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强 王小芳

(宁夏大学教育学院 宁夏 银川 750021)

一、问题的提出

易地扶贫搬迁是党和政府从源头上破解“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脱贫难题而实施的专项扶贫工程，也是最终实现全面脱贫减贫的根本举措。2020年12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专门就“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情况”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对外宣布，“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已全面完成，960多万易地搬迁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胜券在握[1]。2020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现在搬得出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下一步的重点是稳得住、有就业、 逐步能致富”[2]。接受教育可以内化民族地区贫困人口脱贫观念转变，发挥引领脱贫攻坚的先导性作用，也为消除贫困、斩断穷根做出特有的贡献[3]。

随着扶贫搬迁工作逐步推进，学界也围绕易地扶贫搬迁的帮扶工作展开了大量研究，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一是构建政企良性协作再造一个满足贫困户多元需求的空间，推动“后扶贫时代”农村搬迁贫困人口的市民化[4]；二是探讨在移民搬迁中开展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教育[5]；三是完善搬迁社区后续发展服务体系建设，主要聚焦搬迁群体后续就业减贫机制构建[6]、搬迁群体后续可持续生计问题[7]，以及搬迁社区后续发展的多元参与机制[8]等方面。然而，对于搬迁群体后续扶持除了物质层面，更要驱动思想上、观念上和知识上的内生发展，这势必要发挥“智”力与“志”力相结合的教育支持功能。通过文献梳理发现：一方面，以教育帮扶的视角来渗透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人口适应与融入作出研究和思考的并不多见；另一方面，对于搬迁社区帮扶与支持大多是从宏观的理论层面进行阐述，很少有学者从微观层面抑或具体案例参考点对此进行深入探讨。基于此，本研究以贵州省两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教育帮扶点为例，探究易地扶贫搬迁点两种不同教育帮扶模式的实施成效，分析并探索易地扶贫搬迁教育适应与融入的教育支持策略。

二、研究概况

一直以来，国家对于民族地区的帮扶更多以物质供给式扶贫为主，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作为一项发展型社会政策实践，其目的在于通过政府行为改变贫困居民的发展条件和发展能力，促进其自我发展[9]。贵州省作为我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和决战关键区，更是关系我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完美收官的关键所在。近年来，贵州省委、省政府相继印发了一系列关于加强和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工作的相关文件，要求坚决履行好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教育保障职责[10]。据统计，2016年度完成实施搬迁45万人，建成安置点547个，2017年度完成实施搬迁263个，实现了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任务全面收官和后续扶持全面推进，进入了搬迁发展的“后脱贫时代”[11]。

(一)易地扶贫搬迁点的基本情况

贵州省作为全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开展的关键区，“十三五"期间，举全省之力完成易地扶贫搬迁192万人的目标任务，顺利实现“搬得出”。笔者通过前期对贵州地区多所移民搬迁社区调研，提炼出两个安置点教育帮扶方式进行比较研究，主要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两个易地扶贫搬迁点各项社会服务建设都相对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实施改善了搬迁户的生活条件，解决了大量搬迁户的就业问题以及随迁子女的就读问题，取得了一定的脱贫帮扶成效，在区域内具有一定的示范影响效应。第二，两种不同的易地扶贫搬迁发展模式存在明显差异，各自相应模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案例一的X社区部分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存在着一定的社会融入问题。由于移民搬迁后生活方式发生改变，部分移民难以适应新的环境，其随迁子女也迁往新的学校就读，大部分学生存在听不懂老师讲课、不适应新的环境、学习跟不上等问题。案例二的Y社区为多民族人口聚集的新建移民社区，安置点及学校周边基础设施不健全、支持能力不足，尚难满足易地扶贫搬迁家庭发展性教育需求。本研究通过现实案例，不仅能探查易地扶贫相关政策和专项行动落地实效，在宏观上揭示政府易地扶贫的积极态度和主要方式，而且深入人民的生活状况和有关看法，在微观层面考察易地扶贫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和影响因素。通过对两个案例的比较，可以得出政府对两种不同的教育情境及政策响应的方式，进而思考“十四五”新阶段下教育扶贫的问题转向。

