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种特殊形态，当前正在进一步快速发展，具体表现为数字技术全面融入经济、社会等领域，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相比于传统形态的全球化，数字全球化发展更迅速、更深入、更广泛、更直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数字全球化与再全球化相互激荡，二者互为动力、互相助力。数字全球化推动数字技术的竞争与升级，推动数字产业的普及与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推动全球数字能力的提升。数字全球化为中国引领再全球化创造了机遇、提供了平台，在数字技术、数字产业、数字能力三个维度为中国引领再全球化赋能。未来，中国应当以人民为中心，通过提高人民的数字利益，以构筑美好的数字生活新图景为根本目标，积极推进数字全球化，推动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再全球化进程。

【关键词】新冠疫情  全球化  再全球化  数字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F062.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4.003

当前数字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數字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应用，各种数字要素之间互相配合，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企业的生产方式、国家的交往方式都发生了重要改变。从这个角度来看，全球化并没有逆转或退却，而是以海量的数据与信息流动的形态，进入了新的时代，即数字全球化时代。数字全球化已经蔓延到政治、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1]愈演愈烈的竞争、变化莫测的技术优势以及不断涌现的新的科学挑战也成为催化剂，推动着数字全球化继续向前。[2]过去几十年，互联网促使产业与国家经济的转型升级，在此过程中也实现了全球化本身的转变。数据跨境流动有多种形式，伴随着包括个人通过使用电子邮件以及社交平台，进行网络搜索及购物，线上医疗等各种服务而产生。同时，跨境数据流动也成为企业经营重要的组成部分，促使企业生产能力显著提升、生产资料分配更加高效、生产关系发生变革。尤其是自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以来，全球货物贸易及服务贸易近乎停滞，全球资本流动急剧下降，而跨境数据量呈现大幅度增长。

当前，数字全球化快速发展的趋势愈加明显。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全球化趋势不会扭转，每一天它都在得到强化。吉登斯将新冠疫情称为“数字化大流行病”（Digidemic），认为“此前从来没有大流行病以这样的速度传播”；不仅如此，“我们的应对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数字化的”。[3]疫情期间，在线教育、远程医疗和在线办公等新模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以电子商务新业态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方兴未艾，推动全球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根据最新的《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报告（2022）》，截至2021年底，全球共有49亿互联网用户，占世界总人口的63%。2021年，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达2216亿GB，比上年增长33.9%。全年移动互联网月户均流量（DOU）达13.36GB／户·月。[4]仅2020年当年，全球就新增1.17亿移动用户。2020年全球互联网带宽增长了35%，是2013年以来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预测，全球每月的数据流量将从2020年的230艾字节（exabytes）增至2026年的780艾字节。[5]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与深化，数字全球化形成于由信息与数据定义的特定历史阶段。[6]在数字全球化背景下，数字流与信息流的增长推动了全球数字平台上经济金融活动的增多。[7]数字技术推动数字创新，数字创新创造数字价值。作为全球化的一种特殊形态，数字全球化是对区块链技术、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的融合与应用，其目标是互联互通互惠，其最显著的影响是推动国际经济形态向数字经济快速转变，并且正在改变全球化参与者的构成以及与之相关的国际经济规则体系。[8]全球化所具备的“流动性”、“扁平化”、“两极化”与“碎片化”的特征，在数字全球化中均有体现。从经济角度看，生产、流通、消费等过程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性”显著增强，全球经济互联互通使得全球变得“扁平化”；而从政治角度看，全球化被视为“政治活动的世界性扩散”，政治本身的“国家化”“民族性”“本地化”等属性，使全球化呈现出“两极化”与“碎片化”的重要特征。[9]对数字全球化而言，数字技术全面融入经济、社会等领域，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全球化以数据流与信息流为载体，更迅速、更深入、更广泛、更直接的方式发展，将更多国家、更多人卷入到数字全球化进程中。[10]数据流除了成为传输有价值的通信流之外，同时也正在改变传统的交易类型。数据流为贸易开拓了新的市场与消费人群，其经济价值毋庸置疑。数字全球化速度更快、覆盖更广，同时其破坏性与颠覆性更强。

