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东

(1.黑龙江大学渤海研究院 2.黑龙江省博物馆)

〔内容提要〕 探索渤海早期王城,主要是靠两个方面工作的进展和突破,一是文献史料的进一步解析与辨正,二是考古工作进一步开展与深入。从文献史料出发的研讨涉及到“桂娄故地”还是“挹娄故地”,太白山南还是太白山北,山城还是平原城以及“东牟山”“旧国”等问题;从考古学层面的研讨,当下主要集中在磨盘村山城的问题。学术界对磨盘村山城早期遗存的认识仍存在较大争议,当下还很难达成一致,仍需进一步开展相关工作和系统性研究。期待磨盘村山城的田野考古工作继续深入下去,以期全面揭露磨盘村山城的整体情况,也期待前期发掘工作的正式报告尽快出版,为学术界进一步研讨磨盘村山城的年代和性质提供系统翔实的第一手材料。

学术界目前探讨的渤海早期王城一般是指渤海王以显州为都之前的王城。显州故址即今天的和龙西古城遗址。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开展,传统的渤海早期王城敖东城说、城山子山城说、永胜遗址说先后被否定或质疑,当前学术界出现一股很强的探索渤海早期王城的热潮。

探索渤海早期王城,主要是靠两个方面工作的进展和突破,一是文献史料进一步解析与辨正,二是考古工作进一步开展与深入。二者有机结合,才能进一步探求乃至最终解决或认定渤海早期王城遗址之所在。

一、关于新、旧《唐书》渤海早期王城记载的辨正

中国正史关于渤海早期王城的权威性、系统性记载,首推《旧唐书·渤海靺鞨传》和《新唐书·渤海传》。

《旧唐书·渤海靺鞨传》云:

“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高丽既灭,祚荣率家属徙居营州。

“万岁通天年,契丹李尽忠反叛,祚荣与靺鞨乞四比羽各领亡命东奔,保阻以自固。尽忠既死,则天命右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率兵讨其余党,先破斩乞四比羽,又度天门岭以迫祚荣。祚荣合高丽、靺鞨之众以拒楷固。王师大败,楷固脱身而还。属契丹及奚尽降突厥,道路阻绝,则天不能讨,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

“祚荣骁勇善用兵,靺鞨之众及高丽余烬稍稍归之。圣历中,自立为振国王。遣使通于突厥。其地在营州之东二千里,南与新罗相接,【西接】越喜靺鞨,东北至黑水靺鞨,地方两千里,编户十余万,胜兵数万人。”①

这里,第一段文字已经表明大祚荣及其部众在高丽灭后至营州之乱前这段时间的居地——营州,这是没有问题的。这里没有涉及到渤海早期王城问题。

第二段文字则涉及到渤海早期王城。其中,“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直接指明了渤海早期王城的居地——桂娄故地。这段文字,应是中国正史对渤海早期王城居地最为原始的文献记载。

第三段文字中出现“其地在营州之东二千里”的记载。这里的“其地”指的不是渤海早期王城。通观第三段文字,这是在对渤海国整体情况做总结性概述。这里的“其地”应是就渤海国整体而言,如果以王城为坐标点,则应该是《旧唐书》所了解到的渤海国中后期的王城,即渤海上京城。这一点《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边州入四夷道里记》有明确记载:“营州东百八十里至燕郡城。又经汝罗守捉,渡辽水至安东都护府五百里……自都护府东北经古盖牟、新城,又经渤海长岭府,千五百里至渤海王城。”②这里清楚记载了由营州到安东都护府“五百里”,由安东都护府到渤海王城“千五百里”。“五百里”加上“千五百里”是营州到渤海王城的距离,也正是《旧唐书》“其地在营州之东二千里”的最好注解。另外,《通典·州郡十》于“安东府”下云:“安东府……北至渤海一千九百五十里”③,按这里的“安东府”即天宝二年(743年)后移治于营州的安东府④。故这里的安东府“北至渤海一千九百五十里”亦即营州“北至渤海一千九百五十里”。可见,《通典》的“北至渤海一千九百五十里”与《旧唐书》“其地在营州之东二千里”,从当时里程数据计量上看,基本也是吻合的。所以,《旧唐书》的“其地在营州之东二千里”是不好当作渤海早期王城文献依据的,因为这里的“其地”的定点指的就是渤海上京城。

对照《旧唐书》的上述文字,我们再来研讨《新唐书》的相关记载。

《新唐书·渤海传》云:

“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高丽灭,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地直营州东二千里,南比新罗以泥河为境,东穷海,西契丹,筑城郭以居,高丽逋残稍归之。

“万岁通天中,契丹尽忠杀营州都督赵翙反,有舍利乞乞仲象者,与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丽余种东走,度辽水,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武后封乞四比羽为许国公,乞乞仲象为震国公,赦其罪。比羽不受命,后诏玉钤卫大将军李楷固、中郎将索仇击斩之。是时仲象已死,其子祚荣引残痍遁去,楷固穷躡,度天门岭,祚荣因高丽、靺鞨兵拒楷固,楷固败还。于是,契丹附突厥,王师道绝,不克讨。

“祚荣即并比羽之众,恃荒远,乃建国,自号震国王,遣使交突厥,地方五千里,户十余万,胜兵数万,颇知书契,尽得扶余、沃沮、弁韩、朝鲜海北诸国。”⑤

这里,第一段文字,既有对前引《旧唐书》文字的进一步解读,也有摘引、拼接或误读与篡改。如“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这段文字应是对《旧唐书》第一段文字“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的进一步解读。其后的文字则问题颇多。如“高丽灭,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地直营州东二千里”,这里把《旧唐书》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文字的相关内容强行捏合,十分混乱。对照《旧唐书》第一段文字中的“高丽既灭,祚荣率家属徙居营州”,这里则把“祚荣率家属徙居营州”给略去了,直接把《旧唐书》第二段文字内容的“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给捏合进去,只是把《旧唐书》的“桂娄”改作“挹娄”。不仅如此,还把《旧唐书》第三段文字内容的“其地在营州之东二千里”,直接加在“挹娄之东牟山”后面,作“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地直营州东二千里”,这里指明渤海早期王城居地在“挹娄”故地。这就与《旧唐书》所说“桂娄故地”相左。“桂娄”“挹娄”,一字之差,道里、方位则完全不同。

第二段文字则出现了渤海立国者“度辽水,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的记载,也涉及到渤海早期王城问题,但《新唐书》把这段纪事放在李楷固追讨乞乞仲象、乞四比羽之前,则明显是前后次序错位。关于《新唐书》所叙纪事的时序错位问题,可参见笔者《渤海立国者“东奔”、“保阻”始居之地的文献学考察》一文⑥,这里不再赘述。需要说明的是,这段文字与第一段文字亦有矛盾。就渤海立国者保阻自固而言,第一段文字说的是保“东牟山”,这里又说是保“太白山”,那么,保的到底是哪个山,《新唐书》本身就没有搞清楚。

