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成

曾抗美

我是被曾抗美强行拉上了他的面包车，然后直奔齐齐哈尔。齐齐哈尔距离哈尔滨有五百多公里的路程。我说，曾哥，你干啥这么急呀？家里死了人啦？曾抗美说，对呀，我爹死了。我吓了一跳，忙说，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我是开玩笑。曾抗美说，我可没跟你开玩笑，我爹真死了。

可我心里纳了闷儿，你爹死了，硬拉着我去干什么呢？我又不是你爹的干儿子。曾抗美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说，去给我壮壮场子，你不是个者（著）名作家嘛。这我就无话可说了，但心里说，作家能给你撑什么面子？现在谁还拿作家当一回事儿？但是，人既然在车上了，那就听曾抗美的安排吧。

我介绍一下曾抗美。

当年，曾抗美还是一个文学青年的时候，在铁路上上班儿，是旅客列车上的司炉，俗话说“烧大茶炉的”。他那双手纯粹就是“卖炭翁”的手。早年的蒸汽火车上没有电热水器，就是烧煤，包括火车头，包括大茶炉，全部烧煤。只是这个烧大茶炉的，天可怜见，爱好文学，喜欢读书，就在大茶炉旁边如饥似渴地读世界名著。这让我想起当年俄国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一个文学青年的时候，在小阁楼的楼梯间下面写《罪与罚》的情景。曾抗美则是在大茶炉旁神情专注地读书。一洋一中，何其相似乃尔。夏天，曾抗美冒着酷暑坐在大茶炉旁边读书，熊熊的炉火，炙热的炉体，搞得他就像洗桑拿一样，汗水滴在世界名著的每一页文字上，其情其景，可歌可泣。冬天在大茶炉旁边读书就舒服多了，效果也好，让如饥似渴的读书人常常忘我。就这样，在一次跑车的过程中（当时火车正好经过梅里斯），曾抗美把大茶炉烧干了。试想，大茶炉一旦爆炸就会炸毁整个列车，死多少人你就算吧，太恐怖了。幸亏列车长巡视列车的时候发现得及时，使得一场重大的、恶性事故化险为夷。列车长上去就给了曾抗美一个大耳刮子，愤怒地把他读的世界名著扔到大茶炉里，《罪与罚》瞬间烧成了一股烟儿（当然，这也是我们许多作家的作品最后的命运）。

不要以为一个人做错了事就没有愤怒的理由了。曾抗美一气之下，老子不干了。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曾抗美的“养爷处”在文学领域。当年数以千万计的文学青年像非洲动物大迁徙似的，都争先恐后地挤在“文学创作”的小道上。文学的力量已经是无孔不入了，铁路自然也不能幸免。曾抗美报名参加了铁路上文学爱好者学习班。经过一个多月杂乱无章的学习，曾抗美陆陆续续地写过诗歌、报告文学和小说。人们常说“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但不一定。无论怎么说，齐齐哈尔的影响力还是小了一些。于是，曾抗美就到省会城市来闯荡，并很快就承包了《科学家报》的副刊，干主编。曾抗美还找到了省作协的作家通讯录，利用这本“先遣图”，分别向那些老老少少的作家约稿。我是其中之一，也给他写了一篇，但他始终没给我开稿费。曾抗美刚到省城需要租房子住，生活一定比较拮据。我理解。再说了，不就是一篇小稿嘛，给不给稿费，有所谓还是无所谓？无所谓。但是，我觉得跟曾抗美已经是朋友了。或许正是这样一个“过节”，曾抗美才不见外地把我硬拽上他的面包车，去参加曾老爷子的葬礼。

非常奇特的是，曾老爷子葬礼上，响器班子吹的不是哀乐，是抗美援朝志愿军“跨过鸭绿江”那支进行曲。我明白了，曾抗美的父亲一定是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战斗，且一生引以为骄傲。这支曲子的安排显然是老人家的遗愿。在“志愿军进行曲”豪迈的乐曲中，我们把曾老爷子送进了火化炉。

