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曦，全林峰，宋劲松

(湖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打工人”“内卷”“躺平”等一系列具有“反劳动”倾向网络词汇的流行呈现出“冷词热传”且“愈演愈烈”的态势，青年群体是推动这类词汇传播和演变的主力军。通过将碎片化的词汇与各类社会热点事件、舆情进行组合与再解读，富有鲜明特色的青年“反劳动”文化逐步形成，青年们开始用“反劳动”话语来表达自己的焦虑。他们用“打工人”矮化自己的职业，通过自我贬损进而忽视劳动的价值；用“内卷”“996”声讨工作意义贫困的劳动；用“躺平”低欲望，表达自己对加速社会深度异化的反抗。我们党一贯重视青年问题，青年“反劳动”这一文化现象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讲话时指出：“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避免‘内卷’‘躺平’。”[1]“内卷”“躺平”这两个由青年创造且具有浓厚亚文化色彩的词语第一次出现在中央重要会议中，体现了党中央对青年文化的高度重视。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任务来抓，引领广大青年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2]。为此，对当代青年“反劳动”现象的发生逻辑、表现样态与价值建构进行深入分析与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青年“反劳动”现象的发生逻辑

(一)人与物的颠倒关系衍生“劳动意义的贫困”

马克思最早指出资本具有颠倒一切关系的魔力。拜物教实质上便是真正属于人的社会关系通过物与物的关系表现出来，人与物的关系被颠倒，人的真实物质需求被虚假的物欲所掩盖。“反劳动”语系中“打工人”“社畜”等词汇的深层意蕴是对工资与货币，即物质欲望的追求。在无止境的物欲追求中，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去劳动，会导致两个后果：一是劳动越来越成为资本的附属物，二是劳动逐渐成为不幸的源泉。“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3]这两个结果，总而言之就是劳动意义的贫困。劳动与工作的概念逐渐被混淆，劳动成为外在的东西。在资本逻辑的深化中，劳动主体逐渐将“自我异化”与“自我实现”相混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劳动幸福的缺失与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在形式上并不相同。马克思所揭示的劳动异化，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发生的劳动者同他的劳动产品及其劳动本身关系的异化，体现的是雇佣劳动与资本的一种对抗性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就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而言，并没有产生劳动异化的现实条件，但异化现象却依旧存在。这里的异化是指劳动目的异化，即把劳动等同于工作，等同于追求物质享受，而将劳动本该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目的庸俗化。劳动目的的异化以一种“自我剥削”的新形式取代“他者剥削”，成为资本控制劳动的一种隐蔽方式，使得“反劳动”现象的发生成为可能。

(二)“劳动意义的贫困”带来“逃避劳动”的个体选择

资本利用自身欲望对劳动主体进行“自我剥削”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个体的欲望与物的占有呈正相关。但对物的占有并不能填补内心的空虚和焦虑，反而刺激个体的欲望不断增强，使其愈发觉得不满足。这种对物的占有欲，并不考虑实际需求，而仅仅以无止境地追求物质占有为目标。在这种虚假需求的刺激下，消费主义盛行。青年往往有较高的消费欲望，但个体经济实力较弱，因而在物欲面前，极度空虚和焦虑症状等心理层面的表现尤为明显。超前消费成为填补空虚和焦虑的手段，这同时意味着青年不得不违背“劳动幸福”的意愿更加卖力地进行“自我剥削”。劳动作为人与世界的连接中介，是人感知世界、改造世界和进行社会交往不可缺少的环节。劳动意义的贫困意味着劳动作为个体连接外部世界的中介受到侵损，带来的结果是青年个体对现实社会的冷漠与逃避。个体似乎只有通过逃避劳动才能缓解生活、工作压力与消极情绪。“躺平”和逃避劳动成为个体表达对现实不满的方式以及偷懒的借口。