案例一：X社区。X移民安置社区位于贵州省T县内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社区于2018年4月经县政府批准成立，规划用地面积91 164平方米，计划总投资3.6亿元。作为贵州省易地扶贫移民搬迁工程的项目，X社区成为了偏远贫困地区人民群众迁入的新落脚点。由于社区移民多是迁自北部山区，生存场域的改变带来的是搬迁群众赖以生存的农业劳作方式的转变，也让后续生存发展面临巨大挑战。为了让搬迁入住的人民群众“搬得出、留得住”，搬迁后续发展更多依赖于政府资源供给为主，依托政府、社会组织的外力援助，构建了集基本公共服务、培训和就业、文化服务、社区治理和基层党建五大体系于一体的移民生态新模式。在资金支持上，这里的资金保障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上级部门下发的专项资金，二是社会机构捐赠的资金，三是地方社会自筹的资金。通过整合这三方面的资金，结合自身的文化产业优势，可以打造独具特色的地方经济品牌。同时，在地方政府特别是农业、林业部门的积极推动下，通过对土地的承包、转租再利用或再开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盘活当地的经济。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对易地移民扶贫搬迁工程注入新的经济活力，能够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特别是线上与线下实体店的完善，更是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在就业机会上，通过相关公司、企业的参与，结合本地区自身的文化资源优势，可以在餐饮、旅游、住宿等方面形成系统化的一条龙服务体系。

案例二：Y社区。Y社区隶属于贵州省南部H县一个易地移民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据调查，社区设有安置楼17栋、住房1 059套，移民人口来自全县10个镇(街道)140个村，共779户3 359人。Y安置点发展的一个特色就是产业园区结合，这与其他安置点的发展路径并不相同，其主要原因在于Y安置点靠近新兴的高新技术园区(贵安新区)，其新兴技术的高速发展必然会辐射到周围区域。与此同时，周围聚集着贵州省的多所高校，在新时代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政策保障下，Y安置点可以说是集齐了“天时、地利、人和”多种优势资源。为了让移民愿意来、住得下，Y安置点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了大量物力、财力和精力。比如说环保、道路、水电、网络、医疗、教育等，都在不断地加强与完善。在社区的管理服务方面，充分发挥了居民委员会的作用，建立社区“居委会—网格—楼栋”的网格化管理机制，既关注到每一个单元的日常状况，也顾及了每一个迁入居民的生活感受。为了让人民群众享受到优质的服务，党支部、团支部、工会以及其他社会公益组织都积极地参与到社区服务中，将党员优先纳入提任楼栋长范围，充分展示了党员的服务与奉献精神，打通党组织与群众之间的“最后一公里”，实现服务全覆盖。除此之外，还关注到易地移民扶贫搬迁中的内生发展问题，以及如何增强Y安置点自身的发展能力。这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从政府角度出发，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发挥易地移民扶贫搬迁工程更大的社会效益；从市场角度出发，形成基于Y安置点的可循环产业链，发掘其经济价值，发挥其社会效益，是吸引更多公司企业参与进来的必要前提；从迁入移民个体出发，如何增加自身的竞争能力，特别是通过科学知识和职业技能培训提升竞争力，不仅是政府与市场要做的事情，也是移民自己要积极参与的事情。

(二)易地扶贫搬迁点人口教育帮扶的二维模式

“扶贫必先扶智，脱贫要先脱愚”。接受教育作为减除贫困、阻断贫根传承的治本良药，能够在长效减贫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基于两个易地扶贫搬迁点的教育帮扶模式案例，探讨政府对两种不同的教育情形下的政策响应方式，展望新的“十四五”发展规划下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新动向。

