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发金

1949年11 月7日， 王稼祥递交国书后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门前与参加活动的人员合影。前排左起：戈宝权、曾涌泉、王稼祥、边章五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会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和全体委员宣布就职。会议一致决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施政方针，并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向全世界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公告》向各国政府庄严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第一份外交公函的发出及外交部的组建

开国大典结束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周恩来以外交部部长的身份发出第一份公函。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份外交文书。公函送达各国在北京旧领事馆领事，请其转交各国政府；在北京无领事馆而在南京有大使馆或公使馆的，则送达南京各国旧大使馆或公使馆。两个小时以后，斯大林即从莫斯科发来贺电，庆贺新中国成立。

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工作班子立即投入外交工作。当天晚上的国庆宴会，由政府典礼局和外交部工作班子安排苏联此前驻北平领事馆部分人员和苏联派到中国的专家参加。

10月2日，苏联副外长葛罗米科（外长维辛斯基在联合国开会） 受苏联政府委托，致电通知新中国外长周恩来：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中苏正式建交，苏联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也获得全面发展，从而大大增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对维护远东和世界的和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0月5日，王炳南带领新建立的外交队伍进入外交部办公楼办公，规划编制，配备干部，拟定《外交部组织条例草案》。

10月10日， 《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毛泽东修改过的头条新闻：“中苏任命首任大使，苏联为罗申，我国为王稼祥。”

同日，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大使罗申到任。外交部安排专列前往满洲里迎接罗申一行，王炳南在前门火车站主持举行有3000人参加的盛大欢迎仪式，军乐队奏欢迎曲。周恩来、董必武、聂荣臻、沈钧儒、章伯钧、张治中、邵力子、廖承志到车站欢迎。

10月16日，周恩来外长安排罗申大使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罗申致颂词后，毛泽东致由周恩来起草的答词。毛泽东致词完毕，与罗申热烈握手。

10月20日，毛泽东宴请罗申大使，王稼祥作陪。王稼祥大使赴任，连护照都来不及办理。毛泽东特地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亲笔信：

“兹介绍王稼祥同志给你。王稼祥同志到苏联的任务，除担任我国驻苏大使并以我国外交部副部长资格兼管对东欧各新民主国家的一般的外交事务外，同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资格（他是我党的中央委员） 和你及联共中央接洽有关两党之间的事务……”

同日晚，周恩来前往北京火车站为外交部副部长、首任驻苏联大使王稼祥离京赴任送行。周恩来对王稼祥说：“建立国家的外交关系，派大使，搞外交，我们经验太少，你赴任后要多总结经验，推动我们外交工作的发展。”

10月31日，王稼祥一行抵达莫斯科。11月3日下午1时，新中国首任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王稼祥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呈递新中国第一份国书。同日，王稼祥向北京报告递交国书的详细情况。11月14日，王稼祥向北京续报递交国书的具体情况。

北京东城区外交部街33号，一度是中共进入北平后华北人民政府所在地。外交部工作班子，分别在东交民巷御河桥2号院、西松树胡同办公，后全部迁入外交部街30号。

11月3日，周恩来召集李克农、王炳南、董越千、柯柏年、乔冠华、龚澎、赖亚力、杨刚等开会，研究外交部组织机构建设的具体问题，确定了六司两委一厅的编制和科长以上的干部配备。这是外交部机构建立之后的首次会议。

11月8日，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在外交部街30号郑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

会议由王炳南主持，并致开幕词。他说：“外交部建部工作，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已经顺利完成任务。有了办公地址，有了组织条例，有了工作干部，这些条件与其他部门比较起来是很难得的。我们相信，今后在周、李两位部长直接领导下，定能顺利完成任务。”他介绍了外交部自10月1日至11月7日完成的各项工作任务。周恩来、李克农发表了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讲话。

成立之初，外交部不断补充新鲜血液。到1949年12月，人员总数已达285人，其中有干部248名及工勤杂人员37名，男女比例约为7∶3。

干部主要来自：中央外事组约50人，中央外事学校约100人，回国的留学生17人，留用原国民党政府人员57人，从军队调来部分人员，以及从隐蔽战线和统战系统调来的部分人员。

