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祥祥，高 环（合肥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9）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始终正确、准确地把握唯物史观的根本方法，领导人民不断夺取新的伟大胜利。步入“十四五”规划时期，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给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出了一系列亟需应对和解决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把握国内外发展形势，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实现新发展阶段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准确把握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发掘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历史动因和科学内涵，从而更好地应对新发展阶段的机遇和挑战。

一、唯物史观视域下新发展格局的历史成因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下，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旨在重新审视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自提出以来，就始终存在两类对新发展格局的普遍观点：一类观点着重于“国内国际双循环”，认为只有自由竞争才能解决内外问题，新发展格局就是要继续放开对外市场限制，降低外资准入门槛，固守“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旧思路[2]；另一类观点则着重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相反地认为要适应国际形势和格局的变化，就必须降低开放水平，实现出口转内销或者寻找替代出口市场，甚至于走向“闭关锁国”的封闭道路。这两类观点都是不符合实际的、不符合中国现阶段高质量发展需要的。前一类观点对于当前逆全球化的环境变化缺乏认识，导致对传统的发展模式存在守旧幻想；后一类观点则片面和消极地理解和应对逆全球化风险，未能准确认识其进步和积极意义。

事实上，在唯物史观的视域下，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历史必然性和发展阶段性的辩证统一。当前世界经济所经历的逆全球化危机并不是对经济全球化的单纯否定，也不意味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将就此中断，甚至结束。逆全球化的本质，从消极意义上说，是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内在矛盾。换言之，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世界历史的演进过程中持续深化的必然产物，反映了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增殖空间受到挤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试图挽回自身利益损失和地位下滑的局面，继续维持以自身为主导的旧全球化格局的内在意图；而从积极意义上说，也是众多新兴国家和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资本治理体系下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效能失衡，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开始孕育的外在征兆。只有充分认识到逆全球化背后的历史逻辑，才能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定位和基本内涵提供科学界定。

首先，经济全球化发端于新航路开辟，外在的表现为社会生产力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逐渐突破国家和民族区域限制，民族区域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内在的则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确立和发展，由资本主导的全球利益分配过程。推动这一全球化过程的根本动力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本追求价值增殖的内在目的催生了快速发展的生产力和高度社会化的生产方式，使得生产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无限扩张；然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分配不均又必然导致国内有限的消费能力和无序的消费状态，直到生产的相对过剩危机无法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得到化解，超出地理空间的限制，向更广阔的世界市场消解和转移危机便成为资本主导下的全球化进程的必然逻辑。显然，经济全球化的过程非但不是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消除，反而是在将这一基本矛盾和潜在危机从民族国家内部向全球繁殖，可以说，资产阶级“按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世界”[3]。在这里，马克思预见资本的全球化使得“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4]。所以，这种全球化的进程不会超出资本自身的限制，其历史使命在于为未来共产主义的到来积蓄物质力量，真正的人类的历史还尚未开始。但是，从资本的全球化到全人类解放的新世界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由于所处时代的有限性，马克思也不可能完整预见这一历史进程的全部内容。当今世界兴起的逆全球化浪潮作为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和环节，对其的分析将进一步丰富，而不是否定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