我一直奇怪，曾抗美从没跟我讲过他父亲的经历。我完全不知道老爷子曾经是一个抗美援朝的战士。有疑问总是要问的。曾抗美说，没什么特别，在抗美援朝期间我老爹是一个铁路司机，运输兵，往朝鲜战场上运输各种物资。官至排长，立过两次三等功。我说，老爷子不会就像你说的那么简单吧？一定有许多故事，许多素材。老爷子没跟你讲过？何况儿子又是一个作家。曾抗美说，正因为我是他儿子又是作家，才坏的事儿。我像外国人那样摊开双手耸着肩膀说，具体指导一下呗。曾抗美说，我们爷儿俩不合。接着，他跟我讲起了他们父子俩不合的原因。曾抗美说，因为一条小狗。我说，怎么，老爷子讨厌狗？曾抗美说，我老爹不仅是讨厌狗而且非常憎恨狗。那天我抱一条小狗回来，小狗非常可爱，我贼喜欢。可老爹逼着我马上把狗扔掉。我老爹对我非常严厉。他的信条是：“棒头出孝子，娇惯无义儿。”我说，经常揍你？他说，对呀。你小时候不挨揍吗？我说，挨揍是我们那一代孩子的共同经历。曾抗美说，我可不是一般的挨揍，是狠揍。我点点头，表示赞同（早年当爹的狠打儿子的事比较普遍）。曾抗美忧伤地说，没办法，我就把小狗送给了一个过路的车老板儿。车老板啥也没说，把那条小狗揣在他怀里赶着马车走了。我说，冬天？曾抗美说，腊月。我看见那条小狗从车老板的怀里探出头来看着我，流泪了。这一幕我一生也忘不了。我问，你老爹为什么这么恨狗呢？曾抗美说，后来听他战友说，老爹在朝鲜战场上看见美国大兵放狼狗把他的战友咬死后就开始恨狗了。我说，那应当恨美国人的狗，不应该恨中國人的狗。我说，就因为这个你们爷俩儿没话？曾抗美说，没话。问我啥也不说，咋打也不哭。我说，不过，我看你在老爷子的葬礼上哭得挺伤心啊。曾抗美说，老爷子是一个男人，人要死了还知道嘱咐奏这支曲子，当儿子的佩服呗。说完，曾抗美斜愣了我一眼。我立刻说，还有对一个老战士的愧疚。

曾抗美在铁路文学爱好者学习班学习期间，一位铁路上的大作家保送他去了AC大学作家班。说起来，曾抗美在作家班的那段生活非常辛苦。他已经辞职了，辞职就没工资。虽说上学不要学费，但吃食堂你总得花钱吧？这样子，曾抗美的老婆便从自己仅有的四十块钱的月工资中拨出一半儿，每月给他汇二十元口粮菜金钱。

曾抗美的媳妇儿是铁路职工医院的护士，崇拜文学，她坚定地认为，文学可以改变丈夫的前程，家庭生活的水平也会提档升级，这才毫不犹豫地拿出工资的一半支援丈夫。如果省吃俭用的话，当年的二十块钱活一个月是可以的，虽说不能让人满面红光，但也不至于面黄肌瘦。可偏偏在这个时候，曾抗美受咸阳古文化的影响，喜欢上了文物。咸阳是一座古老的都城，地面下埋藏的东西比地面上丰富得多，当年，城里城外到处都有卖古文物的摊子。曾抗美用自己仅有的二十块口粮菜金钱买了不少古物。当然，这得益于当年的古物不值钱。如此月复一月，曾抗美成了半个古文物鉴赏专家了。曾抗美跟我说，小崽子（他就比我大不足两岁，有人喜欢扮年轻，但他喜欢扮老），我曾经用两块钱过一个月，你信不？我说我不信。曾抗美说，一天我就买一个馒头，分成三份儿，用水把它泡大吃。饿到什么程度呢？那一阵子除了文物，我对任何事物都不感兴趣，大作家、女人，全都不感兴趣。

我说，吃呢？

他无耻地笑了，你最不是个东西了。

AC大学作家班毕业之后，曾抗美回到省城开了一家古董店。在某种程度上，是咸阳的古文化和古人的文化追求拯救了他。这时候的曾抗美混得比较好了，后来越混越好，他还组织过省城的作家写一家派出所。后来这家派出所很有名气，特别是在亲民方面。这里面除了警察脚踏实地地干，跟曾抗美的宣传也不无关系。这也让曾抗美的声望逐渐飙升起来。声望也是生产力，曾抗美也因此获得了一些收入。此期间曾抗美还做了一些其他的小买卖，就不详细介绍了。

