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华大学 兰春璐（锐角网ID：陈路） 图／阿悠

2009年的秋天，王兵爬上了铜板街小学的乒乓球台，指着操场上那根系了红领巾的麻绳大喊：“二（3）班犯规了，他们有十六个人。”此话一出，拔河的人和不拔河的人齐齐抬起头来，却只看见一个高高在上的下巴，谁都不认得她。体育老师说：“是十五个，你数错了。”王兵摇摇头说：“不，是十六个。”拔河的人和不拔河的人又沸腾了，他们没见过哪个穿裙子的留一寸短的头发。一片闹哄哄里，风吹起来，把王兵的裙子吹得像红旗一样飞扬，投影在灰扑扑的水泥地上，在众人头顶上猎猎作响。拔河的人和不拔河的人在王兵飞扬的“红旗”下突然寂静了，他们仰着头看王兵的裙角，全都眯着眼，全都神色凝重，全都沐浴在秋天艳阳的光芒当中。

我从人堆里挤出去，头也不回地冲进教室，跟我的“四眼”同桌高斯说，有人爬到乒乓球台上去了。

后来我又见过各式各样的女孩的裙子，窄的宽的，黑的白的，皮的纱的，都不如乒乓球台上的那条校服裙令人震撼。2021年我在酒吧喝多了，她就来了，还穿着小时候那条棕红色校服裙子。我说：“你怎么来了？”她说：“来看看你。”我问她：“你怎么到北京来了？”她说：“来看看你。”我点点头。她头发比以前长多了，都快要垂到腰下了，看起来像小学以后就再也没修剪过。而且她近视了，脸上架起一副黑框眼镜。我说：“我只记得你叫王兵，别的我都忘了，十几年了。”她问：“你找到没？”我说：“找到什么？”她摇摇头。

运动会事件以后我开始注意王兵，发现原来她已经和我在同一间教室里一年多了，而我刚刚才了解她长什么样。又过了两周，我知道王兵喜欢画画，自学成才，二（4）班每个月的黑板报都是她出的。再过两周，我吃上了王兵饭盒里的饼。我说：“你每天中午都不回家。”王兵点点头。我说：“你每天的饭盒里都有饼，千层饼的次数比酱香饼多。”王兵又点点头。我说：“这饼跟街口卖的一个味儿。”王兵抬起她永远洗不干净的脸说：“我妈做的。”

学期中换位子的时候，我坐到了王兵前面，在倒数第二排，跟董晓燕同桌。董晓燕是班上最好看的女孩，皮肤白，眼睛特别大，头发扎得高高的，每天都绑不一样的头花。就连她的校服都和别人的不一样，是找裁缝特意改动了的，衬衣的腰部收进去一截，显得身姿挺拔、腰肢纤细。在一众穿着白“麻袋”的女生里，她异常出挑。男人的眼光打小就相像，不管自己几斤几两，都喜欢最好看的那一个。我和董晓燕当了整整一年的同桌，升了三年级，董晓燕就转学了，也许是和父母去了上海。那一年我扬扬得意，哪怕是被崔女士叫到办公室背《弟子规》，又因为背不出而罚站一节课———崔女士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一个面相凶狠的中年女人，讲话时唾沫星子横飞。崔女士最常表扬的就是董晓燕，听说是因为董晓燕经常在作文里赞美她、歌颂她，用了很多成语，说她为我们班鞠躬尽瘁。有一天，在崔女士喷着唾沫讲“曹冲称象”的时候，董晓燕拿胳膊肘杵了杵我：“刘洋，我不喜欢坐在这里。”我问她为啥，董晓燕说：“我不喜欢王兵，她脏。”我说：“她的课桌挺整齐。”董晓燕摇摇头：“你看她的衣服、脸，都黑黑的。”我点头表示认同，偷偷往后瞄了一眼，见王兵呆呆地坐着，桌上也没有课本，确实是黑黑的衣服和黑黑的脸，我心想，王兵确实看起来不太干净。“啪”，一颗粉笔头落在董晓燕脚边，清脆的一声。崔女士喝道：“董晓燕，别交头接耳！”董晓燕“腾”地站起来，顶着崔女士火辣辣的目光争辩：“崔老师，是王兵问我借课本，她没带课本。”

