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献平

他们是成吉思汗的先驱，蒙古高原最初的王。他们是一个由多个“吐门”（万户长）组成的大部落联盟，几乎每个“吐门”当中，都包括了几个甚至十几个不同语言的民族。他们放牧牲畜，逐水草而居，并成为主要的食物来源，由于高寒地区空气稀薄，煮出来的牛羊肉半生不熟，白水浸泡后的大块肉当中还有着大块凝固的鲜血，他们张开嘴巴，露出尖利坚固的牙齿，将血肉一同吞进肚子。被自己吃掉之后的牲畜皮毛成为他们遮羞和御寒的衣裳，而众多的牲畜皮毛连在一起，就成了房屋和营帐——长年累月，他们的身上沾满了动物挥之不去的腥膻味道……数百年后，有人还说他们是“有骚味的人”。

他们喜好战争，长驱千里、迅如奔雷的马匹常常可以使他们在战争中出其不意，屡屡获胜。在战术上，他们熟练运用佯攻和佯退术，以小股的兵力牵掣敌人主力部队，引诱到空旷的沙漠或者草原，再驱使大军合拢，将之剿灭。他们的骑士和射手是部族当中最受器重和尊敬的人，这些勇士们，总是将俘获的第一个人用刀杀死，把敌人的头皮剥下来，悬挂在马笼头上，向部族的其他人和敌人炫耀自己的战绩与武力，头骨用来做酒器……在中原的先秦时期，他们就在漠北和蒙古高原崛起了，以强大的武力统摄四方。

从商朝开始，他们就多次潮水一样涌向中原，向着商周和后来的诸侯，以及秦王朝的中心推进。那个时候，中原地区的诸侯和军事巨头也像他们一样，喜欢用人皮和人的头骨来发泄仇恨，表达自己的凶猛和残忍。刘邦一统天下的时候，被父亲头曼送到比他们强大的大月氏汗国作质子的冒顿，趁乱偷偷跑回部落，这个不大起眼的人对他的父亲早就心怀不满。

父亲头曼分给他一万名士兵，他教他们弯弓射箭，然后残酷地要他们唯他手指是瞻，他的一声令下，百箭齐发——不论目标是什么，射手们应当毫不犹豫——最终，他用这个方法射杀了自己的父亲头曼，拥“狠”自立为匈奴大单于。游牧民族的武力是强大的，而且基本上都有着“以力为雄”的传统。仅仅数年时间，他带领部众统一了蒙古草原，成为北方的第一个天之骄子。尔后，携带强劲的马蹄、鸣镝和长刀，勇猛而野蛮的匈奴向着西汉王朝，发出了不间断的骚扰和攻击。

而在中原，作为楚汉之争的最终胜利者刘邦刚刚坐下来，对着他的大臣和江山发出各种各样的号令——匈奴大军的到来，使得刘邦感到了惊恐，他早就听说过匈奴这一强大的西北部族联盟，当然包括他们的凶猛、日趋千里的善奔马匹和百发百中的射手。他也曾亲自带兵出征，却在白登山，即今天山西大同附近，遭到了匈奴大军合围，若不是陈平献计，贿赂了冒顿的阏氏，又不知会是怎样的局面。这个女人劝她的汗王说，“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

这样的说法是轻佻的，可在很多时候，看起来苍茫沉重的历史之间，也会有某些蹊跷和怪异之处。刘邦死后，吕雉当权。冒顿和她开了一个荤玩笑。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中说，“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娱。愿以所有，易其所无！”这使得吕雉勃然大怒，召集大臣商议，樊哙、季布倒是很积极，陈平以其谋略，说匈奴正在强盛的时候，我们则国力孱弱，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允许他们对匈奴进行军事反击，吕雉无奈，只好再次回信，对冒顿说自己“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不能答应冒顿的要求，因此，深表歉意，回信一封，极尽卑微，并再一次送去了不少的财物。

此时的冒顿，是有些顽劣和可爱的，但以匈奴风俗“子娶继母、弟妻其嫂”来看，冒顿这一要求也不算过分。吕雉不过对匈奴使用了缓兵之计——在向匈奴供送女人和大量财富的同时，他们也在韬光养晦，企图有朝一日可以一举消灭匈奴，巩固西汉江山。一直到刘邦的第五代人——汉武帝刘彻时期，匈奴仍旧是西汉王朝最大的威胁——这时候，刚刚经历了文景之治的西汉王朝国力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刘彻也像他的祖父和父亲一样，总是妄求长生不老，号令天下奇人术士，大炼不死神丹。《史记·孝武本纪》说，“天子（刘彻）既已封禅泰山，无风雨灾，而方士更言蓬莱诸神山若将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几遇之，乃复东至海上望，冀遇蓬莱焉。奉车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五月，返至甘泉。有司言宝鼎出为元鼎，以今年为元封元年。”