第三段文字“恃荒远,乃建国”及其以下内容,大致同于《旧唐书》的第三段,是对渤海国整体情况做总结性概述。这里没有涉及到渤海早期王城,故不赘述。

以上就是笔者对新、旧《唐书》有关渤海早期王城记载方面的认识或解读。

二、探索渤海早期王城必须面对的几个文献记载方面的症结点

关于渤海早期王城问题的文献记载,《旧唐书》和《新唐书》有诸多不一致之处,故学术界研讨起来难免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这里涉及到桂娄故地还是挹娄故地,太白山南还是太白山北,山城还是平原城问题,此外,还有“东牟山”“旧国”问题等。这些问题,均需在史料源头与史实辨正方面逐一解读或辨识。只有对这些问题有进一步明确或明晰的认识,并以此为基础,才能从文献学定位层面进而对相关遗址的性质进行考古学层面的研讨或研判,从而取得学术界共识,进一步推进或解决渤海早期王城遗址的探求乃至认定问题。

1.渤海早期王城是居桂娄故地,还是居挹娄故地,以及“东牟山”的问题

渤海立国者“东奔”“保阻”始居之地的问题,亦即渤海早期王城居地问题。渤海早期王城的居地,《旧唐书》认为是桂娄故地,《新唐书》认为是挹娄故地。至于新、旧《唐书》都提到的“东牟山”,《旧唐书》说在桂娄故地,《新唐书》说在挹娄故地。早于《新唐书》成书的《册府元龟》的记载与《旧唐书》同。其文云:“唐开元中,祚荣【率】家属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居之。”⑦

关于渤海早期王城居地问题,早于《新唐书》成书的《五代会要》和《武经总要》亦有相关记载。

《五代会要》云“万岁通天中”,乞乞仲象与乞四比羽“走保辽东,分王高丽故地”;“乞乞仲象已死,其子大祚荣立,并有比羽之众,胜兵丁户四十余万,保据挹娄故地”⑧。

《武经总要》云:“万岁通天中,契丹攻陷营州,靺鞨酋人反,据辽东,分王高丽之地,渤海因保挹娄故地。”⑨

另外,与《新唐书》同为欧阳修主撰《新五代史》亦有相同记载,其文云:“武后时,契丹攻北边,高丽别种大乞乞仲象与靺鞨酋长乞四比羽走辽东,分王高丽故地。武后遣将击杀乞四比羽,而乞乞仲象亦病死。仲象子祚荣立,因并有比羽之众,其众四十万人,据挹娄臣于唐。”⑩

对照新、旧《唐书》的相关记载,笔者认为《旧唐书》的相关记载更为可信,即渤海早期王城的居地应在桂娄故地。《新唐书》记载中的时序错位与纪事混乱问题,前人已经究明,其挹娄故地应是渤海中晚期王城的居地。

《五代会要》《武经总要》《新五代史》的相关纪事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等问题,如“高丽故地”与“挹娄故地”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不可能同处一地。但不可否认的是,三者均认为,渤海立国者“分王高丽故地”在先,“保据挹娄故地”在后。其“高丽故地”应与《旧唐书》的“桂娄故地”相对应。这一点,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经指出:“《旧唐书》根据史馆档案材料提出的渤海立国者‘东奔’‘保阻’立国称王的始居之地为‘桂娄故地’,《五代会要》《武经总要》《新五代史》等根据张建章《渤海记》提出的渤海立国者‘东奔’‘保阻’始居之地为‘高丽故地’,而居‘挹娄故地’则在其后。按桂娄为高句丽五部之一,‘桂娄故地’本在‘高丽故地’之内,只是‘桂娄故地’更为具体了。因此,渤海立国者‘东奔’‘保阻’立国称王的始居之地应以《旧唐书》所言‘桂娄故地’为准。”

至于“东牟山”问题,学界多有探讨,歧见颇多。正如孙昊已经指出的那样:“关于唐代东北渤海政权早期立国之地东牟山地望的探索一直都面临文献不足征的情况。早年乡土文献与史地学者多默认19—20世纪之交东北市镇、交通格局承自古代渤海地理,并无多大变化,把古代文献的只言片语和清末东北市镇、交通布局进行对照推定,没有可靠实证的基础,以至于歧见频出而无定论。”

笔者认为,“东牟山”问题,应该是随桂娄故地、挹娄故地的方位而定,即认为渤海早期王城在桂娄故地,则“东牟山”就应在桂娄故地寻找;认为渤海早期王城在挹娄故地,则“东牟山”就应在挹娄故地寻找。脱离桂娄故地和挹娄故地这两个大的方位来探讨“东牟山”位置,既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信的。

2.渤海早期王城是山城还是平原城的问题

至于渤海立国者始筑之城是山城,还是平原城的问题,《旧唐书·渤海靺鞨传》称之为“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据此应该是山城。《新唐书·渤海传》在开首部分称之为“保挹娄之东牟山,地直营州东二千里,南比新罗以泥河为境,东穷海,西契丹,筑城郭以居”。这里,在“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和“筑城郭以居”的中间,又夹有“地直营州东二千里,南比新罗以泥河为境,东穷海,西契丹”之语句,这已不是渤海立国之初纪事。故这里的“筑城郭以居”到底是山城,还是平原城,尚难以确指,而且从语句上看,“保挹娄之东牟山……筑城郭以居”,很像是《旧唐书》“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的套用。其后,《新唐书》又有“度辽水,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的记载,这里“阻奥娄河,树壁自固”则是《新唐书》的新意。如果说这里记载的是渤海立国之初的筑城之举,那么,这是临河“树壁”,不好说一定是山城,也可能是平原城。渤海上京城正是临河“树壁”,即临忽汗河——牡丹江“树壁”。但渤海上京城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之为渤海早期王城,只能称之为渤海中晚期王城。

那么,渤海早期王城到底是山城,还是平原城,笔者认为,《旧唐书》的记载更为可信。因为崔致远《谢不许北国居上表》中有渤海立国之初的纪事,谓其“自营州作孽而逃,辄处荒丘,始称振国”。这里,“辄处荒丘,始称振国”,说的就是渤海立国之初的境况,“辄处荒丘”应该就是指山城。目前,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相信《旧唐书》的记载,即渤海早期王城应是山城。中晚期的王城才是平原城。当然,学术界也有不同认识,如王培新就认为:“对于《新唐书·渤海传》中大祚荣‘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筑城郭以居’的记载,应理解为:大祚荣率其部众,占据挹娄故地之东牟山一带,筑城定居。文献没有大祚荣在山上筑城的明确记录,而且靺鞨人也没有建筑山城的传统。渤海时期,山城的数量也很少,并且都为军事防卫性质的小型城址,因而渤海早期王城不太可能是山城。”但这种认识目前已不是学术界的主流认识。

3.渤海早期王城在太白山之南还是太白山之北的问题

依据《新唐书·渤海传》“万岁通天中,契丹尽忠杀营州都督赵翙反,有舍利乞乞仲象者,与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丽余种东走,度辽水,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的记载,则渤海早期王城应在太白山之北。

关于渤海早期王城到底在“太白山”之南,还是“太白山”之北的问题,《旧唐书》没有确指。但《旧唐书》已明确指出,渤海早期王城在“桂娄之故地”。桂娄故地不可能推到“太白山”之北,而只能在“太白山”之南。

