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然

3月6日，韩国外交部举行记者会，正式公布解决二战日本强征劳工索赔问题的“第三方代赔方案”。由韩国企业出资，韩国政府行政安全部下属团体将代为支付2018年韩国最高法院向日本企业判处的赔偿金。

五年前，韩国最高法院就日本新日铁公司和三菱重工在日本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期间强征劳工索赔案作出终审判决，裁定被告向两案每位受害者原告分别赔偿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3万元）和8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2.5万元）。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外交对抗，使日韩关系在过去一段时间“破裂到1945年以来最糟糕状况”。

韩联社称，如今“关键一结”已解，日本对韩限制贸易措施、韩日军事情报协定等问题亦将得到解决。这将为韩国总统尹锡悦即将到来的访日之旅及韩日领导人会晤创造积极环境。若尹锡悦3月中旬顺利成行，这将是韩国总统时隔四年首次访问日本。因此，日本外务相林芳正3月6日表示，韩国政府有关索赔案的新政“是让日韩关系重返健康之举，给予肯定”。

不过，另一方面，尹锡悦政府在二战受害者索赔问题上的转向，消解了国际社会长期追求正义的努力。1972年至今，来自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韩国、菲律宾、美国、巴西和荷兰的原告在日本提起100多起侵略战争受害者索赔诉讼，被学界称为“全球最大的二战索赔诉讼”。

虽然尹锡悦3月6日在与国务总理韩悳洙举行每周例会时表示，新赔偿方案是为推动韩日关系面向未来发展而做出的决断，但尹锡悦政府上任以来寻求与日本缓和关系的系列表态和举措，则被在野党方面斥之为对日“屈辱外交”。

“这个决定违反了‘要求（日本）直接赔偿’的韩国主流舆论，背离了‘绝不能让步’的原则，预计将遭到主流舆论及受害者家属的持续抵制，很难获得国民支持，让尹锡悦面临‘亲日政府’的批评。”首尔传媒研究生院大学首席教授、曾任金大中总统秘书的权起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22年11月，韩国总统尹锡悦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G20峰会期间会晤，就尽快解决日本强征劳工索赔问题达成共识。12月，双方外交部基本形成“第三方代偿”方案的初步构想。此后四个月间，一系列艰难的外交磋商在首尔和东京展开，从司局级工作会谈“一月三次”，到副部级、部長级对话，乃至安保、国会等多渠道介入。

关键分歧在于，韩国政府提出赔偿金以韩国企业出资为主，但要求三菱和新日铁这两家涉案日企也以捐款等形式参加筹资。而日本政府始终反对涉案日企“以任何形式出资”。韩联社称，这是日方为了避免任何“被视为承认韩国最高法院2018年判决”的解读。

针对二战期间韩国被日强征劳工受害者索赔问题，一直以来，韩国、日本的司法判决截然相反。《哈佛法律评论》2022年最新发表的研究成果显示：自1995年韩国受害者在广岛地方法院对三菱重工提起诉讼以来，此类案件在日本的最终胜诉率为0。如果算上日本法院少数针对中国被日强征劳工案件的积极判决，二战强征劳工索赔案件在日整体胜诉率也只有15％。

在法律技术层面，强征劳工在日索赔确实面临一系列困难：除了“20年诉讼时效”和“国家责任豁免”，日方认为1965年韩日政府签订的《韩日请求权协定》“放弃”了部分对日求偿权；日本1938年《全国动员法》被今天的日本法院视为“征工合法”的依据，且其效力被认为覆盖当时被日本殖民的朝鲜半岛。在部分判决的附录中，日本法官也表现出“爱莫能助”的同情。

但这些困难背后反映的，是日本政府和社会整体上对强征劳工赔偿问题的抗拒。有韩国法律界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以自民党为代表的日本保守政治思潮强调日本在二战中的“受害者”身份，将东京审判及国际社会已经确认的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视为“胜者之正义”，并强调赔偿声索国已主动放弃求偿权利，试图消解求偿运动的合法性。

2022年11月13日，柬埔寨金边，韩国总统尹锡悦（左）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出席会议期间相互问候。图/视觉中国

针对二战遗留的受害者索赔问题，西方国家多能通过国内诉讼程序实现求偿，有时也设立特别机制予以回应，如德国立法设立对强征劳工受害者提供“人道援助”的基金会；法国为集中营幸存者设立索赔计划；瑞士建立独立法庭审理战争中被劫掠财产的求偿案件。一些赔偿方案涉及终身工资、退休金等，给付丰厚。给付赔偿金有限的特别程序则被批评为“象征性正义”，但至少也部分解决了二战未决法律争议在一般民事程序中面临的技术困难。

