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铭 瞳

(长春工程学院 发展规划处，吉林 长春 130012)

学术期刊自诞生以来，天然性地承担着传播学术知识、促进学术交流、实现成果转化、推动科技进步以及培养学术人才的使命。在早期，由于传播技术的限制，学术期刊主要以纸媒为主要载体，因其载体特征受时间和空间限制，出版周期和传播周期较长。据统计数据显示，国外科技期刊论文的出版时滞一般为7—12个月，我国科技学术期刊最长出版时滞平均达到13.5个月(1)占莉娟、胡小洋：《学术论文的网络首发：愿景·瓶颈·应对策略》，《编辑学报》2018年第3期。。20世纪70年代，国外一些学术期刊率先实现数字化，即将正式出版的纸质期刊转化为电子版本(印后电子化)，通过光盘或者网络数据库的形式向读者传播，而我国则是于1998年由中国知网率先推出学术期刊光盘版，完成了最初的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过程。

最早的学术期刊数字化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壁垒，极大地提高了读者获取信息的效率，加快了学术交流、成果转化的进程，对于科技进步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于作者而言，论文出版的周期并没有显著变化，而能否在研究领域率先发表学术成果，对于学者获取学术话语权、树立学术权威乃至获取相应的社会收益至关重要。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出版流程的数字化逐渐进入行业视野，学术界意识到可以通过数字出版缩短学术成果从形成到面世的时间，帮助作者获取学术成果的首发权，树立学术期刊的品牌价值，进而提升国家的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塑造国际学术话语权。可以说，学术期刊数字出版从微观上对学者发展有利，从中观上对学术期刊行业发展有利，从宏观上对国家学术体系构建有利。

如何切实推进学术期刊的数字出版工作？笔者认为，需要从学术期刊的外围和内部因素去综合考虑。外围因素主要是指依靠国家及行业的政策支持，作为一种顶层设计来引领行业的发展；内部因素则更聚焦学术期刊对于数字出版强烈的内在需求、个体的建设发展和多元化的改革实践，即内涵式发展。客观而言，从根源上影响学术期刊出版环境的国家政策、学术体制、评价机制等外部因素虽然会随学术期刊发展态势变化而进行相应的调整或修正，但总体而言顶层设计的架构呈现出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时代变更、技术发展对其的影响力要远远大于学术期刊个体(这里的个体既可以代指作为整个出版行业中一个分支的“学术期刊行业”，也可以具体为某一学术期刊)；而在大环境之下从学术期刊内部视野去探索数字出版发展的可行之路，虽然对行业的推动影响力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形成，但相对“可控性低”的外部因素而言，对其自身潜力的挖掘显然更具有实践探索性和可操作性。这一点在学界早有共识。2002年，教育部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工作的意见》指出，支持高校社科学报根据各地和各校的实际和特色，走内涵式发展之路(2)徐用吉、顾涛等：《高校学报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探索与实践》，《编辑学报》2006年第5期。；同年，教育部原部长袁贵仁在全国高校社科学报工作研讨会上提出学报发展的三个层次(3)袁贵仁：《新世纪新阶段高校社科学报的形势和任务———在全国高校社科学报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也被学界称为学报发展“上中下”三策)，进一步明确了学术期刊“内涵式发展”的概念和思路。因此，本文更多将视线凝聚在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的内涵式发展，在梳理数字出版演进历程的基础上，在剥离国家顶层设计因素之外，分析制约数字出版发展的学术期刊内部的诸多客观因素，从中探索能够有效推动数字出版内涵式发展的方法和路径。

一、学术期刊的数字出版演进历程及现状

电子信息技术进入学术期刊的实践领域后，学术期刊的数字出版实际上经历了印后电子化、预印本、优先出版和网络首发四种模式。

(一)印后电子化

印后电子化在提高出版周期和传播周期方面并无显著效果，但是对于实现学术信息的广泛传播大有裨益。学术期刊印后电子化可依托各大数据库商提供的平台，也有学术期刊利用自建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发布电子期刊，但对于读者而言，集群化的期刊数据库更利于快速广泛检索。因此，在我国，需要付费获取文献的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是学术期刊印后电子化的主要使用平台。

(二)预印本

预印本是指未公开发表的，出于同行交流目的自愿先在互联网上发布的学术文献(4)临度科研：《预印本，天使还是魔鬼？》，https：//zhuanlan.zhihu.com/p/129798462，2022年3月18日。，是完全免费的学术论文在线开放存取模式。最早的预印本网站是美国的arXiv，arXiv发布的论文最初是不经过编辑和评审的。由于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快速发布，arXiv成为学者抢占学术首发权的有效工具，在科研应用中发挥了非同寻常的重要价值。创建30年来，arXiv已接收发布200万篇文献，累计下载次数超过22亿，成为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预印本网站之一。