(三)群体模仿下“逃避劳动”的个人选择导致“反劳动”的群体认同

青年个体“逃避劳动”何以演变为青年群体的“反劳动”现象？作为社会性动物，个体始终处于一定社会关系内，无法脱离群体而独立存在。群体与个体相互作用，群体特征受个体行为变化影响。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提出，模仿是最基本的社会现象。当“躺平”和不劳动成为个体表达对现实不满的方式以及偷懒的借口，在群体和个体的相互作用下，模仿机制开始发挥作用。青年逃避劳动的个人选择经历了群体从无意到有意的模仿，选择逃避劳动的青年增多。“群体有着自动放大非理性冲动的能力。”[4]模仿一旦开始，便呈几何倍数增加，蔓延迅速。群体反过来也会影响个体。由于个体对相近文化群体的偏爱，往往不自觉受到群体行为的塑造。青年群体往往拥有共同的生活习惯与相近的思想认识，在“逃避劳动”时容易产生共鸣。最终，在群体模仿下，个人选择成为群体诉求，“逃避劳动”的消极做法被群体的“反劳动”现象所代替，并且原本的消极叙事在此刻转为一种所谓的“正义立场”。当青年的“反劳动”行为成为群体性选择后，青年“反劳动”现象最终形成。

三、青年“反劳动”现象的表现样态

青年群体通常使用亚文化符号表达自身的处境、立场与追求。在互联网时代，青年群体以解构式的网络流行语为话语体系，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现实为叙事方式，塑造青年“反劳动”现象的表现样态。

(一)青年“反劳动”现象的话语体系

1.“打工人”：青年劳动职业的自我矮化。“打工人”一词最早来源于2020年B站UP主“抽象带篮子”发布的视频。该系列视频以“早安！打工人！”为开头，以另类的、黑色幽默式的加油方式，在互联网上引发了青年群体的共鸣。青年纷纷自诩“打工人”，这种另类的自我身份标榜，体现出青年“反劳动”文化中通过自我矮化寻求群体认同的文化模因。“打工”一词本是受雇于人并赚取工资的中性词，在传播过程中，其含义演变为“背井离乡、受人压迫、工资微薄”的底层劳动者形象。青年群体将工作过程与学习过程形容为“打工”，这是青年将自己定位为“弱势群体”，以此宣泄对社会不满的一种方式。同时，将自己的职业定位为“体力劳动者”，通过“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是人上人”这类具有反讽色彩的语句，展现其职业困境与发展难题，解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等传统工作伦理。

2.“内卷”：工作意义贫困下的无意义劳动。“内卷”背后是青年群体对于劳动意义的困惑和不理解。“内卷”一词最初表示超稳定社会结构下的发展停滞，在外部条件受到限制难以突破时，社会内部不断进行的无意义的自我复制和精细化的现象。这种自我复制与精细化对外部条件限制的突破和整个社会的提升没有实质性帮助。2020年，“内卷”与一些社会现象联动，引发了传播热潮，在传播过程中，“内卷”内涵也不断泛化，甚至一度到了“万物皆可卷”的程度。青年学生群体在传播中率先赋予“内卷”新的内涵，以“内卷”指称其内部的非理性竞争。而后“内卷”一词进入以青年群体为主要成员构成的各行各业，强调在当代社会语境中各行各业都呈现出非理性的内部竞争现象。无论青年群体是否愿意，他们都不得不被裹挟进竞争之中。“内卷”之下，劳动与工作的意义都陷入了贫困。不管是努力工作，还是劳动，对青年群体来说，劳动的意义被庸俗化为工作的意义，而工作的意义陷入贫困后又难以保证自身的全面发展，因而劳动本身也不再有意义。既然劳动无意义，劳动正义则站不住脚，“反劳动”作为劳动的对立面则有了新的意义。然而，加倍努力奋斗不能给整个行业带来质的突破。“鸡娃”“打工人”等词语成为青年在“内卷”中的自我标签，“躺平”成为“内卷”之下的被迫选择。总而言之，“内卷”无限制造着情绪的焦虑与劳动的浪费。