1.被动输血式：易地扶贫搬迁点学校教育的融入

X移民安置点位于贵州省北部T县，政府将地处偏远、自然条件恶劣地区的贫困群众搬迁到安置社区内，截至2021年，已搬迁入住来自全县23个乡镇1 222户4 640人。依托当地的工业优势带动搬迁移民就业增收。在教育方面，为了解决搬迁户子女的教育问题，社区政府通过输血式扶持为主，依托地方财政对该村原有的小学进行升级改造，新建社区小学一所，公办幼儿园一所，很好地解决了搬迁户子女的“上学难、上学远”的问题。此外，社区附近建有燎原镇中心幼儿园、思源幼儿园、思源学校(九年一贯制小学，可容纳学生3 000余人)、燎原镇中心学校、蟠龙高级中学、特殊教育学校等，实现学生就近入学、升学的美好夙愿，打消搬迁群众子女就学难的顾虑，满足了广大搬迁群众接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的诉求。

2.主动造血式：易地扶贫搬迁点学校教育的结构再造

Y移民社区相对于X社区来说，区域位置、工业基础、科技教育均占据有利发展优势。县委政府结合易地扶贫搬迁规划，对全县学校布局进行优化调整，优先安排搬迁安置点学校和幼儿园建设项目，让出最好的地段规划建设学校或幼儿园，有力保障搬迁群众子女就近入学。另外，社区依托浙江企业商会和地方企业捐资投资1.2亿元新建的标准化小学和幼儿园，占地面积50亩。合理调整安置点周边学校(幼儿园)布局，扩建或新建移民子女学校，满足就地入学需求，并根据入学规模，幼儿园按照1∶10、中小学按照1∶17师生比配齐配强师资队伍。对就读公办幼儿园的，免除保育保教费，由县级财政补助幼儿园1 800元/生/年、补助入园子女500元/生/年。对就读县内普通高中、中职学校的学生，除享受国家“两助三免(补)”“国家奖助学金”等政策外，还实行移民普通高中生专项资助2 000元/生/年的优惠政策。县内就读高中考取二本以上院校的应届毕业生，由县级教育基金一次性给予入学资助4 000元/生，真正保障了搬迁群众子女“有学上、上得起”的基本需求。

贵州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的两种不同教育帮扶支持模式，呈现了易地扶贫搬迁中教育支持的被动融入输血与主动造血相互映衬。教育支持是社会群体运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对其在接受教育上所提供救助、援助和扶持的资源组合[12]。两种不同教育支持模式虽然存在一定差异，但其本质却具有内在一致性，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移民子女的入学需求。在两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教育支持上，政府建设移民新学校，为安置点的儿童提供学习支持，助力其融入当地学校。此外，政府对移民搬迁家庭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岗位。后一种易地扶贫搬迁的教育支持模式相较于前一种更有助于提高移民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搬迁地区教育发展的关键不在于经费投入的多少，而在于如何将外力与内生动力相结合，转化为自我内生发展的新动能。如利用当地资源的优势发展职业教育可以为本地区经济发展开发人力资源，以及通过职业技能的培训提供就业机会，提高就业率，从而可以促进易地扶贫搬迁地区的经济平稳、可持续发展。

三、易地扶贫搬迁点人口教育帮扶模式的特点

易地扶贫搬迁是贫困地区人民摆脱贫困空间代际传递的必然选择，也回应了贫困人民摆脱贫困，走向高质量生活的迫切需求。通过对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中两种不同教育帮扶模式的分析，总结易地扶贫搬迁教育帮扶的基本特征及面对的时代挑战，继而为开启“十四五”时期教育帮扶的转型发展指引前进的方向。

(一)目标直接性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一直致力于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教育扶贫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以实现人的自身发展为根本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注重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13]。人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个体，在脱贫攻坚中发挥着主体的能动作用，要解决贫困山区人民群众贫困问题，必须要直指贫苦群众思想上的“懒根”和志气上的“穷根”，才能彻底解决好民族地区人口所面临的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的现实难题，实现脱贫目标。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是行之有效、实实在在的扶贫减贫举措。按多年来在贵州、云南、内蒙古、宁夏4省(自治区)开展易地扶贫搬迁试点，随后又陆续扩大到全国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颁布政策实施要求，目标锁定5年时间，把这些贫困群众搬迁出来，彻底摆脱恶劣的生存环境和艰苦的生产生活条件，通过接受教育再培训来进一步帮助他们增加就业机会，实现稳定脱贫的发展目标。