从选拔外交干部的条件看，首先是干部需要有长期革命斗争的经历，尤其有外事工作的经历；其次是政治清白，组织纪律性强；再次是能掌握一门或两门外语与外交技能。

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队伍经历的外交大事件

在既定外交政策的指导下，新中国自1949年10月1日成立之日起到1959年12月进行了一系列影响中国命运和世界形势的外交活动，主要有：

毛泽东访问苏联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毛泽东就于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访问苏联，与斯大林会晤。周恩来总理率庞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于1950年1月20日至2月17日访问苏联。经过多次磋商，终于在2月14日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奠定了新中国处理中苏同盟关系的基础。它将此前中共中央的“一边倒”外交方针以法律文件形式固定了下来。该条约是一项防守同盟条约，实际上针对的是美国，即条约文本中所指的“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在新中国面临美国强烈敌视的情况下，该条约极大地有利于新中国在国际社会站稳脚跟。

日内瓦会场上的中国政府代表团。 前排左起： 李克农、 周恩来、 张闻天等。后排左起： 章文晋、 陈定明、 浦寿昌、 陈家康、 王炳南等

朝鲜停战谈判

中国人民组成志愿军于1950年10月入朝作战，把“联合国军”打回三八线。1951年7月8日，双方组成代表团，于当年10月23日至1953年7月26日进行谈判。中方志愿军代表邓华将军参加，后有边章五将军和丁国钰将军相继接替，1953年4月26日由柴成文将军接替。1951年7月10日在开城谈判，10月25日改到板门店。1953年7月27日达成《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及其附件《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中方派出由李克农任组长和乔冠华任指导员的谈判工作组，到朝鲜指导谈判。正是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惊人表现，世界各国此后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对华政策，即使它们中的一些国家并不想改变反共反华立场，却也再不敢轻率对待这个重新焕发生机的东方古国，新中国也得以傲立于强敌环伺的国际环境之中。

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会议

联合国安理会于1950年9月29日通过决议，同意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会议。10月23日，周恩来电告联合国秘书长赖伊，称中国政府将派伍修权为大使衔特派代表和乔冠华为顾问，龚普生、安东、陈忠经（陈翘）、浦山、周砚、孙彪、王乃静等9人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会议。因中国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要求将入境签证地点定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中方人员将在那里转赴美国纽约。周恩来指示伍修权，到联合国后的具体活动可由代表团相机行事，主要发言稿则要在北京写好并经审批，各种资料要事先整理好，并要译成英文，翻译事务由浦山和周砚负责。伍修权一行于10月24日抵纽约，10月27日参加会议，10月28日伍修权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长篇演说。他的演说对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的侵略、掠夺和欺诈，作了无情揭露与愤怒控诉，把中国人民受的气一下吐了出来。伍修权的演说从内容到音量都在会场内外引起了震动，使美国“反动头子”杜鲁门和杜勒斯等十分恼火又奈何他不得。

日内瓦会议

1954年2月18日，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在柏林会议上达成协议，建议在日内瓦召开由中、苏、美、英、法以及有关国家参加的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会议分为两部分，交叉进行。4月26日至6月25日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中国政府应邀出席日内瓦会议，周恩来率领由120人组成的政府代表团与会，事先作了充分准备，还专门向苏联方面取经，学习参加大型国际会议的经验。

4月19日，中国政府任命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为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重要会议。

日内瓦会议是一次成功的会议。这次会议对新中国来说是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的。通过这次会议，印度支那的战火熄灭了，越南北部完全解放。这就再一次打乱了美国从朝鲜、中国台湾、印度支那三条战线威胁新中国的战略部署，巩固了中国南方边陲的安全。通过这次会议，世界看到了同美国所掌握的安理会形容的完全相反的新中国形象，看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新中国外交风格，看到了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看到了在处理国际问题当中新中国的分量。

