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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古埃及新王国的帝国性质*

2023-03-23金寿福

史学集刊 2023年1期
关键词:努比亚古埃及帝国

金寿福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上海 200433)

早在一个多世纪之前,英国考古学家霍格思就在一篇谈论古埃及帝国的文章中指出,帝国最核心的要素是对领土的诉求,借助武力强行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管理机构,管控被征服的土地。根据帝国对其征服地所实施的管控程度的高低,霍格思把帝国划分为三种形态。在第一层次的帝国里,被征服地的臣民与帝国核心居民拥有相同的权利,有资格进入帝国的军队和管理阶层。不过,霍格思承认,在发动征讨波斯的军事行动初期,亚历山大曾经设想过这一步,但未能付诸实施,罗马帝国也只是做了一些初步的尝试。在第二层次帝国里,被征服地必须定期如数缴纳贡品,帝国对被征服土地并非完全军事占领,而是在关键地点和交通要害驻军;在当地挑选代理人之后,一边进行武力干涉的威胁,另一边强化代理人的权威和利益。在第三层次帝国里,帝国的统治者对边缘区域只是拥有暂时的排他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一般借助定期的军事远征和突袭来维持,一旦它的影响力减弱或者遭到其他大国的威胁,原有的从属关系也迅速终结。①D.G.Hogarth, “Egyptian Empire in Asia,” 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Vol.1(1914), pp.9 -10.根据霍格思的上述划分,学界通常所说的古埃及帝国究竟属于哪个层次呢?

古埃及帝国的所指

在马涅托的王表中,以底比斯为都城的第十七王朝与以阿瓦利斯为都城的第十五王朝大致处于同一时期。根据古埃及文献,第十五王朝是由入侵埃及的喜克索斯人建立的。这些来自迦南的外族统治者不仅控制了尼罗河三角洲和孟菲斯以南的许多土地,而且与埃及传统的敌人努比亚人相互勾结。作为第十七王朝的最后一位君主,卡莫斯无法忍受外族在埃及行使统治权。在一段号召埃及人向喜克索斯人发动进攻的话语中,卡莫斯宣称,不能再让喜克索斯人占领埃及北部,让努比亚人蚕食埃及南部,而他只能控制埃及中部的土地。②W.K.Simpson, The Literature of Ancient Egypt:An Anthology of Stories, Instructions, Stelae, Autobiographies, and Poetry, third edition,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346.他首先率军南下,在布亨捣毁了努比亚人的权力中心,不仅消除了他们对埃及南部的威胁,而且扫清了埃及人通往努比亚东部金矿的道路。不久之后,卡莫斯准备与喜克索斯人决战。

根据属于阿赫摩斯——第十八王朝的创建者——的铭文,这位国王攻陷了阿瓦利斯,不仅把喜克索斯人驱逐出埃及,而且追赶他们直至迦南,在今加沙附近的沙如罕围困喜克索斯人最后的堡垒达三年之久。关于喜克索斯人在埃及犯下的“滔天罪行”,以及他们被埃及人驱逐出境,然后又在迦南遭受最后的打击,均来自古埃及王室铭文,考古发掘材料并不能证实古埃及人的说法。根据犹太作家约瑟夫斯的记述,阿赫摩斯率领人数多达480 000人的军队围困阿瓦利斯,最终无果,不得不与喜克索斯人达成和解,允许他们自动离开埃及。根据对阿瓦利斯遗址的发掘,奥地利考古队认为,约瑟夫斯的描写比古埃及文献中有关阿瓦利斯被攻陷、喜克索斯人被杀戮的说法更加可信。③J.Bourriau, “The Second Intermediate Period(c.1650 -1550 B.C.),” in I.Shaw,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198-202.如今学界基本达成共识,所谓喜克索斯人入侵埃及并建立王朝,完全是底比斯地方权贵们为了使自己凌驾于埃及全境的霸主地位合法化而编造的神话。