崔致远《上太师侍中状》云:“总章元年,命英公李勣破高句丽,置安东都护府。至仪凤三年,徙其人于河南陇右。高句丽残孽类聚,北依太白山下,国号渤海。”这里“北依太白山下”,说明渤海早期王城应在“太白山”之南。另外,《三国遗事》不仅亦有“高句丽残孽类聚,北依太白山下,国号渤海”的记载,而且其后又有下述记载:“又《新罗古记》云‘高丽旧将祚荣姓大氏,聚残兵,立国于太伯山南,国号渤海。’按上诸文,渤海乃靺鞨之别种,但开合不同而已。按《指掌图》,渤海在长城东北角外。”这里,《新罗古记》已明确指出,渤海早期王城在“太伯山南”,“太伯山”无疑即“太白山”之讹。而《指掌图》指示的“长城东北角外”,则把渤海方位进一步推向了桂娄故地。

因此,笔者认为,如果以太白山为坐标点来探讨渤海早期王城的方位,就现有文献记载而言,渤海早期王城应在太白山之南。《新唐书》记载的“太白山之东北”,则应是渤海中晚期王城即渤海上京城的方位。

4.渤海早期王城探讨中的“旧国”问题

在渤海早期王城的探讨中,“旧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症结点。按有关渤海“旧国”的文献记载,见于《新唐书·渤海传》,其文曰:“天宝末,钦茂徙上京,直旧国三百里忽汗河之东。”

这条史料从字面来看,似乎“旧国”是一个与“上京”相对应的定点,而“三百里”则是“旧国”与“上京”这两个定点之间的距离。传统观点认为,“上京”既然是新辟之都,那么,“旧国”就应该是旧居之都。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学术界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一直把这里的“旧国”当作旧都来认识。

因此,传统观点认为,既然上京城是渤海第三代王大钦茂新辟之都,即大钦茂新居之王城,相对而言,“旧国”就应该是大钦茂徙新都上京城之前的王城,即大祚荣、大武艺所居之王城。换言之,即大钦茂徙都上京之前应该以“旧国”为都,也就是说大钦茂这次徙都,是从旧都——“旧国”直接迁徙到新都——上京的。从这个意义来说,“旧国”就应该是渤海的早期王城,因为上京已被认定为渤海中晚期都城。

就“天宝末,钦茂徙上京”这句话本身而言,是说天宝末年,渤海徙上京为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天宝前、天宝中,渤海是以哪里为都?文献中是否有明确记载呢?答案是有的。因为早于《新唐书》成书的《武经总要》即明确指出:“显州,渤海国。按《皇华四达记》,唐天宝以前渤海国所都。”《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边州入四夷道里记》亦明确记载:“自鸭绿江口舟行百余里,乃小舫溯流东北三十里至泊汋口,得渤海之境。又泝流五百里,至丸都县城,故高丽王都。又东北泝流二百里,至神州。又陆行四百里,至显州,天宝中王所都。又正北如东六百里,至渤海王城。”对照《新唐书·渤海传》的“天宝末钦茂徙上京”的记载,可见渤海在徙上京前无疑是以显州为都的。因为“天宝以前”“天宝中”“天宝末”这三个时间概念是一脉相承的。但如果把“旧国”理解成旧都,则在道里数据上却说不过去。因为贾耽《边州入四夷道里记》明确记载显州距渤海王城上京是“六百里”,比《新唐书·渤海传》的“直旧国三百里”整整多出了一倍。

学术界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一直是把“旧国”当成“旧都”来理解的。如对渤海遗迹的早期发现与认定做出突出贡献的清中期《满洲源流考》即云:“渤海大祚荣所都在长白山东北,大钦茂又东徙三百里直忽汗河之东,今宁古塔呼尔哈河也……然则渤海上京及忽汗城,实在宁古塔城旁。”正是由于把“旧国”当成旧都来理解的缘故,清末曹廷杰《东三省舆地图说》在承袭《满洲源流考》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指出:“今称东京城亦称佛讷和城,自鄂多哩城至东京城实三百里,故曰‘直旧国三百里呼尔罕海之东’也。遍考此外距东京城三百里者别无城基可当。”这里的“鄂多哩城”即敦化敖东城。

敦化敖东城即渤海“旧国”亦即渤海早期王城的观点,自曹廷杰提出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一度被国内外渤海史家视为定论。

1981年开始,刘忠义先后著文,认为大祚荣先是在敦化城山子山城“自立震国”,“而后在附近建起了平原城——敖东城。东牟山城即城山子山城便成了卫城”。1984年,刘忠义等又著文,明确指出:“城山子山城地处牡丹江上游,它与敖东城共同构成了渤海早期统治中心。”这就扩大了“旧国”的范围,即认为“旧国”应包括敖东城和城山子两个部分。魏存成师对刘忠义提出的观点表示认同,并进一步指出:“‘旧国’之本义很可能不是专指某城,而应是包括城山子山城和敖东城在内的这一地区的名称……总之,把‘旧国’解释为地区的名称较为合适。”1985年,笔者发表文章,阐述了自己的认识,“旧国很可能是一个较大的区域概念,可能泛指渤海国的前身,即振国的故土旧地而言”,同时,笔者也对文王大钦茂徙都上京城之前的旧都——敖东城、城山子山城说提出了某种疑惑,认为:“无论从城址规模,乃至整体布局,都很难让人相信文王大钦茂徙上京之前会以那样原始的城山子山城或那样狭小的敖东城为国都。”

两个月没有料理的菜地长满杂草，一片狼狈，一些蔬菜早已死亡。其实，能再活多久，现在对英而言，并不那么重要了。一年半载也罢，三年五载也罢，自己终究是要回归大地。英在想，哪怕是下一秒离去，她都将坦然面对，安静而去。英每天看着太阳照常升起，自然落下。她又回归了乡村生活。

20世纪90年代初,李强等学者著文,对渤海早期王城敖东城说和城山子山城说提出了强有力的质疑。但李强等学者在否定传统的敖东城说和城山子山城说的同时,又提出了渤海早期王城敦化永胜遗址的新说。稍后,韩国学者又提出了渤海早期王城城山子山城、永胜遗址说,并得到李建才的支持与认同。必须承认,这些新探索,进一步推动了对渤海早期王城认识的深化。但也不可否认,这些新说仍是“旧国”即“旧都”认识的延续。

进入21世纪以后,学术界开始试图摆脱“旧国”即旧都认识在渤海早期王城探索中的羁绊。笔者在2006年出版的《渤海文化研究——以考古发现为视角》一书第二章中就以“渤海‘旧国’时期都城的再检讨”作为第一节标题,这就是把“旧国”作为一个时期的整体,即渤海国初期(亦即称振国或称震国时期)的整体概念来研讨。魏存成师在2008年出版的《渤海考古》第一章“都城城址”中则把“‘旧国’都城城址”作为第一节的标题,其“‘旧国’都城”指的就是“渤海初期都城”,即“旧国”也是渤海初期的整体概念。王禹浪、魏国忠在2008年出版的《渤海史新考》中也认为,所谓的“旧国”其实是指唐册封渤海国名号之前的大祚荣最初立国的国号,即“靺鞨国”的称谓。可见,学术界关于“旧国”即“旧都”的认识正在发生转变。

