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淑锵/浙江大学

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浙江上虞人，我国近现代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家，近代中国气象学和地理学的奠基人。1936年竺可桢受命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此后经历抗日战争时期艰苦卓绝的西迁办学，领导浙江大学由一所普通高校发展崛起成为当时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并在解放战争时期极力维护大学，真正将浙江大学发展成为一所包括文、理、工、农、法、医、师范七大学院的综合性大学。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参与领导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发展，为科学技术进步和民族自强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被誉为“我国近代科学家、教育家的一面旗帜”“与蔡元培一样，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最好的大学校长”。1955年，竺可桢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62年6月，竺可桢以七十二岁高龄入党，确定了一生最终的政治选择。竺可桢去世后，其遗著《竺可桢全集》总字数高达2000万字，尤其是其中日记手稿本就达56本之多，字数逾1300万字，给教育界和科学界留下了一笔极为丰富的精神遗产，意义深远。

1“犹如在做科学研究”

竺可桢的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都被记录在他的日记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从1913年夏季他进入哈佛大学读书，直到1974年2月他去世的前一天，他记了60多年的日记。可惜的是，由于战乱等原因，这2万多天的日记几经散失，保存至今的是1936年到1974年的大部分日记。”此话有虚有实，实的是现存的日记为1936—1974年，计38年；虚的是竺可桢在1936年以前的日记到底始于何时？

竺可桢的儿子竺安先生曾指出“至于他什么时候开始记日记，就不知道了。根据他在哈佛大学时的同学，像胡适、赵元任之日记看，他可能在1913年甚或更早便开始记日记了”。从竺安先生的语气来看，并非十分肯定。因此，将竺可桢日记的起始界定在1913年的意见是值得怀疑的。竺可桢在1962年7月3日日记中回忆“我现留存日记惟余1936年以后，1936年以前大约尚有十年，则在抗日战争中失去”。由此可见，竺可桢日记中的部分或遗失或毁于战争，但开始写日记的年份至少始于1926年，至于再之前的日记是否有所记录，则需要进一步的考订。

纵览竺可桢毕生的日记手稿，可以深切地体会到竺可桢作日记是极其认真的，每篇日记的时间驻地、天气物候、记事（时事）提要、日记正文、收发函电等内容井然有序，每年的日记后面还附有当年大事提要。现存竺可桢日记共56本，页面虽然大多工整、清爽，但日记是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不同心境、不同书法的状态下书写，字体包括楷书、行书、草书等多种不同的字体，还常常出现英文记述，又时以俄文、德文、法文等外文与中文混用。竺安曾说，“几乎每一天都记录得非常详细，见过什么样的人，办了什么样的事”“我记得他在1936年，从南京乘汽车到杭州，在汽车上他盯着车上的里程表，记录沿途各站的距离，连见到几辆自行车等等都记下来”“我一开始也很奇怪，开个会，30多个人，都有谁来参加，他都记得。说实话，我自己开会，事后也讲不出来都有谁。”那么竺可桢又是怎样做到的呢？竺安说：“他有个工作日记本，可以揣在上衣兜里，开会的时候有哪些人来，谁发言了，发言时间从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他都记录在本子上，到晚上，再把这些整理到自己的日记本上。”竺可桢生前秘书李玉海也说，曾陪同竺可桢赴广州出差，见竺可桢不停地凭窗远眺，若有所思，又不时记录着什么，感到新奇和纳闷。后来才知道，竺可桢是在作记录，在1966年3月20日的日记中他记述：“7h50′启引擎，从北京机场起飞，从北京至广州1988km，飞行高度据说是7000m，平均速度（上下不算）530km/hr，到广州需时4h08′。9h过黄河，10h过长江，但最初因能见度差，9h50′以后下〔降〕，地有云雾，直至广州机场上才出云。云底高度据估计不过500m……”如此严谨的日记，令人惊叹。

有人说“竺可桢是用做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来记日记的”“记日记他犹如在做科学研究”“如果内容有疏漏，日后会非常清楚地加以补注，写明补注的时间，但几十年的日记竟没有一页撕毁或者覆盖”。正是由于竺可桢数十年如一日的记录，为中国科学史、中国学术组织及其活动（中国科学社、学会）史、中国气象学史及气象事业发展史、中国教育史、浙江大学史和中国科学院史等各个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

2 一部近现代中国的“百科全书”

