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淼

(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 300387；天津外国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204)

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是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举措。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开启我国城镇化从以往注重实体规模增长向聚焦以人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转变。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旨在矫正以往的城市偏向发展战略，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问题。这两大战略设计在时间上具有继起性，使两者深度融合具有天然的政治基础和实践依据。乡村要实现全面振兴，必然离不开新型城镇化优质要素的带动，新型城镇化发展也离不开乡村人力资本、土地资本等释放的红利支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1]。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更是以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件形式，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写进党的重要历史决议[2]。由此，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发展的顶层设计愈益明晰，各项支持政策和配套制度体系也日益成熟。

现有研究集中在关于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必要性、互促关系和实践路径的探讨。两者融合必要性方面，陈丽莎[3]认为，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都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进民众收益、破解城乡协调发展问题的重大战略；张明皓[4]认为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有利于建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城乡发展综合体。两者互促关系方面，陆小成[5]认为新型城镇化是加快乡村振兴的关键动力，乡村振兴是促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支撑，二者应实现同频共振；刘双双、段进军[6]基于城乡资源禀赋差异，认为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存在双面依托关系，资源短缺的城市离不开乡村要素支撑，经济社会发展较弱的乡村需要城市化外援驱动。两者融合路径方面，卓玛草[7]认为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要坚持“统筹融合式”“共生可持续”“包容一体化”“高效高质量”等融合发展路径；冯丹萌、孙鸣凤[8]认为产业驱动、劳动力转移和法治保障是推动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的关键路径；马丽、潘颖[9]认为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不仅要在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和劳动力要素等“硬实力”方面解决问题，更要从生活习惯、文化信仰等“软实力”方面消除城乡鸿沟。总之，现有研究成果虽然对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的必要性、互促关系、现实路径等进行了深入分析，但对两者融合发展的现实逻辑和内在机理的探讨有待深化，对两者融合路径的分析尚需实践层面的系统化思考。为此，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从系统性视域探究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的现实逻辑和内在机理，探讨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

一、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的现实逻辑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问题显得尤为突出。事实上，对整个国家而言，乡村和城市是密不可分的，两者是优势互补、互惠共生的命运共同体，城乡深度融合发展事关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完善和创新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构建“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对破解乡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最终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

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由原先的注重经济高速增长向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变。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正是顺应了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客观需要。从经济发展一般规律来看，结构转型要求农业部门的份额减少，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份额增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次产业增加值的变化，清晰呈现了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现实图景。国家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至2019年，我国第一、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从27.7%、47.7%减少到7.1%、39%，总体呈下降趋势；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24.6%增长到53.9%，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此外，我国三次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和增加值呈现同样的变化趋势，即第一、二产业的贡献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如2019年分别为3.8%、36.8%；而第三产业贡献率呈上升趋势，2019年高达59.4%[10]。现实表明，经济结构转型是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这也正是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的切入点。一方面，乡村振兴要求通过乡村产业、生态、文明、治理、生活等全面振兴推进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是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工程。农业农村发展滞后仍然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也是攸关我国经济结构平稳转型的关键“变量”。要解决这一难题，将农业农村短板变为高质量发展的“潜力版”，必须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依托产业兴旺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让群众从乡村产业振兴中获得更多经济红利；依托生态宜居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让群众在青山绿水间安居乐业，享受美丽乡村赋予的生态红利；依托乡风文明孕育农村新风尚，让群众从人文内涵中收获更多精神红利；依托治理有效实现乡村社会和谐稳定，让群众从社会振兴中得到更多发展红利。实现乡村居民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最终落脚点，也是实现乡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建设吸引了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入城，在满足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等基本生活需求条件下，既带动了城市相关产业发展，也拉动了消费增长，这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设定了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战略任务和主要指标。在城镇化水平方面，要求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分别达到60%和45%。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尤其强调要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要求其接受义务教育比例达到99%。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要求重点改善人居环境，破除各种“城市病”，尤其将公共交通放到城市交通发展的优先位置，解决老百姓诟病的交通拥堵问题。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提出，到2025年，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稳步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明显提高；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因此，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不仅是乡村提质增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效途径，还是城市更宜业宜居、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迫切要求。

(二)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及乡村发展不充分难题的治本之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城乡关系政策的演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稳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取得了农业农村发展的历史性成就，但乡村发展还存在不少“短板”，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矛盾仍然突出。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旨在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城市和乡村在良性互融中实现高质量发展。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和农业大国，要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宏伟目标，不仅要补齐乡村发展不充分这个“短板”，实现乡村全面振兴，而且要全面提升城市发展质量，实现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有机融合、协同发展。