3.“躺平”：反抗异化的抵抗姿势。“躺平”一词最早出自2010年百度贴吧，此时“躺平”仅保留着字面意义，表示身体的放松姿势。2016年，饭圈“躺平任嘲”中“躺平”的含义逐渐从身体姿势的放松状态转化为一种不抵抗、不回应的态度。2021年，《躺平即是正义》一文横空出世，引爆互联网舆论，经由青年在互联网的传播与加工使用，“躺平”一词突破圈层并彻底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反劳动”语境下的重要词汇。“躺平”背后是“反劳动”青年社会心态与价值选择的隐喻，是青年对加速社会带来的新异化的抵抗姿势。作为一种文化症候的“躺平”，表现出一种矛盾的社会心理，具体表现为社会加速带来的进取与焦虑共生、追求与逃避并存。加速社会导致的许多方面不同步、生活节奏错位，使得青年感受到强烈的被剥夺感与被控制感。“躺平”成为青年“反劳动”语系的重要话语，是青年使用防御性话语策略来构建情感的防御机制。“躺平”是“反劳动”青年的被迫选择，是在逐渐“内卷”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下，持续的精神内耗与“劳动无用”的现实导致的青年对劳动的逃避。值得注意的是，“反劳动”青年的“躺平”仅仅是表象，“躺平”的背后蕴含着青年试图以消极的软性抵抗来改变现状的意愿，在某种程度上，是以一种蓄势待发的力量在蛰伏。

4.“摆烂”：社会疲劳下的自我疏解。“摆烂”一词源于美国NBA联赛，早在2010年便在NBA贴吧中被使用，该词本意是为了获得更好的选秀权而故意输球的行为。而如今，经由互联网的广泛传播，“摆烂”的含义扩大，泛指一切不作为的情况，常用于表达不尽人事，仅维持自身职责的下限，不做任何花费精力的多余的事。“摆烂”与“躺平”含义类似，却有逐渐占据“躺平”生态位的趋势。其原因在于：一是“摆烂”的语用功能更广，能够“叙述与评价、宣泄与调侃”；二是作为青年亚文化的一种表达，追求“新”“异”是亚文化的发展方向，相比“躺平”可能面临主流文化的收编，“摆烂”更新更异，更具情绪性和抗争性；三是“摆烂”相比“躺平”，主体呈现出较强的主动性，“躺平”被解读为被迫，而“摆烂”则强调个体的主动选择。

(二)青年“反劳动”现象的叙事方式

1.资本逻辑与市场高强度雇佣劳动制是青年“反劳动”现象的经济叙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逻辑与雇佣关系进行了深刻剖析，马克思通过“商品——货币——资本”的线索，揭示了拜物教的本质，并批判了资本逻辑与雇佣劳动制度。

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最高原则与主导性因素，以资本增殖为内在驱动力，塑造并支配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放任资本逻辑自行发展的直接后果是社会两极分化，进而引发社会动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极借力资本的现代化逻辑，使其为社会主义服务，但资本逻辑难以根治的内在局限性，加之当代人类社会依旧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决定着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逻辑仍会带来一系列的经济消极因素。雇佣劳动制度是资本逻辑在生产方式中的实际运用。在高强度雇佣劳动制度下，青年深切感受到了资本逻辑的力量。既然资本作为身外之物难以掌控，而“活劳动”一旦从自己的身体中剥离必将从属于资本，也成为自己的身外之物，那如何保证自己的经济利益呢？答案是不出卖“活劳动”。因此，青年利用“反劳动”行为，试图使“活劳动”与自身不产生分离。