其次，在经济全球化的主体进程中，反全球化是常态，而逆全球化则相对少见。这是由于资本主导的利益分配格局是极端不对等的格局，在这种分配不平等、不均衡的利益格局下少数国家的少数人优先拥有着掠夺、剥削和攫取多数国家的多数人的权力，持续扩大的不平等和不均衡使得这部分利益受损群体自全球化诞生以来就始终扮演着反全球化的角色。而逆全球化作为特殊的反全球化现象，只有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持续深化，利益冲突难以有效调和的特定历史时期才会出现，而一旦出现，都将带来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和政治经济格局的大转变。逆全球化的产生，根源上依旧是由于世界市场本身的有限性，不可能提供资本持续增殖和扩张的无限空间，生产的相对过剩危机一旦爆发，所影响的就不只是哪一个国家或地区，而是迅速传导到全世界，形成更具破坏性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因此，在危机条件下，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采取收缩手段，加大贸易保护，政策鼓励本国产业回笼，甚至不惜违反国际贸易协定，设置关税壁垒，阻止外国产品进入本国市场，以此来规避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损失。具体地说，逆全球化的形成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因素：第一，资本主义在经历了商业和产业资本阶段的积累以后，开始从生产性领域脱离出来，伴随着信用和借贷体系的日益完善，金融资本逐步确立并发展成为经济全球化中的主导资本形态。由于金融资本所特有的回报周期短和增殖程度高的特性，一方面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着金融垄断霸权在世界范围内获取超额利润，占据全球利益分配的顶端；另一方面却又使得绝大部分社会财富被集中于少数垄断资本家和金融精英手中，造成更加畸形化的社会分配结构和更为严重的普遍贫困。可是，资本主义国家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方案依旧是借助于借贷信用，以次级贷款形式暂时性地刺激消费需求，并通过政府和国家的普遍债务化为资本获利买单，由此所带来的必然是更深层次的危机积蓄。第二，由于金融资本主导的虚拟经济过快发展，造成资本主义国家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相脱节，大量处于价值链低端、利润率低的传统产业和制造业通过国际分工体系被转移到了国外，本国的实体产业和由此衍生的就业市场丧失存在基础，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变得极其脆弱，失业率攀升，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国家经济抗风险、抗打击能力严重不足。第三，金融资本主导下的积累的过度集中化最终在资本主义国家形成更大程度的阶级矛盾和利益对抗，国内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排外主义情绪日益高涨，并最终通过政治运动，由“顺应民意”的政党在选举中胜出，将逆全球化的意图付诸实施。如此一来，原本作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构建者和倡导者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反过来了，成为这套秩序最大的反对者；原本作为经济全球化中的主要获益者群体，现在也反过来了，成为经济全球化中最大的“受害者”；资本无限增殖和向全世界扩张的力量同样颠倒过来了，成为逼迫其向内收缩的力量。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来看，一共经历了两次逆全球化浪潮。第一次逆全球化兴起于1929—1933年资本主义全球经济危机期间，以1931年英镑金本位制的终结为标志，世界各国相继提高进口关税，保护本国市场，全球性的贸易战和货币战打响，并最终以二战结尾，强制性地重新瓜分了世界市场；第二次逆全球化兴起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国际贸易规模再次出现断崖式下跌，美、日、欧等国家和地区相继出台量化宽松政策，推动本币贬值，扭转贸易逆差。2017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美国多次宣布“退群”，加征进口关税，并将贸易战的矛头直指中国。

最后，资本的食利本性决定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常行为显然不是真的要退出经济全球化的大潮，而是意图继续凭借金融垄断和全球价值链优势，利用逆全球化向世界转移国内矛盾和风险的同时，进一步扩大自身在全球化中的获利比例，维持以自身为主导的旧全球化格局。但是另一方面，逆全球化的出现同时表明了资本主导的全球化秩序再次出现了动能不足、效力缺失问题，世界生产力的进步最终将推动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并确立新的与之相适应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从生产力的方面来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使世界生产力水平得到重大革新，以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众多前沿科技领域冲云破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新的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和管理方式下衍生出大量新的分工和生产组织形式，世界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从国际生产和经济关系的方面来看，生产力的变革也必将带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调整。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承接起了旧的全球化秩序产业转移和技术引进任务，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飞跃和现代化发展，开始有能力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竞争合作和国际秩序建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传统的生产分工关系和利益分配格局逐渐被打破和重组，从根基上动摇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垄断和国际霸权地位；从国际治理体系来看，资本管理下的国际秩序和世界政治经济体系频繁出现“四大赤字”，同时，经济风险、政治摩擦和地区极端贫困等问题愈演愈烈，特别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2020年新冠疫情中的普遍治理失效进一步表明了资本治理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变革资本治理模式，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体系正日益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意愿和努力方向。