我国的预印本平台发展较晚，主要有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办的中国科技论文在线(2003年10月15日上线)和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办的中国科学院科技论文预发布平台(ChinaXiv，2016年6月13日上线)等(5)何方、李涛、王昌度：《学术论文网络优先传播主要途径辨析及整合建议》，《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8年第11期。。由于我国的学术评价机制，预印本还不能与正式出版的论文一样被认定为学术成果。对此，预印本平台也有自己的应对之策。例如，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为预印本论文提供独一无二的预印本ID，并为作者提供刊载证明，已经获得东南大学、天津大学、暨南大学、湘潭大学等40余家高校的学术成果认可(6)中国科技论文在线：《认可高校》，http：//www.paper.edu.cn/heightschool.html，2022年3月18日。；ChinaXiv签约了合作期刊，平台定期向合作期刊推荐平台上相关领域、高访问量、高下载量的预印本论文，供合作期刊优先录用，合作期刊也可以直接登录平台后台进行选稿，而合作期刊接收的稿件，平台会率先展示，扩大论文的影响力。经笔者统计得知，截至2022年3月20日，ChinaXiv在库文献15 810篇，其中与29家学术期刊签约合作预出版论文11 402篇。ChinaXiv的这种做法相当于后期出现的优先出版和网络首发，在学术成果认定道路上前进了一步。

(三)优先出版

与预印本倡导的学者自助式、自由式发布理念不同，优先出版是学术期刊为改变纸质期刊出版周期长的弊端，将录用稿件提前在网络发布的数字出版行为。根据已有研究显示，单篇优先出版可使论文出版周期平均提前130天，比同日出版的印刷版期刊论文下载量高出3.6倍(7)占莉娟、胡小洋：《学术论文的网络首发：愿景·瓶颈·应对策略》，《编辑学报》2018年第3期。，传播成效显著。

优先出版强调了学术论文的内容科学性和严谨性，对投稿论文进行严格的审稿及编校流程，因此在出版周期上要比预印本略长，但由于有明确的出版来源和同行评议过程，论文的科学性更被读者认可，其作为学术成果被认定的范围也更为广泛。国外的学术期刊和出版集团纷纷建立优先出版平台，如美国《科学》杂志(Science)的Express，英国《自然》杂志(Nature)的 AOP等；此外，《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自2019 年1月起不再出版纸质期刊(8)高存玲、姜昕、庞峰伟、王洪运：《学术期刊网络出版进程与纸本期刊的未来》，《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20年第3期。。单篇论文网络出版已经成为常态，学术期刊的出版模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我国，优先出版活动可追溯到2007年左右，《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A&B辑》在斯普林格出版集团的网站实现了在线优先出版；2009年2月，《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开始在自建网站上尝试性推出了一期“在线提前出版”期刊，基于实践体验，于2009年3月正式调整为单篇论文在线优先出版模式(9)郭沁、徐枫：《学术期刊的全媒体数字出版与传播——浙大社科学报近年来“在线优先出版”等数字化尝试》，《中国期刊年鉴》2014年。，开创了中国学术期刊单篇优先出版的先河。随后，《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三军医大学学报》等期刊也都利用自建网站开展了优先出版工作(10)邹波：《学术期刊优先出版的现状、问题与建议》，《出版发行研究》2015年第8期。。

受平台建设水平、编辑队伍规模等因素限制，目前我国能够在自建网站上实现优先出版的学术期刊还是少数，更多的学术期刊选择与预印本平台或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数据库商签订优先出版合作协议。在这其中，优先出版实践最为成功的莫过于中国知网。中国知网在2010年启动了优先出版工作，学术期刊可以通过中国知网开发的优先出版发布系统，对录用的稿件进行即时数字出版，加快出版速度，实现学术信息的快速传播。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7年，有4000多家学术期刊加入了优先出版阵营(11)徐铭瞳：《网络首发出版模式下的编辑媒介素养研究》，《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优先出版的论文数量达到10多万篇，日均载文量为49篇(12)由于中国知网2017年上线网络首发出版平台后取消了单独检索优先出版论文的功能，目前优先出版论文的准确数据已无法统计，根据笔者2013年在撰写论文《基于东北三省的高校学术期刊优先出版现状及发展研究》时统计，从2010年10月至2013年12月，优先出版论文数量达到58378篇，日均载文量为49篇左右。而经过在线检索发现网址为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505/23/13526324_556618271.shtml 的页面在2016年提供优先出版论文数据为10万余篇，6年数据照比3年翻一番，推断数据偏差应在接受范围内。。

(四)网络首发

优先出版虽然满足了学术成果相对快速发表的需求，但在我国的学术成果认定时始终没有被大多数的学术机构认可；另外，以文字、图表等为主的表现形式很难展示学术成果产生的研究背景、研究团队、研究手段、推导过程、实验过程、数据统计、调查研究等必要信息。2015年8月，经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复，中国知网创办了《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简称CAJ-N)，并对优先出版模式进行升级改造，推出了网络首发出版发布系统。

网络首发论文被视为CAJ-N和学术期刊同时正式录用的论文，中国知网和学术期刊可联合为作者下发网络首发论文出版证书。由于CAJ-N具有合法网络连续出版物资格，网络首发论文比优先出版论文多了一层“正式出版”的身份，这是两者最为显著的区别。2017年，中国知网正式发布了网络首发出版发布系统，截至2022年3月20日，已有2247种学术期刊与其签订了网络首发协议，共网络首发65 442篇论文，平均每天43篇。经过统计数据可见，2017年至2020年，网络首发整体数量和日均载文量上升比较平缓，到了2021年开始有一个飞速的攀升，到了2022年日均载文量已达到315篇。

