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聿温

1959年， 朱光在北京

空军的战友都知道，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空军，“王海朱光”是一个响亮的称谓，是空军军政最高首长的指代，也是两人团结和谐、风清气正、求真务实的标志。

王海是空军司令员、党委副书记，朱光是政治委员、党委书记。他俩都是山东人，性格特征却明显不同。胶东烟台的王海急躁，快人快语，正直豪爽，犹如一团烈火；泰安长清的朱光温和，老成持重，儒雅敦厚，恰似一泓秋水。王海一直是军事干部，朱光则长期做政治工作和机关工作。朱光年龄、资历均长于王海。他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八路军。曾任抗大一分校二校指导员，第二野战军17军干部科科长，总干部部空军干部处处长，总政干部部副部长，空军军政治委员，军区空军副政委，总政干部部部长，中央军委纪委副书记等职。1985年7月，中央军委下达命令，让朱光和王海搭班子担任空军军政主官。

那时笔者是空军机关一名处级干部，虽然因工作关系和他们鲜有直接接触，但耳闻目睹，听指示传达，学文件讲话，还是能体会得到他们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以及他们高超的领导艺术，独特的工作方法和高尚的人格魅力，从而受益无穷。

实事求是，勇于担当

朱光政治上的敏锐性和原则性，以及实事求是、勇于担当的作风品格，事例很多。其中，当时就听说和事后才知道，而且印象深刻的，有以下几件：

部队的精简整编，反复进行过几次。1980年9月那次，空军专机师（航空兵第34师）改为空军独运团（航空兵独立运输团），仍为正师级单位，但别别扭扭。因为下辖6个正团级单位，编制名称不够科学，干部的职务等级也不好划分，部队反应强烈，编了顺口溜：“团管团，股管股，干部大小看括弧。”朱光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经与主管领导同志商定，责成空军机关有关部门进行调研，提出具体建议，并主持空军党委常委会，研究提出将航空兵独立运输团恢复为航空兵第34师的意见，按正常程序上报总部。此举在普通人看来，是有一定风险的：一是弄不好会被说成否定前人；二是弄不好会被说成走回头路；三是一旦军委不认可，将损害个人威信。但朱光没有患得患失、瞻前顾后。结果，他的努力没有白费。1988年3月4日，中央军委下发通知，同意恢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兵第34师番号。

1992年，部队进行调整精简。原为兵团级别的军区空军机构的降格问题，成为热点和焦点。围绕等级确定，朱光几次主持空军党委常委会议进行研究，认为空军作为技术军种与陆军相比，有其特殊性，将军区空军定为副大军区级更加符合部队实际，更有利于空军全面建设。但是，空军多次向总部机关反映无果，并且上级已经明确将军区空军降格为正军，甚至下发了文件。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朱光和空军其他领导依然认为，正确的意见要敢于坚持，要真正体现为部队建设负责的精神。朱光不离不弃，在多次向总部机关反映意见而未得到解决后，又与王海司令员一起，于当年9月下旬去北戴河，当面向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汇报了空军的意见。杨尚昆听进去了，答应进行研究。后来，中央军委专门下发通知，确定军区空军的机构级别为副大军区级。这样，军区空军司令员、政治委员的职级待遇和机关部处长的副师级待遇都解决了。

更重要的事例还有大胆解放思想，抓住千载难逢的机遇引进先进装备。朱光上任后那几年，世界政治、军事格局发生剧烈改变，战争形态也出现质的变化。他和班子成员敏锐地把握时机，把空军装备建设放到长远性、战略性位置，于1990年6月进行专题研究，决定报请中央军委从苏联引进第三代战斗机、先进运输机和防空导弹系统，尽早组织力量研制歼-10飞机，以进一步提高部队战斗力。空军的报告，很快得到中央军委和国务院的批准。至1992 年底，引进的苏-27飞机、伊尔-76运输机、S-300地空导弹系统等新一代高科技武器不但陆续装备部队，并逐步形成战斗力，而且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空军的自主武器研发。历史的机遇稍纵即逝，如果不是王海、朱光高瞻远瞩，及时决策的话，后来有没有机会就很难说了，而缓过劲来的对方的要价则肯定水涨船高。他们的历史性决策，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