数字全球化所创造的机遇前所未有，为人类生活提供了数字便利，为商品交换提供了数字渠道，为企业生产提供了数字效率，为国家治理提供了数字透明度，为国际交往提供了数字平台。同样，数字全球化所导致的风险与挑战同样前所未有。有学者认为，数字全球化的本质是“全方位的时空跨越”。[11]这也就意味着数字全球化的规则与监管需要“全方位的实时跟踪”。然而，数据本身的流动性与变化性，令数字全球化的治理难上加难。数字全球化的核心经济体是数字价值链（Digital Value Chains， DVCs），于个体而言，数字价值链的应用与运营将有可能侵犯个人隐私，进而巩固企业的垄断地位。[12]于国家而言，数字资源分配、数字治理共享将是数字全球化竞争领域的关键议题。当前，数字鸿沟依然存在，随着数字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数字不公平、不平等、不均衡的问题将成为数字全球化发展的主要阻力。

全球化的发展需要兴利除弊，推进数字全球化进程更需要借鉴全球化发展的经验，在发展中完善数字全球化治理。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Neoliberal Globalization）进程，其规则、制度、治理方式深刻嵌入发达国家的偏好和利益。近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引领再全球化进程，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重要力量。如国际金融技术分析专家、澳大利亚中国工商业委员会全国理事会前成员达里尔·格皮（Daryl Guppy）認为，全球化远未消亡，由中国和数字经济驱动的新全球化（New Globalization）正在出现。全球化力量将作出相应调整。中国是第一个认识到数字化这个重要趋势的经济体，将推动新一轮全球化发展。[13]在数字全球化与再全球化相互激荡的时代，数字全球化为中国引领再全球化提供了哪些机遇？中国能在数字全球化中发挥何种作用？如何实现中国的数字全球化愿景与担当？

数字全球化与再全球化的互动关系

我们将“再全球化”定义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对全球化进程的改革，以及这种改革所产生的模式升级与扩容效应。[14]2017年1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习近平主席强调，“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要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15]。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中国明确“反对保护主义，反对‘筑墙设垒’、‘脱钩断链’，反对单边制裁、极限施压”。[16]

再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为数字化。达特茅斯学院教授马修·J·斯劳特（Matthew J. Slaughter）将全球经济称之为数据的“永久动力机”。[17]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数据统计，2018年，信息与通讯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产品贸易额占全球商品贸易总额的比例为12.31%，而2021年则达到13.16%。[18]2022年，电子商务在全球快速增长，在线零售在所有零售中的份额从2016年的16％增加到21％。[19]数字全球化与再全球化碰撞的时代，数字全球化将通过不断创造出更多数字红利，从而维持、巩固、升华再全球化的开放、包容、普惠、平衡与共赢。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字全球化与再全球化互为动力、互相助力。

地缘政治叙事与数字化叙事，这两种看似冲突的世界叙事从根本上改变了半个世纪以来的全球化模式。2018年以来，这种二分法的互动模式进一步改变，影响因素即为中美关系的变化。当前，美国很大程度上已经抛弃了冷战以来的自由主义政策，相反，其将经济民族主义作为实现其“公平贸易”目标的手段。美国采取“精准脱钩”的策略，正试图通过封锁中国的数字技术，压制中国的数字产业，降低中国的数字能力，从而维护其科技霸权，赢得中美战略竞争。正如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所言，没有规则、不受控制的数字秩序风险极大，不仅会对网络本身带来负面影响，其危险、灾难性的后果还会波及经济、社会、地缘政治等多个领域，是当今世界战争与和平主题需要探讨的最基本问题。[20]

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既是加快构建我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撑，也赋予了中国引领再全球化的数字优势。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约45.5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9.8%。[21]2013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据测算，到2030年，中国中产阶层人口数量将占中国人口总数的75%左右，将超过欧洲、北美和日本等国家及地区的总人口之和。[22]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23]与此同时，中国积极促进国际合作，用扎实的行动推动全球化向前发展，用智慧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近年来，中国提出了多项力推新一轮全球化的战略与倡议，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与改革。例如，促进多边合作的“一带一路”倡议（BRI），促进区域融合发展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等，均是力推全球化的典型倡议。2022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向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时提出，“加快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他强调：“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携手走出一条数字资源共建共享、数字经济活力迸发、数字治理精准高效、数字文化繁荣发展、数字安全保障有力、数字合作互利共赢的全球数字发展道路，加快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24]