作为一位学贯中西、兼通文理、阅历丰富、交游广泛的教育家、科学家和领导者，竺可桢日记不仅涉及科学和教育领域，也记述了其广泛参与的社会各界活动。除了气象、地理之外，数理天文、地质生物、国际政治、中外历史、哲学名著、流行小说、博物杂俎，无不涉猎。大到国务活动，小到天气物候、来往客人、路途见闻、收寄信件等，无所不包。日记中还记载着他个人的大量阅读，折射出他的勤奋与兴趣之广泛。无论政界要员、科学大师，还是青年学生、普通工人，均跃然纸上。阅读竺可桢日记，读者可以感触到一位真实丰满的竺可桢，体会到竺可桢卓越的思想遗产，同时也可以管窥20世纪中国政治、社会、科学、教育、文化的发展轨迹。潘涛认为“竺可桢的日记可以看作是20世纪30—70年代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不啻为一部近现代中国的‘百科全书’”。

2.1 竺可桢日记中的政治史

竺可桢日记中不仅记载他在民国时期与蒋介石、陈布雷、王世杰、朱家骅等各种政治人物来往的记录，也记录了他在新中国与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交往事宜。1958年10月27日，毛泽东主席参观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展览会，竺可桢作陪并在当天日记中记下了这次参观的全过程，“毛主席来。先至三楼看人造卫星和自动控制等。至五点多始至二楼，限于时间，故极匆促。由张副院长、郭院长陪同，环视生物学部、地学部和综考会一周。地学部见广西Karst模型，云：‘向传说桂林山水甲天下，但模型即不好看。’见大地构造模型，问了许多问题。见综合考察吐鲁番模型，问火焰山是什么？六点毛主席看毕回。”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关于毛主席的每行字的下面都用了下划线。1964年2月6日，毛主席请竺可桢、李四光和钱学森前往中南海菊香书屋谈话。竺可桢记下了这次谈话的情形，“下午一点钟得毛主席电话，要我去中南海谈话，并说只约了仲揆和钱学森。我到中南海怀仁堂后的（乙组）时，见毛主席卧室两间，外间外摆图书，内室一大床，桌、椅、床上也摆满图书。他卧在床上与我握手后，床前已摆好三椅，我坐下正要问好，他就先说见到我关于《中国气候的几个特点》文（已摘录在《科学技术研究动态》第（274？）号中）。我就说明这是去年杭州地理学会所提论文。他就说农业八字宪法‘水、土、肥、密、种、保、工、管’外，又加‘光与气’。他对于太阳光如何把水和碳氧二［二氧化碳］合成为碳水化合物有兴趣。”次日的日记中又提及毛主席，“昨天所讲可以看出：一是关于农业八字宪法，毛主席以为‘水、肥、土、密、保、种、工、管’八字宪法在农业方面照顾尚有缺点，应加‘光和气’（日光和气候）”。这一天竺可桢与毛主席的交谈，也是后来两人“一人管天、一人管地”的故事由来。

2.2 竺可桢日记中的大学史

竺可桢题词：求是精神

1938年11月19日竺可桢日记手稿

1941年6月7日竺可桢日记手稿

出任浙大校长是竺可桢一生轨迹的关键转折，竺可桢日记完整记录了全过程。1935年底北平学生反对华北自治，发起“一二九运动”，浙大学生迅速响应，但是由于受到时任校长郭任远的阻挠，转而发动“驱郭斗争”，迫使国民政府任命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这是近代中国大学史上的一次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竺可桢在1936年1月28日的日记中，记载了与浙大相关的内容，“据咏霓云，浙江大学教员与学生均不满于校长郭任远，郭辞职，教部已有允意，但蒋因学生排斥校长势不可长，故决维持郭，在郭辞职时曾有人主派余前往长浙校之议云。”这是竺可桢第一次知晓浙大学潮及有人推荐之事。第二次记载是在2月11日“八点咏霓来谈一小时，据谓陈布雷等拟提出以余为浙江大学校长。余谓在此时局，难保于三四月内不发生战事，京杭兼顾势所不能，故余不愿就，若能于浙大有所补益，余亦愿竭全力以赴之也。”十天后，竺可桢与陈布雷见蒋介石，谈“赴杭州长浙大事”。竺可桢在2月21日的日记中记录此事。3月1日，竺可桢日记又载“为浙大校长事访咏霓、布雷。余对于浙大校长虽非素愿，但咏霓、布雷等既相推重，余亦愿牺牲于一时，但不愿放弃气象研究所事。……余以久兼决非办法，故以半年为期。”3月7日，竺可桢又晤陈布雷“余提三要求，三点即：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则以半年为限。”3月8日的日记记载了往晤陈布雷会谈情况。此后，竺可桢四处接洽人事，为接管浙大搭建班子，并罗致师资。4月25日记载“晨九点赴浙大接事，并偕刚复、晓沧、李伟超视察一周。下午三点教职员茶话会。四点在体育馆演讲。乘五点五十分车离杭返京。”从第一次知浙大事至最终赴浙接管浙大短短88天时间中，竺可桢作出了自己关键的抉择。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浙江大学被迫于1937—1946年间西迁浙江临安、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贵州遵义、湄潭等地坚持办学。期间，浙江大学在广西宜山确立“求是”二字为校训，从此“求是精神”成为全体浙大师生的行动指南。就在确立校训的1938年11月19日，竺可桢在日记中记下“决定校训为‘求是’两字”。竺可桢日记记录了民国时期浙江大学十三年的办学史，内容从西迁崛起到复校守成，逐日记录，马一浮、邵裴子、熊十力、钱穆、丰子恺、苏步青、陈建功、胡刚复、贝时璋、王淦昌、谈家桢、程开甲等一大批杰出的人文学者、科学巨匠和优秀学子记录其中，堪称一部日记体裁的编年体大学史。