曾抗美有了古董店以后，横看竖看都像是一个有钱人了，他在省城里买了两套房子。媳妇儿也辞职不干了，来到省城跟丈夫一块儿过富庶的幸福生活。说一件趣事。一天，我到他的古董店里去玩。曾抗美喝得醉醺醺的，聊天兒的时候他还跟我说，当初你要是跟我一块儿上AC大学作家班，保不齐你也成古董商了，就不用整天这么点灯熬油地写东西了。虽然这是一个假设的话题，但那次我俩聊得挺好。临走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青花瓷大罐子（我觉得挺好的，可以用来腌咸鸭蛋）。我抱着大罐子坐出租车回家，刚走到少年宫那儿，曾抗美开车追了上来，拦住了出租车。我探出头来问，啥急事儿啊？曾抗美说，那个青花瓷罐给错了，我给你换一个。我说，门儿都没有。按照你们古董店的规矩，东西出了手那就是别人的了。你走眼了那是你的事儿，跟我说不着。曾抗美说，别介，兄弟，别介。这样行不行？你把青花瓷罐给我，你到我古董店里去挑，随便你挑哪个都行。我说，曾哥，敢情你古董店里全都是假货呀？曾抗美立刻急眼了，胡说什么呢？怎么我的古董店里的文物都是假的？我说，急眼了是不是？急眼了还不给了。曾抗美马上服软了，行了行了，老弟，我说错了，我收回，这行了吧？我说，行吧，看你态度这么好就给你吧。你记得欠我一个人情就行了。他说，别介，你跟我一块儿回去，我请你吃饭呢。然后，他凑到我的耳边说，你知道吗？你拿错的这个罐子至少值一百万。我说，我操，要知道我坚决不给你。曾抗美笑着说，用你的话说，按照古董行业的规矩，罐子到了我手里那就是我的了，后悔来不及了。我说，别说值一百万，值一千万也给你。再说了，你这玩意儿也就是个玩具，几十块钱儿的勾当，我是准备拿回家腌咸鸭蛋用的。

再后来，曾抗美在北京办了一个香港书号的杂志，我听说光是广告费的收入就很可观。一句话，曾抗美已经告别了每天吃一个馒头的苦日子了。只要我去北京参加活动就一定到他那里去。他自然要请我吃饭。一次他请我吃鱼翅羹，一小盅大概是八十多块钱。我很快就喝光了。曾抗美瞅着我说，这么快就喝光了？我说，要不，再来一碗？他说，拉倒吧。

开过古董店的曾抗美经常给我一些小玩意儿，小玉珠啊，翡翠猪啊，各样的小把件啊，等等。固定的，每次他给我些小玩意儿都跟我说，这个价值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他胡说八道，我就装傻地听。郑板桥先生不是说“难得糊涂”吗？这种事儿较真儿才是傻瓜呢。一次在北京，曾抗美给了我一个挺大的翡翠珠子。我打出租车回宾馆，一摸，翡翠珠子不见了，可能是丢在出租车上了。我立刻给曾抗美打电话，说珠子坐出租的时候可能从裤兜里滑落了，你得赔我一个。曾抗美说，真他妈的奇怪了，你弄丢了我赔你一个？我说，是啊，是我弄丢了，但珠子是谁给我的？他说，我给你的。我说，这不就结了，所以还得找源头，责任的源头在你那儿，你必须赔我一个。曾抗美笑着说，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哈。我如果不给你，你就不能丢，是不是？《阿凡提的故事》呗？我说，你看，跟明白人办事就是敞亮。

那个时候，跟曾抗美一块吃饭的时候，我发现他要打胰岛素的肚皮针。我对医学是个外行，开始我还觉得挺好玩儿的，我不知道这东西起什么作用。打过胰岛素之后曾抗美该吃吃，该喝喝，根本不忌口。我跟他在一起洗澡的时候，发现他脚跟裂得厉害，有时候眼皮都睁不开了。我说，曾哥，你得注意了。虽然我不是医生，但我看你的病比较重啊。曾抗美当时就急眼了，你的病才比较重呢。我说，行行行，我的病比你重，咱兄弟俩都得注意了。

