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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与超越: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意蕴探赜

2023-03-23王粵辉虞满华安徽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关键词:现代化文明生态

王粵辉,虞满华(安徽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何为现代化?“亨廷顿认为,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而多样化的职业结构,而作为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文明,西方首先获得了具有现代性的文化”[1]。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将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所走过的道路及由此所呈现的规律性进行总结,形成了关于现代化的“定义”,可称之为“西式现代化”。从实质而言,“西式现代化”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利润散发的无尽魅力驱使着资本竭力突破任何自然条件的阻遏和社会制度的桎梏。由此,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是迄今为止影响范围最大、程度最深的一条现代化道路,这种影响在经济发展上体现得最具说服力。然而,资本主义现代化在迸发出巨大的发展能量之时,也生发出招致自身灭亡的坟墓。正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才导致了全球严重的生态危机;也正是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省思,方能在实践中逐步探索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型生态文明。

一、批判的靶向: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异化逻辑

欧美国家曾经盛行用“先发展,后治理,再转移”的路径来处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社会的生产能力在短时间内极速提升,然而也形成了高消耗、高污染、高浪费的生产方式,不仅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危机,甚至还造成发展结果与人类最初设想的发展目标相异化,也由此生成了一种人与自然的恶性交往范式:自然沦落为人类掠夺的对象,人与自然之间扭曲为一种割裂的暂时性关系。

(一)人的本质的异化

人的生产劳动的异化。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设想,一方面,劳动力由劳动者提供,而劳动者也在劳动中实现着其作为类存在物所特有的自由全面发展;另一方面,资本来到这个世界后,只有一种本能,那就是持续增殖。因此,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宰制下,为了达成最大限度攫取利润的目的,资本家乐此不疲地扩大再生产,而生产的持续扩大又意味着需要不断投入更多的劳动力。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2]51这就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愈劳动愈贫困的原因,显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物本”至上的性质。于是,“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2]51,工人只不过是一种特殊商品,其劳动力被恣意抽剥着,劳动由原本的人成为类存在的重要因素异化为控制人为了维持身体机能的绳索,人与人的关系也就变成了一种工具性关系。

人的生活方式的扭曲。客观来看,消费主义本身确实是一种市场社会运行所必要的意识形态,但世界市场的形成和金融资本的漫溢却使异化现象从生产领域扩展到生活领域,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评价,助长了消费主义负面因素在市场的恶意滋生。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人们更看重自然的交换价值,忽略了自然为人提供的生存家园而具有的生态价值,从而使自然的美丽生态淹没在冰冷的商品交换过程中。其次,商品的实际使用价值被人们观念中更重要的符号价值所覆盖,形成了具有人的身心对立特点的消费主义价值观,炫耀性和奢侈性过度消费导致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和破坏。最后,人类的长期利益被短期利益所淹没。在资本主义社会,市场是经济运行的主要调节者,但市场本身又充满了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弊端,它关注更多的是直接、近期的经济利益,而非有益于人类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鉴于此,在没有优越的社会制度作为保障的前提下,市场经济必然是短视的,滥用自然资源乃至造成生态危机似乎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自然生态的异化

第一,工业文明尽管带来了生产力的突飞猛进,但同时衍生的负面因素也重塑了人对自然的剖判:自然只是天然存在的生活空间并为人所主宰,为人们无理性地攫取自然做了合法性的论证。正如陈学明提出的“现代工业社会是以个人原子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启蒙就是张扬个人本位。”[4]基于崇尚自由、平等的理性价值观,资本主义认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都应是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第二,在资本增殖的逻辑下,人类贪婪追逐物质财富和奢侈享受,自然被抽象为生产所需的客体,丧失了与人互动过程中应有的地位,承受着资本增殖本性无底线的逼迫。换言之,人更倾向于考虑自然对人产生的“单向度”效用价值,而从未将自然的基本需要考虑在内。并且,“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5],人也必然不会遵循自然生存的客观规律,自然是以越发无助地被卷入生产漩涡中,与劳动力融合成为资本家们“创造财富”的泉源,失去了原本的主体意义,只得化身为一种服从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被动存在物,必然造成生态危机。

