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义

(1.福建师范大学 社会历史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2.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福建师范大学分中心，福建 福州 350117)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提及“要将红色基因代代传承”(1)习近平：《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求是》2021年第10期，第4-18页。。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2021年5月和9月，习近平在《求是》发表《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用好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 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2)习近平：《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求是》2021年第10期，第4-18页；习近平：《用好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 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求是》2021年第19期，第4-9页。这两篇重要文章，强调要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并强化其教育功能。2021年11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强调：“充分发挥革命文物在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弘扬革命文化、汲取奋进力量。”(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的通知》，2021年11月08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11/08/content_5649764.htm，2023年1月6日。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坚持党的领导 传承红色基因 扎根中国大地”(4)《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2022年4月26日，http:∥china.cnr.cn/news/20220426/t20220426_525806699.shtml，2023年1月6日。。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等公共文化机构保存着大量的红色资源，担负着提供社会教育的重要使命。近些年来，尤其是开展 “四史”教育以来，这些机构开展了一系列的红色教育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此同时，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档案馆理论界也举行了一系列关于红色资源建设、保护与开发利用的理论研讨活动，产生了诸多相关研究成果。对这些成果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可以为本领域研究与实践提供参考借鉴，并有利于提升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红色教育在整个社会的可见度。本文较为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红色资源建设与服务的研究热点，展望了未来研究方向。

一、数据来源

在期刊论文获取方面，本文采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为文献来源数据库，通过“篇名=图书馆OR 篇名=博物馆 OR 篇名=档案馆OR 篇名=美术馆 OR 篇名=非物质文化* OR 篇名=公共文化* AND 篇名=红色*”进行检索(5)首次检索时间为2022年4月28日，2023年1月6日进行了查新检索。，共检索出523篇文献，这些文献发表的时间跨度为2000—2022年。通过人工筛选，删除不相关文献，最终得到329篇样本文献。但期刊论文并不能完全代表本领域的研究概况，所以笔者又通过读秀等数据库获得该领域的专著出版情况，以更全面了解该领域的研究进展。

二、研究结果分析

(一)文献的描述性统计

由图1可以看出，该领域在2009年之前的年发文量不超过10篇，是该研究领域萌芽时期；2010年该领域的研究文献数量达到两位数，一直到2020年呈现出波动上升的态势，是该研究领域的缓慢发展期；2021年该领域的研究文献陡增到192篇，说明该研究领域进入了迅速发展期。笔者获得的该领域的第一篇文献是关于大冶市档案馆发现红色文献的报道(6)刘水清：《大冶市档案馆发现〈红色五月纪念读本〉》,《湖北档案》2000年第10期，第38页。，一直到2005年发表的文献多为资讯类，而第一篇研究性会议论文是在2005年发表。从总体来看，在2020年及以前，年发文量都不超过60篇，说明在此之前该研究领域没有得到较大的关注。2021年正逢中共建党百年，相关研究文献呈激增态势，将近200篇。2022年全年相关文献量超过了200篇。说明从2021年开始，在相关政治事件的影响下，人们对红色资源的关注度急剧上升。

图1 论文发表年度分布情况

(二)研究主题分析

通过对获取文献的分析发现，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中红色资源建设与服务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红色资源的概念、图书馆红色资源建设与创新服务、档案馆红色资源建设与创新服务、博物馆红色教育功能与服务创新、文旅融合中的红色旅游、红色资源建设与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等方面。

1.红色资源的概念

学术界对红色资源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学术界对红色资源存在产生时间、产生主体、载体形式三种不同的争议，三种不同的划分方式可进一步分为狭义和广义。

(1)产生时间。狭义上，有学者认为红色资源的时间界定应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改革开放前(7)朱小理、胡松、杨宇光：《“红色资源”概念的界定》，《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010年第5期，第16-20页。，也有学者认为 “红色资源”是专指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创造的资源(8)许徐琪：《试析红色资源的时代价值与传承路径》，《浙江档案》2021年第12期，第13-16页。；广义上，有学者认为红色资源的时间应该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9)李实：《准确认识“红色资源”的丰富内涵》，《政工学刊》2005年第12期，第23页。。

(2)产生主体。狭义上，红色资源的创造主体是中国共产党(10)张泰城、魏本权：《论红色资源在当代中国公民教育中的价值》，《求实》2009年第4期，第92-95页。；广义上，一些学者认为红色资源指顺应历史潮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一切革命活动中凝结的人文景观和精神(11)谭冬发、吴小斌：《“红色资源”与扶贫开发》，《老区建设》2002年第7期，第44-45页。，创造主体不限于中国共产党。

