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笑天

【导 读】 本文聚焦考古文博领域,对2022年度国内出版的具有代表性的考古类图书进行盘点。通过对考古报告、文物图录、考古研究3 个领域的探究,既爬梳了考古类图书蓬勃发展的出版现状,也呈现当下考古学研究的研究成果与发展趋势。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文明的连续与传承是我们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2022年,在党的二十大思想引领下,中国的考古学事业继续蒸蒸日上,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也逐步推进、日渐成形。考古类图书的出版正是这种蓬勃发展态势的一个重要表现。就目前本人所见,本年度出版的考古类图书总数已远超百种,涉及议题丰富多样,图书质量亦属优良。这些图书当中,既包括详尽准确公布材料的考古报告和文物图录,也涵盖各个相关领域精彩纷呈、令人击节的科学研究,其中有的富于理论创新,有的则使用了新的分析技术与方法,还有的则开辟出不少新的学术生长点。

一、考古报告

2022年共有20 余种考古报告出版。它们涉及的遗迹年代从旧石器时代至明清,地域除中国各省、市、区外,还有俄罗斯等国家,内容多样,既有遗址、墓葬的考古发掘报告,也有一些遗址点的调查与试掘报告,还有对石刻等遗物的专门报告,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考古发掘及资料整理刊布的情况。发掘材料刊布全面、新材料公布周期缩短、往年材料高质量整理出版、新技术方法应用广泛是本年度考古报告的突出特点。

其一,发掘材料刊布全面。全面、准确、客观地刊布田野发掘所获得的考古材料是编写考古发掘报告的第一要求。21世纪以来,以往受种种条件所限而综合刊布考古资料的考古报告编写模式已日渐退出历史舞台,按遗迹单位全面公布考古材料成为大多数考古报告的编写准则。2022年出版的考古报告中,绝大部分均是按这一准则编写的,而一些报告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如《秦汉栎阳城:1980 ～1981年考古报告》《秦汉栎阳城:2012～2018年考古报告(第一卷)》两种报告全面刊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20世纪80年代、21世纪初前后两次在秦汉栎阳故城考古发掘所获得的材料[1],加上2020年出版的《栎阳瓦当》《栎阳陶文》两书,全方位地呈现了目前考古发掘所见秦汉栎阳城的面貌。另外,《秦汉栎阳城:2012 ～2018年考古报告》中,没有选择以往遗址类发掘报告所采用的挑选典型标本刊布的体例,而是在统一整理的基础上,以探方为单位,逐一公布探方的基本情况、地层堆积情况及出土遗物、遗迹基本情况及出土遗物,即刊布全部发掘所得资料。同样,《黎城楷侯墓地》通过文字、线图、照片、拓片等材料,以墓葬为单位,刊布了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在山西省黎城县发掘的10 座春秋时期土坑墓的材料,为这一时期侯一级的家族墓地提供了丰富材料。

其二,新材料公布周期缩短。相对田野考古发掘工作而言,后期的材料整理、绘图、编写发掘报告等工作所需的时间往往更长,再加上田野发掘工作任务重、专业工作人员缺乏等原因,造成考古材料的公布周期通常较长。随着近年来国家对考古事业的支持,考古从业人员数量的增加以及技术水平的提升,这一问题已逐渐得到改善。就2022年出版的考古报告而言,《泉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2020年·泉州市舶司遗址2019～2021年》报道的是2019—2021年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泉州市舶司遗址考古调查发掘的成果;《高勒毛都2 号墓地:2017 ～2019 中蒙联合考古报告》公布了2017—2019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在蒙古国高勒毛都2 号墓地的发掘材料;《金帝夏宫——崇礼太子城遗址考古发掘》的主要内容是2017—2020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太子城遗址的发掘收获,虽然图书并非全面完整的考古报告,但迅速地展示了最新的发掘成果;《淮北烈山窑址》公布了2017—2018年安徽淮北唐宋元时期烈山窑址的发掘成果。这些报告的出版效率已经十分喜人。此外,《鄞县故城:考古调查与勘探报告》公布了浙江省宁波市鄞县故城遗址2015—2018年的调查勘探和解剖试掘工作的材料;《荆门新宏与余湾楚墓》报道了2016年冬发掘的65 座春秋早期至战国晚期楚墓;《青海都兰哇沿水库2014年考古发掘报告》详细公布了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4年于都兰哇沿水库的发掘成果;《海龙囤》以4 册的大体量公布了2012—2014年贵州遵义海龙囤遗址的发掘材料与相关研究成果。从发掘结束至报告出版的时间日益缩短,不仅体现了工作团队的高效,也对相关研究水平的提升大有助益。

