从市井听众，再到文人贵族，甚至宋徽宗本人都对苏轼的诗文词有所喜好，因而苏轼的词创作，是从未被禁止的。因为有崇拜苏轼的社会风气，所以虽然政策上打压苏词，但实际上颁布的这些禁令作用十分有限，在民间苏轼诗词作品依然被广泛传播。

同时苏轼的一些门生及友朋也并不遮掩对苏轼的敬仰，除了上文提到写作中的致敬之外，还有晁补之直接以行动如隐退来昭示自己心中的不满，他有词《盐角儿·亳社观梅》，借歌颂梅花，表达自己的坚定崇高。

三、绍述时期

新旧两党虽然因取舍不同、主张有异，而多有摩擦，但归根究底均为救国。最初都还能在彼此评价时尽量公正，如司马光:“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逐非。”⑤肯定王安石是个“拗相公”，一心向国。

但情况在第三时期以后发生了变化。绍圣之后，高太后离世，哲宗登基后自此方实施亲政，他再次启用熙丰新党，而重掌权柄的新党手段已不复温和，报复成为主要目的，驱逐元祐党人，此为“绍述”。这段时间，元祐党人即便重新回到政治中心，也维持不久，很快面临再度流放，朝政基本由新党把持。政治上已是不和，文化上迫害尤甚，除了元祐党人碑，当时还有许多禁书案，“元祐学术”面临被全面禁毁的局面。

崇宁元年年末，下诏禁止元祐党人学说流行，尤其禁止他们教导学生、收纳门人。第二年四月，明确列出名单，禁止三苏、张耒、秦观等八人的各类作品流传。宣和期间，禁锢再次升级，《宋史》卷二十二《徽宗纪》录有诏文:“有收藏习用苏、黄之文者，并令焚毁，犯者以大不恭论。上述二诏所禁，主要是苏轼、司马光、黄庭坚三人文集。”⑥不仅仅是分享传播，甚至连私人收藏、阅读苏轼的作品，都会被归为违法行为。

在这种严令禁止下，苏轼所作文章诗词，大多被破坏、焚烧，不仅在传播上遇冷，甚至许多人都没有胆量再与之书信往来。文诚之《丹渊集拾遗卷跋》记载：“间有诗与坡往还者，辄易其姓字。……诗中凡及子瞻者，率以子平易之。盖当时党祸未解，故其家从而窜易，斯文厄至于如此，可胜叹哉！”⑦

尽管风险程度如此之高，苏轼词的暗中传播仍在继续。《梁溪漫志》里记载一则轶闻，在宣和年间对苏轼作品查禁如此严重的情况下，仍然有位士人偷偷带着苏轼的作品集试图出城，但不幸被抓获，遭到了相关部门的审问处罚。虽然没有明确写明出城目的，但想来应是为与他人分享。

《曲淆旧闻》卷八云：“崇宁大观间，（东坡）海外诗流行、后生不复有言欧公者。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逾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宋人周煇的《清波杂志》中同样可以考证到这条记载，可见旺盛的好奇心与求知欲古今相同，被朝廷禁绝诗词的传播，这对苏轼来说是件显而易见的坏事，但因其名声在外，此时的文禁反而促进了苏轼词的暗中传播。

这对苏轼的创作心态自然会产生影响。苏轼的世界观始终是矛盾的，他是一个达观知命的乐天派，同时也展现出悲观的态度。吟啸徐行是苏轼，弹铗悲歌亦是苏轼，晚年还遭遇牢狱之灾，他难免有了些许畏祸心态，对作品传播的态度也越发审慎起来。

比如苏轼年轻的时候，常常随手把自己题词的画作赠予友人，但自他被贬岭南之后，再不敢如此。李之仪有言为证：“东坡岭外归，所作字多他人诗文，似是有所避就然也。”⑧又比如苏轼曾经表示“大者镂之金石，以传久远”。说明潜意识里，苏轼是更看重石刻的，认为这种传播更优越。但后期却会对友人表示“寄示石刻，暴扬鄙拙，极为惊怍”，“昨日诗发一笑尔，慎勿刻石”。⑨

纵观苏轼词在北宋的传播，虽然从未断绝，但随着党争新旧势力的此消彼长，其传播的难易程度、传播范围和传播心态都受到了影响。从显性传播转为隐性传播，暗中传播或多或少违背了苏轼作为词作者本来的愿望，但如果没有这些传播，后人又怎能得见诸多佳作？

究之根源，是作者在政治斗争中遭受排挤，使得作品被牵累。北宋文禁的根源是党争，文禁与党争紧密相连。

纵观历史，政治对文学始终存在着影响。无论有意无意，不仅创作上存在制约，作品的传播和接受上，也被深深影响着。

①〔宋〕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6卷。

② 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43页。

③唐圭章：《词话从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9页。

④ 〔宋〕胡仔：《苕溪渔隐从话后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页。

⑤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374页。

⑥ 〔元〕脱脱等撰：《宋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14页。

⑦ 〔宋〕文同：《丹渊集（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拾遗2卷。

⑧ 〔清〕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47页。

⑨〔宋〕苏轼：《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8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