三、渤海早期王城遗址探索与指认方面的考古学观察

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研讨,所以把渤海早期王城定格在敦化敖东城方面,其在文献学方面的主要原因,就是大都忽略了“桂娄故地”还是“挹娄故地”,山城还是平原城等问题,而更多的是围绕“旧国”来探讨。即以“直旧国三百里忽汗河之东”为单一的基点来探讨渤海早期王城。直到刘忠义提出大祚荣在城山子山城“自立震国”,才真正注意到渤海早期王城应是山城,不是平原城,而敖东城是平原城这一问题。刘忠义的观点所以能挺立20多年不动摇,也反映了学术界对渤海早期王城应是山城,而不是平原城观点的认同。但必须承认,这一时期的学术界,普遍忽略了渤海早期王城居地是“桂娄故地”还是“挹娄故地”的问题。如果渤海早期王城在桂娄故地,则渤海早期王城敖东城说、城山子山城说乃至永胜遗址说等均不能成立,因为敦化地区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桂娄故地。

从考古学层面对渤海早期王城的深入研讨则显得更为薄弱。渤海早期王城的考古学观察是建立在文献学解读与认知基础之上的。但考古学层面的观察与研讨又可以反过来检验或校正文献学的解读与认知。

坦率地说,学界在渤海早期王城认定方面的探索,最初是从历史地理角度开展的。尽管如此,学界在对渤海早期王城的认定方面也是带有考古学层面的观察与考量的。如遗迹现象,有古城存在;遗物现象,有文物存在。只是限于当时的考古发现和当时的认知程度,遗迹现象没有认清,遗物辨识没有认准。另外,限于调查材料,有些认知也是来源于主观臆测或推想。

必须承认,学术界对渤海早期王城敖东城说、城山子山城说的质疑或否定,主要就是从考古学观察角度出发而带来的认识上的新突破。如李强对敖东城说的质疑或否定,就是从考古学层面进行考察的。尽管当时没有系统的发掘材料,李强还是根据调查材料,对敖东城的形制、出土遗物等情况进行了考察,最后得出自己的认识:“不论从敖东城的形制上,还是从城内采集的文物上,或是城墙夯土中包含的遗存上看,都不能证明该城是渤海早期所建。既然不是渤海早期所建,那当然也就不是渤海的旧都。”

笔者在《渤海文化研究》一书中提出了“渤海‘旧国’时期的都城”的概念,魏存成师在《渤海考古》中提出了“旧国都城”的概念,但对渤海早期王城的研讨,仍然是围绕敖东城、城山子山城、永胜遗址开展的。显然,我们都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敖东城、城山子山城、永胜遗址作为渤海早期王城的旧说。

真正对渤海早期王城敖东城说、城山子山城说、永胜遗址说起到颠覆作用的是田野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从21世纪初开始,考古工作者先后对吉林敦化的所谓与“旧国”相关的一系列遗址进行了局部发掘。2003年,作为敖东城、永胜遗址发掘的主持者,王培新、傅佳欣发表了《渤海早期都城遗址的考古学探索》,全面否定了敖东城、城山子山城、永胜遗址为渤海早期都城的成说。笔者在2020年的文章中曾对这些情况做过如下归纳:“发掘者根据出土遗物和相关遗迹,初步认定敖东城遗址的年代为金代晚期,永胜遗址可能是寺院遗迹,年代亦为金代。不仅如此,考古工作者还对久负盛名的、此前一致认为与渤海‘旧国’关系密切的两处‘二十四块石’遗迹进行了发掘。发掘者认为,从出土遗物看,这两处遗迹的年代也应为辽金时期,‘目前尚无证据可以证明这两处遗迹为渤海时期始建’。另外,城山子山城亦无确切的渤海遗物发现,且其形制原始、规模狭小,故学界对其作为都城的性质早有疑问。现在看,敦化地区除了六顶山墓地外,确切的渤海时期遗址极为罕见,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敖东城是渤海国旧都、敦化一带是渤海‘旧国’区域的成说。”

就学术界转换视角而言,当前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选取相关遗址,提出新的渤海早期王城说;二是选取此前曾有学者提出,但一直被忽略的有别于敖东城、城山子山城、永胜遗址的早期王城说,做进一步研讨或认定。

前者主要有西古城及其左近地区说和丸都山城及其左近地区说;后者主要是磨盘村山城说。下面分别予以研讨或说明。

1.西古城及其左近地区说的考古学观察

作为敖东城、永胜遗址发掘的主持者,王培新在对传统的渤海早期王城敖东城说、城山子山城说、永胜遗址说的质疑或否定的基础上,又于2013年撰文指出:“根据目前考古调查所掌握的渤海遗迹分布状况,和龙西古城一带是渤海遗迹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渤海建立之初,其政治中心地区很有可能是在这里。”2014年,吕雪冰著文,进一步明确指出,“显州为都的上限可能在大祚荣立国之时”“今和龙地区的西古城可能就是大祚荣的东奔东牟山后所筑之城”。

就目前学术界的共性认知,西古城应是“天宝中王所都”的“显州”治所故址。正如宋玉彬指出的那样:“即使‘显州……唐天宝以前渤海国所都’的记载无误,显州为都的上限也到不了渤海的建国早期。”

笔者认为,西古城的主体建筑与基本布局大体完成于文王大钦茂早期,体现的应是文王大钦茂早期的都城建制。从与西古城形成王陵与王城的配套设置的龙头山龙海墓区的年代来看,二者也是相呼应的,因为发掘者即把龙海墓区的年代定在“公元8世纪后半叶至9世纪前半叶”。笔者在《渤海王陵及相关问题续论》一文中,亦将该墓区的年代定在渤海中期(即文王大钦茂迁都上京的公元756年至宣王大仁秀去世的公元830年之间)。

从《新唐书·渤海传》叙述的渤海后期的五京分区来看,西古城地区属中京区域,与上京地区同属“肃慎故地”,既不是《旧唐书》说的“桂娄故地”,也不是《新唐书》说的“高丽故地”。另外,西古城是平原城,不是山城,这也是西古城不大可能作为渤海早期王城的一个考量。

就目前的考古工作而言,西古城地区虽然有较多渤海遗存,但还没有发现可以作为渤海早期王城遗址来研讨的对象。故目前尚不具备在西古城地区从考古学层面深入研讨渤海早期王城的条件。

2.丸都山及其左近地区说的考古学观察

2015年,辛时代对唐中宗时冯万石《对议边塞事策》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对议边塞事策》中两次提到“丸山”,辛时代认为:“这里的‘丸山’代表了一个地方势力,并且是唐朝东北经略过程中所倚重的地方势力。以丸山称呼,本身就表明这个地方势力是以丸都山为中心”,“丸山”集团“指的应是大祚荣政权”,这就把渤海早期王城的研讨推向了丸都山及其左近地区。而丸都山及其左近地区正是文献中所说的“高丽故地”,这恰好与《五代会要》《武经总要》《新五代史》载录的营州之乱后,乞乞仲象与乞四比羽“分王高丽故地”的纪事相吻合。