这时候，刘彻听到来自大宛国的声声嘶鸣，有人告诉他，那是西域天马的啸声。这些马可以日行千里、往来如风，构成了匈奴军队奔驰无定、出奇制胜的“杀手锏”装备。刘彻和他的臣子、兵士们惊诧了，神往了，还根据当世类似蛛丝马迹的传说和想象，当即写了一首叫做《天马歌》的诗：“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而令汉武刘彻尴尬的是：许多年后，贰师将军李广利远征大宛，带回几匹汗血马到达长安之后，其中一匹竟然不给他面子，精神委顿，什么东西也不肯吃，最终在甘泉宫绝食而死，这无疑给了刘彻一个难堪：一个皇帝可以统治万民，号令天下，但对于一匹罕见的神驹骏马，却还是束手无策。也就是说，天下之物，并非一人，一人之天下，乃是万众之天下。

而在汉武帝登基之前，西域对于中原来说是神秘的，庞大的，又是野蛮和蒙昧的，雪山连绵，大漠浩瀚，风吹千里——这些都是传说，没有人亲眼见到，更没有哪一个人以身体的亲历取得真实的观感——这时候，张骞站出来了，这个和汉武帝刘彻一起长大的郎官，史书上说他少小就有一种勇敢无畏的冒险精神，《史记·张骞列传》说他，“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他说话的时候，躬身面对高高在上的刘彻，以坚定的口吻，表示了自己愿意出使西域的愿望——不知道刘彻听到之后有什么感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的内心是喜悦的，他高高在上的目光也会向张骞透露出几分赞许。

张骞似乎更明白：出使西域，最大的代价就是自己的生命——到现在，我仍旧惊异于张骞出使前的义无反顾，那种镇静和果决——在当时的汉朝，我相信他是唯一的勇士，因为张骞的自告奋勇，整个汉朝都吃了一惊，所有的耳朵和目光都伸向他一个人身上。

公元前139年春天的一天，西汉天空下的长安阳光明媚，万物生长，暖热的气息在宫廷和民间流传。张骞和他的100多名志愿者就要出发了，作为最大的支持者和投资者刘彻，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仪式。告别时，我想张骞是流了眼泪的。我也想，他也肯定提前遣散了家小，写了遗书——如果我是当时的张骞，我一定会再写一张休书，免得此去经年，妻子红颜变老，一辈子为他一个人而沦丧青春。

尽管这很残酷，但是，如果将一个人的青春白白放逐，是不是更大的残酷呢？行前，刘彻再次对张骞明确了这次西行的目的，务必要说服早年被匈奴击败的月氏汗国，与西汉联合起来，通过东西夹击的方式，一举消灭匈奴。很显然，这是一个借力打力、兔死狗烹的计谋或者战略设想。即便大月氏如此做了，最终等待他们的，依旧是战争。人和人，国和国之间本质上都是各为其主，削弱他者，壮大自己。而汉武帝的年代，这样的谋略，已被运用得得心应手且屡试不爽了。

再长的告别也不过一个瞬间，张骞的西域之行开始了，越过高高的秦岭，气候改变，流风带土，寒冷依旧，风物突兀，风景黯淡。这里是匈奴人的势力范围。这个强大一时的大部落联盟，至冒顿为单于时达到鼎盛时期，其版图东至辽东，南至长城，北至贝加尔湖，西至西域城郭诸国，雄峙一方，自称为引弓之国，谓西汉为“冠带之室”。

高高的祁连雪山如同神灵，连绵千里，横亘眼前，广阔的戈壁上空空如也，风吹的尘土蛇一样缠绕马蹄。连续的狂风像是挥之不去的梦魇，无尽的尘土扑面而来，汉朝的长袍宽袖显然无济于事——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放下捂脸的手掌，一群匈奴骑兵已然横刀立马站在了面前——张骞长达十三年的囚禁生活开始了，与他同去的志愿者大半被匈奴人的长刀割断了头颅，亡灵沿着来时的道路，寻找故乡的门楣。

而作为首领的张骞则是幸运的，他不仅免去一死，还娶了一位匈奴女子为妻。以我的眼光，这完全可以看作是张骞西域路上的一次艳遇，是他政治生活当中的一个香气四溢的梦幻休闲。尽管身体不自由，但内心思想和天性本能是自由的。相对于那些死难的同行者，张骞的这种厄难或者说味道怪异的幸福就在于他借助“汉使”的身份，将生命完整无损地保存了下来。

