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庚

一个词是有分量的，这种分量不用称量，它在逝去的时光里早就悄然刻下了斤两甚至吨位，或者早已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奇怪”的感觉，在我来到云南省红河州石屏县坝心古镇时尤为强烈。因为我带着家人奔赴这里，目的就是为了寻找父亲的“肯堂”故事而来。

大湾子村的“神秘词语”

现在，我们正在奔赴大湾子村的路上。我此行似乎很“漫长”，从昆明向南行驶，四个多小时之后，从高速公路下来，迫不及待直奔一个小山村。

那是我朝思暮想的一帧帧风景，犹如我珍藏在手机里的图像一样，在我的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虚拟出现。我看到在慢慢爬升的越野车窗之外，景象渐渐变得熟悉和亲切起来：坝心古镇的石板路已经铺上了水泥或柏油，白家寨的大水田已经耸立起楼宇，王家冲沙河的水还在潺潺欢唱，最热闹的是底莫村的雄鸡正在嘎嘎嘎地扇翅戏偶，那片金浪绿波的稻田变成了蔬菜林果，好像只有村前潭中的鱼儿还像当年那样优哉游哉。

我们的车子终于在原来的大湾子乡政府门口停下。我登上石台阶，仰望着这栋庄严豪宅的大门，想象中的“大湾子乡人民政府”的牌子已不见了，门头上却有一块新的小牌子：底莫办事处大湾子村6号。

当年乡政府的办公地点就是这栋古老的大院。我父亲的“医院”也设在里面。当时这个大院的房东是一户富农人家，共有弟兄5人，都居住在这个大院子里。乡政府为了让我父亲开办“医院”，就动员和安排其兄弟4人迁出这个大院，只留下白秀玲和她的儿子孔繁尧在此居住。因为白秀玲的丈夫早年去世，她只能独自与小儿子相依为命，所以乡政府就照顾她留守这栋老房子。

大院后面就是一片古村落。此时，这个小村子很安静，房屋依山就势，栉比鳞次，深宅大院隐身其中，宛若一座座“城堡”。村前有一条小河，河边全是绿油油的庄稼。我们此时身处这样的美景之中，已经完全忘记这是群山之中的一个山乡“僻壤”。

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因父亲在大湾子村行医，所以一到假期就跟随父亲到这里度假，做作业之余，就与小朋友们下河玩水，学会了捞鱼摸虾。这里早已成为我当年的“天堂”，留下了满满的童年记忆。

此时正是上午10点左右，村民正在田地里干活。偌大古村落，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影，寂静得能听到屋檐下燕子梳羽的声音。

我迫切想找到村里的干部，问询孔繁尧家的情况。没想到今天正是8月1日，村干部都到镇上开会去了。

我只好在村中漫游，无意走进了另一栋老房子。那是一个中西结合的大宅院，在欧式的拱廊上，镶嵌着一个方框，框内用浮雕的手法，绘制了四个大字“肯构肯堂”。当初，我还是孩童时，从这里出出进进，从不思考这四个字的含义。现在，由于墙体斑驳，四个字也似乎有点模糊了，但因为上百年的阳光照射其上，每个字里好像已沉淀着时光的味道，甚至在我目光分辨的墨迹里，明显有着一种亮光隐现其中。这种“光”，也许只有我能“看”到或感受到，让我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回到了数十年前。

这时，一位毛胡子老汉走进来，操着一口地地道道的家乡话，问我们从何而来？找什么人？

我连忙说明来意，自报我是过去在这里工作的孔医生的儿子。老汉顿时笑容满面，盛情地邀请我到他家去喝茶吃饭。我再三说明来意，主要是来看望孔繁尧大叔，拜访父亲居住过的地方。老汉哈哈大笑：“真是有缘！我昨晚上还梦见你父亲，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叫孔繁文，小时候拉痢疾，发高烧，几天昏迷不醒，是你父亲把我的病治好的。多少年来，我家老人经常说，如果没有孔医生，我早就死了。”

我说：“大叔！那是你福气好！”

孔繁文说：“我们孔家本来就是一家人。今天你们来到这里，至少得进家喝口茶。”

我忙问：“大叔！你看门头上的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我越看越感到高深莫测，神秘难解。”

孔繁文哈哈一笑，说道：“不难理解，不难理解！你父亲当年就是因为喜欢这几个字，才选中我们村，决定在村里开医院的。这其实也不叫医院，因为你父亲的到来，老百姓就把他的医药室叫肯堂。”

我依然没弄懂那几个字的意思，但在老汉面前只能连连点头，似乎完全懂了。

我说：“大叔，有了这个肯堂，才有了我们的家，我们今天就是专门来看看这个家，来看看孔繁尧大叔一家的。”

“那好！我们现在就先去繁尧家吧！”