2.后现代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是青年“反劳动”现象的政治叙事。在“躺平”“摸鱼”等词汇进入大众视野之前，“丧”“佛系”等词汇曾一度流行。“躺平”形式上是互联网青年“丧文化”的延续，但内核上与“丧文化”“佛系文化”有着本质区别。“内卷”“躺平”此类超出一般娱乐性的亚文化概念，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除了显示青年亚文化的负能量以外，还具有鲜明的“反资本”面向，表现出一种去政治化基础上的再政治化趋向。尤其是“反劳动”青年号称“反劳动”话语的理论援引自马克思主义。青年通过将“反劳动”话语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相结合，解构“劳动正义”，试图确立“反劳动”的正义立场。此外，后现代思潮具有强烈的解构倾向，对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式解读是青年“反劳动”现象的思想根源，这种解读是对马克思劳动理论的一种误读，将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上升到了对劳动本身的批判。“反劳动”青年无视现实环境与基本国情，否认马克思所描述的世界与当今社会已有所不同，形而上学地、教条式地将中国社会代入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之中，最后陷入一种彻底乌托邦式的“反资本”立场。

3.青年亚文化消解劳动价值观是青年“反劳动”现象的文化叙事。青年“反劳动”现象中充斥着各类青年亚文化的话语符号，抵抗是青年亚文化的风格标识。当前我国面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加剧了青年群体的抵抗情绪。网络虚拟空间的发展，使青年得以在现实环境与网络空间双向联动，无疑增强了青年亚文化抵抗主流文化的软性力量。青年借助各类亚文化符号，表达反对劳动的诉求，无疑加剧了对劳动意义的消解。

除此以外，个人利己主义与消费主义价值观也试图通过青年亚文化占据劳动价值观的生态位。个人利己主义以自我满足为最终目的，仅强调自己的心理感受而无视“反劳动”可能会对人类生存发展产生威胁。马克思曾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5]这强调了劳动与人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消费主义价值观误导青年群体将人生价值的追求寄托于无止境的消费满足中。消费主义导致劳动创造的实际价值与使用价值脱钩，异化为符号价值，驱使青年不断攀比。总之，青年亚文化对劳动意义和价值的消解是青年“反劳动”现象的文化叙事。“反劳动”以青年亚文化的形式，弱化当代青年的劳动斗志与劳动积极性，导致劳动被低估与误解，使得当代青年群体陷入信仰危机。

综上所述，青年“反劳动”现象的背后是青年迫切改变现状的意愿。“反劳动”是青年面对社会结构日趋稳定、社会垂直流动性降低的非理性软性反抗。“内卷”是残酷社会竞争的现实环境所致，“躺平”是“内卷”下的无望，“打工人”是突破阶层失败后的自我调侃。“躺平”并非自愿，而是面对“内卷”社会的战略转移。“打工人”“内卷”“躺平”等网络词语的出现并非青年“低欲望”话语范式的单纯表达，看似消极的“反劳动”中蕴含着青年迫切改变现状的意愿。青年将消极劳动作为抵抗资本剥削的方式，背后是青年对资本逻辑的反击；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反劳动的理论援引与立论基础，目的是对“反劳动”进行政治上的合理化，进而捍卫自己的政治地位；将“反劳动”以青年亚文化符号进行突破圈层的传播，以遵循亚文化遭遇主流文化时“抵抗——收编”的发生路径，其最终目的是寻求文化的认同。

四、价值构建：从青年“反劳动”到“劳动幸福”的辩正省思与实践向度

(一)理解青年：青年“反劳动”正义的辩正省思

马克思劳动正义论是分析青年“反劳动”现象的有力武器。一言以蔽之，马克思劳动正义论即劳动的有用性超过有害性，劳动即正义。部分青年宣称“反劳动”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其话语叙事中，“反劳动”作为一种正义，是对不合理现实的一次“纠偏”。反对劳动是反抗资本家剥削的正义之举，“反劳动”者以拒绝劳动或消极劳动的方式伸张正义。这种观点引起了“躺平”者和想“躺平”者的积极附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反劳动”即正义。笔者认为，实际上，青年“反劳动”具有部分合理性，但其对反劳动行为和现象的解读与分析包含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要真正理解并科学看待青年“反劳动”现象，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辩正省思。