无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阵营当中，对于英雄与忠贞者，人们都是敬佩和热爱的。这一种品质，显然也是属于全人类的。张骞被俘且被免于一死，成就了他的万世功绩与英名，同时，也为匈奴帝国埋下了灭亡的导火线。

在苦寒之地，肉体的囚禁岁月对于张骞来说，是无比漫长的，而对于历史和今天的我们则只是眨眼之间的事情。十三年后的一天，看管他的匈奴士兵放松了警惕，而张骞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肩负的政治使命，仓皇脱离了匈奴的势力范围，与最勇敢的随从堂邑父（实际上是忠实和得力的副手）一起，迈开尘沙当中的脚步，再次展开向西的途程。张骞知道，只要节杖——牦牛尾巴做成的汉王朝的“信物”还在，他就一直会拥有自己先前的政治身份。

史书上说：他的随从甘父是一个勇士，箭术超群，两个人的行程虽然艰难，但也有了不少的趣味——甘父总是在饥饿时，射杀一些飞禽走兽，用来充饥，也可以用动物的皮毛，使他们较为温暖地度过一些寒冷的露宿之夜。穿过浩大的沙漠、草原之后，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高大的葱岭——白雪覆盖的帕米尔高原。

他们到达的第一个国家是汗血马的故乡——大宛国（今费尔干纳）。大宛国王盛情接待了来自汉朝的使者，还请他们参观了汉武帝刘彻梦想的汗血马。在随后的行程当中，大宛国王还帮助他们先后拜访了康居（今撒马尔罕）、大月氏（贵霜帝国）、大夏（今阿富汗）等西域国家。这一路都是欢欣的，但令张骞感到失望和意外的是，早年被匈奴击败的大月氏王国早已在阿姆河上游定居下来，不愿再听从他的劝说，再次东进，联合西汉与匈奴作战。

回程路上，我想张骞的心情是无比轻松的，尽管有想念故国亲人的些许惆怅，但相对于自身所肩负的政治使命，都应当是微不足道的。而张骞没有想到的是：匈奴人的马刀再次切断了他南归的路途——这时候，他的那位匈奴妻子一定还在，说不定两人又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但张骞还是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她，也离开了他前后生活了十三年的匈奴汗国，回到了阔别已久的长安。

此时的长安依旧繁荣，刘彻的王朝也如日中天，而他妄求长生不老的个人欲望也越来越紧迫。张骞的返回，从某种程度上，使得汉武帝刘彻不再觉得匈奴有多么的可怕，也不再以为难以征服。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刘彻为了进一步联络乌孙，断“匈奴右臂”，再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各国。这次，张骞并没有回匈奴看望自己的匈奴妻子，而直接进入乌孙，并派副使甘英访问了康居、大宛、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后来，我在敦煌莫高窟第323窟北壁西端，看到了最早的张骞出使西域图：色彩艳丽、仪仗豪华，神色威严——依稀可见当年景况。

再后来，霍去病、卫青和李广等人的隆重出场，使得匈奴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败。与此同时，丝绸之路慢慢展开，其中包含了大月氏、匈奴、丁零、楼烦、白羊、昭武九姓国等等汗国和民族、部落的游牧之地。对于西汉来说，正是它的这些将军，改变了它近百年来对匈奴的和亲纳贡的历史，以中原强国的强大武力，将匈奴的势力范围步步缩小，并从自己的疆域仓皇向西逃离。其实，匈奴的失败还是出自内部，冒顿死后，其子孙在政治和军事谋略上再无雄才，再加上内讧和自我分化离间（其中当然有西汉的作用），使得老上、军臣等单于之后，其最高统治者越来越目光短浅，且用兵不当。其部署，即各地分封王，也都各怀心态，没能更好地凝结起来，从而使得西汉有机可乘。

盛衰总是有规律的，冒顿强悍而天纵奇才，匈奴极度兴盛，接下来，便是逐渐衰落。这像极了《吕氏春秋·博志》中的“全则必缺，极则必反”。这是天道，也是万物之规律，无论谁也逃脱不了。但匈奴也是华夏之一支，如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中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对于这样的一个民族，他的败亡和消失，也是令人心情复杂的。很多的事物，包括人类在内，不同者之间不断地融合，方才能够保持活力。这种活力就是不断的矛盾、冲突。世上所有的事物都坚持了丛林法则，也都贯穿了优胜劣汰的生存本质。

有一年，我在山丹的路易·艾黎博物馆，看到了一支匈奴人的鸣镝，红锈斑斑，已然朽烂，抚摸之下，感觉冰凉。还有一次，站在焉支山顶上，踏着松软青草，看到雪冠长体的祁连雪山，猛然想到消失了的匈奴，我不止一次地想：在大风劲吹的焉支山上，一定还留有匈奴人的遗迹——满山的松树发出一阵阵的波涛声，大批归圈的骏马正在踩着夕阳，暮色四合之际，苍茫的焉支山就只有风在空旷中发出连绵的呼啸和叹息。

