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孟真

邓颖超84岁时铿锵有力地写下“人老心红，志更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努力为人民服务”的自我激励，表达了将一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自己所热爱的祖国的家国情怀。1982年，78岁高龄的她先后写下两封遗嘱，一封是6月17日在1978年7月1日写给党中央的一封信的基础上重抄并作了补充，另一封是11月5日写给身边工作人员杨德中、李琦、赵炜、张佐良、高振普、周秉德组成的小组，委托他们处理她的遗物。这两封遗嘱，展现出她清正廉洁奉献一切的革命本色、温柔细腻质朴节约的生活作风、相濡以沫纸短情长的伉俪深情。

清正廉洁、奉献一切的革命本色

党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关键问题，事关党和人民事业的兴衰成败。邓颖超是弘扬和践行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楷模，她廉洁奉公，坚持党性原则，不搞特权，一生公平持正。

周恩来和邓颖超生前就曾约定，死后火化，不保留骨灰，把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对此，她在1978年7月1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相关申请：

人总是要死的。对于我死后的处理，恳切要求党中央批准我以下的要求：

1.遗体解剖后火化。

2.骨灰不保留，撒掉，这是在1956年决定实行火葬后，我和周恩来同志约定的。

3.不搞遗体告别。

4.不开追悼会。

5.公布我的这些要求，作为我已逝世的消息。因为我认为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所作的工作和职务也都是党和人民决定的。

作为一位唯物主义者，她面对生死时非常豁达。她认为，自己的遗体送去解剖，可以为医学科研和教学发展作贡献，之后再火化还能为国家节约土地；为了不给组织添麻烦，她要求后事从简，反对大办丧事和在家吊唁。

1982年6月17日，邓颖超又在1978年原报告基础上增加了两条对所居住房舍和子侄后辈的意见：

1.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等。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的。

2.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勿以因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以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去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我无任何亲戚，唯一的一个远房侄子，他很本分，从未以我的关系，提任何要求和照顾。以上两点，请一并予以公布。

她以自己“从未以我的关系，提出任何要求和照顾”的远房侄子为例，特意在遗嘱中提及要正确对待自己和周恩来的后辈及亲属，以端正党风；并表示“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也是她“坚决支持的”。

1982年11月5日，她在第二封遗嘱中又写下：“在〈自己〉患病无救时，万勿采取抢救，以免延长病患的痛苦，以及有关党组织、医疗人员和有关同志的负担。”在自己生命垂危之际仍想着不要浪费国家医疗资源、增加医护人员的负担。她的心里装着党和国家，装着人民，唯独没有自己。“未用完的工资，全部交党费”“房子，由原公家分配，应仍交公处理”“所有图书出版物，除由中办发给恩来的大字理论和历史书籍，仍退还原机关外，其他的交共青团中央依酌分给青少年集中阅读的单位”。工资、房子、书籍她毫无保留，要奉献给她所热爱的祖国和人民。以上遗嘱，诠释着邓颖超清正廉洁、奉献一切的革命本色。

温柔细腻、质朴节约的生活作风

邓颖超是德高望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深受敬重和爱戴的“邓大姐”，她一生虽无亲生子女，却是大家心中的“邓妈妈”。她的周到细致，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她的遗嘱之中。

在第二封遗嘱中她提到自己将委托的6位同志，都是她经过深思熟虑选定的：当时杨德中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于是嘱咐他“我和周恩来同志共住的房子，由原公家分配，应仍交公处理”“有些遗物可〈交〉公的均交公或交有关单位使用”；李琦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赵炜是她的秘书，委托他们整理保存资料，“文件，来往通讯、文书之类的文件，交中央文献办公（研究）室清理酌处；我和周恩来同志所有的照片也交中央文献办公（研究）室存或酌处；关于我的讲话、谈话录音交中央文献办公（研究）室存处”；张佐良是她的保健医生，叮嘱他“在〈自己〉患病无救时，万勿采取抢救”，以免增添醫疗人员和有关同志的负担，避免浪费国家资源；高振普是警卫秘书；周秉德是亲属代表。在遗嘱中她把所有能想到的事情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尽量不给别人添麻烦。遗嘱中她写道：“我个人的遗物、服装、杂件，交分配合用的及身边工作同志、有来往的一部分亲属，留念使用。”她惦念着每位亲人朋友，将个人物品合用的交给身边同志，物尽其用；余下的留给亲人做纪念，以慰哀思。

她的细腻体贴，还体现在对身后事的安排上。在第二封遗嘱中，她交代完诸多身后事还不忘对大家表示感谢：“以上诸事，向委托办理的同志，先此表示谢意！在以上范围以外的其他物品统由小组同志议处。”之前，她早就提出后事要从简，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并且再三交代身边工作人员：你们一定要保证给我穿上平时穿过的那套旧衣服，骨灰盒就用周总理用过的。她还说：“骨灰盒只是形式，装的时间不长，骨灰就撒了，买新的太浪费，有一个就行，也是为国家省点钱，虽然钱不多，也要节约。”她嘱咐自己的骨灰就由身边人乘坐她平时坐的车去撒到天津海河，不要麻烦天津，不要惊动其他人，越简单越好，为人民为国家节省开支。遗嘱精炼如金，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人民公仆，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什么是真正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相濡以沫、纸短情长的伉俪深情

邓颖超和周恩来相识于天津南开大学的学校礼堂，周恩来曾指导过她们演话剧，当时两人并未生出情愫。之后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邓颖超则去师大附小当教员，这期间他们书信来往，聊革命，聊战争，聊自由，进行着思想的交流。直到1923年春，邓颖超收到周恩来从法国邮来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的奔啊奔！”这是他含蓄的表白，也是他们互通心意的开始。

他们相伴度过了50余年的漫长岁月。在战火纷飞年代，他们写信相互鼓励寄托相思，是夫妻更是战友，他们相持相伴一同为革命事业忙碌奔波。周恩来曾对邓颖超说：“我这一生都是坚定不移的唯物主义者，唯你，我希望有来生。”这是他对她最真挚的告白。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悲痛地说：“恩来用完后，把盒子拿回家来，保存着。等我死后，也用这个骨灰盒。”共用一个骨灰盒是节俭更是两人爱情的见证。二人早在1956年就约定走后都不留骨灰，把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1992年邓颖超遗体火化后，骨灰就装在16年前周恩来用过的骨灰盒中，遵其遗嘱撒到了天津海河，这是曾经周恩来骨灰播撒的地方，二人在16年后以这种特别的方式相聚，再也不会分开。

邓颖超这两份遗嘱是一面映照个人品行的镜子，展现了她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清正廉洁、艰苦朴素的革命人生，诠释了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淡泊名利的崇高精神境界。遗嘱虽已跨越30年时光，读之思之，仍然令人为之动容。它所展现出的清正廉洁、温柔细致、伉俪深情，让后人感受到先辈们穿越时空的家国情怀，更激励着我们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让生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烂之花。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