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培政

老秦原本是有固定工作的人，在市内衣厂任厂办主任。20世纪90年代初，内衣厂破产，他下岗了。

头几年，老秦摆摊卖过青菜水果，还在夜市上卖过砂锅麻辣烫。哪料老娘患上老年痴呆症，脑子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家中离不开人了。他瞅来瞅去，觉得可以在家对面邮政所前代人写信，这样还可兼顾老娘，倒是挺合适。

起初，老婆脸上挂不住，说：“你好歹也当过厂辦主任，沦落街头代人写信，算哪门子营生？街坊邻居看见会咋说？你不嫌寒碜，我还嫌寒碜呢！”老秦反驳道：“我不偷不抢，不坑不骗，靠劳动挣钱，有啥寒碜？”老婆拗不过，认了。

邮政所门前突然冒出个代写信的人，从所长到员工谁见谁嫌碍眼，说话难免夹枪带棒，老秦一时被弄得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就只落个尴尬了。

忽一日，老秦碰见在市邮政局当办公室主任的发小，道出了心中的苦处。这发小是个直性子，一个电话打给邮政所所长，说：“他一个下岗的人，又不抢你们的饭碗，就凭那点儿纸墨赚个零花钱，你们怕啥？”打那之后，再没人说三道四，老秦便心安了。

老秦每天来得比所里人早，先把门前打扫干净，等人家开门，他进到里边又是拖地，又是擦桌子，把营业厅拾掇得窗明几净。久了，他也觉得名正言顺了。

一张小木桌就算工作台。桌旁一个小木凳，桌上放有一本稿纸、若干信封、一支拴了线的墨水笔、一瓶墨水、一瓶打开的糨糊——里面有一把小刷子，用来封信口和贴邮票。无论刮风下雨，老秦都端坐在小木桌后边，成了邮政所门前一道独特的风景。

老秦当厂办主任多年，写得一手好材料。写起书信来，不过小菜一碟，可他却从不敷衍。老秦说：“家书纸短，情深意长。别说人家付费，就是不给钱，咱也得帮人把事情办好。”

来找他写信的多是老年人，要么识字少，不会写信；要么老眼昏花，写不成信；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妇女，更不懂得写信。面对来人，不论男女，老秦一如当年当厂办主任时一样认真，先听人说要写信的缘由和大意，而后戴上老花镜，铺开稿纸编写内容。每次，他字斟句酌地写好信后，都要念给来人听，直到人家觉得想要说的都说清楚了，再照着人家提供的地址写信封。等一切办妥了，他才让人到柜台前买邮票贴好投进邮箱，回来再给他付报酬。每写一封信，长则收1元，短则收5角，电报收2角。

春夏秋冬，日月轮回。坐在小木桌后边的老秦每天都过着波澜不惊的日子。十多年过去，他替人代写过多少封信，自己也记不清了，但有两件事，让他颇感欣慰。头一件事是为在世的亲人寻找到烈士的下落。那年冬天，拐子巷孤寡老人张老太拄着拐杖来找他，说唯一的弟弟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牺牲后葬于东北，却不知安葬的具体地点。还说父母临终前，嘱咐她一定要找到弟弟的下落。老秦觉得这件事非同寻常，又看看张老太走路颤巍巍的样子，越发觉得不容耽搁。可仅凭张老太提供的那点儿信息，要在偌大的东北地区找到烈士的下落，无异于大海捞针。望着老人迫切而恳求的眼神，老秦二话不说接下这活儿。他根据现有的信息，连续给东北多地民政部门和烈士陵园寄信，请求帮助寻找烈士下落。在相关部门配合和多方努力下，终于找到烈士的安息地，使张老太在有生之年了却了心愿。那一刻，老秦觉得一切辛苦和付出都值了。

第二件事，老秦为给人留面子不愿说，还是北关街退休职工苏老大自己揭开了谜底。苏老大原配去世早，有个儿子在外地工作，为他再婚的事，爷儿俩意见不一，闹掰了，儿子把每月寄给他的钱也停了。那天，苏老大气呼呼地找到老秦，要他代给儿子单位领导写信告其不孝。老秦闻言，先递上一支烟，劝他消消气，待他情绪平稳后，又劝道，父子没有隔夜仇，亲人之间磕磕碰碰在所难免，但毕竟血浓于水，千万不能撕破脸皮，并答应帮他写信劝和。半年间，老秦先后发出十几封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终于使苏老大的儿子回心转意。收到儿子寄来钱的那天，苏老大约老秦去顺河街羊肉汤老店，一瓶酒分两碗，喝得酣畅淋漓，连夸老秦是好人。

进入新千年后，多数家庭都安上了电话，后来手机也逐渐普及开来，人们联系就方便多了，写信的人越来越少，老秦这活儿渐渐就做不下去了。

那年立冬后的一天，邮政所门前不见了老秦和他摆放的小木桌。后来，当天气好的时候，在通往滨河公园的路上，人们经常看到头发花白的老秦用轮椅推着白发苍苍的老娘散步看景的身影。

〔本刊责任编辑  偶禺舒〕

〔原载《百花园》202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