王兵愣了愣神，沉默地站起来，又自觉地走到教室后的黑板前站着。那块黑板上还是王兵出的黑板报，她站在前面，看起来像是个人展览。下课铃打响时，崔女士举着课本朝办公室的方向撇撇嘴，王兵就跟上去，跟崔女士一起消失在走廊深处。董晓燕丝毫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她背上书包扭着屁股离开了，好像王兵真的跟她借过书似的。我真的很佩服董晓燕，因为之后的很多年里我都没能学会这种理直气壮，我猜这可能是天生的，可能是一种特权。二年级的时候我就对自己的“助纣为虐”愧疚不已，等大家陆陆续续地离开教室，高斯问我走不走。我说不走，我等她。高斯推了推眼镜问等谁，我指指王兵的座位。二十分钟过去了，王兵还是没有出现，我和高斯坐在正午的教室里，没人能猜到王兵经历了什么，又或许她已经回家了。太阳升到头顶，高斯又推了推眼镜，说：“刘洋，我们走吧，我饿了。”我点点头。

后来我发现王兵大部分时间是沉默的，这和她站在乒乓球台上的样子不太一样。铜板街小学的许多“怂包”自运动会事件以后开始崇拜王兵，可惜这种崇拜在王兵的长久的沉默里销声匿迹。而我对王兵的愧疚，或者说是替董晓燕对王兵的愧疚，并没有随着时间消弭，反而持续地发酵，像一只蛾子在身体里上下翻腾。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怎么都睡不着。第二天上李老头的科学课，我把桌子拉到了王兵旁边。王兵和董晓燕都吓了一跳。董晓燕说：“你想干吗？”我说：“换个位置，风景好。”董晓燕涨红了脸，像一头母狮子似的咬牙切齿地低吼：“你等着吧，刘洋！”王兵对我的到来默不作声，只是低着头涂涂画画。我问王兵：“这有啥好玩的？”王兵说：“这是世界地图，世界大得很，我们在那么小一个地方。”我点点头，这对当年的我来说太过哲学了，怎么也理解不了。接着王兵又低下头，继续她的涂涂画画，我们就这样度过了一节科学课。

2021年，李老头已经去世了，关于地理我只记得七大洲、五大洋，还有冬天太阳直射南半球，所以北京会变得很冷。王兵坐在我对面，在酒吧昏暗的灯光里，于是2009年的画面突然像一锅滚水似的倒在我身上，让我从头到脚都沸腾发烫。我很想知道王兵都去了哪些地方，有没有把那些地方的风景画下来，以及为什么在北京的冬天还只穿着一条校服裙子。我现在才发现王兵的五官很小巧，眼睛圆圆的像一头小鹿，只是皮肤黑一点。我想起了铜板街饼铺里每天早晚叫卖的女人，白色围裙围着瘦削的身体，头发乌黑，眼睛明亮，也是圆圆的鹿眼，楚楚动人，跟她女儿一模一样。可是那时大家都喜欢董晓燕，没人敢忤逆，就连高斯也喜欢董晓燕。我说“：王兵，你记不记得高斯？你记不记得他喜欢董晓燕？”王兵说“：记得，有一天他带了个气球，说要送给董晓燕，后来找不到了。”