岁月是一个谜，人生也是一个谜。那么，朋友是不是一个谜呢？也是一个谜。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我俩接触得越来越少了。也可能是我每年的冬天都到海南的缘故，跟他的联系越来越少。有时候彼此打一个电话，不咸不淡地说几句，后来连这种事也少了。这时节，手机已经有微信功能了，他把我拉到他的一个微信群里，是一个诗歌爱好者的群。这个群里的人大部分都是他的学生，非常崇拜曾抗美写的诗歌。实话实说，曾抗美的诗歌写得确实非常好，很独特，有哲理，应该算是独树一帜的诗人。我甚至认为他应该是当代诗歌界一个翘楚。遗憾的是没人识也没人认，没人拿他的诗歌当回事儿。这就是命。可他的学生非常崇拜他，在群里头，他的那些学生经常向他请教，过生日了，祝贺他生日快乐，过父亲节了，祝他父亲节快乐，他的新诗一出来，一片赞。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时间曾抗美跟我联系少是有道理的。环境变了嘛，一代新人换旧人，就让他乐去吧，只要开心就好。

两年多过去了，无意中，我发现他的微信群里头空空如也了。怎么会是这样呢？他的群原来是很热闹的。于是我就留言问他，你还活着吗？但他始终没有回答。这就引起了我的警惕。我再给他发，依旧没有回答。后来我给他发短信，短信也不回。没办法，我在群里问他的学生，曾老师怎么样了？他在吗？他的学生倒是回答了，说：“老师在，宅在家里。”既然宅在家里，他起码应该给我回一个信儿啊。于是我再问，没有回答，三问，还没有回答，四问，还是没有回答。

那他究竟是在还是不在呢？

老布鞋

我是通过春风先生认识的“老布鞋”，在雪花区，当年老布鞋算是个大右派，他曾经是某大学“反党集团”成员之一，当时他还是个学生，在将近毕业的时候被划为右派，关进了监狱。他说，进监狱的时候连鞋都没来得及穿，是监狱里的一个杀人犯送给了他一双老布鞋。我猜他一定是半夜直接被人从被窝里拽出来的，这才连鞋都没顾得上穿吧。释放之后他回到了老家雪花区。

老布鞋也是二母亲生的（我怎么净认识一下二母亲生的人），父亲在旧时代是一家小工厂的老板。老布鞋被遣返原籍后，由于是刑满释放人员，须每周日到派出所报告一下自己的情况。

老布鞋没有正式工作，在社会上有一搭没一搭地打些零工。毕竟有家底（本来我家也有家底儿，但土改时老爸都主动上交了），而且就他们母子俩（其父早已过世），生活不仅不成问题，还比其他人家的生活要好一点。那个阶段，老布鞋打零工什么都干过。他说，我还倒过粮票布票。在我的印象当中，他似乎和社会上的那些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有过接触，之后我恰好看了一部苏联电影《省委书记》，其中被贬为平民之后的省委书记变得相当粗俗。其中有一句很经典的台词，大意到今天我还记得，他跟那个卖牛奶的胖女人说：“我就像从山上滚下来的一块石头，往下滚那滚，带动着其他的石头一起往下滚，轰隆隆，轰隆隆……”

当年下了班就骑车子到他家去闲聊。一帮戴着右派帽子的人常聚在他家闲聊。我不是右派，但我喜欢去那里闲聊。一方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另一方面我也觉得长知识。这些人无所不聊，见什么聊什么，没有固定的，上天入地，信马由缰地聊。当然也有一声不吱的。但是“一声不吱的”风雨无阻，每次都来，坐在那儿叭叭地抽烟。快到零点了，就抬屁股都走了。有时候，老布鞋用眼神示意我留下。人走光了以后，他翻开字典给我看，挑出几个我说的错字，还有另外几个人说错的字给我看。老布鞋说，你倒是情有可原，没受过高等教育，可他们受过高等教育还说错字。唉，现在的知识分子堕落啦。有一次我也发现老布鞋说错字，听他说错字的时候我垂下了眼帘。可以肯定，这个细节被老布鞋看到了。从那以后，老布鞋再也不挑别人说的错字了。总之，我的印象中，老布鞋的某些想法和判断有点幼稚。不过，他仍保持着旧文人那种桀骜不驯的样子，另外，他还是一个敏感的人，一个心网如丝的人。