综上可见，逆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关系已发生深刻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新看待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关系，不仅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应对逆全球化冲击，增强经济应对外部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的能力，维护国家安全，同时也要主动求变，顺应世界新一轮产业革命浪潮，推动全球新型治理体系建设，培育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在实现中国自身安全与发展的同时，助推世界经济复苏，引领未来全球化方向。但是，从现有状况来看，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始终依赖的比较优势是其国内的资源要素和廉价劳动力，大力承接的是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发展的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制造业和来料加工贸易，因此导致在国内国际循环关系上呈现出“以国际大循环为主导，国际循环带动国内循环”的外需依赖型发展格局，在当前世界环境恶化，国际循环动能持续丧失的条件下，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的历史要求，必须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特别是基于我国比较优势变化，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5]。

二、唯物史观视域下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分析

（一）“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此时，虽然已经初步建设完成了现代工业体系，优先发展并壮大了重工业部门，但是从整体工业水平来看，还显著落后于世界，前沿领域的技术能力也相对薄弱；另一方面，几亿人的温饱问题还未解决，国内市场规模有限，内需不足。因此以国际大循环为主导，出口为导向，积极引入外资和西方先进技术，追求经济数量增长的外需依赖型经济格局则顺应了这一历史阶段的现实要求。从成效来看，外需导向的经济发展格局为中国快速实现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起步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十三五’规划收官之时，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跃升到新的台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万亿元”[6]，为朝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中国现在步入新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7]。长期以国际大循环为主导的外需依赖型经济造成了中国的国内国际经济发展和循环结构比例失衡、效率缺失，经济自主性不足，难以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8]，打通循环过程中的断点、堵点，实现各类经济活动要素在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各环节上的有机衔接和供给需求两方面在更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就目前状况来说，生产和供给方面，依托国际循环和出口导向型战略，中国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物质资本，同时也建立了世界上种类最为齐全、规模最为庞大的工业体系，是世界上唯一具备完整工业门类的国家。但是另一方面，我国的供给体系中结构性问题依旧存在着无效和低端供给的过剩问题，有效和高端供给的不足问题，这也表明我国现阶段供给结构不优，质量不高。尤其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供给能力不强，供给与需求相脱节，不能很好地适应、引领和创造新需求。供给体系的结构性失衡严重限制了人民对高质量生活的追求；消费和需求方面，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发展，中国人均GDP已超1万美元，是有超4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规模国内市场，需求潜力巨大。同时伴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需求已从温饱问题转变为对物质、精神、文化等多方面的美好生活的需求，需求结构呈现高质量、多层级、宽领域的特点。但是另一方面，因财产和收入的分配差距过大，人民收入水平有限，尤其是劳动收入偏低，现实有购买力的普通城乡居民需求严重不足。同时由于现代流通体系不够完善，区域、行业和城乡间流通壁垒长期存在，流通成本高，效率不足，潜在需求向现实需求转化存在阻碍。

因此，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必然要求改变经济循环的重心，从“以国际大循环为主导”转变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和主导”，以适应新发展阶段在国内国际两个领域中所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增强我们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9]。

（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

国内国际循环关系根本上也就是国际分工关系，一定的国际分工关系和国内国际循环关系总是适应于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而存在，并且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而变化。从形式上说，主要存在“五种国内国际循环关系”，即单一的国内循环、国内循环促进国际循环、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以及单一的国际循环，这分别对应于不同历史时期和发展条件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

在新航路开辟，世界市场产生之前，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和贸易活动还较少，基本处于彼此隔绝的状态，也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国际分工和政治经济关系，相应地经济循环状态则表现为“单一的国内循环”。而在这种相对封闭的状态下，世界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也较为缓慢。世界市场产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历史时期，世界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以殖民掠夺和军事统治为基本扩张逻辑，逐步完成对全球市场的瓜分，并由此形成资本主义宗主国和被殖民国、先进的工业国和落后的农业国之间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中心和外围的国际分工关系。其中，处于外围地位的殖民地国家由于部分或者完全丧失了国家主权，只能被迫打开国门，沦为资本主义强国原料掠夺、劳动奴役和商品倾销的对象，经济循环体系遭到破坏，因此也难以形成内外循环关系；而对于资本主义工业国来说，借助于已经发展起来的国内产业体系和强大的内循环能力，在国际分工中占据了世界工业品的生产和供给中心地位，参与国际循环，掌控全球利益分配格局，从而在经济循环状态上表现为“国内循环促进国际循环”。此外，从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角度来说，资本主义世界获得了远超过去一切历史的增长和积累，但却因为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催生了两次世界大战；而落后的殖民地国家非但没有实现经济的增长进步，反而招致了更为深重的国家和民族灾难。