其三,往年材料高质量整理出版。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工作即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20世纪50—60年代曾发掘了多处考古遗址,无论是就出土材料的完整性而言,还是就其在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而论,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但囿于当时的种种客观条件,一些早年的发掘材料仅仅发表了简要的报道,有些甚至迟迟未见公布,这些材料的整理难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增加,整理出版工作亟须提上日程。2022年由潘玲、田立坤、刘宁、李新全主编的《西丰西岔沟——西汉时期东北民族墓地》的出版,为这种积压材料的整理出版提供了优秀的范例。西丰西岔沟墓地发掘于1956年,共发掘清理墓葬63 座,是汉代生活在东北地区的族群的重要墓葬材料,对研究汉代东北地区的民族文化关系有重大意义。然而,距离墓地发掘已数十年,参与发掘者相继凋零,所得器物也分散于辽宁省博物馆、国家博物馆、铁岭市博物馆等多处,这批材料幸得潘玲等老师认真的工作,才终于编辑成书。在对材料的处理上,《西丰西岔沟》遵循将主观内容和客观内容分开,尽可能完整发表所有发掘资料的原则,除录入原始档案数据外,还进行了绘制绝大部分器物的线图、撰写器物描述、拍摄器物照片等大量工作,并附录了60年代编写的报告初稿,全面公布了所能获得的所有材料,堪称整理旧有材料出版报告的典范。

其四,新技术与方法应用广泛。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自然科学技术手段被应用到考古学研究中,多学科的深入交叉提出了新问题,拓展了研究的领域与方向。《秦汉栎阳城》系列考古报告中,除基础的器物照片、拓片及线图外,还尝试利用三维扫描技术的新形式考古器物图绘制。基于三维扫描技术,报告刊布了三维扫描后得到的器物的前、后、左、右、上、下六面正射影像,同时还获得了更为精确的器物各部位的尺寸以及体积和密度数据,并将这些图像与数据专门编辑成册。这无疑提供了比经典器物绘图丰富得多的信息,达到了编者“希望需更多了解器物具体细节而一时无法‘摩挲’ 实物的学者,能从中找到更多有用的信息”的预期效果。《鄞县故城:考古调查与勘探报告》的考古工作注重多学科的合作,既利用了机载雷达扫描、无人机航拍三维激光扫描、RTK 测绘等手段,全面获取了鄞县故城城址及其周边的基础地理信息与相关考古信息,又与复旦大学合作开展城址土样成分测试,委托贝尔实验室完成碳-14年代测定,为鄞县故城提供了更全面的信息。《青海都兰哇沿水库2014年考古发掘报告》除公布考古材料外,还附录了动物遗存分析、DNA 研究、人骨研究、碳-14 测年、木材鉴定和年轮定年、纺织品研究、浮选植物遗存分析等内容。《洪江高庙》附录了遗址出土动物遗存和植物遗存的整理和研究、木炭样品和贝壳样品测年、人骨样品检测、淀粉粒分析、陶器成分分析与检测、石器样品岩矿鉴定报告等内容,利用科学技术手段为遗址的年代、自然环境、经济类型、人口构成等问题提供了更多信息。

二、文物图录

文物图录是公布考古材料的另一种重要图书类型。2022年出版的文物图录有数十种之多,如按照图录的内容简要归类,可分为以博物馆馆藏文物为中心的综合性馆藏文物图录、汇集公布考古发掘成果的出土文物图录、以不可移动文物为中心的遗产图录,以及以某一主题为中心、通常依托于展览、可能包含多个博物馆藏品的展览图录等。下面按不同类别择要介绍。