没想到，孔繁尧大叔家的门紧锁着。孔繁文很着急，顿时满头大汗，走来走去，然后拿起手机就为我们寻找孔繁尧。

“繁尧大哥！你在哪里？”

“我跟儿子到个旧来了。”

“你家里还有人吗？”

“哈！你健忘啦，我的房子已经交给繁聪管理啦。”

孔繁文呵呵笑了几声，接着又拨通了孔繁聪的电话。

“繁聪老弟，你在哪里？”

“我在地里掰苞谷。”

“你现在能回来开门吗？”

“哪样事？”

“孔医生家儿子来啦。”

“太好了！我立马就回来。你先陪客人几分钟。”

于是，孔繁文大叔先带我们去拜访村头的孔氏家庙。这家庙气势非同寻常，三进三层，层层高升，每一层就是一个平台，可以瞭望山川田畴。最上一层是一个大殿，那是整座孔庙的核心区，供奉的就是我们孔氏的先祖——“至圣先师”孔子的塑像。

底莫办事处2754人，几乎都是孔氏后裔。其中，大湾子村112人，全部姓孔。这座孔氏家庙建于1901年，已经是一百二十多年的文化遗存，但若与孔繁尧的祖屋相比，还是“年轻”许多了。可见，孔氏家人在这里繁衍生息已经数百年了。

我又联想到西式老屋门楣上的神秘词汇——“肯构肯堂”。我猜想，那一定是这个山乡弘扬儒学仁道思想的一个见证。我马上在手机上“百度”一下，此语出自《尚书·大诰》：“以作室喻政治也。父也致法，子乃不肯为堂基，况肯构主屋乎？”原意指儿子连房屋的地基都不肯立，岂谈得上盖房子。后来，引申为修缮房屋，比喻子承父业。明朝东鲁古狂生《醉醒石》一书中，也有“家有严君，诸多贤子。肯构肯堂，留誉后世”。这样一来，此匾额出现在迁居滇南数百年的孔氏后裔的村落里就显得意味深长了。我的理解是，此四字镌刻于此，就是为了教育后辈儿孙要继承老祖宗的遗志，子承父业，完成上代人未竟的事业或历史使命。

就在那时，孔繁聪大叔打来电话，说他已经从田地里赶回来开门啦。

于是，我们走出孔氏家庙，匆匆返回村中。我老远就看见孔繁聪大叔站在大院门口恭候我们。他那被露水打湿了的裤脚边卷了几圈，黑雨鞋上的泥巴鲜艳得像绽开的花朵，额头上还冒着热乎乎汗珠。他个子不高，冬瓜脸，浓眉俊眼，在与我握手时，那手背上的肌肉鼓得像铁疙瘩一样。孔繁聪大叔比我小十岁，我却喊了他一声“叔叔”！

孔繁聪为此激动不已，热乎乎地握着我的手总是不放。他笑容可掬地把我们带进老屋里。这是一个很大的“四合院”，外观方方正正，由大门、倒座、天井、厢房和正房组成。门内设倒座或门廊，倒座深八尺，所以又称“倒八尺”；厢房分布在天井两侧，左右各两间，因此，老百姓把这种大院称之为“三间四耳倒八尺”。这种建筑其实是一个非常人性化和艺术化的空间，一年四季阳光充足。大门内有照壁，壁上有绘画，或松菊梅兰。在大门入口处设屏风，使甬道、天井、客堂融为一个宽敞的大空间。天井用石板铺就，客堂和屋内则用地砖，平整美观，冬暖夏凉。厅堂、居室的门雕、格扇、栏杆都十分精巧，美不胜收。

在这栋老房子里，我看到了几乎一点儿没变的房间。几缕阳光照射进来，但很快又隐退了。但老屋并未因此暗淡下来，梁柱上那些精雕细刻的装饰构件，依然色彩斑斓，不减当年的艺术韵味。由于这些珍贵的建筑遗产保存得较为完好，使得整栋老房子散发着永久的艺术魅力。

孔繁聪大叔滔滔不绝地与我们叙聊起来。

“当年老医生的卧室是进门的天井右边的第一间，医务室在第二间，厨房在右边的楼梯下。现在我就住在孔医生当年的卧室里。天天沾点福气！”

事实上，这里隐藏着一个时代。我清晰地记得，我父亲的医药室、厨房、卧室、洗脸架、碗筷等等，都是公家的。每天这里人来人往，大家随意坐，随意站，多么团结，多么密切，心中似乎都有一个目标，天天都好像正在从事一项伟大的共同的事业，谁也离不开谁。

我还记得，学校放假时，我父亲就把我带到这里做假期作业。小书桌就放在厨房门口。孔繁尧大叔住在天井左边的卧室，他母亲白秀玲住在堂屋上的房间。天井左边的楼梯下是繁尧叔叔家的厨房。父亲让我把繁尧的母亲称为奶奶。