我一直尊老布鞋为师长、大哥。尽管老布鞋的朋友们几乎天天风雨无阻地到他家来闲聊，但他从来不请别人在他家吃饭。我，是一个例外。饭不重要，但我对这种高规格的待遇始终感念于心。

后来，老布鞋还是做了一件对我不磊落的事（还是不说什么事儿的好）。我觉得之所以如此，这和他不幸的个人经历有关，他喜欢，或者摆脱不了对他人的痛苦、不幸和某种差错的把玩。老布鞋身上确有许多知识分子优秀的品质，如果当年他不被打成右派，老布鞋应当是一个出色的科技人员。成了右派不仅埋没了他的才华，废了他的才能，更重要的是，让他在沉沦当中不由自主地沾染了社会上的一些不良习气。我这样说似乎有些残忍。试问，有几个人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呢？我们都是俗人。现在我终于明白了“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这句话。事情不在于怎样的巨大，看似很小的事情也可能让你不能承受之轻。

大裤衩子

从俄罗斯乘火车回国的途中，坐在包厢里的几位彼此都是初次见面，这样就有些不自然。申屠老弟为了缓解包厢里的尴尬气氛，就打电话把下属的一家药店的店长叫过来一块儿喝酒。也就三五分钟的工夫，包厢的门被拉开了，我原以为是一个男人，没想到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胖女人，看到她身上的那股子汉子劲儿，没错，心想，这是一位见了斯大林都不會胆怯的东北女人啊。

之前内人跟我说过，申屠和大裤衩子他们几个酒友常在一起喝酒（好像每三天就聚一次），他们都是从农村来城市讨生活的，有共同的话题，共同的热点、共同的批判对象、共同的追求和几乎相同的回忆。当然最重要的是，喝酒聊天儿可以缓解身心的疲惫。

深秋时节的V地区已经开始冷了，风过树叶黄，吹在身上冷飕飕的。可这个胖女人下身只穿了一条大裤衩子，上衣是一件短袖外套（估计是她女儿不要的，穿在她身上有点儿紧）。当时申屠给我介绍过她的名字，可我忘了，只记着我给她起的“大裤衩子”这个绰号（真是失礼）。

我说，老妹儿，您穿这么少不冷吗？

大裤衩子说，热，脑袋瓜子呼呼往外冒热气。

不要以为喜欢喝酒的人都是夸夸其谈的主，不都是这样的。不喝酒的时候，他们几乎是沉默的，但喝起酒来那是口若悬河，天花乱坠，滔滔不绝。“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我来了。”可大裤衩子是一个例外，我很快就发现，她喝了酒，话也少。看来，大裤衩子和我一样，也是一个不善于和陌生人交谈的人。只是她跟我不同的是，她不但能喝酒，而且还能抽烟。从她抽烟的姿势就知道这是一个老烟民。

大裤衩子过来的时候还带来了俄罗斯香肠、肉肠和花生米，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讲究人。遗憾的是，俄罗斯的火车上是不允许旅客喝酒的。不过火车上卖一种替代正经啤酒的“0号啤酒”（俄罗斯的啤酒分0号、1号、2号、3号等等。0号啤酒就是没有度数的啤酒），这种酒旅客在火车上是可以喝的，不限量。由于0号啤酒只有一丢丢的度数，几个人喝得并不尽兴，气氛依然有点儿闷。