长期研究埃及与迦南关系的著名学者雷德福早就断定,新王国时期埃及在迦南的军事行动,尤其是初期对巴勒斯坦地区的征战,具有明显的宣示埃及权威的色彩,因而具有掠夺性,也属于短期行为。④D.B.Redford, “A Gate Inscription from Karnak and Egyptian Involvement in Western Asia during the Early Eighteenth Dynasty,”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99(1979), pp.273 -274.尽管如此,不少学者依然单纯依据来自古埃及的文献,认为古埃及人在新王国初期确立了北抵今叙利亚、南达尼罗河第四瀑布努比亚腹地的帝国。问题在于,埃及军队攻克喜克索斯人在尼罗河三角洲的都城阿瓦利斯以后,果真出于斩草除根的目的一直打到巴勒斯坦了吗?公元前16世纪中叶在巴勒斯坦地区许多地方遭受的破坏确实是由追击喜克索斯人的埃及军队造成的吗?

埃及对迦南的军事行动

埃及在迦南的所谓帝国是时断时续的,其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巴比伦、亚述、赫梯等大国国力的兴衰。图特摩斯三世向迦南征战的时候,西亚地区尚无能与埃及抗衡的大国。正如雷德福所言,埃及新王国时期对迦南的军事行动具有季节性突袭的性质,这些远征主要起到震慑作用,同时也是为镇压反叛的部落和村镇。大约一个世纪以后,赫梯逐渐崛起并向迦南扩张,开始挑战埃及在迦南的势力范围。从地理方面说,巴比伦、亚述和赫梯都比埃及更加靠近迦南。总的来说,图特摩斯三世之后,埃及在这一地区的势力逐渐萎缩。①D.G.Hogarth, “Egyptian Empire in Asia,” pp.10 -12.

学者们从前认为,因为阿肯那顿热衷宗教改革,埃及对迦南的控制减弱,埃及帝国的很多领土逐渐丢失。他们做出如此解释的主要依据是《阿玛纳书信》(Amarna Letters)的记载。以意大利著名学者利韦拉尼(M.Liverani)为代表的许多学者近来对《阿玛纳书信》做了全新的解读。按照这些学者的理解,迦南地区从未完全归属埃及,也没有完全被赫梯、巴比伦和亚述控制。迦南众多小国的君主们想尽办法且善于在周边几个大国之间寻找平衡,随着大国间力量对比的变化适时调整策略,从它们所依赖的强势国家那里获取最大的利益。特别是当赫梯与埃及形成对峙状态的时候,他们在中间摇摆,从两边获得好处。在《阿玛纳书信》第147号中,提尔的首领称埃及法老为主子,谦卑地说自己是对方的仆人。透过这些故意强调二者之间地位差距的套话,能够看出写信人的真实意图在于信的最后几句甚至一句话上,那就是,希望埃及法老提供人力和物力上的援助。他宣称,如果埃及法老坐视不管,提尔就会落入别人的手中;事实上,提尔从来没有完全被埃及控制。②B.J.Kemp, “Imperialism and Empire in New Kingdom Egypt(c.1575 -1087 B.C.),” in P.D.A.Garnsey and C.R.Whittaker,eds., Imperialism in the Ancient Worl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16 -17.有的学者曾经相信,阿肯那顿宗教改革被终止以后,荷勒姆赫布(Horemheb)首先在埃及境内恢复秩序,然后便着手重建埃及在西亚的霸主地位。这些学者主要是依据这位国王墓室墙壁上的浮雕和壁画,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荷勒姆赫布提到的被埃及军队征服的迦南族群的许多名字与当时居住在那里的族群名不相符,有不少年代误植现象。显然,这位国王所谓重新征服迦南,完全是出于宣传的需要,并非基于史实。③A.Spalinger, “Review of The Architecture of Imperialism:Military Bases and the Evolution of Foreign Policy in Egypt's New Kingdom by Ellen Fowles Morri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126(2006), p.446.