我问：“这位奶奶还健在吗？”

孔繁聪回答：“白秀玲是我大妈，一辈子没有离开这栋老房子，一直活到103岁，去年才刚刚走了的。”

我就像走进了明亮温馨的家园，走上正堂屋，默默地瞻仰着白秀玲老奶奶的遗像，回想起当年我曾经在这充满阳光的大天井里，她对我就像自己的亲孙子似的。我父亲每天早早就起来准备巡诊的药品、蒸煮消毒医疗器械、做饭、吃饭，然后带着我就到山寨里挨家挨户地巡诊看病，每天要到半夜三更才返回来。每当那时，老奶奶就为我们准备好饭菜，从锅里热乎乎地端出了。很多时候，老奶奶还把繁尧叔叔从田里捉来的鱼虾，专门留给我吃。

幻觉就在那个时候产生了。那是一种飘动而又实实在在的感觉，也许是因为有了“时间”这种无法看见的灵异之物才会产生种种幻影，它们充盈在各种事物中，虽然流逝了，我们却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它们的存在。我在天井里踱步，慢慢靠近几间房门，手不由自主地抚摸旧式门锁或门扣。我似乎回到了昔日的时光中，看到了老奶奶的微笑。

时间虽然显得神秘莫测，如风似水永世漂流。我们已无法感知它的初始，但它一定是从初始运行起来就穿越一个个空间，再也回不到原点了。但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我们世代相承，生生不息。论孔氏家谱，繁字辈属于孔氏家族的第74代，我们祥字辈属于七十五代，至今已传承到八十多代，历时2500多年。无论哪一代的“肯构肯堂”，都是在构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像白秀玲奶奶一样从平凡小事开始，把老祖宗的仁道贯注在生活的细节中。

我们可以用有限的时间和知识，认识和总结出各种规律性的“法宝”，再用之去“深入”伟大的时间内部，找到其中的秘密。这或许就是人类比时间的更神奇之处，生命得以代代传承，精神在时空中不断转化并升华，我们因此读懂了祖先留下来的古老的“神秘词汇”。

生命的延续……

那一天，我因父亲的缘故，总是“偶遇”不断，虽然已不可能与父亲同时代的“病人”相遇了，但我总是与父亲当年所“创造”的医学故事或医学“奇迹”相逢。

我从小生活在异龙湖畔，捕鱼吃鱼已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记忆之一。当天，时间已过晌午，流火丝毫不减七月暑气。那时的我好像嗅着鱼香味来到了一个鱼庄。这是异龙湖畔最有名的一个经营美味鱼肴的场所——白果咀鱼庄。主人把鱼庄当作一项最自豪的“事业”来推进，所以这里的优美环境和主人的厨艺在当地都是有口皆碑的，俨然已成为异龙湖畔的一个美食空间。

这个鱼庄果然名不虚传，几盘以鱼为主的菜胥一一上桌，我们便开始享受美味带来的口福。但就在这个时候，我的身份“暴露”了。

鱼庄的主人热情好客，话语幽默，喜欢盘根问底。不一会儿，他就知道了我是孔医生的儿子，立刻要求加上我的微信，并自报家门，名叫李自泉，今年58岁。

李自泉说，7岁那年（1971年），母亲李氏妹因“打摆子”之后得了怪病，四处求医无效，都说最多能活两三个月了。当时我们全家悲痛万分，已经为母亲准备了棺材。就在那时，经人介绍，找到了孔医生。

为了给母亲治病，李自泉曾经跟随着我父亲到山上采药，回来后不辞辛苦地捣药、熬药。经过我父亲的精心治疗，他母亲的身体神奇地康复了，并且一直安然无恙，快快乐乐地生活了50多年，直到91岁时才寿终正寝。

这个故事的细节还很多，比如说，李自泉的母亲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千万不要忘记了孔医生的救命之恩啊！”

听完这个故事，我已完全忘记了餐桌上的美味。李自泉代表九泉之下的母亲敬酒。我很少喝酒，但在那时竟然举起酒杯，轻轻碰了一下。随着酒杯若有若无的响声，空气中也吹过一丝凉风，一个词却在那个时候冲击着我的大脑。这个词就是“瘴气”。

当初，李自泉的母亲“打摆子”，其实是染上了疟疾，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瘴气”。那是旧社会普遍流行的一种地方性传染病，主要是血液传染，从带有疟原虫患者的血液中传播，不过输血传染或母婴传染者较少。当时的农作物是施用农家肥，厕所、粪草塘、臭水沟较多，容易滋生蚊虫。加之山村卫生条件特差，“吃家饭拉野屎”，粪便不入厕，村内村外臭气冲天。于是，蚊虫充当了主要媒介，通过叮咬，疟原虫携带者相互传染。有的疟疾断不了根，夏季湿气又重，容易复发，持续不断。若是染上这种病，忽冷忽热，隔一天发作一次，热起来犹如被放在油锅里煎熬，穿不住一丝半缕；冷起来犹如雪上加霜，九床被子盖在身上还冷得发抖，口苦舌干，肌骨酸痛，头疼痛得像挨棍棒敲打，生不如死。这种恶性疟疾，属于脑型疟疾，死亡率极高，很多人染上之后，只有死路一条。