新冠疫情期间，在全球供应链受到冲击陷入断裂的背景下，数字技术使得贸易能够继续进行，数字化转型在疫情期间发挥重要作用。2021年，全球数字服务跨境贸易额超过3.8万亿美元，占全球服务贸易总额的63.6%。[25]中国数字贸易在2021年继续快速发展，数字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3596.9亿美元，同比增长22.3%。[26]未来，数字经济是主流趋势，中国引领再全球化，需要具备核心与创新优势的数字技术，需要高效又持久的数字产业（数字化产业与产业数字化升级），以及具有竞争力的数字能力，包括具有一定规模的数字人才队伍、具备一定数字素养的国民以及具备一定水平的生活质量。而数字全球化能够在数字技术、数字产业以及数字能力三个方面为中国汲取这些核心优势创造机遇，从而为中国引领再全球化进程赋能。

首先，数字全球化推动数字技术的竞争与升级。在网络空间里，数字技术的跨境操作便捷，跨界融合合理，且使用不增加任何额外成本，因此，数据的跨境交易与数据的跨界结合越来越成为全球普遍的现象。数字技术在纵向（时间）与横向（市场）上的快速应用，推动了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增长，也在不断扩大着数字全球化所创造的利益。数字经济对于新型全球化（Neo-globalization）或者说再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前景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推动作用。譬如，有学者在2022年发表研究报告指出，随着数字全球化水平的提高，全球贸易自由度将预期在现有基础上提高2.16%，经济全球化水平将提高4.11%，高科技出口量将提高74.94%。[27]这也意味着，在数字全球化的背景时代，制约国际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将不再是传统的贸易壁垒，而是技术壁垒。不断升级与突破的数字技术将不断对技术壁垒产生冲击，同时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实现内生型经济增长。在数字全球化的背景下，技术上的突破仍然是抢占数字全球化优势的主流方式。数字技术促使数据不断更新，而不断变化的数据能够开拓更多的应用场景，全球链接与多端匹配符合数据的本质属性，也是全球化的必然要求。

一般来说，“数字技术基础”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指互联网宽带接入数量、移动电话基站数量等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另一方面是指与5G、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相关的数字概念、理论、逻辑、算法等数字基础技术。我国的数字技术基础比较稳固，截至2022年4月，我国已建成5G基站161.5万个，成为全球首个基于独立组网模式规模建设5G网络的国家，终端用户占全球80%以上。此外，我国的移动电话用户和蜂窝物联网用户规模持续扩大，IPv6步入“流量提升”時代，活跃用户数持续增长。[28]研究表明，数字技术能够通过人力资本积累、知识溢出和优化创新要素配置显著提升地区创新效率。[29]因此，在数字全球化的推动下，依托我国坚实的数字技术基础，数字技术应用于国民经济各个领域，数字农业、数字工业等与我国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数字技术应用到我国庞大的互联网市场，能够促进规模效益，而完整的产业链、优化的资源配置以及不断提高的再生效率将增加企业的边际效益，同时，又能提升竞争效益，利用资源虹吸效应，培植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企业，从而进入良性循环，形成更加强大的国内市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要在重要的科技领域，包括移动通信技术、航天科学、现代数字农业等产业成为全球领跑者，在前沿交叉领域，包括能源材料与设备、海洋科学与工程等产业成为开拓者，力争尽早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并通过坚持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实现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的有效链接与一体部署，引领再全球化中的数字化命脉与核心，即数字技术。

其次，数字全球化推动数字产业的普及与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在数字全球化背景下，数字技术、数字要素实现跨境与跨界的融合，推动以数据技术的产业化与数据要素的产业化为引领的数字产业化发展，以及传统产业的数字化发展。[30]数字产业化将打破传统三次产业的界限，促进产业在形态、组织、资源配置以及作用等方面的变革，实现商业数字化、金融业数字化等，数字化产业将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充分发挥数字平台实质性参与实体经济所创造价值，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并培育出生态普惠性的新型实体企业。[31]同时，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数字技术将对传统产业进行全产业端的改造与升级，传统产业将更加体现出数字全球化的快速性与颠覆性等特征，逐步实现制造业数字化、农业数字化、交通运输业数字化等模式。