最近,卢成敢、孙明明著文,对辛时代提出的“丸山集团”说进行补正的同时,还对该文结论性认识表示认同,并对辛时代的观点给与高度评价,认为:“辛时代一文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不但打破之前金毓黻等将挹娄故地等同于桂娄故地的传统观点,而且为渤海早期政治中心探寻提供了全新基点。”不仅如此,卢成敢、孙明明在该文中,还对丸都山及其左近地区的相关遗存进行了考古学层面的初步考察。其对丸都山城的考察:“丸都山城已经过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先后清理7处门址、外城墙、城内各类建筑遗址。报告编写者认为,城址的修筑年代不早于3世纪中叶,毁弃于342年慕容皝的攻陷之战。山城始建、废弃年代均属高句丽时期,与东奔人群并无关涉。”其对丸都山周边相关遗存的考察:“丸都山周边共发现4处渤海国遗存,分别为国内城、民主六队遗址、胜利村墓葬及上活龙4号墓葬,另出土铜镜等零星遗物。上述遗址的年代很难早至7世纪末,铜镜的流传性较强,也很难给予确切的年代。”

笔者认为,卢成敢、孙明明的上述考察,既是现实的,也是客观的。至于卢成敢、孙明明的下述推论“大祚荣在丸都山地区立足时间较短,乃是该该区域未留下太多东奔人群考古遗存的根本原因”,也是有一定道理的。的确,集安地区的考古工作主要是聚焦于高句丽时期。渤海时期的遗存发现的不多,但仍有进一步开展考古工作的空间。如集安民主六队遗址出土的一批陶器,并不是经过考古发掘出土的,而是当地群众平整土地时发现后,又由文物部门征集到的。既然是一处遗址,不可能就只有这几件陶器。从报道的器物形制上看,这几件陶器的年代也并不一致,既有早的,也有晚的。如报道的那两件横耳罐,其年代不会晚于大钦茂迁都上京之后,而应在渤海早期。可见集安地区有些田野工作还可以进一步深入开展,虽然渤海遗存比较零散,但毕竟渤海遗存是存在的。在相关田野考古工作没有充分开展之前,有些问题还很难做出肯定与否的结论。

尽管集安地区也有渤海遗存发现,但也必须承认,到目前为止,在丸都山地区还没有发现可以作为渤海早期王城遗址研讨的对象。故目前尚不具备在丸都山地区从考古学层面深入研讨渤海早期王城的条件。

3.磨盘村山城说的考古学观察

磨盘村山城原称城子山山城,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图们市长安镇的磨盘村,坐落在北、东、南三面为布尔哈通河环绕的独立的山体上,城内最高点388米。山城充分利用自然山势,城垣沿山脊和山腹修建,平面呈阔叶状,周长4549米。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2013年开始,至今已连续10年对其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随着考古工作的有序开展和发掘成果的渐次披露,学术界对磨盘村山城的年代与性质的考古学层面研讨也在不断深入。

其实早在2000年,王禹浪、都永浩就提出了磨盘村山城(当时称城子山山城)应是渤海早期王城。当时,磨盘村山城的材料尚仅限于田野调查工作,考古发掘工作尚未正式开展。

王禹浪、都永浩关于磨盘村山城应是渤海早期王城的认识,主要是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开展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展开了考古学层面的研讨。如王禹浪、都永浩认为:“城子山山城及海兰江布尔哈通河流域的确有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遗存,即所谓延边地区出土的高句丽式的纹饰板瓦。有人认为这种瓦完全属于高句丽时代,也有人认为是属于渤海时期。而第三种意见则认为属于高句丽和渤海初期。我们认为第三种说法较为可信,从目前这种瓦的分布范围上看,可能是大祚荣建国初期的一种特有文化。这种板瓦主要分布在今吉林市及延边等地,而黑龙江省境内的渤海遗址(包括上京龙泉府在内)中则根本不见。此外,延边地区的这种板瓦往往伴随着渤海时期的典型陶器出土,说明这种所谓高句丽式纹饰的板瓦可能是渤海初期的一种特有的文化类型,很可能是大祚荣震国时期的文化遗存的典型遗物。”

这里提到的所谓“高句丽式的纹饰板瓦”,应该是文博界早年的某种通识。

早在1955年,李文信在为北京“中央考古训练班”讲课时,就将东北地区一些山城遗址中出土的“红色绳纹大瓦”等作为高句丽山城的“特别标帜”。这应该是对这种板瓦属于高句丽时期认识的源头。基于这种认识,1958年,李文信在调查磨盘村山城(当时称城子山山城)时亦认为,城内出土“网格纹”等板瓦是高句丽遗物,同时亦将山城的始建年代定为高句丽时期。

1991年出版的《吉林省志·文物志》应该是代表当时吉林省文博界的权威性著作,该书认为,磨盘村山城,“高句丽、渤海、辽、金历代沿用,金末为东夏国南京城址”,认为城内出土的绳纹、网格纹、席纹的红褐色或红色板瓦,“与集安市出土的高句丽板瓦相似”,同时又指出:“城内遗物中渤海时期的瓦类为多,有绳纹板瓦、网格纹板瓦、席纹板瓦以及指压纹檐头板瓦等。”可见,《吉林省文物志》已经把这种板瓦的年代拉到了高句丽至渤海初期这一时段之间了。王禹浪、都永浩认为,这类板瓦“属于高句丽和渤海初期”,显然就是这种认识的延续。

真正把这类板瓦的年代拉到渤海时期应该是李强的认识。早在1995年,李强就在日本新潟渤海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延边地区渤海遗存之我见》的学术讲演,认为延边地区没有高句丽遗迹,直接否认了磨盘村山城(当时称城子山山城)等遗址为高句丽遗存的旧说,并进一步指出:“至于同高句丽文物很相似的饰有网格纹等纹饰的板瓦,我们认为也是渤海的遗物,是渤海初期受高句丽制瓦业影响的结果。”李强的这种认识,颠覆了延边地区此类遗存是高句丽遗存的旧说,也为磨盘村山城的年代与性质的研究开启了新的视角。既然磨盘村山城的这类遗存不是高句丽遗存,而是渤海早期遗存,城址又建在山上,那么又该如何定位磨盘村山城的年代与性质呢?按照李强的这种思路,学术界把磨盘村山城与渤海早期王城相联系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随着磨盘村山城田野考古工作的有序开展,其文化性质与年代问题越来越被学术界关注,目前已经成为学界从考古学层面研讨渤海早期遗存,特别是渤海早期王城的最为集中、最为热烈的焦点议题。

目前,磨盘村山城的正式发掘报告尚未发表。仅就已发表的考古简报或阶段性报道来看,发掘者对遗存的文化内涵已有了初步判断。即磨盘村山城存在早、晚两种不同的文化遗存,二者是性质不同的两种文化遗存,不存在承袭关系。晚期遗存是东夏国的遗存,这一点已毋庸置疑。对早期遗存的认识,尽管已有倾向性意见,但仍存在较大的争议。