当前，乡村发展“短板”可以归结为“三农”发展的不充分问题。一是农业发展不充分。由于我国土地流转制度尚不健全不完善，农业资源协调利用率低，农业仍然以小规模经营为主，98%的经营主体还是小农户，导致农业规模化发展不充分；农产品规模和效益不平衡，生产成本高，比较效益差，使农业效益实现不充分；农业的生产和生态功能不平衡，绿色化、数字化发展任重道远，农业生态化和智慧化程度发挥不充分。在农业绿色化问题上，近年来我国农用化肥折纯施用量总体上有所降低，但单位面积施用量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同样，农药施用量总体上也有所减少，但按照单位面积折算还是远高于发达国家。在农业数字化应用上，虽然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逐渐应用于农业领域，但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尚不完善，农业数字化水平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二是农村发展不充分。从现状来看，城乡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还很突出。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乡村更多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市，造成乡村人口急剧减少，大量村庄出现“空心化”现象。同时，乡村教育、医疗卫生、养老和公共文化服务等较为落后，使乡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充分，不能满足农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三是农民发展不充分。农民增收问题仍是一个现实难题。当前，我国农民收入基本上来源于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而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占比很低，而且工资性收入本身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容易受经济形势、自然条件、自身技能等多重因素影响。同样，农民权益保障问题也是一大难题。虽然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对农民权益保障作了系统规定，但在基层实践中往往出现各种偏差。

与此同时，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主要表现在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明显差距。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发展势在必行，这不仅顺应了5亿多乡村常住人口的新需求，而且可以满足3亿多城乡流动人口的新期待，能使广大群众共享改革红利、增强幸福感，有效解决乡村发展不充分和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

(三)加快城乡资源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现实需要

城乡关系是事关现代化成败的关键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城乡关系不协调状况进行了系列调整，加快了城乡一体化进程。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影响城乡资源要素自由流动的问题依然突出，如土地、人才、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主要由乡村向城市“单向”流动，导致乡村优质生产要素缺乏。要改变生产要素单向流入城市的态势，加快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迫切需要实现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一是通过城乡深度融合，有效整合城乡要素资源，实现城乡各类要素的高效配置。要重塑新型城乡关系，实现人、地、钱、技等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尤其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乡村发展多元化资金保障机制，加快科技成果入乡转化；优化城乡资源要素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规划和建设。二是通过城乡深度融合，着力改善城乡资源要素流向。要破解以往乡村要素单向流入城市的问题，通过实施乡村振兴，形成人才下乡、技术下乡、资金下乡的“集合效应”，使乡村产业发展、生态振兴、医疗和教育改善等获得更多优质要素支持，从而激发乡村发展活力，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三是通过城乡深度融合，持续推动乡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乡村人口向城镇有序转移为乡村振兴急需的要素配置和产业优化提供了条件，也是新型城镇化发展产生了大量就业岗位的结果。如随着城乡深度融合和新型城镇化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业吸纳了大量乡村劳动力就业。此外，近年来乡村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也促进了乡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一方面，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升，耕种收“机器代人”程度加深，释放了大量乡村剩余劳动力。有关测算表明，1998年至2012年我国农业机械化对乡村劳动力转移增长的贡献率高达42.41%[11]。随着农业机械化深入推进，乡村劳动力将大量向非农领域转移。另一方面，以土地流转、土地托管等为标志的乡村土地集中经营、规模化经营，也释放了大批农业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等。

二、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的内在机理

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两大战略虽然实施的空间区域不同，但两者发展机理和目标指向高度一致，都是为了凝聚城乡合力，推动城乡异质功能深度耦合，实现城乡高质量发展。事实上，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能不能深度融合，是建立在两者各自优势基础之上的。对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的乡村而言，迫切需要城市人才、资本、技术、管理经验等优质要素的支持和带动。对资源短缺的城市而言，要想实施新型城镇化，也离不开乡村繁荣的支撑，尤其是乡村人力、物力等资源，可以为新型城镇化提供基础和保障。可见，基于城乡资源禀赋的差异，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必然成为融合共生、互惠共赢的命运共同体。

(一)优质的城市要素能够为乡村振兴注入发展动力

长期以来，由于乡村产业发展质量不高、活力不足等问题，大量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资源向城市集聚，客观上造成乡村振兴所需各类资源要素匮乏。一是乡村“精英移民”(即人才由“乡”进“城”)问题导致乡村常住劳动力素质偏低。近年来，由于城镇化建设加速，“由乡进城”的乡村转移劳动力呈现明显的“精英移民”特点，这部分转移劳动力在年龄结构、文化程度、思想意识等方面远远优于乡村留守人口。乡村常住人口年龄老化、文化素质偏低，加剧了乡村产业萧条凋敝，影响乡村全面振兴。二是乡村土地要素利用效率不高。近年来，全国一些地方出现了土地抛荒现象。有调查数据表明，78.3%的村庄存在耕地抛荒现象，西部山区与非农就业程度高的地区耕地抛荒比例更高，如经济发达省份广东的耕地抛荒发生率在90%左右[12]。虽然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已出台多年，但土地流转现状并未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农业规模化经营程度仍然不高，农业经济效益仍然偏低。三是乡村建设资金严重不足。近年来，虽然国家支持“三农” 的力度持续加大，每年都给予农业农村大量的资金扶持，但乡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改善、有效治理等对资金需求量越来越大，加之乡村本身资产、资金存量不足，乡村建设资金严重缺乏。