在匈奴语中，祁连山是“天”的意思——显然，匈奴已经把这一个自然存在与他们崇拜的神灵放在了同等位置——青草肥沃、松柏遍布的焉支山，不仅有大黄、青草和青稞，还有可以让妇女们染红指甲、涂红嘴唇的胭脂花。匈奴人当年所有的生活和军事给养，都与祁连山和焉支山是分不开的。

而失败了的匈奴只好凄凉地唱着“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的悲怆哀歌，沿着西边的大漠，仓皇撤退，沿路旌旗半卷，人喊马嘶，就连铁制的盔甲之上，都沾满了汗渍和尘土——对于霍去病和卫青这两个武功彪炳的将军，我至今仍没有多少好感，大致是因为他们对飞将军李广的不公，或者其他的一些个人情绪所致，而对于李广这样一个在世不曾显达的名将而言，所有的荣耀都是史书和诗歌赋予的。

古老、明亮、悠远而沉重的丝绸之路由此展开了，此后，便有断断续续的商旅、驼队和马帮，每一个牲畜背上都驮载着丝绸、香料、茶叶、盐巴、瓷器、农具，向着中亚各国，各种肤色、信仰、文化习俗的人们，以混血的姿态，在其中往来穿梭。再后来，具有亮闪闪的外观、像棱镜一样能够反光的丝绸，成了它永不湮灭的代称——而丝绸，它的发明者大致是黄帝的元妃西陵氏：有一天中午，一个蚕蛾的茧从桑树上落下来，掉在她的茶碗里——是阳光下发出银光的丝线，激发了这位古代妇女——王妃的千古灵感。

这是不朽的，影响到了整个世界的生活习惯，当然，丝绸也是一种文明的载体，在流传和仿造当中，使得古代中国在西方世界显得更加古老、遥远、聪慧和神秘。此外，关于丝绸之路，还有一个说法是：比张骞更早的时候，这条道路上已经有神香、青石、铜、金银等货物流通了，故又称为青金石之路，它的创始者是亚历山大大帝——还有宗教，那么多独立而相容的信仰，也同样在这条道路上获得了最为广泛而迅速地传播。印度的佛教以及伊斯兰东进，火炮、印刷术、指南针的西移——而我时常想到，柔软飘逸、比黄金还要贵重的丝绸背后，是大批量的马蹄，残酷的战争，鲜血以及白骨：铿锵的马蹄上肯定悬挂着美丽的丝绸——柔软、细腻、高贵、优雅，但它们当中，仍旧包含了冷冰冰的刀刃和鸣镝，大风之中的悲情呼喊，以及无数亡灵在深夜横拍黄沙、盈月望乡的疼痛与不安。

这是不是一种悲哀呢？很多时候，打开古代的丝绸之路地图，就仿佛看到张骞的足迹，听到了古老的马踏黄沙的声音——那么漫长的道路，那么多的城池和国家——珍珠一样撒播在欧亚大陆上，每次看到，都感觉有一种极其柔软的东西，从心脏，水一样流过——而千年后的现在，丝绸之路已经成为一个响亮的符号：文化的、历史的、传说的、战争的，乃至商贸的和宗教的——而作为一个后来者，在河西走廊，丝绸之路一边，我时常会不自觉感觉到这条道路的深远，以及它在时间当中的那些起伏与变迁、兴盛和落寞。

我固执认为：丝绸之路的诞生，在古代中国土地上已经不复存在的匈奴应当是它的最先开凿者和占据者，当然，还有突厥、蒙古、羌和党项、鲜卑等民族——只是，在汉使张骞之后，不朽的“丝绸之路”才像一个悠长的美丽丝带一样，慢慢展开和开阔起来的。

而这些，被时间这个巨大车轮运载着，无数王朝过去了，悠久绵长的丝绸之路也在随着王朝的兴盛与败落断断续续，其中的混血光泽，不同的文化和文明，信仰和习性，构成了这一条道路从张骞之后所有的繁华与落寞，灿烂与冷寂。但万事万物都是有极限的，这是世间甚至宇宙的不二真理。到19世纪末，古老的丝绸之路开始真正寂寥冷落起来，杀人于无形的火器代替了马刀和弓箭，那么多的旅行家和商人、冒险家和挖掘者——每一个来往于丝绸之路的人，他们都带着不同的梦想，到达各自不同的目的地……老去抑或返回，夭折或者平安，而丝绸之路……却无休止地留在了这里，在漫长的岁月当中起伏跌宕、明明灭灭，一直游龙与航道般地贯穿到了人类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