(3)载体形式。狭义上，红色资源核心在于精神，特指以物质载体形式表现出来的精神内涵(12)郭晓平：《“红色资源”的主体是精神》，《中华魂》2005年第2期，第58-59页。；广义上，红色资源是由精神内核和物质载体构成的“红色文化”统一体(13)李实：《准确认识“红色资源”的丰富内涵》，《政工学刊》2005年第12期，第23页。，是“各种伟大精神及其物质载体的总和”(14)肖发生：《定位与提升:“红色资源”的再认识》，《井冈山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第19-23页。(15)冯雅、吴寒、李刚：《论习近平红色资源观》，《图书馆论坛》2022年第1期，第1-12页。(16)胡松、杨宇光、朱小理：《“红色资源”的界定及其转化的必然性》，《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第73-76页。，包括革命遗址、纪念场所、标志物、遗存物品和文献，以及承载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的载体等(17)徐艳萍：《利用红色资源加强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当代青年研究》2008年第5期，第23-26页。。袁子英将“红色资源”分为了五种类型：以红色基地为载体的物化文献、以红色文献为载体的理论文献、以红色经典为载体的艺术文献、以亲历追忆为载体的口述文献、以红色精神为载体的精神文献(18)袁子英：《红色资源数据库建设研究——以筹建贺龙图书馆为例》，《图书馆学研究》2012年第14期，第46-48页。。

总之，红色资源是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物质载体和精神文化的总和，以及保存或体现这些物质载体和精神文化的设施或空间。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

2.图书馆红色资源建设与创新服务

我国学界从图书馆视角出发的红色资源建设与开发利用的研究已有不少相关研究成果，并且已经有学者发表了相关专题论文。比如，南开大学徐建华教授团队2021年在《图书馆论坛》杂志上发表了“图书馆红色文献研究与建设”三篇专题论文(19)徐建华、杨丽娟、伍巧：《图书馆红色文献与红色专藏》，《图书馆论坛》2021年第7期，第40-45页。(20)陆艳、朱军华、罗素洁：《图书馆红色文献研究现状与策略》，《图书馆论坛》2021年第7期，第46-50页(21)伍巧、徐建华、陆艳：《图书馆红色文献建设与推广路径》，《图书馆论坛》2021年第7页，第51-58页，上海图书馆夏翠娟研究员团队2021年在《信息资源管理学报》上发表了“数字化转型期的红色资源开发和红色文化传承”专题论文，包括三篇文章(22)刘倩倩、夏翠娟、朱武信：《红色文化传承视域下的红色文献服务平台建设实践与思考》，《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21年第4期，第17-24、32页。(23)张春景、夏翠娟：《开放数据竞赛在红色文化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中的价值贡献研究——以上海图书馆开放数据竞赛为例》，《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21年第4期，第25-32页。(24)铁钟、夏翠娟、黄薇：《文旅融合视域下红色文化信息资源数据化创新设计与实践》，《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21年第4期，第33-39、59页。。《图书馆论坛》于2021年开始设置了“红色图书馆寻踪”栏目，介绍分布在祖国大江南北的“红色图书馆”。从已有相关文献来看，对图书馆红色资源建设与创新利用的研究集中在红色资源建设、红色资源的阅读推广、服务创新等方面。