万隆会议

万隆会议，即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有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参加。这是亚非国家和地区第一次在没有西方大国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人民切身利益的大型国际会议。会议在万隆召开，所以也称万隆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由周恩来任团长，成员有陈毅、叶季壮、章汉夫、黄镇，顾问有廖承志、杨奇清、乔冠华、陈家康、黄华、达浦生大阿訇，秘书长为王倬如，助理有浦寿昌、石志昂、李兆基。随团记者有沈建图、黄作梅、杜宏、李平、郝风格。不幸的是，沈建图、黄作梅等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遇难。万隆会议主要讨论了保卫和平、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等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目的是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并共同抵制美国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活动。万隆会议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涵盖了与会国在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等多个方面所达成的共识。公报中“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提出了载入史册的十项原则，是亚非国家对国际关系准则的重要贡献，是世界历史进程中划时代的里程碑。

外交队伍概况

高级干部及中层干部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部领导都有军事背景，即大都在部队里担任过要职，他们的原则性强，工作能力强，在军内外、党内外和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外交部挂帅的是周恩来，他曾任工农红军总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以政务院总理身份兼外交部部长。第一副部长王稼祥，曾任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外交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他是第一位出使苏联的大使。常务副部长李克农，曾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兼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副部长章汉夫，作为董必武的秘书参加过联合国成立大会，在周恩来出访和李克农赴朝鲜主持朝鲜停战谈判时，他实际上主持外交部工作。副部长伍修权，参加过遵义会议，曾任东北军区参谋长。1954年任常务副部长的张闻天，曾在中共中央负总责多年。外交部高层由这些人组成，外交工作可谓得天机。1958年，陈毅任外长，为外交部领导班子增添了力量。

外交部中层干部都是原中央外事组成员和从军队调来的干部。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的社交能力和组织能力极强，自抗日战争起，一直是周恩来的左右手，被毛泽东称为“我们的王外长”，是新中国外交部建部的台柱子，选地址，组班子，制定最初的规章制度均由他具体负责。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阎宝航曾任辽宁省政府主席。他是一个传奇人物，是宋美龄的座上客，是首批军人大使礼宾知识的启蒙老师。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乔冠华，抗日战争时期在新华社香港分社任社长，写国际形势述评文章就出了名，后到重庆办报纸，一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是有名的笔杆子，深得毛泽东、周恩来赏识。自1949年外交部成立起，乔冠华一直是外交部重要文章的起草人。西欧非洲司司长宦乡，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是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外交部另一个大笔杆子。国际司司长董越千，曾任白求恩的翻译，华北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熟悉外事工作。情报司司长龚澎，曾任香港《中国文摘》主编，在重庆谈判时任毛泽东的英文翻译，国内外公认的才女。中层领导干部还有龚普生、赖亚力、温朋久、柯柏年、熊向晖、杨刚等德才兼备的年轻人，可谓人才济济。

来自军队的大使、 参赞和总领事

外交部领导的除了部内机构和地方外事机构，还有一支大规模的队伍——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除1949年11月8日外交部成立大会之前王稼祥出使苏联较为及时外，第一批大使的派出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1950年5月到1951年5月共派出14位大使。

1949年10月至1959年12月，新中国的建交国（包括代办级的英国、荷兰）达34个，共派出31位大使。其中，23位是来自军队的干部，5位是来自隐蔽战线的干部。1949年至1951年，派出的第一批15位大使中有11人来自军队，由此产生“将军大使”的说法。这11人中，从事过军事指挥工作的有倪志亮、谭希林、彭明治、袁仲贤、耿飚等5人，从事过军队政治工作的有王幼平、黄镇、姬鹏飞、韩念龙等4人，从事过军事情报工作的有冯铉、吉雅泰、王任叔等3人。

中央对第一批大使人选挑了又挑，十分慎重。对于把大使派往哪一个国家，是有一定考虑的。苏联是新中国最主要的外交对象，出使任务艰巨、情况复杂，选派的大使自然要考虑苏联方面的尊重和信任，能够协调对苏关系，先派王稼祥后派张闻天赴任是经过仔细研究的；派王任叔到印度尼西亚是考虑到他在印尼政府中有不少朋友，尤其是在印尼华侨中有较高声望；出使蒙古的是乌兰夫推荐的吉雅泰这样出色的蒙古族干部。