二战结束以后，一方面，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深度结合和推动下，原本受帝国主义控制的国家相继实现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获得平等参与国际分工的机会；另一方面，第三次技术革命推动了发达国家产业升级和转型，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承接产业转移、快速建立现代产业基础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国际分工关系上，最终催生了以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发达国家产业布局与以劳动与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产业布局。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经济增长和发展所需要的资本、技术和信息等关键生产要素都主要依赖外供，同时自身的生产和供给也主要面向世界市场，以满足外需为主，从而在经济循环状态上表现为“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循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也是这一国内国际循环关系和国际分工关系。在这种国际分工关系下，虽然中国在产业发展上拥有了较强的自主性，但是在产业结构上依旧面临相对落后、受制于人的局面，国际分工地位不高，不利于持续提升对外开放水平。首先，由于经济结构过度依赖外需外循环，导致经济发展严重受制于国际市场变化，自主性欠缺，抵御外部风险能力下降。在逆全球化的不利条件下，极易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打击和贸易管制的目标，国家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其次，由于主要采取产品引进消化再吸收的方式获取西方先进技术，依靠的是后发优势和廉价资源要素的比较优势，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导致中国产业发展难以迈进世界产业价值链高端，被迫锁定在产业价值链低端，开放效益难以提升；最后，国际竞争实力的不足也导致中国始终生存在发达国家制定的国际贸易规则和经济秩序下，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能力不足，不但不符合建设新型全球治理体系的要求，也不利于中国在未来全球化发展中获得主动权，把握发展契机。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内外循环状态主要存在于二战结束以后的发达国家。这是由于：首先，在产业间分工的国际分工格局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和产业相互依赖，长期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的产业转移导致发达国家的部分产业和产品供给也主要来自外供外循环；其次，由于技术差异、产品差异和现代消费需求的多样化等因素，即便是产业结构具有高度相似性的发达国家之间也同样存在分工、贸易和相互竞争的可能，产业内分工日益普遍；最后，伴随着专业化和模块化生产的发展，以及现代交通和通讯成本的大幅下降，基于价值链体系的产品内分工逐渐成为主导的分工形式，在同一产品的生产环节中，发达国家自身保留了主要依靠资本和技术的高附加值环节，而将主要依靠资源消耗和劳动投入的低附加值环节分包给发展中国家。产品内分工下，任何一个环节和部分的缺失都不可能实现完整的产品生产，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形成不同国家的多个企业在同一产品生产中的价值链分工。因此，于发达国家而言，一方面因占据了高端产业和产品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从而能够凭借强大的内供内需能力带动国际循环，保持国际竞争力，主导国际分工格局；另一方面在部分低端产业和产品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又依赖于国际循环对国内循环的带动，从而在经济循环状态上表现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最后，“单一的国际循环”仅仅存在于少数世界小国和没有完整主权的地区，由于自然资源匮乏，人口有限等因素，难以形成本国的产业基础，经济发展基本依靠国际循环带动。

由以上论述可见，中国现在所处的是“国际循环带动国内循环”的内外循环状态，在当前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关系下已经面临循环动能丧失，国际竞争能力不足，开放水平难以进一步深化的问题，必须调整和转变循环关系，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培育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以此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吸引力、在激烈国际竞争中的强大竞争力、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强大推动力”[10]。

三、结语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立足新发展阶段继续推进经济社会改革、建设和发展，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主动作为的战略抉择。其虽因当前形势而起，但并非被迫之举和权宜之策，而是事关全局、着眼长远的战略谋划。从长远来看，我国长期以来所依靠的外延式增长模式，已不能适应新发展阶段的历史要求和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变化需要，尤其是在国际环境变化不定、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和外需下降的背景下，必须塑造我国发展新优势，打造新的内涵式增长模式，充分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由外向型经济发展格局加快调整为以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的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以此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经济的更可持续的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