(1)红色资源建设。学者们从实体文献和数字文献的角度论述了图书馆红色文献的建设问题。在实体文献建设方面，孔辉等认为红色文献搜集是保存文化遗产和政治宣传的需要，提出了红色文献搜集的思路和方法(25)孔辉、万彩霞：《高校图书馆红色文献搜集工作探析》，《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12年第2期，第39-41页。。蔡云峰在调查了韶关图书馆馆藏红色文献的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成立韶关红色文献资源联盟，多方共建共享红色资源(26)蔡云峰：《韶关图书馆馆藏红色文献的建设》，《韶关学院学报》2021年第7期，第100-103页。。无独有偶，王方园也提出要编撰红色文献联合目录、构建红色文献资源保障体系(27)王方园：《公共图书馆红色文献资源服务体系建设研究——以辽宁省图书馆为例》，《图书馆学刊》 2021年第11期，第9-14页。。与实体文献建设的相关研究相比，更多的学者讨论了红色数字文献的建设问题。任静等指出，红色文献数据库以综合性全文数据库为主，在搭建时需要借鉴成熟经验、拓宽文献类型、建立联合目录和统一标准(28)任静、林卫东、李洪梅：《红色文献数字化建设现状研究》，《图书馆界》2021年第5期，第11-15页。。孙烈涛、罗素洁、佘泽鑫等以不同视角，分别对不同类型不同级别图书馆的红色资源数据库建设路径进行探究(29)孙烈涛：《红色文献资源数字化建设实践探索——以梅园新村纪念馆周恩来图书馆数字化建设为例》，《新世纪图书馆》2021年第4期，第48-52页；罗素洁：《基层公共图书馆红色文献数据库建设研究——以“余杭红色记忆”专题资源库为例》，《图书馆杂志》2021年第7期，第151-156页；佘泽鑫：《地级市党校图书馆专题数据库建设探讨——以佛山市红色资源专题数据库建设为例》，《科技风》2020年第22期，第166-167页。。李晓婷则专门探讨了红色视频数据库的建设方法(30)李晓婷：《文旅结合背景下公共图书馆特色数据库建设探析——以山东省图书馆〈山东红色之旅〉视频数据库为例》，《山东图书馆学刊》2019年第5期，第74-79页。。周昭文则提出采用沉浸式虚拟现实技术(VR技术)构建一个既能充分揭示红色资源中的丰富精神内涵,又能实现共建共享的、具有深度交互感染的、嵌入教学的馆藏资源体系(31)周昭文：《党校图书馆VR化新型党史学习教育资源建设研究——以VR技术建设红色馆藏资源新范式为例》，《图书馆学刊》2021年第12期，第6-8、26页。。

(2)红色资源的阅读推广。读者在红色文献阅读过程中,受自身阅读素养、红色文献资源可及性、阅读平台功能等因素影响较大，所以在红色资源阅读推广工作中需要拓宽渠道，开展红色文献特色服务,丰富红色文献的呈现形式,跨界合作优化阅读服务等(32)王晓园、曹慧：《数字化背景下红色文献阅读推广策略研究——基于扎根理论》，《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175-180页。。即使是革命文献展览服务也不能一味强调严肃性，需要遵循代表性、稀有性和趣味性，优化读者体验，才能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33)史星宇：《公共图书馆藏珍贵革命文献宣传推广思考——以“红色的足迹：南京图书馆藏珍贵革命文献展”为例》，《新世纪图书馆》2021年第7期，第47-50页。。也有学者指出，在对红色文献进行深度开发，编辑出版连环画是一种非常好的革命文献开发与推广方式，值得其他基层图书馆在对革命文献进行开发与推广时借鉴(34)张胜峰：《基层公共图书馆地方革命文献开发与推广——以〈翔安红色记忆〉系列连环画编辑出版为例》，《图书馆杂志》2020年第 10期，第32-37页。。唐春妮借鉴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的5W传播模型，分析了公共图书馆红色文化阅读推广工作中的主体、内容、方式、对象、效果等5个关键要素，提出拓展推广主体、丰富推广内容、活化推广方式、细分推广对象和完善评价机制等阅读推广策略(35)唐春妮：《基于5W模式的公共图书馆红色文化阅读推广研究》，《图书馆学刊》2022年第2期，第5-9页。，这是一个广泛适用的红色文献推广模式。许芸洁则针对数字环境，提出了公共图书馆红色文化资源阅读推广策略(36)许芸洁：《数字环境下公共图书馆红色文化资源阅读推广策略研究》，《图书馆界》2022年第5期，第29-33页。。总体看来，图书馆红色文献阅读推广呈现出以下特点：在红色空间建设中提升服务体验、在红色资源建设中提升技术应用水平、在红色活动开展中拓展合作机构及领域(37)辛海霞：《阅读推广视角的图书馆红色文献开发利用研究》，《图书与情报》2021年第3期，第19-22页。。