此外，2015年开始，中国知网在传统论文的基础上提出 “新型论文”的概念，通过增强出版等模式，即通过正文内超链接、独立下载文件等方式，对论文版面难以刊登的推导过程、实验过程、数据代码等相关佐证材料进行同步出版，增强出版的内容可以是Word、Excel、PDF等文档，图片、声频、视频等多媒体元素，以及程序等。截至2022年3月20日，中国知网共发布增强论文3719篇，极大地丰富了作者的学术体验，确保了作者的成果所有权，并实现了个人的探究式学习。如果说网络首发是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功能的不断完善，拓展了出版形式的横向外延，那么增强出版等出版模式则扩展了学术成果的内容，将数字出版从形式向内容纵深推进了一步。

二、制约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内涵式发展的瓶颈分析

数字出版发展至今，在不断地实现自身的形式和技术突破，但如果围绕学术出版的本质(内容为王)和内核(学术期刊建设)进行探究就会发现，在看似繁荣的表象后还存在着至今没有得出定论或得以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的内涵式发展。

(一)预印本平台与学术期刊尚未形成数字出版有效合作机制

从预印本平台诞生的初心而言，快速自由地发布学术言论是毋庸置疑的，但未经审核地照单全发，可能会存在引发社会冲突、威胁人身安全等风险。预印本平台早期的即时发布不可避免地充斥着大量低质量文章。为了剔除滥竽充数的文章，国内外的预印本平台开始对投稿论文进行基本的审核，并允许科学家对他们所阅读的论文发表评论，作为同行评议的代替措施(13)秦卫波：《我国学术期刊同行评议的运行困境及改革趋向》，《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2004年以来，arXiv相继启动了背书制度和审核制度，而我国的预印本平台ChinaXiv明确指出，投稿者应确保论文内容不存在抄袭、恶意攻击、诽谤等不良内容，并在提交后进行审核，通过审核为合作的学术期刊推荐高水平论文。

但值得注意的是，和学术期刊的同行评议一样，预印本平台的审核也需要依靠大量的行业专家来开展，那么预印本平台的审核要控制在什么程度，才能与学术期刊的同行评议进行明显区分？又或者说，一旦预印本平台过于降低审核的标准来确保其诞生的初衷，那些与学术期刊有合作的预印本平台将如何发现高水平的论文来进行推荐？这其中似乎存在着无法反驳的逻辑悖论。而另一方面，我国预印本平台与学术期刊的合作并不深入，笔者查阅ChinaXiv网站数据发现，目前正式合作的29种学术期刊中有18种期刊的出版数据已经停留在2018—2019年左右，预印本平台对学术期刊的合作吸引力不足，学术期刊没有形成借助技术成熟的预印本平台拓展数字出版的意识，双方合作的理念、模式和可持续机制不够深入，无法形成有影响力的社会效益产出。

(二)基于优先出版、网络首发平台的数字出版质量难以控制

目前，学术期刊依托中国知网等数据库商提供的优先出版、网络首发平台进行数字出版的现象比较普遍，但对论文数字出版的处理标准并不统一，极易引发出版质量问题，这也是当前编辑出版界讨论较多的话题之一。笔者仅就极具代表性的中国知网的优先出版和网络首发进行探讨。

1.编校质量与发表时效的矛盾

学术期刊与中国知网签订的协议里规定，应发布的是经过同行评议的、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在发布后论文关键信息不允许修改。也就是说，优先出版和网络首发都要保证学术论文内容的严肃性和科学性。由于平台允许合作期刊后期基于编辑规范对发布论文进行少量文字和符号的修改(含义不能变化)，而不同的学术期刊在对论文进行优先出版和网络首发时，对于稿件的编辑校对程度并不一样。有的期刊坚持按照纸质期刊出版标准校对后再上网，有的则为了抢时间编辑校对相对不那么严谨。碍于编辑部人手限制，标准过于严格可能会拖长编校周期，影响时效性，而放松标准导致的低级编校错误则会影响学术期刊在读者心中的权威性，如何权衡，值得思考。

2.撤稿频发引起学术质量质疑

目前中国知网优先出版和网络首发都是允许撤稿的，只要一年内的撤稿量不超过学术期刊当年印刷版载文量的2%即可。笔者对2017—2019年中国知网上首发的596篇论文进行统计，发现已有452篇论文进行了撤稿处理，撤稿比例高达75.8%。撤稿原因各异，有大部分内容甚至标题修改的，有数据错误的，有作者对编辑退修意见不予反馈的，有重复发表的，有修改作者顺序和机构的，还有笼统概括为应作者要求的，等等。撤稿乱象反映出学术期刊对论文学术质量把关不严，尤其论文发表与撤稿之间的时间差(14)以在中国知网可检索的第一篇撤稿的网络首发论文为例，其网络首发时间为2017年12月4日，撤稿时间为2019年5月15日，网络传播时间长达17个月，期间累计下载69次。足以令其传播到行业内，造成的不良影响显然是难以估量的。为何在已经执行了严格的同行评议后仍会将学术质量不符合标准的论文进行刊发，其原因似乎很难简单地归结为编辑人员或审稿专家的能力不足，从人情或者私利角度去追究似乎更为合理，毕竟目前学术期刊在中国知网上刊发急于出版的、学术水平不高或者存在学术问题的论文，在作者使用完后撤回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若想改变这种状况，不仅要提高编辑的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还要考虑从规则的制定上进行限制，双向并举，切实提高网络首发的学术质量。