而在日本，所有涉及“外国人”的二战索赔案件都只能按一般民事法律规则和司法流程处理。日本国会并非没有就历史遗留问题进行针对性立法，如“核爆索赔”案件胜诉率高达70％，是因为有《原子弹受害者法》保护。此类案件的原告大多为日本公民。2000年《外国受害者赔偿法》亦仅适用于在日永久居民。

政党在立法上的不作为，导致了司法层面的荒谬结果：一边以二战时期韩国人是“日本臣民”为由认定当年强征劳工合法，一边又以如今老去的受害者是“外国人”为由，将他们排除在法定求偿途径之外。前述《哈佛法律评论》论文将此归结为自民党政客“否认或淡化日本的侵略行为”。事实上，有关“慰安妇”等性暴力问题，及战时财产征收等问题的索赔诉讼，胜诉率比强征劳工索赔更低。

1994年，来自社会民主党的日本首相村山富市首次对包括强征劳工问题在内的日本“战争暴行”直接道歉。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柳井俊二亦指出，日韩政府之前的协定并不意味着个人的求偿请求权“消失”。此后，安倍晋三在担任首相期间一度表态延续村山富市的观念，推动成立试图解决慰安妇索赔问题的亚洲妇女基金会。但随着日本外交安保政策走上扩张之路，这一积极趋势未能延续。

知名日本研究专家、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荣休教授彭佩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日本政坛和日本公众的世界观在近年已被“重塑”。“安倍任首相期间开始推动积极、强势的外交战略时，许多人还持批评态度，认为日本应该是和平主义者，不应该冒犯任何国家。”彭佩尔说，“但安倍时代成为了一个转折点，他将日本带向了新方向。我相信未来10年乃至更久，这一点不会有变化。”

如今，谈起日韩间的“历史分歧”，日本知识分子更愿意将之归结为“尊严问题”而非“历史真相”。曾主持日韩联合历史研究项目的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小木正男近日撰文发问：“日本人和韩国人是否真的在争论史实？”他的结论是，日韩之间的问题是“尊严政治”，当韩国人得不到“尊严”，就转为“怨恨政治”。与此相似，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日裔教授佐佐木文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日韩之间有很大的让步空间，我认为大多数问题都是关于自尊的。”

基于这样的理解和认知，日本朝野产生了对解决日韩历史问题“不在意”的状况。即使韩国受害者被迫转而寻求本国司法救济，涉案日本企业也缺乏赔偿或“和解”的积极意愿。当小木正男和三菱重工处理强征劳工索赔事务的职员交流，对方只知中国劳工索赔，“对涉韩国问题毫无了解”。

这种拒绝姿态也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长期担任安倍晋三及自民党安保政策顾问的庆应义塾大学教授细谷雄一就提出，对日本而言，真正重要的是美日关系和中日关系，“投入大量外交资源来改善我们与韩国的关系是不明智的”。

2018年韩国最高法院判决作出后，日本政府先将韩国从贸易“白名单”中剔除，并警告称，如果韩国法院扣押日本企业资产以赔偿，日本政府将考虑扣押韩方资产或提高对韩关税等“多达两位数的报复方案”。2022年12月，就在双方谈判强征劳工索赔期间，日本政府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明治工业遗存”军舰岛申遗时，再次否认对韩强征劳工问题。

僵局维持到今年3月初，韩方被迫提出更折中的方案：代表两国商界的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和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共同筹措并运营“未来青年基金”（暂名）。新日铁和三菱重工则以缴纳经团联会费或资助项目的形式，为基金迂回出资。该基金与韩国政府行政安全部旗下负责“第三方代偿”的“日本帝国主义强制动员受害者支援财团”分开运作，也不直接参与赔付。

此外，韩方亦未再坚持日本政府需要以一定形式对强征劳工表示歉意。韩联社援引相关分析人士的看法称，当前方案不足以称得上日方“有诚意的响应”，但尹锡悦政府认为“现在是时候从大局出发作出决断”，因此决定正式公布解决方案。

目前的研究显示，从1939年强征开始到1945年日本战败，朝鲜半岛被日强征劳工总数保守估计为约70万人，实际数目可能超过120万人。其中，约半数被分配到煤矿从事危险的地下开采作业，余者则进入日本战时工厂。无论身处何地，劳工都遭受致命环境、疫病、日本警察及管理者暴力殴打伤害的折磨。电影《军舰岛》结局中少数人的“逃出生天”，对绝大多数劳工而言只是渺远的幻想。在此期间的遇难者人数，超过十万。