王海、朱光退出空军领导班子后，新班子上任，继续在此前基础上进一步推进高科技装备的引进工作。有一次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接见参加空军党委全会（扩大）的同志后，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临出门过道的沙发上，新任空军政治委员丁文昌和空军副司令员林虎，一起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汇报新装备引进和国产化工作。林虎用手比画着主讲，丁文昌偶尔补充，刘华清听得很认真，问得也很在行、很仔细，并作了相应指示。笔者和新华社一位记者扶着沙发，站在旁边倾听，前后约半个小时。当初得出的强烈印象是：林虎不愧为飞行干部，各种机型、数据、优劣如数家珍；刘华清也不愧为留过苏的开国少将，视野开阔，知识面广，现代化意识强。他们对空军引进装备的质量、性能以及国产化不但相当重视，而且并不陌生。

笔者与朱光在工作上的两次交集

朱光在任上时，笔者与他工作上的交集仅有两次。他并不认识、也不知道笔者。一次是1986年初，新任空军副政委高兴民提议创办一个主要面向飞行人员的刊物《中国空军》 杂志，得到他的大力支持，他要求要办就要办好。笔者受命参与创办。经过研究，杂志创刊号要发表朱光政委的署名文章作为“代发刊词”。文章由笔者代为起草，题为《办好〈中国空军〉，促进空军建设》。报社领导上送后，朱光没有作任何改动，就画圈将发刊词退回了，意思是可用。于是，杂志创刊号顺利出版。为此，笔者还骑车跑了趟解放军报社，送去笔者写的《中国空军》 杂志创刊的新闻稿。次日，《解放军报》刊登了一条百字简讯，重要的是里面保留了朱光发表“代发刊词”的内容。

另外一次是涉及笔者本人是非荣辱的一个上级批件，朱光在上面画了圈。首长画圈，一般含义有二：或是仅表示知道了，或是表示同意。事情大体经过是：高兴民副政委要《中国空军》杂志宣传空中反劫机的“英雄机组”事迹，于是笔者写了篇稿子登了出来。《追求》杂志看上了，要求转载，笔者经过请示政治部分管领导，获得同意。 《追求》 杂志转载后，又被《解放日报》主办的《报刊文摘》转载，结果引起轰动。谁知某部门领导看到后不悦，指责此稿“泄密”，搞得他们“很被动”，状告到总政。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作了批示，要求空军“严肃处理”。空军接到总政的批件后，朱光政委、高兴民副政委都画了圈，作了批示，要求空军报社“严肃处理”。在这种情况下，笔者没有着慌，而是实事求是地写了份情况说明，坚持认为自己没有任何过错。最后不了了之，有惊无险。朱光、高兴民究竟是怎样具体研究的，笔者不知道，但笔者相信他们一定出于公心，实事求是，并尽力保护了自己的干部。

所有这些，正如朱光在回忆录《我的人生之路》 中所说：“我经常讲，作为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真正做到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对上级领导和机关一定要尊重，但不能盲从，尤其是事关部队建设的重大问题，要敢于认真负责地提出意见和建议，为首长决策提供真实科学的依据。”

因参与处理“海军问题”遭受磨难

朱光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早在1959年8月中旬，军委扩大会议在怀仁堂分会场组织批判彭德怀所谓“反党集团”，朱光作为两位大会记录者之一，看尽了人间百态，留下无法磨灭的记忆。他在总部机关工作那么多年，与周恩来、邓小平、罗荣桓、叶剑英、杨尚昆等党、国家和军队领导人都有过接触，亲身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也学到了不少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丰富的经历，沉稳的性格，严谨而实事求是的作风，加上勤奋学习、深入思考，使得他在工作中尤其是重大时刻、紧要关头能够登高望远、深谋远虑，从而正确抉择，科学决策。