3.数字出版与纸质出版的“一致性”困境

学术期刊依托数据库商提供的平台进行优先出版和网络首发，但网络首发论文是否必须在纸质版期刊上出版目前尚不明确。笔者在进行数据统计时发现，即便是2018年的网络首发论文，仍大量存在仅有“网络首发”版本而无“印刷版”的论文，这些论文将会在纸质版期刊上何时出版，是否还有在纸质版期刊上出版的机会，目前无从得知。从数字出版的本质出发，笔者认为数字出版过的论文并不必须在纸质期刊进行二次发表，但在现行的学术评价和成果认定机制下，大部分学术期刊还是倾向于将数字出版的论文再在纸质版上印发，也就是说，数字出版和纸质出版会囿于学术体制不得不保持一种无奈的“一致性”。在这样的理念下，如果网络首发的论文长期被搁置在网络出版平台而未能纳入纸质版本，电子期刊与纸质期刊的一致性就会持续降低。

4.内容为先模糊了栏目界限与功能

数字出版不得不进一步纸质化会给优先出版和网络首发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栏目设置或期刊定位的模糊。学术期刊对论文的录用标准为“是否符合期刊定位”“学术质量是否上乘”“是否有栏目归属”“栏目是否均衡”。在纸质期刊为主体的时代，编辑部在录用稿件时会综合考虑以上因素，但由于数字出版在短期内脱离了纸质期刊固化的版面和栏目限制，在录用稿件时编辑往往更会关注内容，有可能当前一个学术热点正在爆炸式讨论，便大量收录该类论文。而数字出版淡化栏目意识造成的窘境就是在随后的纸质出版时，应归属某一栏目的论文一期承载不了，分多期又因时效性已过而失去了纸质出版的价值。

此外，教育部“四新”建设下各学科的交叉融合与新学科专业的诞生越来越多，学术研究已经跨越了以往单一学科的研究范式，学术期刊在不断追赶、展示学术最前沿时，越来越多的论文超出了期刊原本的栏目设置范围，因此学术期刊有必要根据学科发展及时、灵活地调整刊物定位以及栏目设置。但笔者对网络首发平台上的学术期刊进行随机抽取发现，近五年在栏目设置上进行调整的刊物并不在多数，学术期刊明确自身定位、树立学术品牌、提高数字出版影响力的意识并不强烈。

(三)数字出版意识及能力的欠缺导致学术期刊与数据库商陷入利益博弈

1.学术期刊欠缺独立数字出版意识和能力

目前大部分学术期刊依靠数据库商平台开展数字出版，其未能独立开展数字出版工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学术期刊受限于主办单位的级别、规模和投入水平，资金匮乏，缺少成熟的自建网站、数字出版系统、服务器终端等平台及硬件设施；有的期刊编辑部人手不足，已有编辑缺少数字出版专业背景和技术能力，无力开展相关工作；有的期刊主办单位及上级主管部门对数字出版缺少相应的激励政策，对于一些本身就缺少人财物支撑的学术期刊而言，数字出版只是徒增编辑的工作量，没有形成对数字出版的重视，认为此项工作可有可无。

此外，根据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2016年颁布的《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从事网络出版服务，必须依法经过出版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取得《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但在国家新闻出版署上查询，同时具备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和网络连续出版物刊号的学术期刊屈指可数，因此中国知网旗下的CAJ-N自然成为双方合作后可以为论文提供“合法身份”的重要渠道，从而形成了没有网络出版资质的学术期刊不得不开展双方合作来确保录用论文在数字出版过程中被率先认定的行为。

但与之矛盾的是，尽管各学术期刊和网络首发平台都声称中国知网上的“网络首发论文得到国家出版管理、科研与人事管理等相关部门的认可”，但笔者在对部分高校人事部门的调查中发现，绝大部分被调研高校在进行职称评聘、业绩考核时，仍需要有纸质版期刊作为佐证；单一的网络首发论文即便有网络首发证书，并提供了CAJ-N具有ISSN号和CN号的佐证材料，是否能被认定也没有定论，网络首发论文的实际应用效果并不理想，这也成为学术期刊不愿意主动开展数字出版的原因。