综合性馆藏文物图录包括《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精粹》《中国丝绸博物馆藏品精选》《盛世芳华:上海博物馆受赠文物精粹》《窑冶菁华:瓷器卷》《台州市博物馆馆藏陶瓷精品集》《南京大学古籍善本图录》等数种。王春法主编的《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精粹》从国家博物馆收藏的140 万余件藏品中,撷取精品文物100 件(组),代表性地展示了自远古至当代中国人民创造的文明成就,典型地反映了各个时期的历史文化、艺术水平、科技成就和审美取向,堪称一部凝练精要的中华文明史。赵丰主编的《中国丝绸博物馆藏品精选》分中国篇、海外篇两大部分,精选了中国丝绸博物馆的藏品,配以藏品信息与介绍,展现了建馆30 余年来丰富多彩的中外藏品。

出土文物图录有《山西“十三五”重要考古发现出土文物》《宗日遗珍》《陶寺物华:陶寺遗址出土文物类全概览》《邺城文物菁华》《大唐遗宝:何家村窖藏》,等等。陕西历史博物馆编《大唐遗宝:何家村窖藏》以300 多件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窖藏文物为主要内容,用丰富精美的图片及线图展示了精彩纷呈的何家村遗宝。除器物图片的精良准确之外,尤为重要的是,图录编者注重物件背后的历史信息,介绍器物的顺序并非传统的按照器物材质,而是将出土器物置于舶来品、饮食器具、服食用具、礼仪用具、舞马活动、赋贡赏赐、服饰、钱币收藏等类别之下,以用途或其反映的社会生活来分专题介绍。这样,就将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器物放在了其反映的唐代生活的诸个侧面之中,透物见人地为读者展现出大唐盛世画卷。

不可移动文物图录数量相对较少,有《万里长城: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要点段图录》《忻州文物:长城卷》《屐痕处处 余音袅袅:南通文物保护单位》《北岳庙壁画》,等等。国家文物局编《万里长城: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要点段图录》收录了83处2020年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要点段,分为明长城、秦汉长城、其他时代长城三部分,以照片、线绘、文字结合的形式,展示了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的长城的风貌。

展览图录出版最多,精彩纷呈,包括《双璧同辉:红山·良渚文化展》《宅兹中国: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光融天下:荆楚文化特展》《列备五都:秦汉时期的中国都市》《天下惟宁:汉代文明的四张面孔》《国之瑰宝:故宫博物院藏晋唐宋元书画》《尘外千年:定州静志寺、净众院塔基地宫出土文物展》《两宋的金石世界:宋代金石学与印学 文献、实物、图像特展图录》《他是谁:探秘兰若寺大墓》《御堂佳器:晚清宫廷帝后用瓷》《永恒的面孔:古埃及的黄金木乃伊》等数种。苏州博物馆编的《天下惟宁:汉代文明的四张面孔》是苏州博物馆同名展览的图录。展览聚焦两汉文明,跳脱了常有的按时间发展顺序进行展陈设计的模式,在通过几件文物讲述了汉文化承秦而来的渊源后,将注意力集中于汉代文明的“四张面孔”:“非刘不王”单元展现了诸侯王及列侯的华服鼎食,“汉并天下”单元突出了金戈铁马下的天下一统,“郡县筑城”勾勒出城市建设与生活的面貌,“碧落黄泉”展示了缥缈多姿的神仙世界。来自南京博物院、河南博物院、河北博物院等11 家单位的200 余件文物既从各个方面刻画了汉文明的不同面孔,又共同言说了天下家国安宁的历史主线,“达成具象化的社会生活描绘和宏大的历史叙事诉求”。