(二)对象精准性

就搬迁群体而言，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多是从自然条件恶劣的偏远地区搬迁而来，受原有资源条件影响，搬迁民众文化素质普遍偏低，面临贫困的类型和原因千差万别，只有开对“药方子”才能拔掉“穷根子”[14]。在进行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点人口帮扶过程中，首要环节是精准识别贫困对象以及其所面临的现实难题。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各地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扶贫对象精准识别工作，基本摸清全国贫困人口分布、致贫原因、脱贫需求等信息。尤其注重对扶贫对象进行必要的教育支持及帮扶，有助于提高易地扶贫搬迁点人群的整体素质，真正破除贫困主体因长期贫困产生的依赖心理、屈从意识等对现状消极适应的思想[15]。

(三)内容生计性

生计是实现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得以稳步进行的前提保障，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教育帮扶内容只有融合生计教育，才能提高本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长期以来，由于贫困地区自身发展动力不足，贫困人口落后的“等靠要”思想严重，实行人口教育帮扶的目的除了建立必要的“扶志”风气，最重要的是提升搬迁群众谋生致富的职业能力。X社区充分整合社会资源，联合管家帮、光祥、普惠等培训学校，将培训学校引进社区，积极开展家政、电工、护工等培训，通过引进阳光服饰有限公司就地解决贫困家庭就业，建成公办幼儿园和九年一贯制小学，保证学生享受就近入学基本权益。教育帮扶不仅有效解决了贫困人口就业问题，更能够实现搬迁群众“稳得住、过得好”。

(四)方式激励性

激励性帮扶措施通过刺激物能够从内在激发贫困群众想劳动、要劳动的脱贫意愿，从而产生一定的脱贫创造的效果。Y社区通过开展“百姓讲评行动”、增设“积分超市”，以评居民、评党员、评家庭、评楼栋等形式，通过评比得出的相关荣誉，还可以用评选积分去“积分超市”兑换相应的物品奖励。对搬迁户采取物质激励方式，一方面能直接激发贫困户参与社区建设、服务的积极性，也间接地对其进行科学知识传授与职业技能训练，增强其自身的职业竞争能力，从而实现个体自我的社会价值。另一方面，运用激励机制，使得搬迁户对易地搬迁有一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进一步切合其自身需求并实现自身价值，使“搬得出”后续工作更能够实现长效稳定与繁荣。

四、易地扶贫搬迁点人口教育帮扶模式的现实挑战

通过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的实施，搬迁社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工程浩大，贫困人口聚集，尤其是整体人口教育水平低下，使得“搬得出”后续工作依然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挑战。

(一)贫困家庭补偿教育难以维系可持续性生计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一项政府主导下实现贫困人口空间转移的搬迁活动，目的是通过改善恶劣生存环境来打破贫困代际传递，从生存空间场域上破解“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发展困境。但由于易地扶贫搬迁户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缺少就业生计的基本技能，只能从事传统的体力劳作。加上搬迁空间场域转变，搬迁群体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基本生计保障问题。为了保障前期“搬得出、稳得住”的发展前景，只能通过输血式政策补偿为主。

一是通过政府岗位救济实现就近安排就业。搬迁社区多为新建社区，由于资源有限，没有足够发达的产业和经济支撑，无法实现可持续造血，离实现群众“能致富”的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如Y社区通过提供1 500元/月的社会安保、保洁工作等岗位来小范围解决低保困难家庭基本就业与生活保障。二是通过职业教育培训获得基本生活补贴。X社区为了提升搬迁群众就业技能，先后安排多次免费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并且按照30元/天的生活补助来鼓励和激发搬迁群众接受职业培训热情。但搬迁家庭情况复杂，存在大量老人、病人、残疾人、留守妇女等失业待业现象，政府基本补偿力度难以维系搬迁群体可持续生计发展。

(二)输血式教育供给难以改变教育落后实际现状

接受教育作为改变搬迁群众走出大山深处，阻断贫困代际传承的治本之策，是能够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基因的有力举措。为了帮扶和支持搬迁点，国家先后投入大量专项资金和实施专项措施来改善搬迁点学校基础设施和相关民生工程。截至2021年，贵州省在充分统筹、共享安置点周边原有教育资源的基础上，累计投入资金181.46亿元，完成新建、改扩建安置点配套学校669所[16]。但据笔者调查发现，尽管输血式教育供给在物质方面改善了搬迁群体接受教育的硬件基础，却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教育落后的实际现状。