将军中职务最高的是三野代参谋长袁仲贤，他被派往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事业有重要意义的印度。工作相对较轻的派往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的使节职务，则由有外事经历的将军担任。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1949年12月27日给各野战军总部发去关于选派外交人员（大使、公使、领事）的标准：党员、政治上忠实可靠；高中以上文化水平，能懂外语更好；有相当多的情报工作经验和军事知识；谨慎周详，能坚决执行政策，服从领导；身体健康；年龄在20岁至40岁之间的师级、团级以上干部。要求被选人员于1950年1月25日以前到北京报到。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行各业均面临干部严重短缺局面，特别是专业领域。外交部也是如此，外交人才是稀有资源。除外事系统的一些骨干外，有过在军调部或军调小组工作经历的人则成为相对合适的人选。军队的政工干部转为中央或地方的文职干部并不罕见，转入其他部门的军官们面临的工作性质、工作内容的挑战程度也很大。过去外事系统及情报部门里的干部不可能被大量调配给外交部，即使是外事口也还有外经贸部、贸促会、中苏友协、对外友协等机构。

组织上允许大使自己物色干部

在选定派去驻苏联大使馆的外交人员时，中央还是比较谨慎的。最初留用少数原国民党外交人员（起义人员）负责短期维持使馆的基本运作，同时在选派使馆人员时看重“政治清白”。虽然外交人才难求，但在干部录用上却始终把阶级队伍的纯洁性作为选用的第一原则，坚决不录用原国统区学校培养的要担任外交官的学生。有外交报国愿望的金庸收到外交部顾问梅汝璈的邀请，被要求辞去在香港的编辑工作北上北京。但被乔冠华拒绝，乔冠华要求金庸先去中国人民大学接受政治教育。金庸在国民党国立政治学校的学习背景成为调入的最大障碍。

中组部、外交部努力调配参赞以下各类干部，周恩来也在具体的人选问题上多次表态。由于时间仓促，驻苏联使馆人员主要由中组部和外交部调配。后来各使馆都要人手，中组部无人可找，于是让大使自己物色人选，中组部发调令。王幼平回忆：“那个时期，新中国百业待兴，干部很缺。特殊时期采用特殊政策。驻外使馆干部，中央和外交部只管大使人选，其他外交官则由大使自己找。周总理对使节们说，现在干部很缺，各个使馆的干部请各位大使自己解决。方法是：大使物色、提名，然后将名单报请中央组织部下调令。”

大使不得不各自组建使馆班底。1950年6月至10月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派出的外交人员的名单档案表明，除三位大使及两位女眷外，共有18人。这18人均是中共党员，政治上是可靠的，但写明有外事工作经历的只有赵政一、孙一新两人。他们普遍比较年轻，像林亮、符浩这样的“三八”式干部，受教育程度比较高，是受“一二·九”运动影响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当时已经是党内的中高级干部。还有一些是解放战争中、后期参加革命的年轻人。

耿飚大使找来的干部多来自自己原来任职的第19兵团，很重要的原因是第19兵团就部署在北京附近，容易找到和调动。

王幼平大使是兵团政治部主任，分管组织人事，却只是辗转找到几位干部，因其老部队尚部署于南方，找到老部下和熟人非常困难。

吉雅泰大使原在内蒙古工作，他找到的干部自然是内蒙古地区的他认识的或领导推荐的。

陆续调离原使馆的留用人员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手不足的情况下，使馆（团）还在当地雇用一些事务性工作人员和勤杂人员，但对他们保持较高的警惕性。1952年，外交部专门制定《关于驻外使领馆雇用人员的暂行规定》，要求逐步清退使馆所雇原国民党使馆工作人员。

大使学习班 （即外交官培训班）

为使这些久经沙场的将军迅速转变角色，由从戎的将军变为“文战”的大使，外交部于1950年2月至5月为他们举办学习班，学习计划由王炳南和阎宝航具体制定。大使学习班共40人，以大使为主，有部分参赞、一等秘书参加。越南人黄文欢也在这个班学习过。学习班地点设在外交部街30号的老部礼堂。与大使学习班同步进行的，还有中央军委情报部办的情报干部培训班，拟出国任武官，有100多人参加。两个班课程安排完全一致，有时一起上课，有时分开学习各自业务，其中许多人调入外交部和外事部门任职。

大使学习班从外交最基础的东西学起。国际形势、国际政治，建交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概况和风俗习惯，外交文书，外交礼仪等知识，都由专家上课。除理论课之外，还有参观、练习课。学员们认真听课，虚心学习。