2015年,《中国文物报》首次报道了磨盘村山城的发掘情况。该文对2013—2014年的发掘情况做了介绍,但介绍的只是磨盘村山城的晚期遗存,即东夏国时期的遗存,并没有涉及到早期遗存。

在2016年出版的《201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一书中,李强等介绍了磨盘村山城内早期遗存的发现情况“在建筑群内的地层中出土了渤海早期凤鸟纹瓦当和绳纹、网格纹板瓦”,并进一步指出,“城中发现的渤海早期遗存,更为今后探寻和研究渤海‘东牟山’早期都城提供了重要线索”,这里,明确把磨盘村山城出土的凤鸟纹瓦当和绳纹、网格纹板瓦的年代定为渤海早期。

2018年,《边疆考古研究》发表了李强等执笔的《吉林省图们市磨盘村山城2013—2015年发掘简报》,该简报在总结发掘成果时指出:“确认了城中存在两种文化遗存。一种是以青灰色陶质的兽面瓦当、卷沿器皿为代表的东夏国遗存……另一种是以红褐色陶质的网格纹、绳纹板瓦为代表早于东夏国的遗存。对于这种遗存的认识,学者们尚未达成共识,发掘者倾向属于渤海国(698—926年)建国初期遗存,并认为这种遗存在山城中有大量埋藏,绝非偶然,它为学界苦苦寻觅史书记载的大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的渤海立国之城提供了新线索。”

这是对2013—2015年发掘成果的认识,但必须承认,这一阶段的发掘,揭露的冶炼址、建筑基址、院落址等主要是东夏国时期的遗存,早期遗存的认识还主要是以“红褐色陶质的网格纹、绳纹板瓦为代表”的这类遗存。但仅凭这类遗存就能把磨盘村山城认定为渤海早期王城吗?显然学术界“未能形成共识”是有道理的。正是由于这种原因,简报结语部分也只是说为寻找“渤海立国之城提供了新线索”,这也反映了执笔者治学态度的严谨。

2020年12月4日,《中国文物报》发表了磨盘村山城发掘项目负责人安文荣、执行领队徐廷撰写的《吉林图们市磨盘村山城遗址考古工作的重要收获》一文,对磨盘村山城2013—2020年连续8年考古发掘情况进行了归纳性总结。

该文对城墙的解剖情况,做了如下阐述:“选择第4、17、21段城墙进行了解剖,确认城墙为早晚两期修筑,早期墙体利用块石错缝垒砌,外墙面向上逐层略有收分,非常规整,现高在4米左右,内墙面多用砂土板筑倚护,墙宽3.5—4米不等。晚期直接利用原有墙体,在墙顶垒块石加高后,两侧填土夯实加固。根据第21段城墙早期墙体外侧基槽内木炭的测年数据,城墙的始建年代应在公元656—727年之间。而晚期墙体的年代数据基本集中在公元1150—1250年之间。”

这里提到的“早期墙体外侧基槽内木炭的测年数据”非常重要,发掘者已据此把城墙的始建年代推在“656—727年之间”。

该文对城内大型建筑群的分布,做了如下阐述:“山城西区、中区和东区均发现有一处大型建筑群,中区建筑群为东夏国时期的仓储类建筑,西区建筑群为东夏国时期起居式建筑,东区建筑群为早期仓储类建筑。”由此可见,早期遗存中大型建筑群的发现,目前只发现在山城东区,而且是“仓储类建筑”。

该文对东区建筑群的发掘情况做了如下阐述:

“东区建筑群东区建筑群位于山城东区中部,发掘前地表可见部分隆起的土包,采集到部分红色瓦件。2017—2019年的发掘表明,这处建筑群的主体为城内的早期遗存,包含石构建筑基址12处,其中,7—11号建筑东西向一字开,12—18号建筑分三列南北向分布,建筑群南侧坡地上有东西向排水沟,西侧有低矮挡墙,东侧紧靠城墙,形成较为封闭的院落;8—10号建筑和12—18号建筑平面呈多边形或圆形,其余建筑为长方形。出土遗物多为红褐色瓦件,多数为筒瓦、板瓦,仅见1件八瓣莲花纹瓦当,其中12—14号建筑倒塌堆积中浮选出部分炭化粮食作物。

“以14号建筑基址为例,仅存地面基础部分,平面整体呈正八边形。建筑基础以未经修整的自然石块(毛石或卵石)修筑,半埋于地下,露出地表部分高10～20厘米。建筑中心直径约1米,以卵石密集铺就,向外辐射出8条石条带,每条长3.75米,将建筑平均分为8等份。建筑基础外框亦为单列或双列石块构成的石条带,每边长2.9米、宽15～25厘米。

“东区早期建筑的发掘,完整揭露了城内一组形制独特,关系紧密的早期遗迹,该类遗存分布范围广,规格等级高,但其所属时代仍存在较大的争议。从目前的证据看,遗址采集到的凤鸟纹瓦当与六顶山渤海墓群出土的瓦当十分相似,出土的绳纹筒瓦、网格纹板瓦在高句丽和渤海早期遗存都有发现,刻划文字与符号的筒瓦、八瓣莲花纹瓦当与丸都山城则更为接近。本年度利用12、14号建筑中浮选出的植物种子,进行了碳十四测年,数据多集中在公元550—700年之间。总的来说,磨盘村山城早期遗存的年代应介于高句丽晚期与渤海早期之间。”

这里详细介绍了东区建筑群的具体情况,也简约说明了发掘者将其定为“仓储类建筑”的依据。

这里提到的考古类型学判断的主体遗物仍然是瓦当与板瓦,如“遗址采集到的凤鸟纹瓦当与六顶山渤海墓群出土的瓦当十分相似,出土的绳纹筒瓦、网格纹板瓦在高句丽和渤海早期遗存都有发现,刻划文字与符号的筒瓦、八瓣莲花纹瓦当与丸都山城则更为接近”,主要是因为这种情况,发掘者才不得不把磨盘村山城早期遗存的年代推为“应介于高句丽晚期与渤海早期之间”。

这里还提到12、14号建筑中浮选出种子的碳十四测年,其“多集中于公元550—700年之间”的数据也非常重要,对于进一步研讨磨盘村山城早期遗存的年代极具参考价值。

另外,该文在对发掘成果意义的阐述时,还曾有这样的阐述:“早期遗存的年代在公元7～8世纪之间,具体性质可能与大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的渤海立国之城有关。”这里,感觉发掘者倾向于把早期遗存的年代与性质推为渤海早期。但该文下面还有这样的阐述:“磨盘村山城发现的以红褐色网格纹、绳纹瓦件为代表的早期遗存,年代处在7～8世纪之间,文化特征也兼具高句丽和渤海早期特点,挑战了以往学术界对这一时期文化遗存的认识。《旧唐书·高丽传》记载:‘其所居必依山谷,皆以茅草葺舍,唯佛寺、神庙及王宫、官府乃用瓦。’城内东区的高等级石构建筑群,范围广,规格高,布局规整,很可能属于官式建筑,对城内早期遗存性质的确认,将对我国东北及东北亚历史研究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这里,感觉发掘者把早期遗存的初始年代又有推到高句丽晚期的意味。