当时的医生说，李氏妹最多只能活两三个月了，这是从恶性疟疾症状得出的结果，不能说没有道理。

事实上，白果咀地处异龙湖畔，山清水秀，书香门第众多，生活方式也较为文明，按理说李氏妹不该染上疟疾。但问题出在她太勤快了，每年要到遥远的红河江边背小猪来石屏卖，利润很丰厚，跑一趟基本上够吃两年。不幸的事就发生在她背小猪的路途中染上了恶性疟疾，前后折磨了她三年之久，即便看百医，吃百药，也无济于事。终于有一天，家里人听说坝心医院有一位孔医生，在解放初期曾参加过人民政府组织的消灭“瘴气”的工作，非常有效，就前来恳请孔医生施救。

父亲当然不是什么“神医”。他尝试过的医治疟疾的方法，可以追溯到《黄帝内经·素论》。他知道在《内经》第35篇《疟论》中，有寒疟、温疟、瘅疟之分。书中曾有这样的记载：“疟疾发寒时，热汤火烤不能暖身；发热时冰水不能降温。不过，此时良医不可止寒热，必待寒热自衰才可针刺。”也就是说，用针灸治疗疟疾，在历史上是有效的。后来，中医药方里又出现了常山、草果、槟榔等抗疟疾的记载。再后来，西方人发现野兽患疟疾啃嚼金鸡纳霜树皮之后就常常无事，于是就用那种树皮来治疗人的疟疾。1820年，法国医学家把金鸡纳霜提炼成抗疟疾的特效药——奎林。从此，在国内外普遍应用这种西药来治疗疟疾，收到了惊人的成效。

不过，在滇南地区用奎林类药物治疗恶性疟疾，往往效果不太理想。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赫赫有名的经济特科状元袁嘉谷先生，不幸染上了恶性疟疾，服用了奎林，但依然无效。事实上，不仅袁嘉谷服用奎林无效，在他之前，也有一个在个旧锡务公司工作的新加坡冶金工程师，名叫亚迟迪耿，在染上了恶性疟疾之后，也曾服用奎林无效。

当时，个旧锡务公司总经理缪云台先生就曾让我父亲去为那位外国专家诊治。我父亲用的是民间土办法，却很有效果，亚迟迪耿很快就康复了。而当袁嘉谷染上恶性疟疾之后，缪云台又想到了我父亲的治疗方法。于是，我父亲受命前去为袁嘉谷治病。

我父亲在为袁嘉谷诊断后说：“状元公！莫恐惧！因您久别故土，已经不服水土，故染上了地方性传染病矣。请允许鄙人先用土办法一试。”

接着，我父亲在袁嘉谷的手腕、脚板心处，各包了一点草药，又让他服了几服以青蒿汁为主的汤药。没想到，几天之后，袁嘉谷的病也痊愈了。袁嘉谷当时曾风趣地说：“在老家染的病，还是老家的医生有办法，真是药到病除，不是神医胜似神医。”

我父亲分析奎林在滇南地区常常失效的原因，也许是患者只要头疼发烧就服用奎林类药物，所以恶性疟疾原虫对奎林产生了抗药性，所以特效药也失效了。怎么办呢？我父亲从民间发现了一种独特的治疗方法，即在病人忽冷忽热、头疼发烧时，就到山里采来板蓝根叶子捣碎，分别敷在病人的左手脉口与右脚掌心，然后把青蒿揉成汤水，让病人喝下就万事大吉了。

我推想，父亲为李氏妹治疗恶性疟疾的土办法，就是以这种民间单方为主，并辅之中药调理。也许李自泉至今仍不明白，我父亲当年让他母亲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其实就是他与我父亲到山上采来的野生板蓝根和一枝枝青蒿。

现在想来，父亲用这种土方法让那位普通农妇的生命从几个月延续到了50多年，多像一个神话传说，但这种“神话”却是流传在这一带山水之间的真实故事。我记得，父亲和母亲在世时，常常讲到这类故事。父亲绝不是在炫耀他自己的医技，而是在讲述或总结他从实践中得来的点滴经验。他不仅向自己的家人讲述，也向病人讲述，甚至尽可能地把它们记录在笔记本上，以期推广和传承下去。