一是搬迁学校教育方式、教育理念还难以跟进。搬迁社区学校多为政府投资新建，虽然教学硬件设施较为齐备，各项办公条件也相对完善，但暴露出来的问题是现有师资队伍不匹配。尤其凸显在教师学历程度普遍较低、职后培训资源受限，且教师流动性大、缺乏稳定的青年教师队伍等方面。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搬迁学校教学质量的提升，难以满足易地扶贫搬迁家庭发展性教育需求。二是教育政策供给并未改变隔代抚养带来的教育问题。受制于家庭经济条件因素，大多数家庭青年父母会选择外出务工赚钱养家，将子女留给长辈看管，从而出现大量隔代抚养现象。隔代教育中老人缺乏科学教育知识、教育观念落后等问题将直接影响子女的各方面发展。

(三)现有社区发展模式难以促进教育可持续发展

一是搬迁点发展依靠政策持续性物质供给难以实现教育内生发展。首先，新建社区各项组织架构还在进一步完善，缺乏系统化的制度体系，难以有足够资源条件和宣传平台动员和吸收社会多元组织参与搬迁社区建设。其次，新建搬迁社区教育起步阶段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持续性支持，教育作为一项长期性育人过程，很难让社会参与主体看到短期发展成效，难以产生足够吸引力激励社会资本投入教育建设。二是搬迁点家校社之间主体协同配合程度不高，难以促进教育质量有效提升。虽然新建移民社区各项基础设施配备较为完善，但新建学校、搬迁家庭以及新设社区管理机构三者之间还处于相对零散状态。学校教学上，因贫困山区学生原有的文化基础薄弱，致使教师教学存在一定困难；学生也因原有的文化圈群发生改变，在教学方式、文化适应和师生关系上出现诸多不适，难以找到原有的乡土认同感；社区管理机构在搬迁群众文化水平较低、思想观念难改变、自我发展动力较弱等方面也存在管理上的困扰。

五、易地扶贫搬迁点人口教育帮扶的问题转向

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是长期、复杂、艰难的过程，支持和促进民族地区教育发展，需要契合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实际，满足民族地区人民群众教育发展需要。本研究结合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教育帮扶所存在的现实问题，探讨民族地区教育扶贫问题的时代转向，以期通过教育帮扶为民族地区实现高质量均衡发展提供新的契机。

(一)从个体补偿教育向区域高质量教育均衡发展转向

由于历史、政治、经济等因素使得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农村学校教学质量相对较低，影响着义务教育发展的全面推进，国家及各级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保障农村教育的发展，诸如增加资金的投入、加强学校校舍的建设、增强师资的建设等，从而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国教育扶贫主要依靠政策上资源供给和外力上的物质扶持。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基本的物质条件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于高质量教育的发展需要，学校的办学理念、文化特色成为所追求的目标，教育的目标逐渐从个体补偿教育向区域教育高位均衡发展转向。教育高位均衡发展不仅仅是数量的扩张、规模的发展，也不是限制教育的高质量区域、高质量学校和高质量学习成绩的学生的发展，而是追求不同区域、类型、层次的教育共同发展[17]。

一是加强搬迁居民就业技能培训。搬迁家庭经济发展水平是制约子女接受高质量教育的主要因素。只有搬迁家庭经济条件得以改善，才能保障教育投入持续增多。因此，搬迁社区可通过定期积极开展护工、餐饮、纺织和销售等短期收益明显的相关就业培训，加快搬迁移民实现传统劳作向现代化就业技能转型发展，增加其就业能力以实现家庭增收。二是鼓励和引导搬迁学生正视职业教育的重要性。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颁布，职业教育已经成为与普通教育享有同样地位的教育类型。首先，要宣传和鼓励贫困家庭学生正视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学习职业技术和基本技能可以较好适应人力资源强国和技能型社会发展需要，更能进一步实现就业增收。其次，根据地方教育相关需求，利用职业院校的师资力量，面向贫困人口广泛开展职业培训能够有效提升贫困人口的就业能力，激活自我造血功能，满足当前劳动力生存性的刚性需求[18]。