莫里斯于2005年出版了名为《帝国主义的建筑:军事基地与新王国时期埃及外交政策的演变》的专著,④E.F.Morris, The Architecture of Imperialism:Military Bases and the Evolution of Foreign Policy in Egypt's New Kingdom, Leiden and Boston:Brill, 2005.她试图把埃及人在迦南设立的若干军事堡垒解读为埃及帝国最重要的基石。在评述莫里斯论著的时候,长期研究古埃及军事和外交的埃及学家施帕林格认为,无论是从文献还是从考古发掘材料判断,与其说埃及在迦南扮演的是一个“管家”(homeowner),不如说是“缺位的地主”(absentee landlord)。⑤A.Spalinger, “Review of The Architecture of Imperialism:Military Bases and the Evolution of Foreign Policy in Egypt's New Kingdom by Ellen Fowles Morris,” p.446.施帕林格的论断虽有些尖锐,但符合当时埃及的国情。埃及人到达迦南需要穿过西奈半岛,后勤补给不仅艰难,而且从经济成本上说也非常巨大。在谈论埃及在迦南的帝国时,我们必须要问,埃及人在迦南建立和维护庞大的帝国究竟出于什么目的?不少学者只是简单地相信甚至坚信,公元前13世纪至前12世纪,迦南完全被埃及控制。这种倾向一个很好的证明便是,芬克尔斯坦等人在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几处收集花粉等古代遗物,根据分析结果可知,面对公元前13世纪至前12世纪日益干旱的气候,上述几个地方的居民发展了旱地农业。芬克尔斯坦等人为相关研究论文确定的题目为《埃及帝国在迦南的农业:青铜时期末对气候危机的应对》。⑥I.Finkelstein et al., “Egyptian Imperial Economy in Canaan:Reaction to the Climate Crisis at the End of the Late Bronze Age,”Ägypten und Levante/Egypt and the Levant, Vol.27(2017), p.249.

在雅法(Jaffa)进行长时期考古发掘以后,相关人员得出结论,雅法这座古代城市是埃及在巴勒斯坦地区最为重要的据点。根据其城墙被毁的事实和其他遗迹与痕迹,考古人员认为,驻扎在雅法的埃及守军面临巨大的压力。⑦A.A.Burke et al., “Excavations of the New Kingdom Fortress in Jaffa, 2011 -2014:Traces of Resistance to Egyptian Rule in Canaan,”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121(2017), p.85.这一点从反面证明,埃及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驻扎军队,主要是为了保证贸易线路的安全,埃及人并未有效地控制整个区域。从以上论述可以得出结论,埃及对迦南的控制甚至连上文提到的霍格思设定的第三层次帝国都算不上。