不是吗？半个世纪的时光已悄然而去。但因为这一次医患者后代的“偶遇”，我们又开启了新的友谊史，开启了新一代“肯构肯堂”的精神传承史。

“失踪”的父亲

午饭过后，我们又继续向山区行进。眼前的这个“山区”，有点不同寻常，海拔不算太高，但由于地处绵延起伏的异龙湖畔，比湖面高出了四五百米，所以山体显得雄奇险峻，云遮雾绕。车行一个多小时，一个名叫黑尼的村子出现了。

村前的那汪大水潭还在，不过一幢幢新楼房已经取代了潭水周围的那些参天古树。我记忆中的山楂树、香椿树、大红椿树，现在都没了，那些像寿星老人一样的大黄桃树，更是无影无踪。黄牛、羊群饮水的地方早被光滑的水泥路覆盖了。水潭周围还安装了铁质护栏，小孩和老人走到这里，也有了安全感。生产队堆放小麦、大豆、玉米的场院，现在已变成了停车场，有轿车、卡车和拖拉机，横排纵列，像模像样，显示出新农村的新气象。

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兼主任名叫李家旺，是村里先富起来的一个男子汉。他个子不高，块头结实，脸盘匀称，腮帮肉鼓鼓的，额头发亮，小平头上冒着汗，一对杏仁眼非常精明，笑眯眯地迎接我们。

李家旺书记同我握手时，我感觉他的手掌宽厚得像大面包似的，但与面包不同的是，手掌心里有几个硬邦邦的老茧。他把我们带到了全村的制高点，那是我父亲当年的诊所，看上去就像一个高高的碉楼，坐落在一个半圆的平台上。站在那里，我们可俯瞰全村，放眼苍茫的远山，眺望村口的潭水。

李家旺书记说，当年的诊所有一个大殿，一个小厨房，一片空地，几棵高大的柏树和李子树。现在，大殿已不复存在，厨房已是一片废墟。只有柏树依然郁郁葱葱，让人肃然起敬。李子树也还有几株，保持着倔强的生命力。看上去，虽然没人护理，但它们依然结出了一颗颗晶莹的小果子。

李家旺书记继续说，孔医生曾经坐诊的地方，并不是只有病人才能光顾，更多的时候，村里的“闲人”，特别是与孔医生建立了深厚友谊的村民，都常常在农活之余来到此地，与孔医生喝茶、抽烟、聊天，一般情况下，每天晚上都有人来，多者一二十人，少者两三人。特别是我的父亲，总是这里的常客，因为他与孔医生是莫逆之交。可以说，这里似乎成了村人向往的精神高地。

我们现在来到这里，“大殿”已重建，恍然变成了一个“财神庙”。里面供奉着男女财神各一尊，明显多了几分幽暗神秘气氛。目睹此景，我已无法想象当年父亲坐诊此地时的亲和、泰然的言行举止。

时间返回到1965年6月，毛主席关于医疗卫生工作要“面向工农兵”的号召，如同浩荡的东风，吹到了边疆，吹到了坝心医院。老百姓信赖和爱戴的那些老医生们，因此被“吹”到了更遥远的山寨。

我父亲第一个被“吹”到老街卫生站，接着又到了大湾子村卫生站，最后又进驻邑北孔大队卫生站。邑北孔的海拔接近两千米，距离坝心医院六七个小时的路程，与黑尼大队接壤，但两地相距大半天的路程。当时，两个大队共有三四千人口，卫生站就设置在邑北孔大队办公处。党支部书记、主任、文书轮流值班，我父亲与他们同住一个院子里。

党支部书记高华明务实爱民。当时口粮不足，农民营养不良，全县患水肿病的人数高达六七万。奇怪的是，邑北孔大队患水肿病的人数比例比全县平均数更高，但死亡率却是最低。现在，追询其中的秘密，一是这里的农民偷偷摸摸开点生荒，种蔬菜杂粮充饥。高华明书记对此睁只眼闭只眼，缓解了农民的饥荒之灾；二是我父亲发挥了一个医生的积极作用，为体质瘦弱而不生不育的患者治病，为营养不良而子宫脱垂的妇女开方配药，使水肿病人逐渐康复。那时，父亲为了治疗水肿病人，三个多月没回家一次。

我们其实已习惯父亲的做法，都知道他正在忙着治病救人。但是，突然有一天夜里，当时公社的值班人员急匆匆地来到坝心镇上，急促地敲响我家的门板。那一天，我们都睡得太熟了，竟然没听到敲门声。我家的邻居王明亮，俗称“小公鸡”，却被敲醒了。他最先从值班人员那里获知，邑北孔的高华明书记用大队的手摇电话机向坝心公社汇报：孔医生已经失踪七天了。

接着，从梦中醒来的我们，也获知了这个惊天动地的不幸消息。我母亲顿时惊呆了，说不出话来。“小公鸡”却关切地说：“走，我与你们一起去找孔医生。”