尹锡悦政府的“第三方代偿”方案通过后，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表示，该方案是对强征劳工受害者的“二次加害”，是“与最高法院判决背道而驰的暴行”，更是“韩国外交史上的耻辱和污点”。强征劳工索赔案受害方代理律师林宰成则指出，所谓“第三方代偿”是“掩盖本质的歪曲话术”，要求政府说明为何“执意急于推进受害方反对的方案”。

相比日本政府、法院及社会对强征劳工问题始终强硬的态度，韩国政府在日本侵略战争受害者索赔问题上不断反复。今年3月1日，尹锡悦出席“三一抗日独立运动”104周年纪念仪式时还表示，“三一运动”距今过去一个世纪，日本已从过去军国主义的侵略者转变为“与韩国共享普世价值、在经济安全及全球问题上携手合作的伙伴”。

一直以来，“三一运动”是韩国法院对抗日本法院立场的关键论据。自2011年开始，韩国法院多次在判决书中指出，日方不能援引1938年《全国动员法》为在韩强征劳工辩护，因为韩国现行宪法指出，当前的韩国政府继承自1919年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三一运动”后建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因此，从韩国宪法立场出发，日本二战时期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是“非法占領”。

此外，1965年《韩日请求权协定》仅限制韩国政府对日进行战争索赔的权力，并不触及个人。当时与日方签订协议的朴正熙军政府，也不曾将日本方面一次性给予的3亿美元资金用于补偿受害者个人。

最后，韩国法官金正根（音）2012年在有关强征劳工索赔案的判决书中写道：“被告人（日本政府及企业）有计划地、系统地、广泛地犯下危害人类罪，违反了国际强行法规则。”这排除了所谓“国家责任豁免”。截至2019年，先后有四家日本企业在韩国被判定向64名韩国受害人提供赔偿。这些诉讼得到时任韩国总统文在寅的支持。

不过，有韩国法律界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韩国保守阵营的普遍观点认为，进步阵营利用强征劳工、慰安妇索赔等“记忆政治”“绑架”了韩国国民的认知，从而掩盖了韩日之间社会相似、经济合作密切、同为美国军事盟友等更现实的利益。因此，尹锡悦有关“三一运动”的言论虽然引发舆论激烈议论，但“并不新鲜”。前总统李明博2008年时就曾表态，韩国必须“避免过于沉迷于过去”，以免损害国家的未来。

基于这一逻辑，早在2015年，同样来自保守阵营的总统朴槿惠就与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达成协议，试图通过建立基金会的方式“最终且不可逆”地解决慰安妇索赔问题，并逐步推广到强征劳工等其他问题的解决中。但是，该协议“从两国政府宣布之日起就不受欢迎”。

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金富子指出，日方用语含糊，并未就慰安妇问题“充分道歉”，必然遗留争端。2018年，文在寅上台后随即关闭该基金会，索赔问题重回“韩国法院判决、日本不予履行”的原状。分析人士多认为，尹锡悦政府现在拿出的强征劳工“第三方代偿”方案，也会陷入这种“循环反复”的命运。

不过，首尔传媒研究生院大学首席教授、前金大中总统秘书权起植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日韩就历史问题“和解”，背后受到美国政府的强力推动，“拜登政府试图改善韩日关系，消除建立韩美日军事同盟的障碍”。

彭佩尔亦指出，基于经济体量、区位及战略方向，日本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中居于领导地位，“优先于澳大利亚、韩国等盟国”。因此，2021年就任美国总统以来，拜登多次公开呼吁日韩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多次通过美日韩三方会晤的方式让日韩双方重新建立高层联系。

在尹锡悦政府提出“第三方代偿”方案后，拜登称，这标志着“美国两个最亲密盟友间合作与伙伴关系进入开创性的新篇章”，意味着“为韩国和日本人民打造一个更安全、更有保障、更繁荣的未来”。拜登还支持日韩两国领导人“将这种新的理解转化为持久进展”，以进一步强化美日韩三国关系。

美国的“外力”因素是否足以阻止韩国政府就索赔问题陷入新一轮反复？细谷雄一指出，对韩国而言，推动日韩关系最大的问题仍是“官员的想法与公众之间有很大差距”。东亚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在于“充分的赔偿”和“充分的道歉”，而尹锡悦政府提出“第三方代偿”且不要求日本政府以任何形式致歉，损害了国际社会推动日本政府道歉、赔偿的长期努力，在韩国国内缺乏民意基础，也就无法破解东亚问题的长期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