埃及对努比亚的控制

从古王国时期开始,埃及军队对努比亚地区采取军事行动,无一例外是为了保障位于阿斯旺附近的埃及南部边境,同时扫清埃及与尼罗河第四瀑布以南的非洲内陆地区进行直接贸易的障碍。美国学者史密斯长期以来专注于埃及与努比亚之间的关系,早在20世纪90年代,他就撰文指出,埃及人在第一瀑布至第四瀑布的漫长河谷地带试图驱逐甚至杀戮努比亚人,目的是阻止努比亚人向埃及渗透,并防止他们对埃及商队和水上船只发动袭击。①S.T.Smith, “A Model for Egyptian Imperialism in Nubia,” Göttinger Miszellen, Vol.122(1991), pp.83 -85.从考古发掘结果判断,对新王国时期的埃及统治者来说,努比亚主要是非洲内陆异域珍品的中转站,且其矿藏尤其是金矿具有吸引力。②对于新王国之前的埃及统治者来说,努比亚的北部区域只不过是他们守护埃及南部边界的缓冲带,他们愿意让这个区域变成荒原, 以此保证埃及的相对安全。 参见 E.F.Morris, Ancient Egyptian Imperialism, Oxford:Blackwell,2018, p.21.前文已经提到,根据卡莫斯留下的铭文,在打击盘踞尼罗河三角洲的喜克索斯人之前,埃及国王就率军攻打了努比亚,最远到达尼罗河第二瀑布附近的布亨。到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时期,埃及对努比亚实现了完全控制和严密监控。按照研究努比亚与埃及关系的权威学者的观点,埃及对努比亚的控制主要是为了保证通往位于尼罗河以东的伊拜特(Ibhet)和伊卡提亚(Ikaytja)的道路通畅,这两个地方均为重要的黄金出产地。③R.Morkot, “From Conquered to Conqueror:The Organization of Nubia in the New Kingdom and the Kushite Administration of Egypt,”in Juan Carlos Moreno García, ed., Ancient Egyptian Administration, Leiden:Brill, 2013, pp.945 -950.为了这一经济目的,埃及人在尼罗河的关键地点建造了众多据点,一般包括神庙、岗哨、守军及其家属住房、货物中转站等多种建筑。根据在以上这些地方的考古发掘结果,英国著名埃及学家肯普认为,因为埃及人在努比亚地区长期清除努比亚人的政策,这些据点并没有多少军事色彩。神庙周围没有挖掘起到保护作用的深沟,甚至神庙入口处也没有能够防御袭击者的设施,这说明神庙的设计者和建造者根本没有考虑这方面的功能。④B.J.Kemp, “Imperialism and Empire in New Kingdom Egypt(c.1575 -1087 B.C.),” p.23.在表现埃及军队在迦南作战场景的画面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坐落在一个山丘上的堡垒;而在涉及努比亚的画面上,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仓皇逃窜的努比亚人。与埃及人出于特殊的经济目的而在努比亚采取的特别措施相关,努比亚的农业随着埃及第十八王朝的确立开始走下坡路,及至第二十王朝,努比亚的农业几乎陷入停滞状态。⑤R.Morkot, “From Conquered to Conqueror:The Organization of Nubia in the New Kingdom and the Kushite Administration of Egypt,”pp.914 -915.这就是说,埃及人根本没有兴趣把努比亚纳入自己的管理体系之内,他们在努比亚的经济利益与农业也没有任何关联。

古埃及文化的特殊性及其领土扩张话语的神学色彩

根据考古学家亨德里克斯等人的研究结果,埃及人在史前时期通过西奈半岛与迦南保持了密切的贸易往来。埃及从迦南地区南部主要进口葡萄酒,修建了起到货物中转站作用的据点。随着埃及统一国家的形成,上述据点逐渐被废弃,刻写埃及国王名字的印章也不再出现在上述地区。有的学者把这一变化归因于埃及人此后采用了海上贸易线路;但亨德里克斯等人认为,埃及人自从建立典型的领土国家以后退守既定国境的趋向不容忽视。⑥S.Hendrickx and L.Bavay, “The Relative Chronological Position of Egyptian Predynastic and Early Dynastic Tombs with Objects Imported from the Near East and the Nature of Interregional Contacts,” in E.C.M.van den Brink, et al., eds., Egypt and the Levant:Interrelations from the 4th through the Early 3rd Millennium B.C.E, London: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4, pp.74-76.按照亚当斯的理解, 古埃及君主们忙于巩固在国内的地位并统治辖区内的民众,参见W.Y.Adams,“The First Colonial Empire:Egypt in Nubia,3200-1200 B.C.,”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26(1984), p.37.除了远赴黎巴嫩一带获取松木以外,埃及人开始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种植葡萄,并专注于开采尼罗河东西岸的矿藏资源。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西奈半岛的游牧部落的数量在古王国鼎盛时期降至最低,及至埃及第一中间期王权衰落时期,西奈半岛上的居民数量才又开始逐步上升。①E.F.Morris, Ancient Egyptian Imperialism, pp.23 -24.