1.青年“反劳动”观点具有一定合理性。其一，“反劳动”现象包含着青年对劳动过程不正义的认知。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极借力资本的现代化逻辑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实现共同富裕服务，但资本逻辑难以根治的内在局限性，加之当代社会依旧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决定着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过程的不正义仍有发生。对劳动者而言，人生大量时间用于从事生产劳动，劳动者权利得不到切实保障，就该层面而言劳动的有害性必然大于劳动的有用性。具体来讲，当前，中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面临的新旧经济发展动能转换的短期经济承压以及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不确定性，加剧了企业竞争的压力。企业为维持利润，必然将压力转移到青年等主要劳动者群体的身上，加之技术发展导致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机器吃人”现象频发，青年在劳资关系中越来越处于被动地位。其二，“反劳动”现象表达了青年对劳动客体占有不平等的不满。在劳动分配上，青年由于在生产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因而在对劳动客体的占有上处于劣势。青年“反劳动”叙事反映的是对一些由于劳动过程不正义而占有较多劳动客体的愤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鼓励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一些人利用资本等生产要素“躺赢”、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必然的。青年“反劳动”背后，是对共同富裕的美好希望。

2.“反劳动”叙事下的青年并不符合马克思劳动正义的主体范畴。“反劳动”是当代青年诉求劳动主体正义的一种方式。社会成员对社会提出享受有用性的要求超过其对社会贡献的有用性或为此承受过的有害性，劳动主体便是不正义的。青年群体逃避劳动，消极面对劳动，试图倒逼不合理的劳动现状发生改变，看似正义，却没有看到隐藏在所谓“反劳动”下的暗线。劳动是人的立身之本，若不劳动，生活将难以为继。但“反劳动”青年并非如此。他们是在付出一定劳动便可维持简单生活后，以一种低欲望的表现形式，主动减少努力程度。“反劳动”背后，是更多为青年群体负重前行的人，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青年才能以“反劳动”来进行所谓具有正义性的抵抗。当代青年能够“反劳动”，主要是因为享受着先辈们的努力成果，从劳动主体正义看，这是不正义的行为，因此，“反劳动”行为不值得鼓励。

(二)再造青年：实现青年“劳动幸福”的实践向度

在充分认识青年“反劳动”现象之后，如何改变目前青年“反劳动”的现实情况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青年“反劳动”现象的背后，是青年对社会现状的焦虑与自身价值的迷惘，其核心要求是保障劳动权益和实现自身发展。从“反劳动”到“劳动幸福”，必须从社会层面和青年自觉两个层面共同推进。

1.宏观之维：建设劳动本位的发展环境，营造“劳动幸福”的社会氛围。建设劳动本位的发展环境，营造“劳动幸福”的社会氛围，要求社会环境与“劳动幸福”的原则与价值导向相适配，包括促进劳动生产与保障劳动分配两方面的要求。

从促进劳动生产的要求看，要创造人性化的劳动环境。劳动环境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展开的场域，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劳动幸福感。其一，必须推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为劳动解放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共产主义是“自由的自觉的劳动的起点”，到那时，劳动成为人的第一自觉。共产主义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与高度发展为前提，要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必须牢牢抓住机遇，在科技革命与高质量发展的历史交汇时期，始终坚持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补短板、强优势，加快实现技术领域的创新，利用科学技术催生新的生产力发展因素。其二，要建设青年劳动生产的现实环境与虚拟场域，建设好、利用好网络文化空间，使主流意识形态占据互联网虚拟场域。青年“反劳动”话语，发端于网络，发酵于网络，青年亚文化消解主流文化的情况也往往发生在互联网场域。面对这种情况，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占据网络空间。一要创新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二要创建主流意识形态媒介平台，使其成为主流声音发生场域；三要加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队伍建设，分层次、多领域在新媒体平台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营造“劳动幸福”的网络社会氛围。