2.3 竺可桢日记中的科学史

竺可桢日记中记录了中国科学史的发展过程。科学史学者指出：“将中国科技史研究成果推向世界，是竺可桢多年来始终为之奋斗的目标，也是他作为中国科技史研究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重要贡献。早在1944年李约瑟博士两次造访西迁至贵州遵义、湄潭的浙江大学时，这项工作就已开始。”1944年，遵义和湄潭的浙江大学举办中国科学社成立30周年的纪念活动，李约瑟来校参加纪念活动，并与浙大师生座谈交流。在湄潭期间，李约瑟仔细听取了竺可桢的《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和钱宝琮的《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之特点》等科学史专题演讲。竺可桢在10月22日至29日的日记全过程记录了李约瑟在浙大的活动情况。在活动期间，经竺可桢介绍，李约瑟结识了钱宝琮和王琎，这次活动对李约瑟后来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李约瑟研究中国科技史，最初是受到浙江大学竺可桢、王琎、钱宝琮等学者的启发而着手进行的。”为此，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序言中特别提到竺可桢、钱宝琮、王琎三位的名字。研究中国气候变化是另一个极其重要的科学史工作。1964年2月7日，竺可桢写信给毛主席，并将自己写的《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和《物候学》各一本送予主席阅。他在日记中说：“因他老人家昨天曾问：‘你们有什么著作？’交与沈文雄(竺可桢的秘书)由院送去。”受主席谈话的鼓励，竺可桢在此后几年潜心于历史气候变迁的研究。1972年4月17日，竺可桢对《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作了最后修改，交《考古学报》发表。1972年9月8日的日记中记载：“今日起开始校对并修改《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探讨》文稿，发现过去所不注意一点。”该文发表后，共刊印了11种版本，除中文的几种版本外，尚有英、德、法、日、阿拉伯和世界语文种。气象学家张德二先生指出：“这是中国科学界的一件大事。此文开启了一扇将古老的中华文明与现代科学前沿问题连接的大门，开启了将中国气候学研究与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相衔接的大门，开辟了将中国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用于现代科学研究的新途径，开创了一门新学——历史气候学。”

2.4 竺可桢日记中的亲情

竺可桢日记还生动记录了各种日常生活，尤其是竺可桢的内心情感世界。竺安先生说：“当年在浙大西迁路上，我二哥生病去世，我们兄妹5个人中，二哥是父亲最喜欢的孩子，他14岁去世，半个多月后我母亲又去世，对父亲打击非常大。但当时我根本看不出来，因为他肩上有很重的担子。随着日寇步步入侵，必须一次次地迁校，顾不上为家事而悲伤。我后来在整理日记的时候才看到，母亲去世约半个月后，有一次他一个人在深夜，悲从中来，号啕痛哭。这是母亲去世后他唯一一次感情爆发。”“父亲的伤痛，我是看了日记才知道。”竺可桢发妻张侠魂是在1938年8月3日因病不治去世。竺可桢当日的日记详细记录的夫人撒手人寰的全过程，道尽凄凉。1938年9月20日，竺可桢在日记中记载：“晨一点半醒，不能成寐”。因不能成寐因续成步放翁原韵悼侠魂绝句两首。