(三)超越异化的出路

在马克思看来,人是自然中的人,自然也是人的自然,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的关系。在人类社会的持续演进中,待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国家都会面临发展与保护的“二元悖论”难题。反思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造成的生态危机,为了实现持续性的发展,是否就理应选择保护生态环境而承担无法保证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的后果呢?其实,这一问题的答案早已隐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自然生态的理论之中。

恩格斯认为:“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的交织起来的画面”[6]。自然的历史和人类历史两者相互联结,呈现出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姿态,我们是无法彻底将其中的一个单独考察的:一方面,生态环境是人生存的基础,即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2]55更进一步来说,“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2]55。试想一下,倘若没有自然界向人类提供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这些基本的自然产品,那生物学上的人类都将不复存在,更无力言及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了。因此,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无法离开自然界发展自己的历史。另一方面,自然界不仅具有生态价值,还兼具经济、科学价值等等于一体,更重要的是,缺失了人的意义的自然界也是“无”。人类诞生以来的经济发展是在“人化的自然”中的发展,如果缺少了“人化”,又何谈经济发展的价值呢?就此而言,伴随人类生活而进行的经济发展和不断演进的自然界之间就要维持一个基本的平衡,两者在现实中务必被兼顾,否则就会出现诸如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中的人与自然之间产生的错位和分裂。除此之外,倘若要消解由于消费主义价值观所造成的人的身心的异化,就要“树立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珍惜生态、珍爱自然和保护环境的绿色消费方式与生活方式”[7],方能实现马克思所强调的对人的本质的全面占有与和谐。

二、超越的范本: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的创新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详细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不仅时间上相对较短,还是要在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要避免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异化逻辑,更要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着眼于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现实需要和发展可持续性的双重考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建设。

(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蕴含的生态之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精神内核,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不是非此即彼、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而是一种能够既对立又统一的和谐状态。习近平总书记认为自然生态本身是有价值的,保护自然的过程就是增值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过程。自然相对于人来说具有先在性,这是毋庸置疑的。人们在生活和生产中保护自然、保护绿水青山,也是基于绿水青山的存在相对于金山银山的创造具有先决性。试问,如果绿水青山都不存在,又何来创造金山银山的基础呢?

在辩证充分地利用和掌握自然资源各种不同属性的条件下,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两者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绿水青山是生态基础,金山银山是经济财富。一方面,采用高效、循环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方式合理开发自然资源,就是在做大做好金山银山;相反,破坏自然环境和浪费自然资源就是折损金山银山。另一方面,“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8]139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民就更倾向于用更高的环境标准、更美丽的生态环境反过来要求促进现存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金山银山惠及绿水青山。

如果我走了,他们在这个城市里可怎么活?老家的房子已经处理,就算他们可以回去,他们也不懂如何去中介挂上我的房,他们不了解房地产的行情,不会签合同,就算不被人骗,一下子面对几十万的房款,他们也会束手无策。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他们仅是两个连走路都颤颤巍巍的农村老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会上指出,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我国自发摒弃粗放发展的方式,不走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先污染后治理再转移”的老路,坚持绿色发展方向、时刻保持生态优先,发掘生态环境的多极意旨。例如,我国因地制宜而总结出的扶贫方式——生态扶贫,助力实现了人类与贫穷顽强对抗几千年以来的奇迹,是生态优美和经济发展的双重成就。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向往,而“天蓝、地绿、水清”的实现,则是对人民殷切期待的满意答复。

(二)确立党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领导地位

在党的二十大开幕会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我们的祖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这些重大生态成就的取得归根结底都是在本质上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建者,我国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取得生态文明建设硕果当然也离不开这个先进执政党对生态文明建设审时度势的领导作用。社会生产能力的极大提高使得我们党愈来愈将关注点转向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美丽生态环境是关涉着民生福祉的一个重大要素,是人民身体健康和心情愉悦的基础,还是直接影响我国经济保持高质量稳定发展的重要前提。可见,生态文明建设在体现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还深刻反映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

我国六十多年走过的社会主义道路表明:党的领导意味着国家的安全、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9]中国共产党作为“打江山”、“守江山”的领导者,打的是人民的天下,现在守的仍然还是“人民的心”,党没有自身特殊的利益,只代表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是党从人民意愿出发,很好地体现了党的意志与人民意愿的高度一致。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8]225。既要有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远景眼光,心中又有全方位的考量,即“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8]37,满足当代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和美好生活的需要,更是要“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8]37。如此,人民群众方能在蓝天白云间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8]225。创建更美丽的生态环境和更优质的生态产品是民心之所求,也是党之工作方向。只有紧紧依靠人民,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才能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最大优势。