(二)从外力供给教育帮扶向教育内生发展能力提升转向

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基础薄弱，使得外力帮扶的外源发展路径长期处于主导地位，这是造成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偏低，成为长期制约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内源性阻滞因素[19]。当前，民族地区的教育工作更多的是依赖政府的资金投入，而缺少对民族地区人力资源的开发和综合性利用。无论是通过社会外力帮扶上“输血”“养血”，还是通过物质上资源供给进行保障运转， 都难以真正实现内在机体长期、持续造血。因此必须明确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最根本的因素就是所在地区劳动者的素质能力水平及其发挥程度[20]。对于教育扶贫来说， 外在物质激励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及教育条件的改善， 但是实现可持续发展仅靠外在物质刺激是远远不够的。

一是教育支持不能仅仅依靠外力提供资金，更要将重点放在本地师资的培养、教育教学方法、先进教学理念的改善等方面。可以通过定向培养一批优秀师资补充到搬迁学校建设中来；同时要采取高校对口帮扶、志愿者服务等形式进一步帮扶和拉动搬迁学校师资队伍建设、地方教材开发和新型教学设备操作与使用，真正将国家的“输血”功能逐渐移植到自身的“造血”功能培育。二是要“内配外引”优质教育资源，激发搬迁群体内生动力[21]。必须改变原有的“等靠要”外在物质支持的方式，对搬迁户进行职业技能的培训；同时积极引进外部企业进社区，通过给予政策上相关优惠，实现带动搬迁群体就近入职，进一步增加就业增收，缓解隔代教育的两难现状。

(三)从“搬得出、稳得住”的政策设计向“过得好、能致富”的制度保障转向

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政策文件的价值导向从“搬得出”逐渐过渡到“后续保障”。关于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设计较为基础，关键原因在于只是把易地扶贫搬迁当作一项快速“生计脱贫”的攻坚任务，没有内化成为一种防贫返贫的长效性民生工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要求从“搬得出、稳得住”向“过得好、能致富”的制度保障方向转变，否则就变成仅通过改变贫困地域带来生存环境脱贫。

一是政府应该正确引导和发展当地的特色产业，依托当地的资源，综合考虑安置点的经济、文化、社会多方面因素，合理安排相关产业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贫困群众就业适应力和竞争力。同时，还应该将“搬得出”同后续生计结合起来，将“能发展”的具体措施融合到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中，制定实施有力的政策保障移民的权益。二是要优化区域网格化设计，加强家校社协同育人。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全新的教育价值观，是基于共同理想、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所构建起来的互联、包容、可相互转换的现代公共教育服务体系，是实现家校协同育人、共同发展的教育实践合作体系[22]。学校要与家庭、社区建立起责任清晰的教育发展相关制度，落实教育责任与职权范围。具体来讲，各级相关学校在职权范围内，要对工作进行细化处理，将责任落实到人；家庭积极配合学校开展相关“家长会”“家访”活动；社区做好统筹协调三方主体责任，提供必要政策支持和教育条件保障，通过社区“四点半课堂”“儿童之家”等相关设施条件提供可以沟通交流的物质基础，进一步将家校社协同育人落到实处。

六、结语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让扶贫搬迁点人民群众接受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承的治本之策。民族地区要想实现教育均衡而有质量地发展，除了依据上述两种教育帮扶之外，首先，要聚焦区位教育发展面临的现实难题，多方位准确把握区域内教育可实现优质均衡发展着力之处。其次，从政策上要锚定实现民族地区人口教育高质量发展具体实施的“风向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采取借以“外力助推”“社会参与”拉动。最后，也要结合当下民族地区教育特色，依托政策上制度供给以及资金的外部支持，充分调动政府、社会、学校等多方参与主体的力量，整合教育资源，建立健全区域人口教育均衡发展的长效机制，增强人民群众接受教育带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