2.依托数据库商平台的数字出版“剥夺”了学术期刊的部分权益

根据学术期刊与中国知网签订的网络首发协议，在中国知网上进行网络首发的论文，在2个月内是不能在其他平台上发布的，包括期刊的自建网站，学术期刊的独家网络出版权、网络信息传播权无形中被“剥夺”，只能将高水平论文的首发权让渡给数据库商，网络首发带来的行业关注、品牌塑造和社会影响力提升间接受制于网络首发平台。而另一方面，网络首发论文的出版证书中同时体现了CAJ-N和学术期刊的刊号，但由于网络首发论文暂无纸质版，在成果认定时自然是具备网络连续出版物资格的CAJ-N更具备“身份的合法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学术期刊的出版意义(15)詹燕平、游滨等：《科技期刊论文网络首发的问题及对策》，《编辑学报》2021年第3期。，剥夺了期刊的品牌价值，对于期刊的影响力塑造起到了消解作用。第三方面，长期以来学术期刊与数据库商签订的数字出版协议在涉及经济收益分配时，学术期刊始终处于被动状态，尤其是签订网络首发协议的学术期刊多数并未能参照独家出版转让模式进行利益分配，学术期刊在数据库商手中获得的经济效益与数据库商出售数据库所得的经济效益存在鸿沟。按理来说，学术期刊作为数据库商得以立身的绝对内核，应该在双方的合作中充分掌握主动权，但现实却恰恰相反，造成这些困境最主要的原因是大部分学术期刊没有依靠自身力量挖掘数字出版的潜力，借势他人必然要受人所制。

为了保障自身的出版传播权力，维护学术期刊的品牌价值，一些学术期刊选择其他数字出版路径。例如《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以及中国核学会、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主办的《核技术(英文版》(NuclearScienceandTechniques)，两刊的自建网站都具有成熟的数字出版平台，可实现从作者投稿、专家审稿、组织作者退返修、编辑校对、在线出版等一系列流程，完全可以与数据库商开发的网络首发平台相媲美，两刊均没有与中国知网等数据库签订网络首发合作协议，完全实现了录用稿件在自建网站、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等平台上的首发。

三、实现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内涵式发展的路径分析

综上可知，我国现行的学术评价机制、学术期刊运行经营模式和联合出版模式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学术期刊发挥主观能动性、深入开展数字出版工作、积极探索数字出版新形式。笔者认为，要想实现学术期刊的内涵式发展，主要就是要帮助学术期刊“想做事、能做事、做得好事”，从意识、资格到能力实现突破。

(一)学术期刊应树立积极实行数字出版的主观意愿

想“做事”的主动意愿无外乎就是“做事”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鉴于学术成果的首发在学术领域的重要意义，实行数字出版尤其是以提高出版时效性为目的的优先出版(网络首发)可以切实地提升期刊的社会影响力。上文分析导致学术期刊缺少数字出版主观能动性的主要原因，一是数字出版的学术成果未能得到大部分机构的认定，二是大部分学术期刊的主办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缺少对数字出版的激励政策，以及学术期刊与数据库商的盈利分成不均，导致学术期刊的数字出版盈利微薄。这些制度、政策扶持的缺失正如学者朱剑曾指出的，“推进高校学术期刊内涵式发展，需要决策和管理部门与期刊社和期刊人两个层面的互动，而前者更是决定性的”(16)朱剑：《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内涵式发展?——“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校学术期刊的路径选择》，《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因此，要想树立积极主动实行数字出版的主观意愿，就首先要从解决这些问题上入手。

首先，国家层面应该有对学术期刊开展数字出版工作加以指导、引导的配套制度、政策。2019年，中国科协、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指出，要“强化政府、产业有效互动，依托出版集团和学会、高校等期刊集群，建设数字化知识服务平台，集论文采集、编辑加工、出版传播于一体，探索论文网络首发、增强数字出版、数据出版、全媒体一体化出版等新型出版模式，推动科技期刊数字化转型升级”；2021年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也指出，要“通过流程优化、平台再造，实现选题策划、论文采集、编辑加工、出版传播的全链条数字化转型升级，探索网络优先出版、数据出版、增强出版、全媒体出版等新型出版模式”(17)下文简称“两份《意见》”。。这些政策为学术期刊开展数字出版提供了遵循。但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我国尚缺少直接明确适用于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的配套政策，各省份的新闻出版主管部门、行业协会、联盟及学术期刊主办单位等都缺少有针对性的政策文件。其次，应该采取多种形式为学术期刊实行数字出版提供合理经费支持和政策支持。例如，国家新闻出版署采用项目建设的方式，自2019年以来组织实施数字出版精品遴选推荐计划，三年来遴选涵盖主题出版、大众出版、专业与学术出版、教育出版、少儿阅读等五大类的141个出版项目，对这些项目制发荣誉证书，给予经费资助，组织宣传推介，作为申报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有关评奖评优的参考依据，并纳入数字出版精品项目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目前除了常规性的学术期刊评选(比)工作，国家及地方专门针对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工作的评选或项目建设活动较少；国家级行业学会、研究会每年开展基金项目申报工作，对于重点项目予以经费支持，但基本都是面向行业全领域的选题征集，并没有专门的数字出版研究，学术期刊数字出版无论在政策上、经费上都缺少大力度的支持。

