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开镜

《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人，“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来此绝境，不复出焉”。所谓“秦时”，一般理解为赢秦，而史家陈寅恪先生解为十六国时期的姚秦，故事发生在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的弘农、洛水上游一带。不过，唐长孺先生却认为桃花源故事产生于东晋时期的武陵郡地区。不管故事发生在何时何地，桃花源中人过的却是与世隔绝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或者说，桃花源中的居民，是整体秘密迁徙进去，并与外界社会隔绝开的。在此之前，他们属于国家郡县管理下的编户齐民，只是因为避難，方逃亡到了“绝境”。而来到桃花源后，他们便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远离了战争，远离了动乱。对这一点，学者们并无疑义。

发现桃花源者是渔人。没有渔人，就没有桃花源的故事。只是，渔人在《桃花源记》中的形象并不光彩：他偶然发现桃花源后，受到桃花源人的热情款待。桃花源人把他当作尊贵的客人，设酒杀鸡作食，让他在桃花源中度过了数天非常幸福的生活。在他即将离开桃花源时，桃花源人特别叮嘱他，不要向外人讲出他们的生活之地。可是，渔人却“忘恩负义”，出了桃花源，就在回去的路上作下许多记号，然后立即到郡守处报告，没有一点诚信可言。

渔人为何要上报郡守？陶渊明没有说明原因，留下了一个千古之谜，任凭后人猜测。因此，关于渔人，就存在两个问题必须解决：一是渔人的身份，二是渔人上报官府的原因。弄清楚了渔人的身份，渔人上报郡守的原因也就容易清楚了。

对渔人身份的探讨，目前的研究成果，多属于猜想式的探讨，即缺乏充分的证据。在研究者眼中，渔人可能属于下面三种人：其一，渔人不仅是“愚人”，而且是一个心灵存在缺陷的“愚人”。其二，渔人是陶渊明用来批判社会缺乏诚信的靶子，也可能是线人，也可能是作者的代言人，或者为陶渊明本人。其三，渔人是隐士的代称，其原因在于他可以随便拜访太守。

渔人的身份既然难以确定，渔人上报郡守的原因也就难以确定。有人说，渔人上报官府，是为了得到奖赏，暴露出渔人人格的卑劣和外面世界的险恶；有人说，渔人上报官府，是为了让太守推广桃花源中的生活模式，表现出陶渊明对桃花源社会模式的歌颂。总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今人不能确定渔人上报官府的原因，主要在于他们对渔人的身份作了过度的解读。其实，渔人就是一般的编户齐民，并没有什么特异之处。渔人要上报郡守的真正原因在于，作为晋朝政府管辖的一名成员，他具有上报他能够见到的奇异事物的义务。如果不上报，就说明他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

因此，造成对渔人身份的多重解读，以及渔人上报官府原因的多重解读的原因，在于后人没有弄清楚渔人在当时具有什么样的社会义务。

如所周知，在中国古代，编户齐民是各朝政府管理的基本对象。渔人当然也属于编户齐民。尽管渔人不从事农业生产，但同样要承担国家的赋役，以及其他义务，如应当遵守国家的法律，应当孝敬父母，等等。而上报所看到的奇异事物，也是渔人应尽的义务。

为什么政府要求编户齐民必须上报他们所看到的奇异事物？这是因为，在古人看来，任何奇异事物的出现，总与国家政治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秦汉以来，随着大一统政权的建立，中央政府能够更加有效地管理基层社会，就把搜集全国各地的重要信息当成了考核地方官员的一个重要内容，尤其要考核地方官员对非正常事物信息的上报工作。

当然，中央政府搜集来自全国各地的信息的渠道，除了依靠地方政府搜集后上报中央外，中央还会派出使节巡行地方，以直接搜集相关信息。对于搜集到的异常信息，中央政府有专职官员进行分析和解释。而解释这些异常信息的依据，则是天人感应理论。

天人感应观念始于原始社会的宗教信仰。尽管西周已经形成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观念（《尚书·泰誓中》），强调了民事在历史变革中的重要意义，但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依然在一定程度上相信人与自然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鲁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见麟，孔子听到所获麒麟已经死亡时，感叹说：“吾道穷矣！”《史记·孔子世家》引何休注说：“麟者太平之符，圣人之类。时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将殁之徵，故云尔。”这足以说明孔子把麒麟的出现与人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当然，把天人感应学说系统化的是西汉的大儒董仲舒。此后，“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中庸》），便固化为诠释异常现象的基本原理。国家政治的好坏也与自然界产生了紧密的关系。因此，政府及时掌握各种异常现象，有利于及时反省其政治得失，及时调整政策，以符合天意。

依照吉凶的标准，大体上可把自然界的各种奇异现象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祥瑞类，如景星、庆云、麒麟、凤、龟、龙、白狼、赤兔，苍鸟、朱雁、岐麦、嘉禾、芝草、连理枝等。第二类为灾异类，如水灾、旱灾、雪灾、地震、风灾、山崩、虫灾、霜灾、冰雹，日食、月食、彗星、蛇妖、鱼妖、马长角、羊无角、双头牛羊、多足鸡鸭等。

同理，众人之中产生的各种现象也可分为吉祥、灾异两类。如女子生了三胞胎、四胞胎等，都被视为吉祥现象；服妖、诗妖、民讹、双头胎儿、多足胎儿等，则视为灾异现象。

以上所述的异常事件，多发生于民间，只有通过地方政府的层层上报，中央方可获取这些信息。秦朝统一全国后，在全国建立了密集的交通网，强化了地方信息向中央传递的速度。汉朝建立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得到不断强化。地方官员及时上报其辖区内出现的各种异常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成为他们的职责所在。魏晋以来，尽管社会时常处于动荡状态，但是各朝政府依然重视下情上达制度的建设。因此，民间发生的诸多奇异现象，依然会通过地方政府层层上报中央，并被相关部门记载下来。如《晋书》的《帝纪》和《五行志》中，就记载了大量的这类信息。

站在儒家崇尚诚信的立场来看，桃花源中的渔人是地地道道的背信弃义的小人，他把桃花源的秘密上报给郡守，可能有邀功请赏的目的。不过，如果站在国家的立场上看，桃花源中渔人的行为，却也无可厚非。如上所说，作为国家的编户齐民，具有上报地方异常事件的义务。渔人偶然发现了桃花源人，感觉到桃花源人不同于他们的身份，非常神奇。因此，渔人把他的所见所闻上报太守，是其职责所在，本身就具有合法性。

由此可见，《桃花源记》中的渔人，不仅有义务把他看到的奇异事物及时上报给官府，而且还可能到处传播他的所见所闻。陶渊明能够知晓此事，未必是通过官府渠道，也有可能是从地方小民的口口相传中了解到这一奇异故事的。陶渊明是有心人，在他听到这样一个奇异的故事后，就把这一故事记载成文，并在文中赋予他的政治理想。可能陶渊明自己也未料到，这一奇异的故事，经过他的记述之后，竟然产生了非凡的艺术魅力，千百年以来，他所杜撰的桃花源故事，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

作者单位：许昌学院魏晋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