从保障劳动分配的要求看，必须保障青年群体的劳动权益与时间自由。劳动价值论认为，一切价值均由劳动创造，社会分配的依据是劳动者的劳动贡献。其一，必须不断完善所有制和分配制，将劳动产品向劳动者倾斜，破解劳动者在资本逻辑下面临的困境。在分配上，保证青年劳动者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者拥有自己的劳动产品， 便会在生产劳动产品时将自身发展的需要融入劳动过程，逐步消解劳动过程中的异化现象。其二，建立健全劳动成果保护机制，使劳动成果真正属于劳动者，让劳动成果脱离资本逻辑控制。当前世界数字经济、平台经济方兴未艾，而我国起步较晚，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完善，容易导致青年群体的劳动成果仍附属于资本。因此，在制度上创新、保障青年的劳动成果，对营造“劳动幸福”的社会氛围具有重要意义。其三，增加青年劳动者的自由时间。“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6]青年“反劳动”现象背后是对自由时间的追求。处于加速社会中的青年劳动者往往由于“自我剥削”而陷入焦虑情绪。“反劳动”现象说明青年感受到自己的自由时间极其有限，在资本逻辑无止境的追求利益过程中，青年的自由时间被不断压缩。青年劳动者只有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自由时间，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劳动者、一个“主动创新”的人。

2.微观之维：培育全面发展的劳动能力，树立“劳动光荣”的价值意识。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青年只有在主观上正确认识新时代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并深刻认识到劳动不仅仅是一种谋生手段，培养全面发展的劳动能力，才能真正获得自由。

劳动能力是劳动者实现劳动幸福的能力体现，“劳动光荣”的价值意识是青年实现劳动幸福的价值向导。“劳动具有谋生性，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动的谋生性在整个劳动中所占的比重将会不断下降。”[7]当劳动的谋生性比重下降时，人们才会逐渐开始重视劳动的真正意义。青年群体只有具备全面发展的劳动能力，才能在劳动过程中表现主动态势。劳动能力是劳动者劳动素养的外在表现，也是劳动者实现劳动幸福的具体能力展现。一方面，在社会分工不断复杂化的今天，工作反而呈现简单化的趋势，人们的专业技能往往很单一，这对青年劳动者的未来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另一方面，劳动能力的全面提升是对简单劳动的一种修复，有利于青年劳动者突破单一劳动的困境，获得更高层次的劳动自由和劳动幸福。马克思认为，劳动幸福本质上是人的自由本性的不断彰显，是人的个性和潜能得以全面展露和丰富呈现的过程。青年若长期困滞在狭小的劳动范围和单调的专业环境中，就可能产生强烈的被压迫感和被剥夺感。而培养全面发展的劳动能力，就是通过不断挖掘各项潜能和各种可能性，使青年劳动者逐渐获得凭借个人的兴趣与爱好自主选择、支配和开展不同劳动的劳动能力，这种劳动能力能够不断地将“新的内涵、内容加入到人的规定性之中”。

青年群体要重新认识劳动的意义，树立“劳动光荣”的价值意识。其一，青年要通过不断的学习和自我教育，从内容和方式上改变对劳动意义的认识。从劳动的内涵来看，劳动不仅是日常劳动和工作劳动，更是实现自我和超越自我的方式。要将劳动意识与实现自我价值相结合，将创新思想自觉融入劳动中，进行创造性劳动，以应对资本逻辑对劳动目的的异化。其二，青年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认识到劳动是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在日常劳动过程中，将劳动意义融入自身的劳动过程，并将劳动意义以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形式反映出来，解决劳动成果与劳动相异化的问题。其三，青年要寻找新型的劳动伦理，注重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劳动过程、劳动动机关系的处理。霍耐特将他的承认理论与劳动相结合，指出“劳动一旦缺少了来自承认的内核，就必定陷入物化的极端状态之中”[8]。劳动中的精神生产是抵御物化的有力武器。劳动只有得到主体的认可，才能抵御资本的物化。其四，青年要树立“劳动光荣”的价值理念，在该价值的引导下，积极寻求劳动手段、方式的转变和创新。习近平强调：“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9]作为新时代的劳动者，除了踏实劳动，还要积极创新劳动方式，摆脱“反劳动”中“无效劳动”与“拒绝劳动”的消极心理。在劳动过程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人的本质复归为目标、以社会的前进发展为方向进行创新性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