如何借助内涵式发展推动解决以上问题？笔者考虑可以从学术期刊加强自身话语权的角度入手，这需要学术期刊尤其是在学术界知名度较高的期刊充分发挥行业引领作用，加强与主办单位、上级主管部门的日常工作沟通，并在特殊的时间节点(如以作家、思想家的诞辰和逝世周年等纪念日、某一领域的重大突破等为契机)策划专题、专栏进行研究，以此开展学界讨论并取得显著的社会效应，从而加强学术期刊在主办和主管单位的话语权，争取其对数字出版工作的关注和支持。此外，学术期刊也应利用行业学会和联盟的学术会议及活动机会，更多地进行数字出版的宣传和讨论，在行业内部激发起活力，推动学术期刊在缺少政策支持和经济效益的前提下自觉主动地深化数字出版活动，反向推动社会各界对此的重视。在学术期刊行业有机会参与相关政策制定或资政谏言之际，可以重点从以下方面进行呼吁：一是应明确数字出版的学术论文具有学术成果评价及认定资格，即数字出版论文可以利用出版证书、网络检索证明等进行学术成果认定。也就是说，数字出版论文在被学术期刊发布到网络上的那一刻，就应该被认定为正式的学术成果，发布即有效是学术期刊进行数字出版的根本动力和生命源泉。二是应明确学术期刊开展数字出版可以得到什么，包括可获得的经费支持，以及编辑部及编辑个人在评奖评优、职称评聘时可获得的政策倾斜。当然，这些需要合理的论证支持，学术期刊可以考虑借助各级各类的学术期刊项目立项进行专题研究，并将研究结果合理运用到参与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三是政府或行业要对数据库商设立相应的支持政策，鼓励数据库商在与学术期刊的合作中，能够以学术成果促进社会科技发展、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为优先目标，让渡部分经济利益，从而全面激发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的主体热情。

(二)学术期刊要有开展数字出版的资格和能力

学术期刊要通过独立的数字出版实现内涵式发展，不仅要有主动参与的意愿，还要具备能够参与的资格和能力，即“能做事”。目前我国大部分学术期刊没有网络出版资质，根据现有的网络出版政策，学术期刊必须获取“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学术期刊要从事网络出版服务，应当确定网络出版服务范围，并有明确的从事网络出版业务的网站域名、智能终端应用程序等出版平台，以及从事网络出版服务所需的必要的技术设备，即能够实施网络出版的软硬件。

在出版平台方面，目前大部分学术期刊尤其是依托高校主办的学术期刊，基本都有在学校官网上的二级自建网站，学术期刊可通过链接中国知网开发的协同采编系统进行作者投稿、专家审稿、编辑办公等出版业务流程，也可自行开发数字出版系统(如重庆大学学报)；还有一些已经形成学术期刊、图书教材出版集群的出版社(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学术期刊网、浙江大学出版社期刊分社、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等)具有独立自建网站，这类一般都是自主开发的数字出版系统。学术期刊的自建网站除了在线出版学术论文外，还可以展示期刊发展历史、历届主编和专家委员会的信息，对优秀论文进行阅读推荐，并展示期刊行业的最新动态和学术领域的研讨、交流等活动。除了自建网站外，学术期刊还可以申请微博账号、微信公众号、抖音等短视频平台账号，张雁影等学者就提出利用微博、微信等平台实现学术期刊的线上运营，提供优秀学术资源(18)张雁影：《 高校学报“两微一端”传播与应用》，《中国出版》2019年第14期。。如：《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的微博已经发布4000多条微博，对出版论文(包括优先出版论文及常规纸质出版论文)的主要内容和观点进行碎片化展示，并提供链接到自建网站上提供全文下载；《河南大学学报》的微信公众号集中了医学版和社会科学版的内容，不定期发布单篇出版论文全文(因篇幅限制会略去注释、参考文献等内容)，以及整期期刊目录及论文摘要。但微博和微信上进行机构认证的学术期刊并不多，且已注册用户中不活跃的居多，抖音这种新媒体利用率更是非常低，很难满足国家对于数字出版、增强出版、数据出版、全媒体出版的战略需求。

笔者认为，对于经费投入较为充足的、有条件的学术期刊，应该着力去开发可基于各种传播媒介的、独具特色的数字出版平台，依托多元化的出版媒介发布包括传统文本式论文、携带图形声像和程序代码的增强论文、片段式的数据论文等多种形式的论文，并就论文进行PPT演示、图片或声视频解说等碎片化拆解，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示最新学术成果的研究背景、研究过程、研究数据和研究结论，方便读者接收了解和使用，真正地使学术期刊走近作者、走近读者、走近行业，推动学术成果的快速传播、广泛应用和不断创新，从而推动科技和理论研究进步。这是两份《意见》中关于数字出版的重要导向，也是学术期刊实现内涵式发展的必然选择。