2023年,磨盘村山城的发掘者又发表了《吉林图们市磨盘村山城遗址2019年调查与发掘》一文。

该文对磨盘村山城早期遗存的分析大致与2020年《中国文物报》发表的《吉林图们市磨盘村山城遗址考古工作的重要收获》一文相同,但也有一定程度的变化。如该文在“结语”的最后部分亦即“第五”部分云:“山城遗址东区建筑群的发掘,首次完整揭露出一组形制独特、关系密切的早期遗存。山城内早期遗存分布范围广、规格等级高,但其所属时代仍存在较大争议。从目前的考古证据看,山城中区表土层出土的凤鸟纹瓦当与六顶山渤海墓群出土的瓦当十分相似,山城出土的绳纹、网格纹板瓦在东北地区公元6～8世纪的一些山城和墓葬中均有发现,带刻划文字和符号的筒瓦、八瓣莲花纹瓦当与丸都山城出土的同类遗物更为接近。从本年度J12和J14浮选植物种子所测碳十四年代数据看,年代偏差较大,数据集中在公元550—700年间,或可作为参考。整体来看,磨盘村山城早期遗存的年代应介于公元6～8世纪之间,但仍需要更多考古证据来确定其文化归属。”这里,把城内出土的绳纹、网格纹板瓦的年代定为“公元6～8世纪”,就比此前“7～8世纪”提前了一个世纪。而认为早期遗存的年代“应介于公元6～8世纪之间”的结论,也比此前的“公元7～8世纪之间”提前了一个世纪。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遗存年代与性质的定位方面,也没有出现“磨盘村山城早期遗存的年代应介于高句丽晚期与渤海早期之间”之类的用语,而是用“仍需要更多考古证据来确定其文化归属”一语来结束全文。

2023年,磨盘村山城发掘者还发表了《吉林图们市磨盘村山城遗址2021年北区发掘简报》。新发现的早期遗迹是一座半地穴式建筑。简报对早期遗迹与遗物做了如下判断:“北区早期遗存中,房址石墙所用石料与山城早期城墙相同,砌筑方式亦与山城早期城墙有共通之处,房址内出土的红褐色纹饰瓦件、文字瓦片与山城东区大型建筑基址出土的瓦件基本相同。据此判断,山城北区以F22为代表的早期遗存,与山城东区早期建筑群的使用年代基本一致,年代在公元7—8世纪之间。而房址内砌石的发现,进一步说明山城内早期遗存与山城石构墙体应具有一定的共时性,为讨论山城早期遗存的时代与性质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这里,没有提到“高句丽晚期”与“渤海早期”等字样,只是再次把早期遗存的年代定在“公元7—8世纪之间”。

通观磨盘村山城发掘者的上述阶段性发掘成果的揭露,其对早期遗存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如:2016年,认为是渤海早期遗存;2018年,倾向性认为属于渤海建国初期遗存;2020年,认为“年代应介于高句丽晚期与渤海早期之间”;2023年,则认为其年代在“7～8世纪”或“6～8世纪”,其文化归属“仍需要更多考古证据来确定”。可见,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发掘者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或细化,结论性用语也更为谨严或审慎。

这期间,也有学者从考古学层面参与到磨盘村山城性质与年代的讨论。如2018年,王培新著文,认为:“对于山城的始建年代以及渤海早期城址布局等问题,都还需要做进一步考察,尤其是对具有高句丽文化风格的红色绳纹、网格纹、席纹板瓦的认识,需要更多的考古学证据才能甄别是属渤海早期还是高句丽遗物。但从山城规模及石筑城墙建筑特点等方面观察,磨盘村山城始筑于高句丽中晚期,渤海立国之初作为王城沿用的可能性较大。”2022年,冯恩学、侯璇著文认为:“近几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力量对长城以南的延边盆地及周围地区,持续开展了渤海考古遗迹的专题调查,至今没有找到与磨盘村山城类似的渤海山城。随着延边长城和磨盘村山城的考古发掘工作的推进,认识逐渐深化,目前,已经基本能够确定磨盘村山城是东牟山城。这是21世纪渤海历史研究最重要的突破。”这两篇文章应该是磨盘村山城发掘以来比较有分量、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尤为难能的是二者均从不同的视角对磨盘村山城进行了考古学层面的学术考察。从最后的结论看,这两篇文章均有相同的一面,即都把磨盘村山城作为渤海早期王城来认识,不同的一面是,前者认为,山城始建于高句丽中晚期,渤海建国后作为王城沿用。后者则直接认为,山城就是作为渤海早期王城的东牟山城。还有一个不同点,前者承认是一种推测,故将其渤海早期王城说称之为“假说”。后者则很有信心,似乎已将其东牟山城说视为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其实,二者所用的基础材料大都未出发掘者此前发表的简报或报道之外。如果前者的认识成立,则与《旧唐书》“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的记载并不完全相合。因为该观点认为磨盘村山城不是大祚荣立国时始筑,而是高句丽始筑,大祚荣只是沿用。如果后者的认识成立,则与磨盘村山城早期遗存提供的两组碳十四数据亦有一定的出入。根据“早期墙体外侧基槽内木炭的测年数据”,发掘者把城墙的始建年代推在“656—727年之间”。发掘者一度把早期遗存的年代定在“公元7—8世纪之间”,显然也参考了这个数据。另外,浮选植物种子所测碳十四年代数据多集中在公元550—700年间,发掘者一度认为“早期遗存的年代应介于公元6～8世纪之间”,显然也是参考了这组数据。

这期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和高句丽渤海研究中心等单位还先后多次组织专家学者召开了线下、线上的有关渤海考古新进展和渤海遗存辨识等方面的学术会议,其中尤以2021年至2023年之间的会议更为集中。会上,学者们讨论热烈,争论更激烈。正如磨盘村山城发掘者此前简报中多次提到的那样,即在磨盘村山城早期遗存的年代与性质的问题上,一直“存在较大争议”。就目前看,学术界还很难形成一致的意见。

四、现阶段关于渤海早期王城认识的再思考

尽管学术界做了多方探求,但必须承认,就现阶段而言,渤海早期王城的研讨已逐渐集中在磨盘村山城方面。

2021年5月9日,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磨盘村山城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安文荣研究员在黑龙江大学发表了以“吉林图们磨盘村山城考古新发现”为题的学术讲演,明确指出,“磨盘村山城早期遗存的年代应介于高句丽晚期与渤海早期之间”,并进一步指出:“就现阶段的考古发现而言,现在还不能把磨盘村山城定性为渤海早期王城,因为理由尚不充分,证据链尚未闭合,还有待进一步开展工作。”当时,主持人邀笔者做“点评”,笔者当即表态:“‘点评’不敢当,但我完全赞成安文荣所长关于现阶段还不能把磨盘村山城定性为渤海早期王城的意见。我在2021年‘渤海考古新进展研讨会’上的发言也是持这种意见,在2023年的‘渤海都城考古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仍然是持这种意见。”