周恩来给大家上了第一课。他要求各位大使要多做友好工作，要学习驻在国语言，注意学习驻在国的长处，强调：“外交工作授权有限，所以你们要经常向国内请示汇报。外交无小事，千万不可掉以轻心。使馆内要有严格的纪律，要加强组织纪律性。”

1950年3月10日，毛泽东在接受罗马尼亚大使鲁登科递交国书之后，接见前来观摩递交国书程序的大使学习班学员，说：“解放军历来是我们培养干部的地方，所以，中央决定从部队中挑选一批干部。”“我们高级干部中懂外语的人很少，但也不能不派大使呀！暂时不懂外语也可以当好大使。汉朝的班超、张骞不是也不懂外语嘛！但他们出使西域，非但不辱使命，而且功绩卓著。”“你们之中有好几位都是参谋长、政治部主任，擅长调查研究，出国以后要发扬在部队时的长处，搞好调查研究工作。”“将军当大使好，你们不会跑掉。”毛泽东还承诺，保留将军们的军籍。

新中国外交部刚成立时，靠原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的留用人员起草外交文书，后来参考苏联和国际上通用的格式，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称谓、开头、行文、结尾、落款等均形成一套固定的格式。

1962年7月， 陈毅（第二排中） 等人和高级翻译培训班学员结业合影

培训干部计划及外交队伍人数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更加重视提高外事干部的外文水平和翻译人才的培养。外交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把干部的外文学习列为部内和各驻外使领馆的重要任务之一，要求每名干部都要学习一门外文，并把学习成绩列入干部鉴定的内容。周恩来把北京外国语学校指定为培养外事翻译人才的重要基地，亲自指示要扩大招生，增开西班牙文等外语专业。还要求当时外交部的部、司领导同志定期去该校作形势报告，鼓励师生努力教好、学好外语，培养出合格的外事翻译人才。

到1949年12月，外交干部总数达248人。经中央批准，1950年外交部从军队调了14位副兵团级、正军级干部出国担任大使、参赞；将有外事工作经验的中央外事组成员留在部内，协助领导处理日常事务；从60多个军里调了一批师级、团级干部，每个军调一名师级干部和两名团级干部，共计180余人出国担任参赞、一等秘书、二等秘书。

1952年7月，北京外国语学校的一批毕业生、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和外文专修班、北京大学外语毕业生共800人几乎全部进入外交部。将青年知识分子分配到部内各单位和驻外使领馆里学习、工作、提高，作为外交官的后备力量在实践中进行锻炼。

1953年，北京外国语学校有438名学生，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有160名学生，外文专修班有40名学生，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有56名学生，在苏联、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的留学生有45名。学制有半年的、一年的、两年的、三年的、四年的。每年毕业生有170人。

1953 年 至1954 年，外 交 部 增 调各级干部近200 名。1955 年至1957年，每年从应届毕业生中录用50名学生。

1953年7月，周恩来在怀仁堂接见出国留学生时说：你们年轻，正在长身体，长知识的时候，要遵照毛主席对青年人提出的三好要求：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把身体搞好，才能保证学习好，毕业后才能精力充沛地报效祖国。建设祖国的光荣任务就放在你们身上。

1954年1月，周恩来致函国家计委并告外交部、外贸部：同意你委所提工业、交通十个部门于1954年在派遣赴苏142项工业项目的实习生名额外，再派221名实习生的计划。请即督促上述各部组织有关实习生派遣各项准备工作，以便争取早日出国。

6月，中央决定撤销六大行政区的机构编制，外交部获得从行政区挑选干部的优先权，派出招录干部工作组到六大区挑选了约150名党政干部出国担任一等秘书、二等秘书等中级外交官。

8月，周恩来批准北京外国语学校改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1994年升级为北京外国语大学）。

12月，经周恩来建议，中央正式批准以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为基础成立外交学院，除培养外事干部外，还要开设外语专修科，为外事部门轮训、培养外文和翻译干部。同年，将北京外国语学院划归外交部领导。外交部增设教育司。周恩来批准外国语学院教学计划，决定首先集中办好英、法、俄、西、阿5种通用语言专业，同时注意巩固、充实和提高新开设的非通用语言专业。周恩来1950年就指示向已建交的国家有计划地派遣留学生和学习人员，学习和进修驻在国的语言。到1957年，由外交部安排培养的外文和翻译干部已达27个语种600余名。