学者们在论及古埃及人在迦南建立的庞大帝国时,无法给出埃及人此举的真正目的。亚希图夫对古埃及文献中所有与来自迦南的货物相关的内容进行了详细分类和分析,而后得出的结论是,埃及征服迦南并没有特定的经济目的,即使有,其程度也可以忽略不计。②S.Ahituv, “Economic Factors in the Egyptian Conquest of Canaan,” Israel Exploration Journal, Vol.28(1978), pp.103 -104.包括图特摩斯三世在内,埃及国王在迦南获得的物品无非就是战利品。③N.Na’aman, Canaan in the Second Millennium B.C.E.Collected Essays, Volume 2, Winona Lake:Eisenbrauns, 2005, p.217.如果埃及人想每年都从被征服的土地上获取固定的赋税,那么他们必须有效地管理这块土地,从保证该地区和平,再到借助行政管理、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技术改进及农具配置等手段提高生产效率。古埃及文献大书特书迦南定期和不定期地遭受埃及军队大规模劫掠和破坏,这显然与我们了解的帝国统治和治理方法大相径庭。

迄今为止,在迦南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几乎没有找到任何涉及埃及在其所谓帝国时期系统管理此地的直接证据。④C.R.Higginbotham, Egyptianization and Elite Emulation in Ramesside Palestine:Governance and Accommodation on the Imperial Periphery, Leiden:Brill, 2000, p.17.按照丹麦埃及学家弗兰德森的解读,埃及人根本没有进行任何旨在把迦南纳入埃及总体经济框架的尝试。⑤P.J.Frandsen, “Egyptian Imperialism,” in M.T.Larsen, ed., Power and Propaganda:A Symposium on Ancient Empires, Copenhagen:Akademie Forl, 1979, pp.174 -175.埃及在迦南设立了若干据点,它们均位于距离海岸线很近的地方,而且是在连接美索不达米亚与迦南及埃及的贸易线路上。埃及从迦南获得的主要物品是白银,农作物很少,葡萄酒、蜂蜜等根本没有被提及。⑥N.Na’aman, Canaan in the Second Millennium B.C.E.Collected Essays, Volume 2, pp.221 -228.如果说埃及在迦南的驻军数量非常有限,被派驻以上地区的管理人员更少,而且他们多数是为了完成巡察任务而前往迦南。从一封在塔纳赫发现的信中可知,一位埃及人在位于加沙的埃及据点暂住期间,塔纳赫的当权者根本没有前来拜见,这位埃及官吏在信中表达了他的不满。⑦W.F.Albright, “A Prince of Taanach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B.C.,” BASOR, Vol.94(1944), pp.24 -25; D.B.Redford, Egypt and Canaan in the New Kingdom, Beer Sheva:Ben Gurion University of the Negev Press, 1990, p.34; C.R.Higginbotham, Egyptianization and Elite Emulation in Ramesside Palestine:Governance and Accommodation on the Imperial Periphery, p.18.

新王国时期的埃及与迦南,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文化发展水平上,两者差距确实悬殊。让人感到惊讶的是,迄今为止,在迦南发现的埃及或者具有埃及风格的物品并不多,而且它们的分布极不平衡,它们的出土地点几乎全部集中在沿海地带,以及埃及与西亚贸易线路的重要节点上。⑧A.A.Burke et al., “Egyptians in Jaffa:A Portrait of Egyptian Presence in Jaffa during the Late Bronze Age,” Near Eastern Archaeology, Vol.73(2010), p.28.相比之下,埃及在宗教等领域受到了来自迦南的巨大影响。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埃及军队对迦南进行的远征基本属于短期行为;其次,长期居住在迦南的埃及人的数量较少;再次,埃及人不愿远离家乡,他们既不擅长贸易,也不热衷对外输出宗教和文化。古埃及人惧怕死在异国他乡,客死他乡是他们最为憎恶的事情,⑨M.Liveran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1600 -1100 B.C., New York:Palgrave, 2001, p.96.因为他们的来世信仰与尼罗河谷特定的水文和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用霍格思的话说,古埃及人不具备经营帝国的天性。[10]D.G.Hogarth, “Egyptian Empire in Asia,” p.15.

