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兵

苏家驹，1923年出生于上海市崇明岛，10岁丧父，他和兄长、母亲相依为命。母亲独撑家业，起早贪黑、含辛茹苦地供他们上学、将哥俩拉扯长大。在旧上海，中国的劳苦大众被洋人及其走狗、官僚资本家、地痞流氓欺压在社会最底层，受尽凌辱和盘剥。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使中国人民的处境雪上加霜。苏家驹看在眼里，怒火中烧，提升中国人身体素质、民族医疗水平，救国人于水火的种子，便早早在他心底扎根了。

一

1945年，苏家驹考入同德医学院（上海交大医学院前身的一部分）。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接触到先进文化和进步思想。

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使国民党反动统治摇摇欲坠。随着淮海战役的胜利，蒋介石又一次玩弄起假和谈的伎俩，实际目的是为进一步攫取及转移大陆资产拖延时间。当时的国统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在中共上海地下党和上海学联的领导下，上海各校包括同德医学院，向国民党反动政府发起“争生存要活命”的“第二条战线”斗争。苏家驹经过参加这场斗争，思想进一步倾向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1949年4月，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令，排山倒海的渡江战役由此开始。5月27日，上海彻底解放，回到人民手中。在解放全中国的同时，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展开首场公共卫生大战——消灭血吸虫病。

原来，渡江战役前夕，在江、浙、沪、赣等地加紧备战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中，不少人突然发热、咳嗽、呕吐、腹泻，继而腹部肿大，医用针穿刺腹部会有脓水淌出。单说宋时轮（时任解放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开国上将）的第九兵团，患病者即高达3万多人。后经专家确认，这些指战员已感染南方区域常见的血吸虫病。

危害甚巨的血吸虫病（又名日本血吸虫病）长期泛滥于我国长江流域及江南十数省，幸存者也多半腹有积水、气息奄奄。上海及其周边人民深受其害。

1949年秋，苏家驹毕业后怀揣医学报国的初心，投身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斗争中。他应征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兵团血防委员会下属的第二十军嘉定中队后勤分队，被委派为该分队医疗组组长。

苏家驹率领医疗组，深入疫区了解血吸虫病的发病机理和防治规律，在实践中总结出一套消灭血吸虫病的基本方法。一是切断传播途径。他们挨家挨户地收大便，做粪便孵化，在粪水中添加杀虫药，让粪便中的血吸虫幼虫还未接触到水就被杀死。二是剿灭供血吸虫幼虫成长的唯一中间载体钉螺。他们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发动军民从河中捞螺。然后作土埋、火烧处理；尽可能将环境改造成不适应钉螺生长的状况，比如将水田变为旱田。这样，钉螺数量锐减甚至消失。三是科学治疗。他们对急性、慢性、早期、晚期、轻度、重度病人区分管理和治疗，对患者耐心疏导、严密管控、采用中西医结合多种渠道科学诊治。

他们的做法，受到解放军第九兵团血防委的重视推广，使得上海市郊区嘉定地区消灭血吸虫病工作卓有成效地全面展开，部队战斗力逐步得到恢复。

医疗团队受到兵团首长表扬，苏家驹荣获“血防委”授予的个人四等功奖状。参加部队清剿血吸虫病的这段经历，成为他一生的珍贵记忆。

二

1956年3月1日，是苏家驹终生难忘的日子。这天，他光荣加入共产党，从此，更加坚定了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决心。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大批有专业技术、朝气蓬勃的青年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千里迢迢来到封闭的西部和内地，支援这些地区的工业和国防建设。

1956年夏，苏家驹舍弃上海安逸的生活，告别母亲和兄嫂，带着妻子儿女6人来到山西，支援内地的国防建设。他被分配在太原247厂（“一五”期间国家重点建设的山西大型军工企业，1957年被命名“山西机床厂”）职工医院。

1958年，太原市中心医院在太原247厂职工医院基础上组建而成。苏家驹担任儿科负责人。不久，太原市中心医院儿科与太原市妇幼保健院合并成立太原市儿童医院（后改称山西省儿童医院），苏家驹任儿内科主任。可以说，他是山西省儿童医院儿内科事业的奠基者和创始人之一。从此开始了半个世纪的儿科临床医学研究与实践生涯。

“苏主任是儿童医院的老黄牛”。凡是经过他诊治的患儿及其家长、了解他的医护人员都这么说。三年困难时期，苏家驹每天早晨上班时，身上总要多带点干粮，为的是给沿途或就诊遇到吃不饱饭的孩子们一点补充。