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著的《他是谁:探秘兰若寺大墓》则是一部颇有新意的展览图录。图录基于2021年10月至次年3月在杭州西湖博物馆展出的同名展览。这一展览是围绕着浙江绍兴平水兰若寺宋代墓园考古项目的成果展,因而,与大多数以文物为中心的展览图录不同,《他是谁》更注重对整个墓园及其时代背景、发掘过程的复原与展示。全书既有由兰若寺的发掘者罗汝鹏撰写的考古发掘记,策展者张必萱撰写的策展心得,生动展示了兰若寺大墓从发掘到展出的工作过程,又收录了郑嘉励、徐怡涛等学者撰写的南宋墓葬形制、兰若寺墓园建筑的复原等研究文章,深入浅出地帮助读者形成对兰若寺大墓及南宋墓葬制度的准确认识,并将以建筑构件为主的出土文物的展示与它们在建筑中的位置及建造工艺结合起来,使读者能够从零散的一件件文物中想象到兰若寺墓园的原初面貌。正如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书记李晖在书序中所评价,“可见,可感,不套模式,不依旧法”。《他是谁》为读者展示出生动的兰若寺大墓,也为展览图录的编纂注入了一股新风。

三、考古研究

2022年出版的考古研究类图书涵盖内容多样,新意迭出,在理论方法上有总结与创新,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也各有所长,既有综合性研究,也有长时段的考察,对考古材料所揭示的生业、工业生产、社会生活、交流影响等各方面都展开了深入精到的研究。下面即按关键词的形式对考古研究类图书做一概览。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篇幅所限,论文集以及翻译著作不在概览的范围之内。

理论与方法。考古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科,自现代考古学进入中国以来,地层学与类型学始终是考古学研究最重要的分析手段,而相对日益丰富的出土遗物而言,中国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建设总体较少。不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理论问题,这也是对中国考古学从描述到阐释任务转变的一种反映。2022年出版的赵辉、张海、秦岭的《田野考古学》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系列教材,是作者对北大考古专业70年来田野考古教学和研究的思考、心得和汇总。书中分别介绍了调查、发掘、实物资料和信息采集、记录、资料整理、编写考古报告等考古工作,系统阐明了作为一个技术体系的田野考古。尤其突出强调田野考古工作的原理,并引入聚落考古、景观考古、环境考古等新的概念与方法,回应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从物质文化向古代社会复原研究的转型。曲彤丽的《旧石器时代埋藏学》同样属于北大考古系列教材,通过不同类型遗址的形成过程、动物骨骼、石制品、用火遗存、微观形态等章节,阐明旧石器时代遗址堆积形成过程中的人类行为因素与自然作用因素,为对旧石器时代人类行为的研究奠定基础。陶器是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遗物,秦小丽、张萌编著的《陶器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在阅读近百篇关于陶器研究方法与理论的论文和世界不同地区古代文明陶器分析案例的基础上,以生产技术、属性与功能、分类和定量分析、社会演进、技术组织、风格与装饰、稳定性与变化等为专题进行了归纳与梳理,提供了世界性的陶器研究方法与理论的介绍。

综合与交叉。如前文已述,跨学科的综合、交叉研究是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是对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9 大课题、44 个专题研究的综合与总结,工程将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综合了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等不同学科,开展交叉研究,具体而言是将考古学依靠类型学与地层学建立的年代框架,与碳-14 测年、文献记载、金文历日研究与天文推算综合起来,提出了各历史阶段年代互洽,并能与有关数据尽可能吻合的《夏商周年表》。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编的《长子西南呈西周墓地综合研究》一书汇集了西南呈西周墓地的考古学研究、人骨鉴定、出土铜器的科学分析、饮食分析、古DNA 研究等,多方位地呈现了西南呈西周墓地反映出的人口与社会情况。

时段与区域。对某一时段或某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进行研究是考古学研究中的传统题目,2022年出版的考古研究图书中,此类研究数量也很多,在传统的题目中不乏新意出现。方启主编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是一本教材性质的图书,从旧石器时代的基本概念出发,依次介绍了石器、骨角器、动物化石等旧石器时代的遗物与遗存,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发掘、调查、研究的方法与理论,中国及世界其他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主要发现与成果等。韦正的《南北朝墓葬礼制研究》在考古学的视角下,对南北朝这一在魏晋南北朝近400年历史中社会相对安定并有所发展的时期的礼制展开研究,分综论与分论两个部分,勾勒出在南北朝整体历史背景之下,礼制发展演变的总体面貌,并阐释了其中社会自我、自发调试在丧葬文化领域的表现这一实质。