近来,不少学者认为,不能把图特摩斯三世对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地区的军事征战完全视为史实。肯普指出,我们建构古埃及新王国时期对外征战的所谓“史料”基本来自阿蒙神庙。从新王国建立初期,埃及君主们便宣称,他们是在阿蒙神的号召和保佑之下完成了驱逐喜克索斯人并统一埃及的大业。每一位国王——热衷于宗教冥想的阿肯那顿除外——都把对外扩张视为其继承王位的资格,甚至图坦卡蒙也让手下人用图画和文字描写他如何打击和征服埃及传统的敌人。特别是在神庙入口两侧的塔楼外壁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埃及国王用左手抓住埃及周边敌人的头发,右手举起权标头,准备把这些敌人的头盖骨敲碎;在国王的对面,阿蒙神或者以赞许和鼓励的神情注视着,或者用手拉住拴在这些敌人身上的绳索。我们必须从神庙这个特殊的语境解读上述文字和图画,埃及君主是在完成一项神圣的任务;换句话说,他们是在举行庄严的宗教仪式,这些图文并不一定与史实相符。所有古埃及神庙都曾经被高大的围墙围绕,不仅神庙内部的图文,即便神庙外壁上的铭文和浮雕也不是为了让民众观赏和阅读。这些图文完全是为了诸神而作,它们是国王与众神,尤其是与阿蒙神对话和互动的背景或平台。①B.J.Kemp, “Imperialism and Empire in New Kingdom Egypt(c.1575 -1087 B.C.),” p.8.

一块曾经属于图特摩斯三世的石碑最初被放置在位于卡纳克的阿蒙神庙内,确切地点就是这位国王令人用文字和图画描述其征战迦南战绩的大厅。因为石碑上的文字用诗歌体撰写,故学者们称其为“诗歌石碑(The Poetical Stela)”。在石碑半月形上端的浮雕上,可以看到图特摩斯三世向阿蒙神敬献供品,下方是25行象形文字。文字的内容是阿蒙神以第一人称描写他赐予图特摩斯三世的恩德,核心是如何帮助图特摩斯三世把天下纳入埃及的掌控之下:“我让你践踏西亚的土地,我让所有西亚人都匍匐在你的脚下,我让他们看到你这个光明之主,让他们见识你作为我的显形现身。我赐予你战胜所有外族的勇气,我把你的威力和对你的恐惧洒遍所有的国家。你的威慑力及至天穹的四边,我让每个人在你面前都充满恐惧。我让九张弓(对埃及周边族群的统称)都知晓你的名声,所有国家的首领都被你攥在手中,我伸出双手替你把他们捆在一起。被我绑缚的努比亚人成百上千,被俘的西亚人更是数以万计。我使得你的敌人屈服在你的脚下,让你制服这些叛乱者。我把大地的南北两边都交给你,让大地东西两边的人也听从你的命令。”②M.Lichtheim,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Vol.II,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 pp.36-37.图特摩斯三世开创的这种埃及主神阿蒙与君主之间的同盟关系被阿蒙霍特普三世、塞提一世、拉美西斯二世等君主争相效仿,这一点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新王国时期埃及国王有关征战和扩张的铭文并非信史。

在古埃及特殊的神学话语体系里,埃及是理所当然的宗主,其他政治体——无论是小国还是与埃及一样的大国——只能是附属国。巴比伦王室送来的礼物被说成贡品,克里特人用于与埃及物物交换的橄榄油也被描写成朝贡品。阿蒙霍特普二世在位期间,米坦尼强大到可以与埃及相匹敌的程度,所以埃及采取了外交联姻这个和解的手段。然而,埃及文献用如下笔调描写这桩平等的交易:米坦尼派人来到埃及,他们背着贡品,向埃及国王乞求和平,以便赐予他们生命之息。③K.Sethe, Urkunden der 18.Dynastie, Leipzig:J.C.Hinrichs, 1914, p.1326, lines, 1 -12.