1954年4月第一次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4月万隆会议后，中国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与中国建交、半建交的国家迅速增加。外交部翻译人员数量不足、水平不高的矛盾就突出起来。有几个新建馆，甚至派不出掌握驻在国语言的翻译，直接影响了对外工作。1957年10月，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必须配齐所有兄弟国家和各重要资本主义国家语言的翻译”。当年底，周恩来在机场欢迎中东外宾来访时，外交部从某大学临时借来一名阿拉伯文副教授当翻译。他一时紧张，听不懂外宾的阿语讲话，外宾马上改用英语讲，他也听不懂，致使翻译中断，出现冷场。礼宾司不得不临时找一名英语翻译顶替。这说明外交部的翻译培训工作跟不上外交形势发展的需要。次日凌晨1时，周恩来就让秘书浦寿昌转告他的指示：“请外交部做一个十年翻译干部培养计划，第一批先培养俄、英、法、德、日、西班牙、阿拉伯、印地、印尼等语种的翻译干部，每种文字10至20人，培养成第一流的翻译。培养地点可考虑以外国语学院为中心，国家出经费聘请所需的专家和教授。培养计划请外交部商有关方面。”

1955年，外交部制定了培养外交干部十二年规划。1956年，外交部修订为培养外交干部七年规划。1956年8月，外交部由9个司级单位增加到14个，所需干部也相应增加。

1958年3月，培养计划上报周恩来、陈毅批准执行。当时估计，10年后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有可能恢复，建交国家可能再增加50个左右。计划规定10年内培养35个语种452名高级翻译。培养对象主要从全国各外语院校在校毕业生、高年级学生和派赴国外的留学生中选拔。因选拔学生、安排学校或派出培养都要通过教育部，陈毅批示该计划的执行以教育部为主，外交部协助。同年开始选拔的高级翻译培养对象毕业后，需要安排在外事岗位，经过几年实践，才能达到应有水平。有些语种暂时不用，周恩来指示把这些人才储备起来，以备后用。

1959年3月，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在最短期间内培养世界各国语言的初级翻译1000名。外交部召集中央各涉外部门进行了研究。经调查，当时世界上153个国家和地区在国际上使用的语言主要有71种。而中国只有29个语种的翻译干部，其余42种尚属空白。鉴于师资力量和学员来源有限，外交部与教育部共同商定了在5年内培养56个语种1067名初级翻译的规划方案，1959年6月上报周恩来、陈毅批准执行。

到1957年底，参加过土地革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干部占外交部干部总人数的21%。他们主要担任部内司局级领导职务或使馆的领导职务；参加过解放战争的干部和新入部的大学生及培训生当时被称为新干部，约占71%。干部的文化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大学毕业生和留学生占干部总人数的55%，中等学校毕业生占干部总人数的40%以上。

截至1959年12月，外交部干部总人数（包括700名驻外使馆人员） 达1897人。经外交部和教育部共同努力，到1961年，已基本培养选齐1500多名高、初级翻译，分别安排在全国有关外语院校或派往国外学习。全国外语院校都愿意把优秀学生推荐给外交部。经过进一步培养和自我努力，不少人成为高级外交官。

总的来说，这支外交队伍中，有富有外事经验的中央外事组的老同志，而绝大部分是新培养的年轻同志。老同志尤其是老大使，政治立场坚定，政策水平高，组织纪律性强，有魄力，有领导能力和管理能力，能掌控局面，为人处世以大局为重，不拉帮结派，不两面三刀，不谋私利，能接近群众，关心群众，在群众中有威信，所管单位能团结在一起，形成一盘棋，心思都用在工作上，令行禁止，完成任务好。年轻同志朝气蓬勃，在老同志带领下既继承了光荣的革命传统，又形成了新的工作风格，忠于职守、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不怕困难，政治上要求进步，上进心强；业务上精益求精，勤学好问。只用了10年时间，新中国便培养出一支政治和业务上都成熟且能打硬仗的外交队伍。新中国外交走过了10年的光辉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