郭伟民的《吾道南来: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史前湖南》,罗伊的《云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许鹏飞的《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蔡金英的《裴李岗文化:中国文明的奠基》,曹斌的《周代的东土:山东地区西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傅玥的《长江中游西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刘亦方、宋国定的《环嵩山地区三代城市水利系统的考古学研究》,陈晓露的《罗布泊考古研究》等著作,均为在广泛而深入研究考古学材料的基础上,主要利用类型学的方法构建区域的考古学文化谱系,探讨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而讨论地方考古学文化的著作。郭伟民的《吾道南来: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史前湖南》概述了1951年长沙发掘以来湖南史前时代的考古成果,通过考古发现,构建了与文献记载不同的数十万年以来绵延不绝的湖南历史文化,阐述了湖南史前的社会发展进程及其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罗伊的《云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将云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分为9 个单元,除依靠类型学对每处遗址进行检讨外,同样注意遗址所展现出的生计方式与生活方式。在坚实材料的基础上,整体探讨了云南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脉络,并在与周围地区的对比中,解释了云南受不同地区影响而形成的多样性文化。刘亦方、宋国定的《环嵩山地区三代城市水利系统的考古学研究》讨论了以嵩山为中心的郑州、洛阳、许昌、平顶山等地夏商周三代城市的水利系统,将聚落形态、城市布局与功能分区、田野考古揭示的水利遗迹等有机整合和串联,复原并构建了三代王朝统治核心区的城市水利系统,揭示出其基本特征与发展脉络,并与世界其他文明进行了比较研究。陈晓露的《罗布泊考古研究》以罗布泊的考古遗存为主要研究内容,在时间上涉及自史前的小河文化直至8—9世纪的后鄯善时代,在空间上则将罗布泊置于中原文化、本地文化以及新疆以西文化的多重影响下,在讨论中涉及城址、墓葬、日常生活、佛教等诸多层面,全面立体地阐释了罗布泊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及其形成这些考古学遗存的人群及历史。正因作者具有这种全面的综合视野,书中在对西域箱式木棺、鄯善佛教壁画中表现出的酒与伎乐供养人等问题的讨论上新意迭出,推进了罗布泊地区的考古学研究走向深入。

环境与生业。通过出土遗物来探讨当时环境与人群的生业模式是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科技方法的加入为这种探讨增加了不少有力手段。侯亮亮的《殷土芒芒:先商文化人群的生业及迁移活动研究》通过科技考古的方法对豫北冀南先商文化先民的生业经济及迁移情况进行讨论。就生业经济而言,通过C、N 稳定同位素的方法分析了几处先商遗址中的人骨及动物骨骼,揭示出先商文化先民主要食用粟类及以粟类或其副产品为食的狗、猪、牛等动物,主要靠粟作农业来喂养猪、狗,以旱作农业的副产品喂养牛,以野生草本喂养羊,还偶尔狩猎捕获野生动物。就迁移活动而言,通过对磁县南城墓地人和家猪牙釉质和牙本质进行Sr 同位素分析,判断其中多个个体存在迁移行为,墓地的人群来源或构成是多元化的。宋艳波的《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动物考古研究》是对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动物考古学的观察与分析。全书以翔实的材料依次分区域讨论了动物群构成及其反映的自然环境、六畜的出现与利用、动物资源的利用与生业经济、动物的特殊埋藏现象及先民对动物的特殊利用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海岱地区动物资源利用模式的发展演变,指出对动物利用的主要方式是获取肉食资源,且还会用动物遗存制作日常生产生活用品及装饰品,在仪式活动及墓葬中也会有意识地埋葬一些特殊的动物或动物的部分骨骼,对动物资源的利用方式也在不同时期有所区别。蒋洪恩的《新疆吐鲁番洋海先民的农业活动与植物利用》研究了新疆吐鲁番洋海墓地出土的植物遗存,讨论了有药用性的大麻、刺山柑,用作装饰品的小花紫草果实,木材的应用,葡萄的栽培,谷物的栽培、脱粒与加工,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洋海先民农牧结合的生业模式。