如果说图特摩斯三世的铭文具有很浓厚的神学色彩,其他国王有关在迦南征战和征服的描述就更加不足以采信。比如从图特摩斯四世开始,被埃及军队征服的地名实际上囊括了埃及人当时地理知识中包含的所有地方,巴比伦、亚述、米坦尼、赫梯都逃脱不了埃及军队的铁蹄,被阿蒙霍特普三世征服的地方包括克里特的克诺索斯,甚至远在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纳夫普利亚也包括在内。在荷勒姆赫布统治时期,位于安纳托利亚的阿尔扎瓦也被埃及征服。④B.J.Kemp, “Imperialism and Empire in New Kingdom Egypt(c.1575 -1087 B.C.),” pp.13 -14.鉴于古埃及人这种有别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书写的表现手法,施帕林格提出忠告,在分析和使用古埃及军队征战场面的时候,应当认清它们是宣传品,而非历史叙述。⑤A.Spalinger, “Review of The Architecture of Imperialism:Military Bases and the Evolution of Foreign Policy in Egypt's New Kingdom by Ellen Fowles Morris,” pp.446 -447.阿蒙霍特普二世在其铭文中声称在西亚抓获了89 600个俘虏,在努比亚抓捕了30 000个俘虏,按照利韦拉尼的解读,这个数字相当于相关地区居民的总数。⑥M.Liveran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1600 -1100 B.C., p.99.

帝国概念的滥用

由科马克·奥·勃里恩编写的《帝国衰亡史》讲述了16个古代帝国的崛起、霸业和衰亡,其中不仅包括实在无法被称为帝国的米诺斯和库什,也涵盖真正可以被称为帝国的波斯和罗马。有意思的是,埃及位列这些帝国之首。①[美]科马克·奥·勃里恩著,邵志军译:《帝国衰亡史》,现代出版社2013年版。与多数以金字塔作为噱头的书一样,勃里恩的著作也是从金字塔讲起,至于新王国时期的埃及帝国,他只用了不足两页的篇幅,而且内容还涉及哈特舍普苏特(Hatshepsut)女王,有关图特摩斯三世在迦南的征战只有一段内容。在纽约切尔西书屋出版的名为“过去的伟大帝国”的丛书中,《古埃及帝国》由克里斯坦森编写。作者从古埃及史前史起始,按照通常的王朝顺序讲述古埃及通史;但在讲到图特摩斯三世等君主建立从幼发拉底河至尼罗河第四瀑布的庞大帝国的时候,他只用了不到一页的篇幅进行概述。读者根本无法了解古埃及帝国是如何形成的,它的真正面目又是如何。同样不可思议的是,克里斯坦森称古埃及曾经是世界上第一个超级大国。②W.Christensen, Empire of Ancient Egypt,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Chelsea House, 2009, p.7.不得不说,把古代叫得上名字的政体都冠以“帝国”的头衔,既淡化了这个术语原有的固定含义,③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如果一个国家为了追求具体的目的发动战争并进行扩展,达到目的以后便终止之前的政策,这个国家的行为不能被称为“帝国主义”。他认为,许多民族天生就有建立帝国即推行帝国主义的倾向,它们为了扩大领土而推行扩张政策,为了取得胜利而打赢了战争,为了进行统治而赢得领土,一句话,这些民族有一种无法控制的帝国欲。参见J.Schumpeter, 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Two Essays by Joseph Schumpeter, New York:Meridian Books, 1966, p.5.同时也混淆了不可同日而语的古代和现代政体,这对正确理解帝国产生的具体历史背景及其对文明进程的影响有害无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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