(3)红色资源的创新服务。在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公共文化机构通过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方式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基于此，有学者提出了线上线下相融合的创新服务方式。在线下，通过探索红色纪念地，深度挖掘红色文化信息资源，以主题展览带动跨机构馆藏文献资源整合，提炼内涵精神，开发文创产品的方式实现；在线上，探索社交新平台，开设“文献党课”，开发寻找红色革命纪念地智能小程序等方式实现(38)黄薇、夏翠娟、刘倩倩：《数字化转型中红色文化信息资源创新服务模式研究》，《图书与情报》 2021第3期，第12-18页。。这些创新服务对于树立红色文化品牌，深化读者服务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有诸多研究成果通过案例研究介绍了图书馆的创新服务。如黎少玲介绍了东莞市大岭山图书馆的“以人民群众视角挖掘红色故事”和“以线上线下融合拓展传播渠道”的创新服务，这对基层图书馆如何充分发挥红色文献的凝心聚力、教化育人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39)黎少玲：《基层公共图书馆红色文献收藏与服务创新——以大岭山图书馆东纵文献为例》，《图书馆杂志》 2021年第11期，第84-89页。；刘士莹提出依托抗联红色文献，借助人工智能技术、5G技术、云技术，跨界融合，开发文创产品，打造优秀IP，实现图书馆的创新服务(40)刘士莹：《公共图书馆红色文献资源建设与服务创新探析——以东北抗联文献资源数据库为例》，《图书馆学刊》2021年第6期，第16-21页。。在红色研学成为公共图书馆创新服务模式的今天，有学者提出公共图书馆需要在以红色文献为核心，在丰富红色研学活动的内涵与形式的基础上，以“双重主体”为突破点，加快红色文献助力红色研学进程(41)高雨乔：《红色文献助力公共图书馆红色研学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图书馆》2021年第8期，第75-80页。。

3.档案馆红色资源建设与创新服务

档案具有重要的史料研究价值，挖掘其内在精神价值，深入开发利用，有助于讲好党的故事，破解承载着中国精神的“基因密码”(42)冯思淇：《“古田会议决议”记忆之场建构的四个维度》，《理论月刊》2020年第9期，第154-160页。，让越来越多的人对档案所蕴含的种种历史情景和反映的民族精神产生共鸣，从而更好地赓续红色基因。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前提是红色档案资源的建设。周国行以绍兴市为例，分析了该市档案部门红色资源的建设情况，提出通过市县联动、馆际协同、广泛摸排、多途径采集与抢救保护等方式，有效推动红色档案资源建设工作(43)周国行：《红色档案资源建设实践分析——以绍兴市为例》，《浙江档案》2021年第8期，第50-51页。。有学者讨论了陕西省(44)刘满平：《数字环境下陕西红色文献资源的收集和利用》，《兰台世界》2014年第2期，第34-35页.、开化县(45)汪建平、余菊女：《加强红色档案资源建设 打造开化红色记忆基地——开化县档案馆多举措服务红色基因传承》，《浙江档案》2020年第10期，第36-37页。等档案馆的红色档案资源建设问题，也有学者以《红色档案——走进中央档案馆》纪录片为例，深入讨论了红色档案资源的开发问题(46)杨梓楠：《新媒体环境下红色档案资源开发研究——以〈红色档案——走进中央档案馆〉纪录片为例》，《中国档案》2021年第9期，第26-27页。。在红色档案资源中，因红色口述档案以亲历者的话语，以生动的形式重现了历史细节，因而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研究团队以“东江纵队与中山大学”口述史项目为案例，阐述了红色口述档案采集与开发的多元主体合作机制(47)聂勇浩、萧颖：《红色口述档案采集与开发的多元主体合作机制》，《档案学研究》 2022年第2期，第83-88页。。

在红色档案资源建设研究的基础上，学界探讨了围绕实体和数字红色档案资源的创新利用问题。不少学者基于案例研究方法介绍了档案馆红色档案的利用方式，如上海市档案馆通过红色档案展览、出版红色出版物、录制红色微纪录片，向社会传播红色文化，弘扬红色革命精神(48)张姚俊：《红色档案资源服务党员教育培训的新路径——以上海市档案馆为例》，《党政论坛》 2020年第5期，第37-39页。；常州市档案馆通过创新宣传手段、全力编研开发、讲述红色故事、发挥爱教职能等方式让常州市的人们不论老幼，都可以在其红色文化传播中寻访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奋斗过程(49)张步东：《激活红色档案 传承红色记忆——常州市档案馆红色档案征集、保管与利用路径分析》，《档案与建设》2021年第10期，第64-67页。。冯雅等人就习近平红色资源观提出档案馆可以学习借鉴博物馆的理念和方法“活化”红色资源价值内涵，实现化虚为实的教育效果(50)冯雅、吴寒、李刚：《论习近平红色资源观》，《图书馆论坛》2022年第1期，第1-12页。。除了在实体空间利用红色档案之外，也有学者指出了数字化环境下档案馆红色档案的利用问题。在数字化网络环境下，档案馆应该重视数字媒体，利用数字平台创新红色档案编研模式，提高红色档案宣传力度，释放红色档案资源价值(51)高原：《数字时代红色档案资源开发研究》，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第43-46页。。也有学者提出要运用视觉沉浸技术，实现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场景化(52)陈艳红、陈晶晶：《数字人文视域下档案馆红色档案资源开发的时代价值与路径选择》，《档案学研究》2022年第3期，第68-75页。。