大裤衩子说，这跟凉水没他妈的啥区别，俄罗斯不是一个实在的国家呀。

大家笑了笑，还能说什么呢？但是同在一个包厢里，不能聊天也得聊啊，不然，不仅是失礼，也伤成年人的自尊，好像你在生活中是一个失败的人。

我说，虽然说我不能喝酒，但是我知道酒不能掺假，药也不能掺假，这是底线。

大裤衩子说，俄罗斯的酒并没掺假，人家给你标了0号，就是没有酒精的“酒”，没骗你。申哥你说是不是？

申屠说，是没骗我，但玩我。

于是，几个人开始像牛一样，呱唧呱唧地吃着俄罗斯香肠和花生米。

回国以后，通过内人我了解到，大裤衩子还是乡下小丫头的时候就进城打工了。可以说她是他们那个屯儿进城打工的先驱。到了城里以后，大裤衩子住的地方离体育场很近。很多城里人早晨或者晚上都到体育场去锻炼身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大裤衩子觉得自己也应当入乡随俗，像城里人那样加强锻炼。大裤衩子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大冬天的，北风呼号，大雪纷飞。大裤衩子穿着一套农村风格的小碎花的衬衣和肥肥大大的短裤，在体育场的雪地上跑圈儿。正好省城女子冰球队也在那儿训练，看到寒天冻地的，大裤衩子就穿着衬衣、短裤在雪地上奔跑，很惊讶。大裤衩子不像城里人那样有节奏地跑，而是猛跑。这让冰球队的队员和教练都看呆了。女子冰球队的教练就过来问她，孩子，你愿不愿意到我们冰球队来参加训练呢？大裤衩子说，整呗。这样，大裤衩子就留在了省城的女子冰球队。

大裤衩子到了女子冰球队就感觉到了天堂了，管吃管住还发衣服、鞋，还经常坐火车、坐飞机到处去参加训练和比赛，这不比在农村翻地、备垄、除草、收庄稼轻巧多了呀。妈讲话了（黑龙江农村女人的口头语），这待遇就是咱屯子的新娘子也比不上啊。教练说，孩子，要刻苦训练，要一不怕苦，说完，他顿了顿接着说，二不怕苦，三不怕苦才行。但在大裤衩子看来，这还叫刻苦啊？这叫享福。能不卖力吗？大裤衩子是整个女子冰球队最能吃苦的一个，外号“女铁人”。事实证明教练的眼光非常好，大裤衩子不仅是全女子冰球队体能最好，冲劲儿最强，而且还是一个敢打敢拼，一个比起赛来不要命的主，在几次大赛当中都是主要得分手。

一年又一年，草绿了，下雪了，岁月不饶人哪。就像做梦一样，大裤衩子很快就到了退役的年龄。实话实说，干体育这行吃的就是青春饭。退役以后，大裤衩子回到农村老家的一所小学当体育教员。这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有工资，中午还管饭，大馒头，大米饭，大包子，大发糕，随便吃。只是这些年来，大裤衩子走南闯北地到处参加比赛见识广了，眼界也宽了，她心里长草了，不甘心在农村当一辈子小学教员。加上手头有一些积蓄，奖金啊，工资啊，还是想着啥时候能到省城去发展，城里的舞台大，机会多。这时候，爱神也悄然地来到了大裤衩子的心里。学校有一位音乐老师，人称“白娘子”，长得小小的，瘦瘦的，虽说是一个纯爷们儿，可能是基因排列有点问题，人有点儿娘儿们儿唧唧的。就像俗话说的，“爱牛，爱马，爱胡巴拉”。人各好一套。大裤衩子就看中了白娘子的这一点，心想，我像个男人，找个爷们儿还像个男人，那家里还不得打得破头血烂的？两个人像是事先约定好了似的。白娘子说，哥们儿（学校里的女老师都管大裤衩子叫“哥们儿”），真讨厌。跟哥们儿说实话吧，其实我心里早就暗恋你了。大裤衩子冷静地看了白娘子一眼，没说话。

现在不是讲究闪婚吗？大裤衩子办喜事就是鸡蛋壳开屁股，磨叽啥呀？两个人说结婚那就结婚了。结婚后，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大裤衩子把白娘子当儿子养，白娘子把大裤衩子当亲哥待。他们很快就生了一个儿子。大裤衩子在家里就是恺撒大帝，说一不二。而白娘子对大裤衩子则是言听计从。有了孩子以后，大裤衩子心想，婚也结了，孩子也生了，是该进城实现自己的梦想了，这样，还可以让自己的儿子在省城接受更好的教育。于是大裤衩子带着白娘子和儿子一块儿来到了省城。