（一）

生别可哀死更哀，何堪凤去只留台。

西风萧瑟湘江渡，昔日双飞今独来。

（二）

结发相从二十年，澄江话别意缠绵。

岂知一病竟难起，客舍梦回又注然。

绝句两首，寄托了无尽的相思和悲伤。1961年1月21日，爱子竺津病逝，竺可桢日记却出奇反常地未记资讯。直到一个月后，在日记怀着沉痛的悲恸之情赫然写下一首《七律·哭希文》。

忆汝十六气峥嵘，投笔从戎辞母行。

杀敌未成违壮志，读书不遂负生平。

诗中忆述爱子青年时代意气风发，投笔从戎，结果却是从军不得志，读书负生平，同样是道不尽的凄凉。

竺可桢与夫人张侠魂及子女合影

3“让日记有个好的归宿”

竺可桢生前从未将日记示人，去世后直到1978年才由妻子陈汲捐赠出来。人民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先后于1984年和1989年接续出版《竺可桢日记》五卷本，可惜所收日记并非全本，而是有所取舍，读者不能一窥全貌。2001年3月1日，《竺可桢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编撰委员会成立，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担任编委会主任，十余位院士担任编委，著名科学史家樊洪业（1942—2020）担任主编，宣告了国内迄今为止最大的科学家著作出版工程正式启动，编撰主要内容是竺可桢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论著、书信及1936—1974年间的日记。2013年底《全集》编竣，计24卷，2000余万字，其中第6卷至第21卷是日记部分，计16卷，总字数高达1364.6万，广大读者，尤其是学界终于如愿以偿，得以最为全面地知悉竺可桢科教人生。

在编撰竺可桢日记的过程中，为方便研读和编撰，日记手稿长期留存在编辑团队手中。竺安说：“日记原来是在中科院，由全集主编樊洪业保管的。”随着《全集》24卷在2013年底全部出版完毕，竺可桢日记手稿应当如何收藏与保管成为一个新的重大问题。竺安与樊洪业商量如何妥善处置竺可桢日记手稿，结论是应当将日记手稿尽量放在一个专业的档案馆里。竺安经过三年多的思考和比较，“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捐赠给浙江大学档案馆合适，因为竺可桢和浙大有着特殊的关系。”2017年3月15日，他向时任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去函：“鉴于《竺可桢全集》业已出版，则竺可桢日记原件应予妥当保存。这些原件现在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室，只是放在铁质档案柜一般性载存放，我们竺氏后人经研究商讨后，打算全部无偿捐赠给浙大档案馆，一方面它是浙大校史的珍贵资料，另一方面也可以得到较好的保存条件。”他希望“捐给浙大，让日记有个好的归宿。”

收到竺安先生的信函后，吴朝晖校长即将信函转浙江大学档案馆，档案馆工作人员立即启动对接事宜，3月31日档案馆工作人员与竺安取得联系，当面确认捐赠内容和协议。4月6日，浙江大学派出分管档案工作的副校长罗卫东带队赴京，商谈日记捐赠事宜，并在竺安及夫人傅婉芳、儿子竺为群和《全集》主编樊洪业等人的见证下，在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室正式签订了捐赠协议。随后竺可桢日记手稿共56册被安全护送到浙江大学档案馆，采用最为安全的方式永久收藏。5月21日，恰值浙江大学建校120周年纪念日，学校隆重举行“竺可桢日记手稿捐赠仪式暨‘大学历史与大学精神’座谈会”，包括竺安在内的竺氏家人有数十位参加了捐赠仪式和座谈会。竺安在捐赠仪式上表示，“因为与浙大的深厚渊源与感情，竺校长后代们决定把日记手稿捐赠给浙大，相信浙大会是这批珍贵史料的最好归宿。”罗卫东则指出，这是120周年校庆前夕学校收到的最宝贵的礼物！浙大接受这批无价之宝，自当尽心尽力予以精心保护，并千方百计予以弘扬和传承。

为了更好地做好保藏工作，浙江大学档案馆于2022年以《竺可桢日记手稿》申报第五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23年1月，国家档案局发文公布了第五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评选结果，《竺可桢日记手稿》成功入选。这是高校档案馆藏日记文献首次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目录，对于进一步保护竺可桢日记手稿无疑将会产生深远影响。

4“宝贵的本土资源”

由于竺可桢在我国近现代中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享有崇高地位，随着《全集》，尤其是竺可桢日记的全部整理出版，无论是科学界还是教育界，对于这位文理相通、学贯古今、德泽后世的杰出教育家和科学家本身有了更加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包括对竺可桢日记这份宝贵的精神遗产的认识也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