当然，对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不仅仅是档案部门的事情，它还涉及多部门合作的问题。档案馆应当加大与各部门合作的力度，与基层党性教育专题紧密相连，充分发挥红色档案资源优势(53)姚柳、卞礼洪、施小红、张卫萍：《基层红色档案资源建设研究——以扬中市为例》，《档案与建设》 2021年第2期，第55-57页。。熊伊凡认为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应采取政府主导的协作模式，通过深入挖掘内涵、整合资源、开拓新的利用和宣传形式、引入民间资本、健全体制、加强阅读推广等途径实现开发利用(54)熊伊凡、陈艳红：《基于图情档协作的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研究——以雷锋档案为例》，《图书馆》2021年第9期，第92-96页。。王向女等则指出在“互联网+”环境下，应该构建社会化开发模式，推出创意性红色文化产品，汇聚红色文化宣传合力，加快红色档案共享利用推动红色文化在“互联网+”境遇下的传承与发展(55)王向女、姚婧：《“互联网+”时代长三角地区红色档案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新方向》，《档案与建设》 2020年第8期，第4-8页。。

此外，有少部分学者也关注到了红色文献的保护与修复工作，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张斌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年第3期组织的“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人民大学重要讲话精神”专题上深刻阐释了红色文献的重大价值和时代意义，指出了新时代红色文献保护与修复工作面临的挑战，提出了新时代加强红色文献保护与修复的实现路径(56)张斌：《论新时代红色文献保护与修复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22年第3期，第19-22页。，对我国红色文献的保护与修复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4.博物馆红色教育功能与服务创新

博物馆作为一种大众媒介,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展示政治意图、传播政治信息的文化教育机构,是维系和支撑权力运作的空间载体(57)刘燕：《博物馆的政治传播功能释读》，《东南文化》 2018年第1期，第99-104页。。作为红色文化的重要传承载体，博物馆蕴含的红色教育功能对于社会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如何利用博物馆的红色教育功能宣传红色文化、培养社会公众的爱国热情是诸多学者关注的焦点。一般来说，博物馆利用红色文物对社会大众的宣传教育方式有文物展览(58)栾振芳：《如何在博物馆文物展览中融入红色文化教育》，《文物鉴定与鉴赏》2020年第16期，第136-137页。(59)黄桂香：《论如何在博物馆文物展览中融入红色文化教育》，《文物鉴定与鉴赏》2021年第23期，第156-158页。、红色文物讲解(60)冯瑜：《红色文化融入博物馆讲解艺术中的实践》，《文物鉴定与鉴赏》2021年第5期，第160-162页。等。曹静认为可以通过合理化陈列、因人施讲、综合运用各类资源的方式提升革命类纪念馆教育功能(61)曹静：《论革命类纪念馆教育功能的实现》，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高群以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为例，提出了博物馆红色文化组织传播的创新策略：塑造现代博物馆组织形象,构建智能传播平台,打造IP产业品牌，优化组织队伍结构(62)高群：《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红色文化组织传播研究——基于SRB框架分析》，中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也有学者提出利用虚拟现实技术(VR技术)设计红色文化虚拟博物馆(63)胡小青、蔡雨欣、许洁：《基于VR技术背景下井冈山红色文化虚拟博物馆设计》，《建筑结构》 2021年第19期，第142页。，这应该是未来博物馆服务方式创新的重要发展方向。

5.文旅融合中的红色旅游

红色旅游是文旅融合的重要表现方式。2004年颁布的《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首次在国家政策层面明确了红色旅游的重要意义、总体思路和总体布局，受到众多学者关注，次年就有相关文献发表。2008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红色旅游健康持续发展的意见》以及2010年国家旅游局、国家文物局签署的《旅游发展与文物保护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进一步推动了红色旅游实践与研究的发展。文旅融合中的红色旅游需要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以红色文献资源为基础、红色服务空间为载体、红色精品服务为核心，融入红色文化教育，让用户以旅游参观的方式了解红色资源背后的故事。学者们从红色文化的价值、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等角度出发探讨了文旅融合中的红色旅游问题。