很快，大裤衩子给白娘子在一家托儿所找到了一份工作，人家那儿正好缺一个男阿姨。横看竖看，白娘子比较合适。况且白娘子还在学校当过音乐老师，人长得白白嫩嫩的，说话呀，动作呀，又是那样一股劲儿，挺有趣的一个人。大裤衩子自己先是在医药公司当搬运工，渐渐地，积累了人脉，积累了经验，加上本人刻苦学习，就开始自己开药店。

时间像闪电一样，嗖一家伙，二十多年走了。无疑，在这段时间里每一个人都有许多的经历、许多的辛酸、许多的幸福，并积累了许多的故事。一次我跟内人聊了起来。她说，你说大裤衩子不会说话？啧，这你可就看走眼了。大裤衩子卖起药来那可是滔滔不绝，死人都能让她说活了，她药店的人说，中美谈判就应当把她整去，三下五除二就能把老美拿下。可平时她话却很少，就像一些小品演员，在台下少言寡语，一上台，来劲儿了，打鸡血啦。一次，也是厂家招待销售好的药店去西安旅游，就跟咱们到俄罗斯去旅游一样。本来没有大裤衩子（她的销量没达标），她就去公司找申老板，说，申老板，我一定得去，而且非去不可。但我不白去，我可以拿我孩子的前途向公司保证，一个月我能销售两百盒。她说到做到，那个月她真就销售了两百多盒。

我说，跟咱们一样，她也喜欢旅游是吧？

内人说，不是，她儿子在西安读书，她为了去看儿子。儿子说了，放假打算和同学出去旅游，不回家看老妈了。大裤衩子的儿子特别优秀，已经办好了各种手续去英国读书。你说她能不着急去西安吗？

……

记得当年，在西伯利亚旅行期间我还保持着吸烟的嗜好。当火车停在W车站的时候，我们几个爱抽烟的人抓紧下车到站台上去吸烟。但是，我的打火机落在车里了，大裤衩子似乎漫不经心地走过来，拿着打火机啪的一声，替我点上，啥表情也没有，也不说话，好像是两个间谍接头似的。但她的这个动作却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时间荏苒，白驹过隙。挥手之间一年又过去了。一次在医药公司的食堂和申屠老弟等人聚餐（主要是内人很喜欢和他们在一起喝酒、聊天）。喝酒的时候，我想起了大裤衩子，问，申屠老弟，大裤衩子怎么样了？申屠一愣，谁是大裤衩子？内人赶忙打圆场，啥大裤衩子，你看你姐夫这个人净给人家起外号。就是去俄罗斯那次，在火车上跟咱们一块儿喝酒那个胖女人。申屠说，哦，她呀，死啦。我一听，死啦？就感觉自己的心脏被锋利的刀子划开了一道血口子。

我说，不可能吧？那么年轻。

申屠说，心肌梗死。半夜发的病，全城的人都睡觉呢，铁定没人知道。谁也没招儿。天意。

我说，她可是悬壶药店的店长啊，这方面她应当懂啊。这个这个这个，把救急药，像硝酸甘油啊，阿司匹林哪，放自己的床頭，一旦发病，抓过两片塞嘴里。不一定非死人的。

内人说，还放在床头呢？傻子。发病的时候患者手都抬不起来，就是放到嘴边儿都不见得能吃到嘴里去，还放在床头……

我说，那，她老公呢？睡死过去了？

申屠说，两口子分屋睡，白娘子嫌杏花——就是你说的大裤衩子的呼噜太响。第二天早晨起来，白娘子还问大裤衩子，哥们儿，你咋不做早饭呢？

我说，这就结束啦？

申屠说，杏花挂了以后，儿子从国外回来了，在农村给她妈买了一个墓地。大裤衩子活着的时候曾对她儿子说，等我死了，你就把我埋在咱农村老家。儿子，城里不是咱的家，咱到城里来就是串个门儿，挣点儿钱，最后还得是水流千遭归大海。

大裤衩子千古。

责编：胡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