我母亲表示赞同，连夜一起奔向邑北孔方向。

夜，太厚重了，压着哥哥和我。我们是那么渺小和恐惧。好在那时我看到了一盏马灯，在王明亮手里拎着，光线也不弱，微微跳动着。马灯渐渐远了，消失在路的那一头。我顿时觉得路的那一头是一个光明的世界，父亲端坐在那里，正在为乡亲们看病……

那一夜，我躺在床上，似乎有一种东西硬撑着眼皮，怎么也合不上眼，我干脆竖起耳朵，等待着父亲归来的消息。第一天没任何消息。第二天，第三天依然“静悄悄”的。每一天我都生活在噩梦中，常常在夜里醒来，凝望着门外，用心听着各种奇奇怪怪的声音，在莫名的恐惧中等待着天亮。

据高华明书记回忆，在我父亲失踪之前的那天晚上，孔医生像往常一样，为病人治疗到了晚上10点多，还没有吃饭。高华明就把自己充饥的糠粑粑，送了两个给我父亲作晚餐。当高华明准备回家之时，还看到我父亲正在检查和整理当天的病历及药品开支账目。之后，不知为什么，父亲就“失踪”了。

事实上，父亲在那天夜里，一个人完成了一项“惊心动魄”的抢救山乡人民生命的使命。当时，他觉得自己圆满地完成了当天的工作，刚刚上床睡觉，突然听到电话铃声响个不停。他急忙起来接听电话，传来的是黑尼大队信用社营业员老李惊慌失措的声音：“孔医生，大事不好了，我们这里今天死了一头牛，村民们因为长期吃不饱肚子，就把那头死牛的肉煮了吃了，没想到，吃过牛肉之后，全村人都拉肚子，发高烧，很多人都病倒了。你快来看看！”

情况紧急，万分紧急，不容一分钟的延误，我父亲立马准备了大量药品，独自连夜赶路。当他来到黑尼村时，太阳已经冒山了。几十个吃死牛肉的农民，一半以上发高烧，生命危在旦夕。父亲曾在个旧锡务公司医务处学习过化验知识。那时的他，非常明白，凡是吃过死牛肉的人，都是中毒者，不是肉毒碱中毒，便是沙门氏菌感染。父亲立即开展救治，一一望闻问切，详写病历，然后精心制定抢救方案。他没有先用中药，而是为全部中毒者注射针水和口服西药，让他们在高烧退后再服用中药。经过两个昼夜的紧张工作，中毒者的身体逐渐恢复正常。营业员老李十分高兴，请我父亲吃晚饭。饭后，老李再三挽留我父亲住宿。但我父亲牵挂着邑北孔的水肿病人，表示要尽快返回。老李和村民们只好把我父亲送到村口。

因为黑尼大队的中毒者没有一人死亡，父亲为此长长舒了一口气，他高度紧张的神经系统顿时松弛下来，隐隐感到脚瘫手软，疲倦的眼睛变得朦朦胧胧的，他真想好好地睡一觉，但内心有一股动力，却在驱使着脚步不停地赶路。天，渐渐黑暗，父亲返程的脚步依然如故，还是在走啊走，走啊走，一直走到天亮，但依然还在大树林子里，走不出去。父亲又走啊走，走啊走，走到天黑了，还是在大树林子里，找不到边际。他自己也不知究竟走了多少天，走了多少路。

那时，我父亲是真的出事了。他疲惫不堪，又冷又饿。更要命的事是，他竟然迷路了，辨不清方向。在那样的深山老林里，迷路意味着什么？父亲心中是明白的。直到最后，他已经没有丝毫力气挪动双腿了，只有呆呆地仰望着天空……一个人疲惫到没有丝毫气力时，与灯枯油尽是没有本质区别的，结局就是两个字：死亡。

突然，从遥远的地方走来一群黄牛，牛倌挥动着鞭子，渐渐向他靠近。最后，牛倌发现躺在地上的竟然是他们最尊重的孔医生，他有一种目瞪口呆的感觉。

孔医生迷迷糊糊地问道：“这里，叫哪样地方？”

“所家坎！”

“你，是哪位？”

“来福！”

就在那时，那个名叫来福的牛倌大声喊道：“孔医生！我今天终于遇到您了，您一定要到我家吃餐饭啦。我老母一直念念不忘您救过她一命呐。”

父亲此时才慢慢清醒过来，他骂自己太糊涂了，南辕北辙，怎么会迷路呢？邑北孔大队位于黑尼的东北方向，而黑尼大队则位于邑北孔的西南方向，再往西南才是所家坎。

那一天，我父亲到了来福家，受到了最真诚最热情的接待。他正吃饭的时候，我母亲和“小公鸡”正好找到所家坎，找到了来福家。

黑尼大队的父老乡亲知道此事之后，心情十分沉重，自责没有派人护送我父亲返程，总觉得有一种亏欠、愧对之感。从此，父亲与黑尼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父亲的这个故事，是对“时间就是生命”的最好诠释。我至今想起来，完全就像一部精彩的电影，每一个镜头都历历在目，而父亲的形象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脑海中。