在红色文化价值及其与旅游有机融合的研究方面主要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在宏观上，有学者认为红色旅游资源既有历史价值，也有现实价值，既有社会价值，也有经济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精神价值等(64)周锦涛：《红色文化建设的路径探索——以红色旅游资源为考察中心》， 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5年。，探讨了红色文化传承和红色旅游的互动关系(65)刘红梅：《红色旅游与红色文化传承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指出了红色文化价值实现的途径(66)杜改仙：《红色旅游资源开发文化传承及其育人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21年。。在微观上，学者们从地域角度讨论了红色文旅融合问题。如孙和平等着眼于现代四川历史上的红色革命及其所产生的红色文化进行研究，重点论述了四川红色文化资源优势及红色旅游开发及政府主导与红色文化的建设发展(67)孙和平等：《四川红色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系统梳理了成都市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68)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成都红色文化旅游资源》，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8年。。禹玉环论述了遵义市红色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梳理了遵义市红色文化遗产现存状况，系统地讨论了遵义红色文化遗产保护、红色文化遗产开发利用及遵义红色旅游发展等问题(69)禹玉环：《遵义市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利用问题研究》，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

在图书馆视角的红色旅游方面，有学者分析了我国公共图书馆与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的现实需求,总结归纳了两者融合发展的实践模式：常规业务模式、数字服务模式和红色主题图书馆模式，提出了我国公共图书馆与红色旅游高质量融合发展路径，即未来公共图书馆应当从“走出去”和“引进来”两大视角,立足资源、空间、服务三大维度开展与红色旅游的高质量融合实践(70)胡娟、袁珍珍：《我国公共图书馆与红色旅游高质量融合发展模式与路径研究》，《图书馆学研究》 2021年第20期，第30-40、44页。。许庆勇等从文旅融合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图书馆红色旅游专题数据库的共享共建机制(71)许庆勇、江顺亮、段隆振：《红色旅游专题数据库共建共享机制研究》，《图书馆学研究》 2014年第17期，第56-59页。。

在博物馆视角的红色旅游方面，张雨辰提出了工业旅游和红色旅游融合路径，即将工业文化和红色文化在博物馆中融合，在工业类博物馆中体现红色文化，在革命类博物馆中体现工业历史(72)张雨辰：《博物馆视角下工业旅游和红色旅游融合途径》，《文物鉴定与鉴赏》2020年第4期，第82-85页。。张珏以旅游资源开发的角度，在对包括以博物馆为载体的红色资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新疆红色旅游的开发原则、可持续发展等问题(73)张珏：《新疆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研究》，新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胡志毅等则以重庆市城口县为例，在回顾生态博物馆理念的演进过程和核心论题的基础上，提出了红色生态博物馆模式，从空间发展形态、价值传播方式、项目开发方式和经济效益来源等四方面对其内涵进行了阐述(74)胡志毅、王昕、安嫣菲：《基于生态博物馆理念的红色旅游发展模式——以重庆市城口县为例》，《资源开发与市场》2011年第8期，第747-749页。。

在档案馆视角的红色旅游方面，黄霄羽等通过分析国内外案例，阐述了依托红色档案开展红色旅游的必要性及可行性(75)黄霄羽、柴耀鸿：《国内外案例视角探讨档案助力文化旅游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档案与建设》 2019年第11期，第37-41页。。黄婷婷建议红色革命圣地应在充分发掘红色档案历史、文化、文艺、政治价值的基础上，开发红色档案资源，红色档案与文化旅游二者相互促进、融合发展、互助共赢(76)黄婷婷：《文化旅游视角下广西百色市红色档案开发利用研究》，广西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