(三)开展丰富的生态保护与治理的成功实践

山水林田湖草沙冰是一个系统的生命共同体,任何一个因素的缺失都会造成生态系统的失衡进而破坏自然内部和外部的循环规律。因此,保护生态就要充分地注意到“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8]1972021年10月12日,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提出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其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涵盖近30%的陆域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这是在政治层面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采取的大力度行动,推进了我国对重点野生动植物保护的规范化、系统化。除此之外,国家公园不仅具有生态价值,还兼具并不断开发文化、科研、教育和游憩等职能。这不仅是我国在新时代进行生态保护的新探索,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实践。

新时代中国人民的生态实践已广泛地展现在中华大地上,其中突出的成就还体现在形成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一方面,塞罕坝精神是在塞罕坝林场建设中凝练生成的,五十多年来,几代林场职工听从党的召唤和安排,无怨无悔地深入荒漠之地,缔造了将不毛之地修复成“华北绿肺”的人间奇迹。如今的百万亩林海,是林场干部职工从“一棵松”开始对生态保护的执着追求,也是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把生态文明建设蓝图变为现实的坚韧意志。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塞罕坝林场建设者驰而不息地奋斗,我国才能独立自主地科学解决了在高寒地区育苗造林一系列技术难题,探索形成了生态脆弱地区林场建设和管理模式,为我国其他地区甚至世界其他国家的林场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另外,新时代的生态实践和创新还体现在黄河治理上。在中华五千多年的璀璨文明史上,黄河流域有长达三千多年的时间都是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但长期以来,由于自然灾害特别是水害的频发,给沿岸百姓带来深重灾难。为此,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8]242而治理就要充分考虑上中下游的差异,上游应提升水源涵养能力,重在保护修复和建设;下游的湿地生态系统脆弱,应做好保护工作;中游则要着重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根据黄河不同区域、时间的具体生态特点来治理黄河,凝炼了中国式现代化内含的生态维度精华,显扬着中国人民谋求繁荣发展的长远眼光和战略谋划。

三、价值分析:推进生态理论深化和生态治理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10]6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在根本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少数人的生态环境保护运动,是在遵循现代化普遍规律的基础上,走符合实际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一)吸收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自然思想

马克思认为自然界相对人来说具有先在性,人是自然界发展过程中的产物,自然为人的生存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人的需要与自然的良性循环必须是统一的。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不仅应根据“物”的尺度进行生产,把握好“人”的尺度才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

就现实状况而言,全球范围内的人类面临的生存发展困境都极为严峻,作为类存在物的“人”一味“责备”自然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是自由自觉的,“从表面上看,全球危机表现为外部支撑生命的体系即将达到自己的物理极限,但是,实质上却是人类自身的危机问题。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的要素,解决全球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类自身”[11]436。就此而言,如何处理人、如何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归之原位以及如何重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性循环系统,便成为克服生态危机的根本之道。

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战略定位下,美丽中国的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其根本就在于能够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首先,人民具有治理污染的坚决性和彻底性,又能科学地认识并运用自然规律,坚持系统观念,调动各种因素,在生态破坏严重的地区,采用稳健并实用的修复模式。其次,运用人的实践活动将自然界中的山水林田湖草沙冰联系起来,重新疏通生物学意义上的自然界的内部循环,在构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中完成自身与自然的统一。从社会动力上看,这种统一是以工业为主导的文明形态向以生态文明为美好目标的过渡,是在人摆脱了自然界的奴役并自觉地放弃自然界主宰者的基础上的统一,其内含着相对于工业社会来说更丰富的物质财富和更崇高的精神境界,也是人和自然界关系归之原位的终南捷径。

在探索中国式生态道路的过程中,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思想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之“的”,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伟大目标。新时代生态文明的理论,既没有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更不是资本主义性质下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从我国国情出发,艰辛探索走出的一条来自自己、属于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之路,映射着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思想的智慧之光。