“文化大革命”期间，医院规章制度被打破，他却坚守岗位，一心扑在为病患儿童防病治病、解除疾患上。

开始时，他受到运动冲击，遭到批斗。几天过后，一个造反派头头的5岁女兒连续两天高烧39度以上，头痛、惊厥、呕吐、咽喉红肿，急得他团团转，便恳求苏家驹给孩子看病，苏家驹二话不说立即仔细全面检查。初步诊断为猩红热，有合并脓毒症状趋势。如不及时采取适当的青霉素治疗和抢救措施，将危及生命。随即安排住院、X片、检验、输液，一直守护观察到深夜，直到孩子脱离危险。

造反派头头深受触动。之后，再开批斗会每逢有人再叫嚷要揪斗苏家驹时，他就会说：“医院离不开苏家驹，工人阶级的孩子看病需要苏家驹。”

1972年中秋节，忙碌一天的苏家驹从医院下班回到家中。晚上，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准备吃晚饭，热腾腾的饭菜已端上饭桌。突然接到通知，有危重病人需抢救，他急忙放下碗筷赶到医院。只见患儿面色苍白、四肢发凉、心音低弱、血压下降；同时口吐咖啡样液物、呼吸急促且深浅不匀，出现脓便和休克。孩子生命危在旦夕！

他一边采取紧急措施抢救一边立即安排取样检验，根据症状和检验结果，诊断为急性中毒型细菌性痢疾。经过一夜紧张工作，把患儿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他直起疲惫的腰、揉揉酸涩的双目，长舒一口气。

1976年，苏家驹兄长不幸去世，他把年迈的母亲从上海接到太原奉养，早起晚睡，工作之余，力行孝悌，直至为老人送终。

三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苏家驹迎来祖国建设的春天，也迎来人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

1981年，苏家驹出任山西省儿童医院负责医疗的副院长。乘改革开放东风，医院发展很快，逐渐形成专业科室，如新生儿、血液、内分泌、心肾、传染、神经、中西医结合等科室，并批量派出医护人员外出进修学习。他密切关注国内外儿科医学、特别是儿科急救医学的发展状况并走出国门考察。為改善山西省儿童急救条件，他和同事们积极申请、四处奔波，争取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资助，建起山西省首家儿童急救中心，这是当时全国十大儿童急救中心之一。

苏家驹还兼任中华医学会山西分会理事、儿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太原分会理事，政协太原市第六届委员、医疗卫生组组长。他对儿内科各种疾病及其变化，有全面诊治处理能力，擅长对小儿消化、传染疾病专业的治疗与研究，撰写了多篇学术论文，如《细菌性痢疾1174例临床分析》，1964年在上海儿科学术会议进行了交流；《婴幼儿腹泻辨证论治及探讨》发表在《中西医结合研究资料》1975年第5期；1981年编写《儿童医院儿科疾病常规》一书。

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他被返聘为医院技术顾问。无论担任何种职务，他都坚持出门诊，节假日还会按时查房看病人。遇有危重病人，当值班医生处理不了时他就随叫随到。有的患儿家长仰慕其人品和医术，特地找到他家，请他为孩子看病。不论白天还是深夜，他总是有求必应、风雨无阻、毫无怨言。

从1958年来到儿童医院起，到20世纪80年代初，他一直居住在医院家属院的平房内。从家属院到医疗区，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太平间。他总是装着一块手绢，每当遇到经抢救无效、送往太平间的小孩时，他总要拦住，掏出手绢揩干净孩子脸上的血污，仔细端详，再次施救（包括人工呼吸），直至经反复确认没有生命体征为止。

他曾对家人回顾说，从医半个多世纪，经他亲手救治的重病患者，能叫出名字的就达150余人。

他还积极为灾区、疫区和贫困地区病儿患者免费治病、捐款捐物，每逢单位组织义诊，他都主动参加，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他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恪守医德、淡泊名利，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助人为乐、甘于奉献。“心中有大爱，行医有神功”，这是对理想信念和精湛医术兼有者苏家驹的生动写照。

2020年新冠疫情袭来，98岁的他向社区亮明共产党员、医务工作者的身份，继续为党为人民辛勤工作。他向周围群众宣传防控的专业知识、用决战血吸虫病和一生的经历，鼓舞大家战胜疫情。他说，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消灭血吸虫病、取得了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巨大成就；今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冲破前进道路上的重重障碍，排除新冠疫情带来的困难！

2019年，苏家驹荣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2021年，又荣获“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2022年正月初三，他胸前佩戴这两枚纪念章，怀着对党的无限热爱和深厚情感，拍照留念；同年9月8日，在太原逝世，享年100岁。

苏家驹用一生的行动，实践了他努力提升民族医疗水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用毕生不懈奋斗作答了庄严的入党誓词。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