我国是制造业大国，拥有全球产业门类最齐全、产业体系最完整的制造业。数字全球化将赋能我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全产业链条的改造。我国的传统产业将通过数据实现创新驱动与数字化发展，提升实体经济价值，创造实体经济带动经济发展的新模式。数字全球化将对我国数字产业化与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带来由内而外的根本性推动，尤其对处于传统产业的企业来说，对其管理模式、组织模式、经营理念、治理方式进行数字化要素赋能，其管理水平、生产能力、经营效率等都会得到极大提升，达到数字化的效率和效能。同时，数字全球化将助力我国成为全球数字化枢纽，为各区域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数字平台。全球企业、用户、政府和其他非政府组织都将成为数字全球化的参与者，在数字空间与现实世界共通的数字生态中，创造更多产业价值。

最后，数字全球化有助于全球数字能力的提高。数字全球化有助于数字人才的流动，而数字人才是保障数字全球化永动发展的关键要素。具备专业数字技能，从事数字产品开发与提供的人才，以及与专业数字人才协同互补的复合型人才，将实现跨境跨界的融合与流动，一、二、三产业均将出现数字从业者，社会的生产、流通、分配及消费等各个环节也将创造出新的数字职业。数字全球化能够加速数字技术的迭代，从而有利于中国数字职业的数量与质量的提升。我国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均将成为数字职业活跃的领域，而数字职业所产生的效益与效能将进一步驱动我国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数字全球化将推动我国成为数字人才高地，凝聚数字经济发展的原生动力。数字全球化不仅为数字人才提供了平台与舞台，也有利于提高各国民众的数字素养，而这一素养是未来国家发展的核心素养，更是全民生活水平的具体体现。[32]数字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与应用，能够推动适应数字技术全面融入人们的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在企业经营以及政府运营等方面，促进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行方式的创新，构筑全球“村民”畅享数字生活、共享数字福利的图景，使得曾经处于全球化边缘的国家与经济体能够共享全球化红利，不错过数据流所能创造的巨大财富，这种普惠共享、公平正义的全球化，正是中国所引领的再全球化进程。

综上所述，数字全球化的核心要义与再全球化的底层逻辑不谋而合，数字全球化进程的飞速发展为中国引领再全球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中国的数字全球化愿景与担当

数字全球化大浪奔涌不息，中国正用行动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贡献中国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第五部分“加快数字化发展 建设数字中国”[33]，从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数字生态等多个角度，阐释了中国的数字化发展愿景。中国所倡导的数字全球化，拥有统一规范的规则体系，以及开放、健康、安全的数字生态。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的全领域发展，最根本目的都是要服务于人民。中国的数字全球化愿景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其核心属性，旨在提高人民的数字利益，以构筑美好的数字生活新图景为根本目标。

中国的数字化发展理念与方案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数字全球化发展的可行选择和路径。作为全球化的一种特殊形态，数字全球化亦不是零和游戏，全球经济体应积极参与数字全球化治理，积累数字全球化竞争优势。

数字全球化时代，中国引领再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尤其面对美国在包括数字产业在内的高科技领域的打压，中国应加强数字技术的基础研究，积极建立系统性的数字叙事框架。一方面，面对“数字全球化”这一全球化知识体系内的新概念，我们要不断加强对数字全球化的理论研究，不断探索发展有关全球化的理论创新，着力在数字全球化领域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努力形成中国特色的数字化战略叙事框架，掌握和提升中国在数字全球化中的话语权、定义权与影响力。另一方面，面对数字全球化的浪潮，我国应站在全球发展的制高点，着眼数字全球化全局，最大程度挖掘数字技术的发展潜力，通过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推动数字产业化以及产业数字化，不断提升我国的数字能力，累积数字全球化优势，创新数字全球化发展的制度、规范与规则，推进数字全球治理的改革与完善，引领再全球化发展，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数字未来，从而助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变局下全球化进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1&ZD172）

注释

[1]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Digital Globalization： The New Era of Global Flows， March 2016， https：//www.mckinsey.com/～/media/mckinsey/business%20functions/mckinsey%20digital/our%20insights/digital%20globalization%20the%20new%20era%20of%20global%20flows/mgi-digital-globalization-full-report.pdf.