坦率地说,笔者并不反对磨盘村山城作为渤海早期王城认识的提出,更不反对对磨盘村山城作为渤海早期王城考量方面的种种探索。相反,笔者认为,磨盘村山城作为渤海早期王城的认识,作为一家之言,作为假说,是可以成立的,而且这种认识的提出对渤海文化的深入研究,对渤海早期王城的寻求极具重要意义。只是觉得现阶段就将其视为定论为时尚早。

就材料说话,被材料牵着鼻子走,这是我们考古工作者一贯奉行的原则。王培新、傅佳欣在总结学术界“有关渤海早期都城遗址的历史地理考证及考古学探索”经历时,曾提到一个值得反思的特点,即“每有新的候选地提出,都会得到多数研究者的认同”。敖东城说提出后是这样,城山子山城说提出后也是这样,永胜遗址说提出后还是这样。这种过早的超前定性往往会造成对学术界的整体性误导,历史的教训至今仍需深刻记取。

磨盘村山城考古发掘的正式报告还没有发表,大家就目前零散的、阶段性的报道,开始广泛地研讨山城的年代和性质,期盼尽快把渤海早期王城的谜团解开。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这种研讨也是必要的。因为渤海早期王城的探求乃至确认是渤海整体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考古工作者必须面对而又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但饭总是要一口一口吃的,一些定性前期的基础性研究还是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做下去的。笔者这里仅提两个方面的问题,供学界同仁进一步思考。

第一,考古类型学、层位学以及相关检测数据对应等方面的研讨。

就磨盘村山城早期遗存而言,目前的器物类型学研讨,主要是集中在红褐色网格纹、绳纹瓦件方面。而“以红褐色网格纹、绳纹瓦件为代表的早期遗存”,其“文化特征兼具高句丽和渤海早期特点”,这应该是学术界的共识。但目前还没有磨盘村山城出土的这种板瓦不是高句丽时期,而只能是渤海时期的坚实证据,也没有更为严谨的类型学分期等方面的专项论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能一口咬定这种“以红褐色网格纹、绳纹瓦件为代表的早期遗存”,只能是渤海早期遗存,而不是高句丽晚期遗存吗?另外,即便能证明这种遗存是渤海早期遗存,就一定能证明这座山城只能是渤海早期王城吗?因为渤海早期遗存与渤海早期王城应该是不同的概念。

目前提供的“城墙的始建年代应在公元656—727年之间”的数据,还只是根据“第21段城墙早期墙体外侧基槽内木炭的测年数据”。但仅就这个数据的概率而言,高句丽晚期和渤海早期各有占比。怎么能据此得出城墙的始建年代只能是渤海早期,而不是高句丽晚期呢?

目前,利用12、14号建筑中浮选出来的植物种子,其碳十四测年,据发掘者报道:“数据多集中在公元550—700年之间”。就这个数据的概率而言,渤海的占比微乎其微,更多的是落在高句丽晚期的纪年之内。怎么能据此得出早期遗存的年代只能是渤海早期,而不是高句丽晚期呢?而且,就发掘者把早期遗存的年代做的两种表述“公元7～8世纪之间”和“公元6～8世纪之间”来看,其存续时间也似应有一二百年之久,进一步工作可能还要考虑到其本身的分期问题,这恐怕就更不好简单地将其年代轻易断在渤海建国初期了。因为渤海国本身存续时间一共才228年。

另外,对早期遗存中遗物的研讨,不能只集中在“红褐色网格纹、绳纹瓦件”方面,出土的其他遗物,如日常生活用具,特别是陶器的类型与分期等,都要进一步深入做工作。目前,这些专题、专项研究,尚未具体进行,就直接力图论定山城的年代与性质,无论如何恐怕都有证据单薄、力不从心之感。最近,卢成敢在写一篇磨盘村山城早期遗存辨识的文章,其中,对磨盘村山城早期遗存中的凤鸟纹瓦当进行了系统性研究。无论其最后得出的结论正确与否,但笔者认为,这种专项的个案研究尤有必要,尤其值得提倡,其意义与价值远大于某些大胆的臆测和空洞的泛论。

第二,关于渤海早期王城规制方面的研讨。

2008年,宋玉彬等学者曾界定了渤海都城建筑的三个标尺:“城市设施的中轴线布局、大型宫殿建筑、釉陶建筑构件。”尽管这三个标尺是根据渤海中晚期都城西古城、八连城和渤海上京城的考古发掘材料归纳出来的,未必完全适合于渤海早期王城。但对我们研讨渤海早期王城的布局与规制也应有一定的参考或借鉴意义。吉林大学历史考古系主任赵俊杰教授在一次研讨会上说过一句颇有趣味的话:“落草为寇的军事中心和稳定下来的政治中心就不是一回事。”大祚荣在营州多年,应该也是见过世面的。大祚荣既然已经立国称王,就绝不能与一般的草寇“山大王”相比。故其王城布局规制方面也必然会有一定的考量。比如,城内王权宣政的殿堂类建筑和王室宫寝类建筑总会有吧?官厅衙署类建筑等作为政体统治中心相应配套建筑总会有吧?目前,磨盘村山城早期遗迹的中轴线布局还没有搞清楚,大型宫殿建筑、官厅衙署类建筑尚未发现,釉陶类建筑构件也没有发现。就现阶段而言,总不能仅仅根据已经发现的仓储类建筑、半地穴建筑等情况,就把磨盘村山城定性为渤海早期王城吧。

另外,西古城、八连城、上京城一经渤海王辟为王城,其文化遗存就别无例外地一直下延,直到渤海亡国,期间从未出现文化断层的情况。如果磨盘村山城确是渤海大祚荣立国开基的王城,那么无论从哪个意义来说,都应该受到后世诸王的高度重视,其文化遗存都应该下延,怎么可能在王城迁徙后一直荒废无人问津,直到渤海灭亡后近300年的东夏国时期才开始被发现与利用呢?

所以,把磨盘村山城视为大祚荣开国的早期王城之说,目前还只能是一家之言,有好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认真论证和解读。当前最主要的是磨盘村山城的考古发掘工作还应该继续深入下去,以期全面揭露磨盘村山城的整体情况。当然,也期待前期发掘工作的正式报告尽快出版,为学术界进一步研讨磨盘村山城的性质和年代提供系统翔实的第一手材料。

注 释:

① 《旧唐书》卷199下《渤海靺鞨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360页。

② 《新唐书》卷43《地理志七下》,中华书局1975年,下同,第1147页。

③ 〔唐〕杜佑:《通典·州郡十》卷180,中华书局1984年,第958页。

④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66页;刘晓东、李玲、勾海燕:《关于渤海早期王城坐标点的文献学定位问题》,《北方文物》2021年第6期。

⑤ 《新唐书》卷219《渤海传》,第6179页。

⑦ 〔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1000《外臣部·仇怨》,中华书局1960年,第11736页。

⑧ 〔宋〕王溥:《五代会要》卷30《渤海》,上海古籍出版1978年,第473页。

⑨ 〔宋〕曾公亮等编:《武经总要》前集卷22《渤海》,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88年,下同,第1127页。

⑩ 《新五代史》卷74《渤海》,中华书局1974年,第9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