生产与社会生活。通过对出土人工制品的研究,考古学者们可以探讨手工业生产技术与体系,以及器物所反映出的社会生活。孙周勇的《玦出周原:西周手工业生产形态管窥》从周原的制玦相关遗址探讨西周的手工业生产形态。书中对周原制玦的生产设施和生产遗存进行判断与分析,对石玦生产技术展开研究,引入“标准化”与“专业化”概念以评估历时性的生产情况,从生产背景、强度、规模、集约程度等参数探讨生产组织、利用,也讨论了石玦的生产者及消费者情况。书中既有传统的对遗存遗物的考古学分析,也应用了实验考古等技术方法,更重要的是,考虑了从生产技术到生产组织、社会形态的多层次、多角度内容,全面展现了周原制玦遗存所反映出的整个西周时期手工业生产样态。周振宇的《宁夏水洞沟遗址石制品热处理实验研究》以宁夏水洞沟遗址石制品的热处理为研究内容,通过模拟实验、石料测试分析等方法确认并分析了水洞沟遗址的热处理行为,填补了我国旧石器时代先民热处理研究的空白。书中的分析及结论不仅为判断遗址中经过热处理的石器标本提供了方法,探讨了热处理行为在石器加工中的益处,更讨论了人类的热处理行为模式及意义,从而通过对石器的研究,展现出早期先民通过用火而提高了石器的制作效率的行为模式,又更进一步探讨了现代人行为在中国的出现与扩散。黄兴、潜伟的《中国古代冶铁竖炉炉型研究》讨论了生铁冶炼的设备——高大的竖炉,结合文献和考古材料,将中国古代的竖炉归纳为六型九式,用计算流体力学方法对炉内气流场进行数值模拟和分析,还进行了古代竖炉冶铁模拟实验,展现了钢铁技术自战国以来的逐步发展变化及其与国家兴衰、人类社会之间的关联。姚智辉的《从妇好汽柱甑到海昏侯套合器:对中国古代蒸馏器的再认识》通过观察和模拟实验,以西安张家堡汉墓和江西海昏侯墓出土的套合器为主要对象,对汉代蒸馏器的原理、结构进行重新认识。

另有一些学者从另一侧面对器物展开研究,即器物所反映出的工艺史及社会生活史。扬之水的《中国金银器》以5 卷的大体量,通论了先秦至清代的古代金银器,站在工艺美术的立场,按时间顺序讨论了金银器与社会生活史密切相关的造型、纹饰、风格的演变。通过准确的器物定名与细致精致的器物描述,全书铺陈出在工艺及社会生活中的绚丽多彩的中国金银器皿与首饰图景。邵会秋的《君子之兵:青铜剑与草原文化》以青铜剑为中心,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各种类型的青铜剑的来龙去脉,展示了青铜剑在中华文化、草原文化相互交流交往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

关系与互动。通过文物间的比较,结合文献记载及交通道路等内容,可探讨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与互动。史党社的《秦与“戎狄”文化的关系研究》反思了传统考古学及历史学在研究秦文化时的研究方法,引入社会人类学的族群理论,把“秦人”当作一个族群现象来分析其构建过程,进而阐述了考古学上的秦文化与戎狄文化,最终用甘肃东部及宁夏中南部、鄂尔多斯、关中等地的考古材料论证了秦与戎狄文化的关系。王晓琨的《无问西东:锡林郭勒考古所见的文化交流与互动》研究的时段从旧石器时代至北魏时期,聚焦于锡林郭勒各阶段的考古遗迹所体现出的文化交流与互动,阐释了锡林郭勒与西面的蒙古高原、东面的西辽河流域、南面的华北平原、北面的贝加尔湖等地区间持续且深入的交流与互动情况,充分说明了这一地区在各个地理单元之间的“中间人”地位。巫新华的《重走天山路:东天山吐鲁番古道考察与研究》则关注在交流和交往中必不可少的道路,讨论了位于丝绸之路与西域的十字路口的吐鲁番的历史及古道相关遗存,以实地考察、考古遗存、文献记载共同展现出吐鲁番地区在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一条条古代道路。