八个农儿“抢医生”

在那个年代，每天都会传来各种“好消息”。是的，广播里已经公开宣传，要“斗私批修”。不得不承认，时代在前进，样样在变化。一夜之间，坝心医院要晋升为国有公立人民医院的消息传遍了村村寨寨。全院张灯结彩，石屏县卫生局任命了坝心医院党政领导班子，并派来大批行政人员，接收了私营联合医院的全部资产。新来的一切人员都是全民所有制身份，原来私营联合医院的医务人员则定为集体所有制身份。

最可怕的是，原来的老医生们大多遭到批斗。不久之后，又全部“下放”到山村。老医生们个个都很无奈，没有了医院，他们就没有了用武之地，没有了工资，没有了购粮本，没有了住房。何去何从，成了老医生们的生存大计。

黑尼大队的父老乡亲们听到这个消息，不知是喜还是悲，他们纷纷要求大队党支部以优厚的待遇，将我父亲“抢”来，作为大队医生。为此，黑尼大队很快做出了决定：每月300个公分，27块钱的补助，聘我父亲为“赤脚医生”，并派出8个农民子弟，亲自到坝心医院请我父亲进山。当时，农民子弟看到我父亲的腿走路不方便，就临时买来一些竹子，做成滑竿，用绳子编织好，再铺垫上毯子，做成“轿子”，把我父亲抬到了今天的“财神庙”里。

当年为我父亲抬“轿子”、挑书、背行李的8个农民子弟，都是曾经吃死牛肉中毒而被我父亲抢救过来的年轻人，其中一人就是现在村委会党支部书记兼主任李家旺的父亲。

我问：“当年邀请我父亲上山的8位长辈还健在不？”

“只有一位老人啦！”

“能带我去看望这位老人吗？”

“他早想见你们弟兄几个了。经常念起你们的。”

李家旺书记带我们走进一栋新盖的四合院，院子挺宽敞，我们一进门，老人就笑眯眯地拉着我的手问：“你就是孔医生家的老二吧？小时候的模样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的。”

“大叔！你记性真好呐，就像一个年轻人。”

“哈！我都86岁啦！你快坐下，我们一起说说话。”

老人名叫李章云，当年他抬我父亲来黑尼时才34岁，与李家旺的父亲是亲戚。他们都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互相之间都曾经给予过同情、希望、鼓舞和诚心的帮助。

我父亲是最懂得感恩的人。那时的他，已与这片土地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的生命与这里的村民已无法分离，他已准备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这里。李云章大叔对我说，你父亲当年决心把生命的最后时光献给这片高寒山区，他准备将尸骨也埋葬在这座青山之上，曾请人去为他选择了墓地。

谁想到好人终有好报，“下放”不到两年时间，我父亲就被县委书记请回去坐诊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72年3月2日下午，一位穿旧军衣的同志，拄着拐杖走进黑尼大队医务室，请我父亲为他把脉看病。我父亲对那人说：“莫急！先喝口茶。你稍微休息片刻，待气平神定，脉象方稳之后，再为你看病。”

来者虽然身材高大，浓眉大眼，但面相祥和，文质彬彬。他和蔼地说：“老医生言之有理。请问老人家贵庚几何？家里有几口人吃饭？”

父亲一一回答，并为来者诊断为：操劳过度，肝胆分泌失调，肠胃功能需要调理。我父亲为他开好处方后，又劝他注重休息调养为主，坚持服药为辅，必定见效。

来者别后一个月，病情好转。我父亲也于1972年4月6日被收回坝心医院上班，恢复了原来的工资待遇，重新领到了国家的购粮本，分配到了23平方米的住房。

原来，那位前来黑泥村看病的人，是中共石屏县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曹凤鸣。他为了纠正老中医被“下放”的政策，专门到全县最艰苦的黑尼卫生所来调查了解情况，一看果然是“亏待”了这批老医生。于是经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逐步收回下放的老中医”。于是，我父亲第一个得到“落实政策”。

那位可亲可敬的县委书记对我父亲有一种知遇之恩，他懂得大爱，懂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让我父亲的医学技能发挥出更大的能量。在那个年代，民间称呼的“县委老倌”第一次直抵黑尼村，似乎有一种破天荒的意味。事实上，在旧社会，高高在上的“县太爷”，从未到过像黑尼村这样的一个小山村，而如今共产党的一位“县委老倌”，不但亲临这个小山乡，还亲自把一位老中医“请”出山去，走向更大的地方。这样的“新闻”在当时越传越远，越传越神奇，几乎变成了一个妇孺皆知的“神话”。