当然，未来学术期刊行业在数字出版领域的快速发展会不会促成相关政策的调整，我们可以设想几个场景。例如由于行业产业链的不断成熟，学术期刊内部运行更多地关注到编辑在期刊发展定位、文章内容把关上的主观能动性，届时能否将排版校对、出版发行等侧重表现形式的工作进行服务外包，使得学术期刊的内容核心与内容表现实现技术的分离？这样一来，学术期刊原有的出版资质可否覆盖其数字出版资质，即学术期刊可以“天然性地”具备纸质出版和数字出版的合法资质？又或者，由于近年来预印本平台飞速发展，《中国科技期刊研究》《智库理论与实践》等更多期刊以及一些高校与ChinaXiv等预印本平台开展了更深层面的合作。在这样的背景下，预印本平台能否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可，成为数字出版的合法平台，从而使得与预印本平台合作的学术期刊同时具备网络出版的合法资质？这些只是笔者根据行业发展的新趋势对学术期刊合理且自洽地开展数字出版的一些畅想，现实的发展方向还需要在时间的积淀中明确。

(三)学术期刊要能够实现深度的数字出版

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人类发展的内在动力，学术期刊想要唱好数字出版这一出好戏，仅仅搭起来台子(有了平台的软硬件支撑)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能在台上“长袖善舞”的人才和台下“鼓掌喝彩”的观众，也就是编辑队伍和作者/读者群。

1.编辑能力的培养

为适应新形势下数字出版的需求，学术期刊的编辑一方面应培养全新的出版意识，要在外部动因(主办单位和上级主管部门的引导、自身评奖评优评职的需要、经济利益的驱使)之上，自发形成对数字出版的渴求意识；另一方面应具备数字出版的能力。管理运营方面应包括策划或发现适合数字出版的重大选题的能力，发掘并培养学术人才共同开展数字出版活动的能力等；技能方面应包括独立维护数字出版平台的能力，熟练运用多媒体技术编辑图文化的学术论文发布在微博、微信等公众号平台上的能力，熟练运用音视频编辑软件对学术论文的主要内容或者精彩论点进行声像化，并发布在包括短视频平台在内的各大数字出版平台上的能力等(19)林春香、李雨霞：《社交媒体时代学术信息转发与微传播力提升——以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为例》，《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第135页。。

笔者认为，首先应从编辑培养的第一道入口——编辑出版学科教育入手。设有编辑出版等相关学科专业的高校应全面升级原有的人才培养方案：在理念培养上，可以考虑采用行业政策解读与具体案例相结合的方式，加大编辑出版学的课程思政建设力度，帮助学生认识到数字出版对社会科技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认识到新时代新技术新业态下学术期刊数字出版会带来的学术领域的历史性突破，从思想上树立起“一旦从事学术期刊编辑出版工作，就要自觉运用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相结合的方式来开展出版活动”的思维意识；在技能培养上，可以在传统的编辑出版专业和课程基础上，调整或增设类似数字出版理论、多媒体设计与应用、多媒体技术、数据库技术与应用、计算机网络、网络传播等相关的专业及课程，主要是通过系列的课程学习，培养学生利用多元化的网络传播媒介进行数字出版的能力，从而在本专科人才培养阶段加强对数字出版人才的培养。其次，对于已经步入编辑出版行业、已经具备基本的业务能力的编辑人员，应该重点加强管理运营能力的培养。这方面可以借助行业学会和各级主管部门举办的继续教育培训、学术研讨交流等活动，通过学习借鉴已有的先进经验、探索未来的行业发展可能，来帮助编辑在头脑中建立起数字出版的概念，并有效运用到办刊实践中去，也可以针对青年编辑开设一些数字出版技能方面的培训，帮助其学会使用各类平台的管理功能。

之所以针对新型编辑出版人才的学历培养和在职编辑的培养提出不同的标准，是因为不同学业和工作阶段对于能力培养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而不同情况的编辑部对编辑能力的要求也是不同的。对编制充足的编辑部而言，可以引进擅长数字出版技术的新型编辑人员，采用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并行的方式，将编辑队伍分为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两支队伍，由原有的传统出版编辑队伍负责组审稿和纸质期刊编辑出版等工作，由数字出版编辑队伍负责包括期刊官网、中国知网、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数字出版平台的内容制作和平台管理维护；对于无法新引进人员的编辑部，如果经费宽裕，也可以采用上文提及的技术外包形式，编辑部编辑只需要掌握基本的平台使用方法，根据论文录用情况和宣传展示需要，提出在各平台发布信息的具体需求(如制作文章的图文解读展板、超链接模块，或者音视频文件等)，技术公司完成制作后，由担任平台管理员的编辑发布即可。