中国与国际的关系与互动同样备受关注。韩香的《波斯锦与锁子甲:中古中国与萨珊文明》探讨的是3—9世纪中国与波斯的互动关系,以及双方在文化交流与传播中存在的文化转译与文化适应等问题。通过将文献与出土材料结合,韩香分物种物品、装饰造型艺术和游艺、宗教等类,分别讨论了波斯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又特别注意于反方向上中国文明对波斯文明的影响,并总结了两大文明间交流的特点。杨巨平的《互动与交流:希腊化世界与丝绸之路关系研究》不用于以往以中原为视角的丝绸之路研究,而是从希腊化世界出发,利用文献及文物资料,分别论述了希腊化世界对丝绸之路的作用,希腊文明在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传播和接受,全面立体地对希腊化文明对丝绸之路的贡献做出了阐释。李富强等著的《传播与创新:东南亚铜鼓文化调查与研究》调查了东南亚地区源远流长的铜鼓文化,按照地区详细介绍了老挝、越南等6 个东南亚国家的铜鼓,最后讨论了中国西南与这些地区之间铜鼓文化的交流情况。

生成与流传。本年度的艺术史研究作品中,相比于关注艺术品本身,更多学者将注意力集中于艺术品在历史和文化环境中的生成与流传。尹吉男的《知识生成的图像史》中,强调知识对于图像史的生成作用,反思具有物的具体性的图像与固有知识的关系。书中选取顾恺之、董源、谢环等为研究样本,把他们作为知识概念而非肉身实体,对其生成进行了精彩的分析。郑岩的《铁袈裟:艺术史中的毁灭与重生》有异曲同工之妙。全书以山东长清灵岩寺的唐代金刚力士像残片“铁袈裟”为中心,将之与文献、碑文等诸多作者所谓的“碎片”结合,拼合出其所属铁像的原意并阐释了它在原像被毁后生成的新故事。在武则天的金刚力士像毁灭后,“铁袈裟”的生命并未就此终止,反而获得重生,先是在北宋禅宗的语境中被曲解为袈裟并神圣化,契合了中国深层文化传统,又随着明清时期佛教在山东的衰落而遭受质疑褪去圣光。因此,一件“碎片”除去其原初意义外,也在流传过程中不断生成新的意义,这些新的意义所映射出的当时背景与文化传统同样至关重要。

学术史与纪念。本年度也有数种学术史方面的著作出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的《北京大学考古百年1922—2022》汇编了北大考古百年来的历史资料,是北大考古100年、新中国考古专业教育70年的总结,展现了北大考古百年历程和教研成果。首都博物馆编《首都博物馆口述历史(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八一年)》按照筹建、藏品、展览分类汇集了参与首都博物馆筹建的老同志的口述材料,并配以多件珍贵文物、照片资料,展现了1953—1981年首都博物馆筹备期间的精彩历史。李宏飞的《稽古夏朝:解读 〈试论夏文化〉》以邹衡先生的名篇《试论夏文化》为中心,从考古学史的角度对《试论夏文化》进行了分析与解读,论述了文章对夏文化研究的贡献及深远影响。

结语:文明、传统与共同体

总体而言,2022年度考古类图书作为这些年中国考古研究发展的折射,体现出一个文明大国的责任与担当。一方面,这些图书呈现了中华文明从起源到巩固、发展的历史进程,凸显了中国考古学诞生百年来的勠力进取;另一方面,这些图书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华文化传统的历史延续与生生不息,以中华大地为田野,以中华历史为背景,这些研究帮助我们理解中华文化传统的多元一体。经由这些考古类图书的出版,中国考古学界与其他研究者也进一步深化了彼此间的理解,更加凝聚为一个具有共同目标的共同体。

注释

[1]《秦汉栎阳城:2012 ～2018年考古报告(第一卷)》公布的为2012年考古勘探成果和完整的T1～T5 考古发掘资料,之后还将陆续出版其他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