有人说，我父亲当年是用私家的一个秘方，让“县委老倌”喝了几口中药，就让他多年的老胃病痊愈了，所以才得以优先享受“特殊恢复待遇的政策”。

我曾就此事“求证”过父亲。父亲说，曹凤鸣书记得的是胃下垂，不是什么怪病，完全是积劳成疾，累出来的病。我并没有用什么偏方秘方，就是辨证施治，根据他的脉象、舌苔颜色与身体状况，用治疗妇女脾胃衰弱的“补中汤”，外加120克的附片，就治好“县委老倌”胃上的顽疾。

父亲曾说，他一辈子治病的奥秘就是辨证施治，对症下药。比如说，附片可以温经散寒，通达十二经，可以回阳救逆，补火助阳，散寒止痛，在中医药上具有广泛的运用价值。但是，附片是最有用的药，也是最难用的药。有死于附片的皇亲国戚，有长命百岁于附片的仙翁道人。把它用对了，可以起死回生，用错了，就命断黄泉。曹凤鸣书记胃寒阳虚，在“补中汤”里加入附片就恰如其分，恰到好处。所以，我父亲用了大剂量附片，才使他的肠胃功能很快恢复了正常。

这个故事的很多细节有点复杂。我曾试图用作家的语言来叙述父亲与一位县委书记的友谊史，尽管我做了许多努力，读了许多中外文学名著，背诵了很多经典段落，但一到我提笔写父亲时，那些名著或语言依然无济于事。后来，我想，父亲的故事是他用行动“写”在山乡的，或者说，就像是从这片多情的土地上自然生长出来的，一切都已深深印在了劳动人民的记忆中，无需我用什么文学语言来“美化”。但这些故事近几年被我发现和“挖掘”出来，成为我理解父亲的一座座“金桥”，或者说一把把钥匙，我得以面对父亲，与他对话，向他讨教，我的生命也由此更加充实和饱满起来。我也想创造一座人生的“大桥”，创造一种语言，如同“肯构肯堂”一样，超越自我，超越时代，超越生死。

李家旺还告诉我，孔医生为了报答当年的遇难相助之恩，在离开黑尼村时，将他自己开挖的自留地，转赠给李家经营。这些土地至今仍果实累累，蔬菜葱郁。

李章云现在经常挂在嘴边的话题，就是他家小儿子曾经有一年出水痘，高烧不止，已经昏迷休克了。我父亲当时在县城里开会，在获知情况后，立即请假连夜赶到黑尼村，把他家小儿子硬是从死神那里抢救过来。这是李家几代人都忘不了的事。后来，他们听说我父亲去世了，全家人都悲痛不已。李云章老人还叹息着说：“难道阎王老爷也生病了？怎么与我们争抢好医生呐！”

我父亲的故事还很多，每一个都涉及生与死，时间因而变得明朗起来，正如此时头顶上的蓝天，纯粹而深远，静谧而旷大，凭借着这种大美，人类获得了诸多启示，建立起了崇高的精神信念。

太阳啊，每天都按时走向新的一天，每天总是在“辰时”化解甘露，让草木苏醒，让万物欣欣向荣。

又一个“辰时”到来了。那是1989年7月7日，我父亲一定是感受到了太阳的步伐，而后又好像听到了太阳的召唤……他放下手中的碗筷，休息片刻，又吃了一个香蕉，露出了会心的微笑，用慈祥的目光望着他的大儿子、大儿媳和大孙子，柔声细语地说：“你们慢慢吃，我要休息了。”然后，他轻松愉快地走进卧室，静静地躺在床上。

当我大哥再次到卧室探望父亲时，父亲如同进入了梦乡。无论家人怎么呼喊他，他都酣然入睡，毫无声息。我父亲真的跟着太阳到了新的世界里，走入了新的“肯堂”，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是父亲的二儿子，当时远在300多公里的地方工作，无法在那个“辰时”赶来接受父亲的告别。当天，他的三儿子、四儿子及所有子孙都急匆匆赶到他面前，看到了他慈祥的笑容。只有我在遥远的地方，被工作牢牢地缠绕着，无法赶到父亲床前，最后看他一眼。此事虽然让我遗憾至今，但我知道父亲是完全理解我，支持我的，所以他留下了永恒的慈爱的微笑。

此时，我的眼前又浮现出“肯构肯堂”四个大字，它高远，干净，古朴，深奥，仿佛在等待着我的回归、解读和领悟。我一天天匍匐在父辈心灵的故土上，听到的，看到的，想到的，太多太多了。我终于获得了打开精神之门的时机和钥匙，观看着日月在轮回，生命在代谢，我明白了自己的来路和去向，我生在这里，又走向外界，但眼前的这片故土依然还在，父辈的精神依然还在，我就永远是我，永远保存和传承着“肯堂”的民族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