6.红色资源建设与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公共文化机构在红色资源建设与开发利用过程中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仍然存在不少的问题。图书馆领域存在自建特色数据库资源过少、红色文化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宣传力度不足(77)刘丽华、朱丹、魏小贞：《我国省级公共图书馆红色文化服务现状调查与分析》，《图书馆》 2021年第10期，第96-102页。，红色文献数据库功能单一、开发性不足(78)葛艳聪、李强：《红色文献数据库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对策——以16个红色文献数据库为中心的考察》，《图书馆杂志》2021年第7期，第137-144页。，红色主题陈列展览筹建管理不善等问题(79)刘中刚：《对红色主题陈列展览筹建管理的反思——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为例》，《中国博物馆》 2020年第1期，第72-74页。。档案馆领域存在红色档案资源开发主体协同不够、开发技术应用薄弱、开发成果形式有限、开发内容延伸乏力(80)陈艳红、陈晶晶：《数字人文视域下档案馆红色档案资源开发的时代价值与路径选择》，《档案学研究》 2022年第3期，第68-75页。，对档案精神内涵挖掘不充分,没有及时弥补馆藏、利用和协作上的不足等问题(81)徐媛苹：《提升地方红色文献馆藏及利用的思考和建议》，《浙江档案》2021年第10期，第63-65页。。博物馆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活动形式较为单一，也有学者认为国内红色文化遗产保护存在意识不强、保护方法落后、利用效率不高、保护经费不足等(82)韩燕平：《红色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研究——以井冈山为例》，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针对这些问题，学者们提出了针对性举措。

三、未来研究方向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红色资源建设与服务已有研究主题主要包括红色资源建设、红色资源的开发利用、红色资源服务创新、文旅融合中的红色旅游、红色资源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等方面。这些研究成果无疑丰富了公共文化服务理论，为我国公共文化机构红色资源的建设与开发利用提供了参考借鉴。为了给公共文化机构提供更多理论上的参考，进一步推动公共文化机构的红色教育实践，该领域的研究至少可以从几个方面进一步展开。

第一，加强公共文化机构“红色教育”功能、价值及使命的理论研究。“红色教育”这一概念更多的出现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具有政治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管理价值、生态价值，其政治教育的作用居于首位(83)陈世润、李根寿：《论红色文化教育的社会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9年第4期，第15-17页。。在学校里，红色教育主要通过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去实现；在社会上，红色教育则主要通过去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去实现。但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践界，利用红色资源给社会公众提供服务与利用一般的资源给社会公众提供的服务没有用一个概念明确的区分开来，都是叫做“社会教育”或“大众教育”，而较少提及“红色教育”(近两年公共文化机构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四史”教育就是红色教育的重要体现(84)占毅：《广东高校红色教育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年。，但在整个社会上并没有形成这是“红色教育”的整体意识)，这不利于这些公共文化机构乃至整个社会意识到它们所具备的红色教育功能，肩负的红色教育责任。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理论界和实践界需要共同努力完成时代赋予的红色教育使命。理论界需要加强对公共文化机构红色教育功能、价值及使命的理论研究，让国家、公共文化机构以及社会公众都意识到公共文化机构所具备的红色教育功能和价值，肩负的红色教育使命，进而寻求红色教育的长效机制，促进红色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强化红色资源精神内核的挖掘研究。红色资源产生于党带领我国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等历史进程中，红色资源是优质教育资源，蕴含着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意志品格、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的重要教育内容(85)张泰城：《红色资源教育教学的理论建构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彰显着中国人民视死如归、不屈不挠、艰苦奋斗、求实创新等红色精神。红色精神具有政治价值、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以及“化人”的教育价值(86)丁德科、王昌民：《红色精神百年史述论》，《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 20期，第5-30页。。挖掘红色精神，构建红色记忆，增强共同体成员的历史认知，唤醒共同体成员的集体情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集体认同感(87)宋小平主编：《红色精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因此，对档案、文物以及图书等红色资源精神内核的挖掘至关重要。学者们可以从红色资源精神内核的挖掘维度、挖掘方法、挖掘主体、挖掘客体以及挖掘之后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呈现给社会公众等方面开展研究。

第三，完善公共文化机构红色教育的实践研究。已有研究主要采用案例研究法对公共文化机构红色资源建设及服务的实践情况进行研究(88)徐仁立、刘建朝编著：《福建红色旅游资源开发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9年。，这种研究方法可以较为深入地阐述某一公共文化机构红色教育的开展情况，但无法全面系统地把握我国公共文化机构红色资源建设与服务的总体情况。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综合采用田野调查法、深入访谈法、网络调查法、问卷调查法等对我国公共文化机构红色资源建设及服务的实践情况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举措，从而不断提升红色教育的效益和效果，完成时代赋予的红色教育使命。