(二)继承和创新了中国古代传统的生态智慧

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节约资源和保护自然。老子认为自然之道在于系统和平衡,更有孔子、孟子、荀子提出的“不违农时”“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等格言。这些都是古人在与自然的相处中总结的宝贵经验,也是当时人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秉持的基本理念。在传统的农业社会,自然被改造的程度尚且较小,对生态的不恰当破坏也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而在生产力水平远超古代的今天,生态环境问题却是处于亟待解决的程度,我们不仅要汲取中华民族的先人们在五千多年的生产和生活中总结的生态智慧,也要根据中国的不同区域、人民的不同需求提出更加现实可行的理念,更要将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生态保护工作相结合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态的需求。

朴素的生态观主张人与自然的融合。中国传统生态思想源远流长,儒家将家族、社会范围内的人际道德推及自然界提出了生态道德,倡导建立一种普遍和谐的理想社会:孔子提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后人对此的一种解释为有智慧而仁爱的人能从自然山水中看到自己的爱好和追求,乃至呈现自己的内心世界,所以看见山水自然就会内心愉悦。这是以山水来联系人类美好的情感和精神,使其成为一种常见的审美意象,而徜徉于自然景色也逐渐成为无数文人修养身心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原本相对简单的表述下,孟子进一步提出“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即“亲亲”是仁的基础,“仁民”是仁的核心,“爱物”则是仁的深化。儒家学者还认为人具有理性能力,能清晰地认识并运用“仁”之感通性,而物则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人与自然界中万物的价值不可等同,人类的价值为最高。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层次分明、爱有等差的思想观念,展现了儒家仁爱万物、善待生灵的独特而崇高的生态道德精神。

另外,道家提出“道法自然”、“道生万物,万物平等”;佛教也认为“众生平等,不得杀生”。这些都将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二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追求人与自然的融合,是我国古人对自然界关爱情怀的朴素表达。虽然今天看来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科学理性,甚至整体思想上自相冲突,但其合理成分为我国的生态建设提供有益启示。新时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古代生态智慧展现得淋漓尽致,还重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性新同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化发展,就必须加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在更高水平上满足人民对天蓝山青水绿土净的优美生态环境和优质生态产品的向往和追求,体现着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谋求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然“复活”的价值目标。

(三)展现和彰显了国家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来看,现代化都是一个世界性的概念,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是一个不容阻挡的发展趋势。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把实现现代化作为主要任务,并对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和实施路径提出了初步规划。从时间跨度分析:经过了将现代化等于工业化到逐步向“四个现代化”转变,再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随着我国对现代化建设的稳步推进,其内涵也在实践推进中愈加丰富。经过全国人民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终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然而,正如任何事物都是在多种内部和外部因素相互联系中的变化发展,必须统筹兼顾到整体中的各要素;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必须是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共同推进,以往经济建设被认为是实现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但基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人民高质量的生态需要来看,生态文明建设更担任着不可忽视的基础性角色。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8]8。这就将生态现代化治理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昭示了生态问题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程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陆续制定和修改了土壤污染防治法、核安全法、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环境保护税法等一系列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也对民法总则、民事诉讼法等法律中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作了规定或者修改。2021年1月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也将绿色原则作为民法基本原则,因此被称为“绿色民法典”。一系列关于生态的法律制定和修改工作的完成,极大地促进了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的高质量健全和完善,而要实现新时代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不仅应着眼于优势完美的制度设计,更要立足提升治理能力和效用。为克服过去长时间多头治理、浪费资源的弊病,一方面,国务院对原有的国土、水利、海洋等多部门的环境治理职能进行了有效整合,进而组建了生态环境部,以便提高国家生态协同和综合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制定了生态补偿制度、河湖长制、林长制等生态治理的新办法,同时又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形成了以党和政府为主导、企业和社会大众积极参与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模式,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生态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彰显着正在以“中国之制”推进形成更高质量的“中国之治”。

人民要求有更美丽的生态环境和更优质的生态产品,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2]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上超越了资本主义的片面和畸形现代化,其在生态领域取得的理论启示和实践成就,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人的本质的真正价值旨归。总而言之,只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才能在新时代勾勒出一幅美丽中国的时代画卷;也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才能让美丽中国彰显现代文明意蕴、映射人类文明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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