朱光是“三八”式老革命，开国大校，1988年9月军队恢复军衔制，他被授予中将军衔。当时，中央和军委首长要求从严控制上将军衔的数量，全军大区正职领导中与朱光资历差不多的人数比较多，除取消军衔制时已是少将军衔的大区正职和个别同志外，均没有授予上将军衔。朱光对这种安排没有任何怨言，也从来没有提过个人意见，后来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到空军检查工作时，想对朱光没有被授予上将军衔作个解释，他请求刘华清不要讲。他是真正看重事业而看淡个人名利的。

1992年11月，朱光因年龄到杠退出空军领导班子后，又到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担任副主任委员，干满一届后离休。这样，他的时间就可以自由支配了，笔者也就可以坦坦荡荡地和他交往而不用担心别人的议论了。记得有天晚上，几位朋友在崇文门附近一家火锅店吃饭，范围很小，试着邀请了一下他和夫人安阿姨，老两口带着女儿愉快地到场了。那晚吃饭在座的朋友都非常高兴，老首长还分发了他的名片。他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相信会永远留在朋友们的记忆中。

有一年春节，笔者去朱光家中拜年，闲谈之中不知怎么谈到了“文革”，谈到了他去海军处理问题。朱光见笔者对那段历史略知一二，也感兴趣，便放开讲了一些，让笔者了解了“文革”中海军斗争的更多内情，也了解了“文革”中他的悲惨遭遇。

1965年12月8日至1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的罗瑞卿被打倒。1966年5月4日至26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5月23日，彭、罗、陆、杨的职务被撤销。几天之后，5月27日，海军召开党委三届三次会议，6月17日转入党委扩大会议，批判、肃清所谓“罗瑞卿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罪行和流毒”。根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指示，总政派朱光（干部部副部长）、刘德裕（组织部副部长）和莫阳（叶剑英办公室主任）组成工作组，参加海军的会议。在会议过程中，李作鹏等人将矛头指向萧劲光、苏振华，诬陷他们是罗瑞卿在海军的代理人，妄图乘势打倒他们并取而代之。工作组及时向叶剑英报告了会议出现的异常情况，军委即召开由贺龙、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五位元帅出席的常务会议，对海军形势进行研究，认为李作鹏等人的做法是错误的，应立即进行纠正。朱光等三人列席了这次军委常务会议。会后，叶剑英到海军，批评了李作鹏等人的错误，阻止了他们的不良企图。工作组随即撤出。但是，李作鹏等人随即向在大连养病的林彪告状，得到了林彪的支持。林彪一个元帅就推翻了贺龙、陈毅等五位元帅的意见，可见林彪发话的分量之重和炙手可热，当时其接班人地位已经呼之欲出。后来，有林彪作后台的李作鹏等人在海军得势前后5年多，直到“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在蒙古温都尔汗折戟沉沙。

朱光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参加海军会议的正常组织行为，竟成了他的“罪行”，后来因此遭到打击迫害。

1967年1月，上海刮起“一月革命”风暴，全国性的夺权和“全面内战”开始。针对出现的混乱局面，军队随后开始了“三支两军”工作。当年5月，根据中央指示，总政选派朱光到中央组织部任业务组组长。按照规定，业务组不管运动，只管业务，主要是管好档案，保证中央使用档案，并保证档案的安全。这一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不言而喻。朱光到中组部担任业务组组长时，康生分管中组部工作。这期间，有个插曲：中办主任汪东兴在他办公室向朱光交代，要中组部给高岗夫人李力群发生活费。那时被打倒的老干部的工资，一律冻结。朱光立即交代中组部机关给李力群办了，并报告了汪东兴。这一特殊关照，显然不会仅仅出自汪东兴的个人意见，这倒是耐人寻味的。