第四，注重公共文化机构协同开展红色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已有研究主要探讨了单个或者单类型公共文化机构的红色资源建设、保护与开发利用情况(89)红色典藏编写组编: 《红色典藏》，北京：大有书局，2022年。(90)祁立春主编：《印迹：馆藏苏州红色档案选编》，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21年。(91)中国国家博物馆：《红色文物中党的成长史》，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鲜有成果讨论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这些公共文化机构协同开展红色资源建设与开发利用问题。从实践来看，虽然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合作开展红色教育的实践较少，但已存在不同机构合作搭建的红色资源服务平台，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科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图书馆、国家档案局搭建的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92)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https:∥www.modernhistory.org.cn/#/)。。我国公共文化事业领域的十四五规划强调要加强跨界合作，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效益和效率。因此，学术界应该加强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协同开展红色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推进公共文化服务这个大系统中图博档等各个子系统的高效协调、合作，产生1+1+1>3的协同效应，凸显这些文化机构的红色教育价值，担负起时代赋予的红色教育使命。学术界可以在全面系统调查这些公共文化机构协同开展红色教育实践的基础上，深入探讨这些公共文化机构协同开展红色教育的相关理论基础、时代背景、价值及意义、机遇及挑战、阻碍因素、协同机制、协同策略等。

第五，持续推进红色文创产品开发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创产品是在对某一民族、某一地区或者某一具体物体(如建筑物、文献、文物等)的文化内涵充分挖掘的基础上，融入设计者的创意而开发出来的有形或无形产品与服务，它能满足社会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具有传承文化、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作用(93)胡钰：《文创理论与中华文化创造力》，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在我国的基本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新时代，社会公众对文创产品等能满足自身精神文化需要的产品或服务的需求日趋强烈，国家也已颁布了《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若干意见》等政策来推动公共文化机构文创产品的开发。因此，公共文化机构就应该充分利用本馆的红色资源，开发红色文创产品，将红色文化及其背后的故事宣扬出去，培养社会公众的爱国热情，赓续红色基因。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博物馆领域的文创产品开发已成气候，但图书馆和档案馆领域的文创产品开发仍处于发展阶段。从理论研究来看，研究文创产品开发者众，聚焦红色文创产品开发者寡。在推进红色文创产品开发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探讨公共文化机构红色文创产品开发的理论问题，调查分析公共文化机构红色文创产品开发实践情况，阐述公共文化机构红色文创产品开发的政策支撑体系，分析公共文化机构红色文创产品开发障碍并提出开发策略，构建公共文化机构红色文创产品开发的产品体系，设计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机构红色文创产品开发的机制，等等。

第六，开展元宇宙环境下红色教育的相关理论研究。元宇宙是基于数字技术而构建的一种人以数字身份参与的虚实融合的三元世界数字社会，具有万物交融、虚实结合、去中心化的特征(94)吴江、曹喆、陈佩等：《元宇宙视域下的用户信息行为：框架与展望》，《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22年第1期，第4-20页。(95)成生辉：《元宇宙： 概念、技术及生态》，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2年。，近两年迅速成为学术界和产业界关注的焦点。元宇宙将彻底改变人类生产、生活、学习和创造方式，当然也必将对人们获取、理解、分析、使用信息和知识带来革命性变革(96)马费成：《图书情报学与元宇宙：共识 共创 共进》，《中国图书馆学报》2022年第6期，第4-5页。，其在社交、游戏、办公、娱乐、教育、生产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97)周掌柜：《元宇宙大爆炸：产业元宇宙的全球洞察与战略落地》，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2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永谋先生认为元宇宙区别于赛博空间的最大特征就是沉浸式，从网络空间发展到元宇宙空间就是局部沉浸到全身沉浸的转变(98)程光泉：《“元宇宙意味着什么？”——学术沙龙观点综述》，2021年11月25日，https:∥new.qq.com/rain/a/20211125A002DV00，2023年1月6日。，这种沉浸式体验为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在元宇宙环境下开展红色教育提供了更多可能。2022年3月，来自全国50家博物馆、高校的60位馆长、学者联名发布《关于博物馆积极参与建构元宇宙的倡议》，呼吁博物馆顺应时代发展，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建构元宇宙。在元宇宙环境下开展红色教育的相关理论研究可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元宇宙环境下用户的红色资源及红色教育服务需求识别；元宇宙环境下公共文化机构红色资源的建设与组织；元宇宙环境下红色沉浸式体验服务的技术支撑体系；元宇宙环境下红色文化空间构建；元宇宙环境下公共文化机构红色教育的要素分析；元宇宙环境下公共文化机构红色数字资产管理；元宇宙环境下红色文化空间的隐私保护；元宇宙环境下红色文化空间的构建伦理与风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