[2]B. Sorin et al.， “Digital Globalization and Its Impact on Economic and Social Life，“ SHS Web Conference， vol. 129， 2021， pp. 1–8.

[3]《专访吉登斯：新冠是一场“数字化大流行病”》，2021年4月13日，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210413/4755213.shtml。

[4][28]唐维红主编：《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报告（202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均为第4页。

[5]UNCTAD， “Overview of Digital Economy Report 2021，“ 29 September 2021，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der2021_overview_en_0.pdf， p. 1.

[6]S. Nambisan and Y. D. Luo， “Toward a Loose Coupling View of Digital Globaliz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21， 52（8）， pp. 1646–1663.

[7]S. Daniele， "Towards Digital Globalization and the Covid-19 Challen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Economic Research， 2020， 11（2）， pp. 1710-1716.

[8]王棟、高丹：《数字全球化与中美战略竞争》，《当代美国评论》，2022年第2期；薛晓源：《数字全球化与数字伦理学》，《国外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翟崑：《数字全球化的战略博弈态势及中国应对》，《人民论坛》，2021年第17期。

[9][14]王栋、曹德军：《再全球化：理解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新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43、52页。

[10]王栋、高丹：《数字全球化与中美战略竞争》，《当代美国评论》，2022年第2期。

[11]薛晓源：《数字全球化与数字伦理学》，《国外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12]A. Venky et al.， “The Consumer–Data Opportunity and the Privacy Imperative，“ Mckinsey & Company， 27 April 2020， https：//www.mckinsey.com/capabilities/risk-and-resilience/our-insights/the-consumer-data-opportunity-and-the-privacy-imperative.

[13]G. Daryl， “Far From Dying， A New Globalizsation Is Emerging–Driven by China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5 February 2023， https：//www.scmp.com/comment/opinion/article/3208757/far-dying-new-globalisation-emerging-driven-china-and-digital-economy.

[15]《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7年1月18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1/18/c_1120331545.htm。

[16][2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25日，http：//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

[17]J. S. Matthew and H. M. David， “Data Is Power，“ May/June 2021，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4-16/data-power-new-rules-digital-age.

[18]全球数字服务贸易总额，数据来源：UNCTAD Statistics， https：//unctadstat.unctad.org/wds/TableViewer/tableView.aspx？ReportId=195158。

[19]数据来源：eMarketer， May 2021，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I3K22KF0538J3XI.html.

[20]N. Jr. Joseph， “The End of Cyber–Anarchy？“ January/February 202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russian-federation/2021-12-14/end-cyber-anarchy.

[21]邱玥：《开启数字人才刚需时代》，《光明日报》，2022年8月4日。

[22]U.S.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30： Alternative Worlds，“ December 2012， http：//www.dni.gov/files/documents/GlobalTrends_ 2030.pdf， p. 9.

[24]《习近平向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2022年11月9日，http：//www.gov.cn/xinwen/2022-11/09/content_5725580.htm。

[25]数字服务贸易占全球服务贸易比重，数据来源：UNCTAD Statistics， https：//unctadstat.unctad.org/wds/TableViewer/tableView.aspx？ReportId=158358。

[26]中国数字服务贸易额，数据来源：UNCTAD Statistics， https：//unctadstat.unctad.org/wds/TableViewer/tableView.aspx。

[27]G. P. Elena，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Era of Neo–Globalization： Disintegration VS Digital Partnership，“ Research in Economic Anthropology， vol. 42， March 2022， pp. 7–13.

[29]赵星、李若彤、贺慧圆：《数字技术可以促进创新效率提升吗？》，《科学学研究》，2022年11月15日，https：//doi.org/10.16192/j.cnki.1003-2053.20221110.004。

[30]孙占利、付蓓靜：《“数字产业化”的界定与统一规范使用》，《征信》，2022年第12期。

[31]欧阳日辉：《数字经济的理论演进、内涵特质和发展规律》，《广东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

[32]薛新龙、岳云嵩：《世界各国如何构建数字人才体系》，《理论导报》，2022年第10期。

[3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2021年3月13日，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责 编∕张 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