我一直认为我了解高斯，我知道他想上北京大学，知道他一门心思学数学，知道他讨厌吃鸡蛋，但我不知道他也喜欢董晓燕，当他告诉我和王兵的时候，我问他：“你怎么也喜欢董晓燕？”高斯说：“什么叫‘也’，还有谁？”我大笑两声，说：“还有张志帆、王超、范一航、牛浩文……”高斯“哇”的一声哭了，把一只气球扔在地上，边哭边说，这本来是要给董晓燕的。那只气球很漂亮，粉红色的螺旋状，点缀着彩色泼墨，吹起来以后晶莹剔透，董晓燕说过想要一只。这种气球很难买到，我和王兵都不晓得高斯费了多大功夫才得到。众多的“情敌”让高斯伤心欲绝，他年幼时的“爱情”就这么消逝了，这让他痛不欲生。于是高斯丢下气球，落荒而逃。那天我们的聚会因为高斯的离开悻悻而散。熬到半夜，高斯来敲我家的门问我拿气球。我掏了掏空荡荡的口袋，说最后是王兵收拾的，在她那儿。高斯脸上显露出落寞的神色，他还是想送给董晓燕。我拍拍胸脯说：“你放心，我帮你找回来。”

第二天我去了王兵家，在走廊里抓着王兵的手腕问她看见气球没，王兵说没有。我说她是最后一个走的人，肯定看见了。王兵的脸开始泛红，说真的没有。我说去她家看看。王兵的脸已经红得像过年的大灯笼了，她挡着自家屋门，一句话也不说。这时候王兵的母亲从饼铺收摊回来，听到我俩的对话，问我什么东西落下了？我说是气球，粉红色，螺旋状的，上面带彩色墨点。我跟着卖饼的女人进了王兵的家门，水泥地，没铺瓷砖，屋中央摆一张钢架床，旁边放了一个掉皮的床头柜。饼铺女人很不好意思地把手在围裙上抹了又抹，弯下腰说会帮我找。我眼见着王兵的父亲——那位退伍军人从报纸里抬起头，对着王兵怒目而视。王兵的母亲从筒子楼隔间简陋的衣柜里翻出王兵昨天穿的裤子，把手伸进长裤口袋里掏了掏，抬起脸，冲我摇摇头。我走过去也把手伸进长裤里掏了掏，也摇了摇头。王兵立在一边，眼泪在眼眶里转着圈，马上就要滴出来。我问：“你怎么哭了，王兵？”王兵瞪着我，大喊：“我没拿！”饼铺女人、退伍军人和我齐齐看向这个寸头姑娘，王兵抹着眼泪往屋外跑，我追到屋门口，看她猕猴桃一样的脑袋消失在走廊的转角。那是我最后一次在铜板街见到王兵，我们以后再没说过话，过了半学期，王兵家离开了铜板街，王兵也离开了铜板街小学。饼铺消失了，筒子楼的大门赤条条地暴露在马路边。

过了2点，酒吧里只剩下我、酒保和王兵。她一言不发地坐着，眼神直扎进我的肉里。我把椅子往王兵身边挪了挪，王兵就把椅子往后退了退。我说：“你来审讯我。”王兵摇摇头说：“我来看看你。”我说：“我是个混蛋。”王兵笑了，我说：“你看，你也认为我是个混蛋。”王兵还是笑。我说：“你知不知道高斯去了省里最好的高中参加数学竞赛集训，最后真的考上了北京大学？听说他最近做了近视矫正手术，眼镜也不戴了。”王兵点点头。我说：“董晓燕去当模特了，平面模特，你知道不？她给网店拍照，穿各种各样的衣服。算了，你肯定讨厌董晓燕，不说她了。”我接着说：“我呀，我没事就来这边喝酒，你也可以来，我请你喝酒。”王兵说：“你喝多了。”我说：“大家都离开铜板街了，好多事情我都不记得了，世界地图我也不记得，你肯定记得，你上课最认真。”王兵没有回答。我们就这样僵持了一会儿，然后王兵站起来，往我外套口袋里塞了一个东西。我掏出来一看，是一只气球，粉红色，螺旋状的，上面带彩色墨点，吹起来晶莹剔透。她说：“世界太小啦，还没有一个气球大。”说完就走了，头发和校服裙一起摇呀摇。

第二天早上我醒了酒，飞身下床，翻遍了外套和裤子的所有口袋，没有找到任何一只气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