2.数字出版质量的提升

前文对学术期刊在数字出版过程中容易出现的一些质量问题进行了分析。笔者认为，无论是学术质量还是编校质量都是学术论文的生命，编辑有责任确保学术论文和学术期刊的质量。学术期刊“作为思想言说的一种重要载体”(20)陆晓芳：《中国现代期刊与美育思潮的流变》，《学习与探索》2021年第7期。，要始终坚持质量为王，编辑要通过日常持续的学习加强对所在期刊涉及行业领域基础知识、学术热点和前瞻性的理解和掌握，尤其掌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导向下的科技创新需求和理论研究需求，以及教育部“四新”建设下学科交叉融合带来的新的研究领域，加强期刊发展形势研判和特色化发展，调整定位，创新栏目，充分发挥编辑的主观能动性，主动策划，主动约稿，从稿源上提高论文的学术质量；坚持同行评议，规范审稿流程，坚持行业内的自律，在编辑部内部树立牢固的期刊品牌意识和学术质量意识(21)徐铭瞳、吴星：《学术期刊优先出版发展现状的实证分析》，《科技与出版》2015年第7期。，不得擅自降低评价标准、严把论文学术质量关；在拟录用稿件时，注意与作者核对作者顺序、作者单位、基金项目、论证数据等关键要素，明确传播权、使用权、财产权等相关权利的转让事宜，确保在论文发表在数字出版平台上后，不因个人主观因素随意产生撤稿行为，在学术期刊传播阶段维护学术质量。在编校质量上，为提高论文发表时效性，可以采取适当对单篇论文单次编校时增加编校人员、缩减编校次数的方式，来确保单篇论文的差错率符合《报纸期刊质量管理规定》(国新出发〔2020〕10号)规定的期刊差错率合格标准，从而兼顾编校质量和发表时效。

而针对期刊的形式质量(主要集中在数字出版与纸质期刊的内容/栏目平衡以及两者的一致性原则上)，具有网络出版资质的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实际上可以与纸质期刊脱离，摆脱纸质期刊的形态束缚，作为纸质期刊的有效补充，抢先独立发表高质量、时效性强的学术论文，并且不需要在纸质期刊上发表。在这种思路下，数字出版的特定模式使得编辑们不用费心考虑栏目、版面的均衡问题，而将注意力着重放在论文选题、学术质量上，这样既避免了信息的重复发表，节省了纸质期刊的有限版面，也拓展了数字出版的界限，使得学术期刊的办刊思路不断创新，学术出版领域进一步扩大，进而推动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向全线上模式转型。

3.数字出版下的学术共同体培养

我们必须认识到，没有作者，期刊就是无源之水；没有同行评议专家，期刊就会鱼龙混杂；没有读者，期刊就没有立身之地。学术期刊应密切与学者和学术组织的联系互动，充分发挥学术期刊在学术交流中的桥梁纽带作用(22)杨保华、秦明阳等：《“双一流”背景下高校理工类中文综合性期刊的发展定位与策略》，《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20年第4期。。因此，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的内涵式发展不仅要靠编辑业务能力和职业伦理不断雕琢与提升，还要培养基于数字出版的学术共同体。

对此，学术期刊的编辑要有主动出击的意识，基于期刊的定位，去寻求行业内的学术精英、学术骨干、学术新人，通过研究近期行业的热点、焦点、难点，主动约稿，并进行数字出版的宣传，让作者意识到只要自己能够摸准期刊的需求，写出高质量的论文，就能够快速发表。并且，编辑还可以围绕学术论文的碎片化阅读出版需求和作者加强沟通，邀请作者提供论文图文化、音视频化的思路和素材，帮助作者形成“关心行业—开展研究—形成成果—主动投稿—主动进行文献解读和素材提供等数字出版准备工作”的思维方式，这样既可以在学术交流的过程中逐渐为编辑减轻工作压力，还可以为期刊储备适合于数字出版的作者库。此外，编辑还应该擅长通过各种渠道去积极联系行业领域的专家学者，邀请他们出任学术期刊的专家委员会成员或者审稿人，同时积极培养专家利用数字出版平台进行电子化审稿的能力和意识，从而缩短审稿周期。

而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要充分发挥学术期刊的平台集聚作用，打造学术共同体。一是可以利用学术期刊长期合作的专家的知名度开展专题栏目学者对话、线上线下专题研讨会等活动，集中一个专题或者方向在专家和作者群中广泛征稿，择优进行数字出版；二是可以开设论文审读点评专栏，通过刊登专家的审稿意见帮助作者提升个人科研能力，例如《编辑学报》开设的《审稿意见选登》专栏；此外，学术期刊还可以考虑和预印本平台开展深入的合作，利用预印本平台的快速发布功能、同行评议专家资源和平台技术实现学术成果的“快速传播、网络首发、正式出版、成果认定”一系列需求的同步实现。通过上述各项活动为期刊吸引行业专家、作者和读者的注意力和认可度，提高品牌效应，走好数字出版之路奠定坚实基础。

我国学术期刊的数字化发展不过二十余载，而切实地利用网络数字平台全面开展数字出版工作，尚且不足10年。与飞速发展的数字技术、日新月异的传播媒介和图书音像出版行业的快速业态变迁相比，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的进程是很慢的，需要我们从思想到理论、从内容到形态、从技术到管理等多个角度不断地去探索未来可能的发展之路。本文仅围绕数字出版的四个发展历程中可能存在的疑问和困惑展开讨论，但在一些尚无定论的方面可能存在理解偏差之处。无论在宏观的数字出版运营上还是微观的编辑出版业务实践上，本文都有未延伸或未意识到的其他问题，希望能与阅及此文的同行共同探讨，并形成下一步的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