阅读过竺可桢日记的学者纷纷给予日记高度评价。有学者认为，在近现代私人日记中竺可桢日记具有特殊价值，因为作者地位特殊，是科学教育两界的泰斗级人物；日记规模浩大、跨度长达38年，在篇幅上罕有人与之相匹；并且日记记叙翔实，涉及面广，不隐讳个人见解。陈红民指出，《竺可桢日记》被誉为“民国四大日记”之一，非常重要，学界都很重视。这部日记不是个人生活的历史，而是近代政治科技教育发展的记录，对于整个中国科技史、教育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详细的活史料。任少波曾在《竺可桢日记手稿》捐赠仪式上讲话指出，56本日记，大小、厚薄、新旧都不一样，但是都记载了竺校长毕生奋斗的历程，凝结着竺校长科教兴国的心路，闪耀着竺校长求是精神的光芒，是竺校长留给我们的一份极其珍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遗产。

历史学者张荣明阅过近百部晚清、民国日记，对于竺可桢日记有最为深刻的认识，认为“《竺可桢日记》是中华民族古今日记中的第一巨无霸，笔者有幸从头至尾通读了这部日记，发觉其内容所具备的丰富、复杂、珍稀、精悍诸种特点，远非其他日记所能望其项背”。竺可桢先生的日记是一片汪洋大海，气象万千，里面精彩的资料令人目不暇接，没有一部民国日记能够超越它，只有从头至尾看过一遍，你才能真正地感悟到这是一部在民国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空前绝后的大师日记。

著名教育史学者、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田正平则对竺可桢“这位著名的教育家充满了由衷的敬意”，认为：在竺可桢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一位大学校长的家国情怀，他的追求真理、培育英才、转移风气、报效国家的办学理念，他的“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精神境界，他的克己奉公、清正廉洁、襟怀广阔、平易近人的道德情操，不仅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份弥足珍贵的遗产，更是21世纪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征途中，我们亟待认真发掘、充分利用的宝贵的本土资源。

田正平教授之所以认为竺可桢的“办学理念”“精神境界”“道德情操”是“弥足珍贵的遗产”和“宝贵的本土资源”，笔者浅见乃是因为这些“遗产”和“资源”是真实存在的，切实发生过的，并且是被记录下来和得到实践检验的可靠“遗产”和资源。没有任何一位具有相同地位和影响的大学领导者和科研组织者像竺可桢这样，细致地将自己毕生的学习、思考与实践的过程，以及大量极其关键的学者交往、自然与社会的观察和政学关系等等，事无巨细，数十年如一日，勤记不辍。正是由于阅读了上千万字的“竺可桢日记”，受日记中所记录的观念、思想、实践及交往所展现的非凡智慧和涵养的强大力量所感染，学者才能发出如此振聋发聩的倡言。

那么，竺可桢的事功德泽及其文集，尤其是卷帙浩繁的竺可桢日记，作为“宝贵的本土资源”，我们又将如何“认真发掘、充分利用”呢？“研究是最好的纪念。”此言不假。事实上自从竺可桢去世以来，竺可桢研究已经蔚然成风。早在20世纪70、80年代，随着《竺可桢文集》、《竺可桢日记》（五卷本）的先后出版，竺可桢研究已经引起学界的关注。地理学家严德一教授提出了研究“竺学”（即“竺可桢学”）的倡议。进入90年代后，刘操南发展了严德一的“竺学”概念，发表《竺学蠡测》一文，系统论述“竺学”的基本范畴为“学贯中西，文理渗透，博大精深，开物成务。”何亚平则是当今学界最为坚定的“竺学”倡导者，多次呼吁加强竺可桢研究。遗憾的是，现有研究总体上呈现出追忆性、重复性、零散性、解释性的特点，缺乏组织性、系统性、全面性、代表性，存在一定的“缺陷”。

如何改进竺可桢学研究的现状呢？笔者以为，首先就要恢复80年代成立后来逐渐消亡的“竺可桢研究会”，并以此为平台，加强组织，凝聚队伍，开设课题，领导全国性或者地方性的竺可桢研究活动，加快形成与发展“竺可桢学”。其次，加强竺可桢日记手稿等档案史料的研究和开发，使广大研究者能够接触史料，方便开展竺可桢研究。再次则是在中国科学院、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竺可桢故乡上虞，以及竺可桢一生中学习、工作过的地方建立一批纪念场馆，弘扬竺可桢的科学家精神。另外就是广泛宣传竺可桢的生平、事迹、贡献及其崇高风范，在教育界、科学界和社会各界形成向竺可桢学习的良好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