朱光在中组部工作两个月后，海军造反派写信诬告他执行了错误路线。康生批示：“交群众批斗。”朱光当即被揪到海军招待所接受看管批斗。1967年10月25日，康生在接见中组部、中监委的同志时又讲，朱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护苏振华，反对‘李王张’”。由此，对朱光的打击迫害进一步升级了。在1980年第77号中共中央文件附件三《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点名诬陷的人名册》中，有朱光的名字。朱光离开中组部后，40军政委郭玉峰接任业务组组长，后当了中组部部长，被选为中央委员，一时风头甚劲，后因犯有严重政治错误，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对此，朱光深有感触地说：“现在看，我离开中组部，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朱光被海军造反派关押批斗一个月后，又被另一个造反派揪去批斗了一个月，然后又被总政造反派关押。他的领章帽徽被扒掉，人身自由被限制，遭到轮番批斗。不仅他个人遭受苦难，全家也受牵连，被弄得四分五裂。从1967年9月到1970年5月，他遭受打击迫害近三年时间。

1983年春节，朱光陪同总后勤部部长、开国上将洪学智到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家中拜年。一见面，萧劲光就说：朱光同志你受苦了。朱光回答说：萧司令员受的苦比我还大。两人谈了当年参加海军会议的一些情况。朱光对萧劲光的关心表示了感谢。

本文作者和朱光（左） 在天安门城楼上

永远的歌声——《在太行山上》

1999年国庆大阅兵，空军空中梯队预演时，在天安门城楼上，笔者又见到了朱光。老首长身体很好，心情也很好，他坐在城楼正厅休息室的椅子上，我们闲聊了一会儿。笔者提出和他合个影，他微笑着点头，于是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此后，笔者和妻子几次去过朱光空军大院东区的家，看望他和安阿姨。每次老两口都热情接待，亲切交谈。2018年冬的一天下午，笔者去他家中看望。几年前笔者已搬出空军大院，按约定时间等候了20分钟。他从楼上卧室下来，一进会客室门就连连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睡着了，让你久等了。”笔者说：“首长，您客气，这没有什么呀，反正我也没有事。”但他还是一再表示歉意，文明礼貌的情景让我感到不好意思。那时，安阿姨已经去世几年了。他待人接物彬彬有礼，无论对谁，都一以贯之，直到终老。笔者呈上自己刚出版的《我与〈空军报〉》一书请他指正，里面收录了笔者与他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他看了很高兴，又翻看目录，见里面有历史内容，便兴致勃勃地谈起“文革”前夕他作为总政工作组成员参与处理“海军问题”的情况。根据笔者的记忆，他曾先后三次和我聊过，可见“海军问题”对他刺激之大、印象之深。

朱光的身体，向来很好。他的生活极有规律，比如每周下午和工作人员唱两次卡拉OK，每次不超过两个小时。直到他去世前两三个月，还一直在唱歌。其中，他最爱唱的是《在太行山上》：“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铁壁铜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那歌声，与其说是娱乐，是养生，不如说是怀旧，是追忆那波澜壮阔的斗争岁月。

2021年11月16日，朱光在北京溘然长逝，享年100岁。遵照他的遗愿，加之疫情期间，只有家人、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人通知的极少数亲朋好友，前来和他作最后的告别。在空军总医院地下室一间不大的告别室内，气氛凝重、肃穆，没有花圈，没有挽联，没有低回的哀乐，只有轻轻的《在太行山上》的歌声反复播放，那是他生前的至爱。

2020年8月王海辞世时，朱光提出要去参加遗体告别，送老战友最后一程，但是被家人和组织上坚决阻止了。因为担心他年事已高，经不起强烈的精神刺激，而且当时疫情正凶，不容聚集。时隔一年多，朱光也走了。在笔者看来，王海、朱光的相继辞世，不仅是两颗将星的坠落，也不仅是两个生命的结束，而且是空军一场活剧的谢幕，一个时代的终结——这当然是从一定意义上而言的。

王海、朱光的名字，将永远闪耀在空军的史册上，永远留驻在空军老兵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