破解乡村振兴所需各类要素严重短缺问题，城市优质要素能够为其注入发展动力。其一，城市资本下乡、城市优质要素流向乡村，尤其是城市工商资本下乡，能够推动农工融合，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解决乡村建设资金缺乏和村集体经济“造血功能”不足问题。其二，城市优秀人才下乡，既能够带动资金、技术、经验等城市资源要素向乡村集聚，为乡村发展新业态、引进产业新模式注入动力；又能够在广大乡村传播城市先进生产和生活理念，推动城乡生产和生活方式融合，缩小城乡差距，增强乡村社会吸引力。其三，随着农村土地流转有序推进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大量城市发展要素流入乡村，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和乡村经济发展，使农村土地改革红利充分释放，农民获得更多的土地增值收益。此外，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大批青年优秀人才从城市返乡下乡，既充实了乡村人口，解决了乡村“精英移民”造成的“空心化”问题，又提高了乡村劳动力素质，成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生力军。

(二)乡村振兴可以为新型城镇化释放高质量发展红利

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是互惠共赢的命运共同体，新型城镇化能够为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等方面振兴赋能添力，乡村振兴发展到一定程度，也会对新型城镇化产生溢出效应。随着农业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大量人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必然从乡村释放出来，从而为城市高质量发展带来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和资本红利。一是乡村振兴可以为新型城镇化释放“人口红利”。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内部各行业对劳动力需求减少，从而释放出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这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支持。有学者经过测算表明，我国农村进入城市就业的劳动力2017年已达到1.72亿人，占到城市全部就业人口的1/3以上[13]。可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农村劳动力人口进行农业职业技能培训和各类实用技术培训，不仅能够培育出大批新型职业农民，而且可以提高“由乡入城”就业劳动力供给质量，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新的“人口红利”。二是乡村振兴可以为新型城镇化释放“土地红利”。由于长期二元体制的影响，我国城乡土地双向自由流动存在诸多障碍，直接影响到城乡融合发展。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既能有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使农民共享改革发展红利，也能破解城镇土地资源紧缺问题，为新型城镇化开发“土地红利”。2019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要求“完善农村土地征收制度”，“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允许村集体在农民自愿前提下，依法把有偿收回的闲置宅基地、废弃的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转变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14]。2022年3月,国家发改委印发的《2022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指出，“健全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合理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动城乡融合发展”[15]。这些政策举措，有利于优化城乡土地要素配置，解决城镇土地紧缺问题，为新型城镇化开发“土地红利”，推动高质量的城乡融合发展。三是乡村振兴可以为新型城镇化释放“资本红利”。马克思认为：“资本本身总是表现为这种会直接自行增值的价值。”[16]资本的增值特性使其具有趋利性，始终追求效益最大化。资本的这种趋利性决定其具有流动性特点，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总是从效益低的生产部门流向效益高的生产部门。经济新常态条件下，我国城市制造业原有的比较优势日益削弱，投资收益率下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通过城乡融合，发展乡村田园综合体、智慧农业、数字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延伸原有产业链和价值链，有利于增加投资收益率。由于城乡资本收益率的差异，在市场作用下，大批原来在城市投资的企业转而入驻乡村投资新产业新业态，在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同时，也倒逼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为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释放“资本红利”。此外，实施乡村振兴，通过城乡一体化规划，有利于乡村和城市互补互促，实现二者在生产、生活、生态等方面良性互动，既加快了农业农村现代化，也提升了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

三、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的实现进路

习近平强调指出：“要把乡村振兴战略这篇大文章做好，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提城市化，而是提城镇化，目的就是促进城乡融合。”[17]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应该将乡村和城镇看作共生共赢的有机整体，基于两者协调推进的内在驱动机制，着力形塑统筹联动、绿色可持续、协同高质量、包容一体化发展的城乡命运共同体。

(一)以现代产业体系引领城乡“统筹联动式”发展

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的核心问题是要实现城乡要素市场及产品市场的无缝对接、联动一体，使城乡产业形成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的统筹发展格局。为此，必须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促进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推动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以全产业链布局优势推动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当前，在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两大战略统筹推进背景下，城乡之间要素及产业联系日益密切，应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推动要素资源在“城—乡”间双向优化配置，以城乡产业联动和经济要素互融互促实现“高质量城镇化”和“乡村产业振兴”紧密衔接。一是要将都市圈城乡产业融合作为发力点，打通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渠道，构建都市圈平衡一体的产业布局，实现城乡要素链、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互联互通，激发城乡互补、工农互促的内生动力。二是要将县域作为城乡深度融合的着力点，通过产业集聚和规模经济效应，形成对乡村振兴的辐射带动能力。县域具有“城尾乡头”的区位优势和要素衔接的平台优势，是连接城市、辐射乡村的重要纽带。要提升县域产业支撑能力，着力发展对农业农村带动力强、比较优势明显以及就业容量大的产业，加快产业功能区建设，持续推进产业链升级和数字化转型，引导产业集聚集群发展，促进优质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近就业提供更加充足的岗位。三是要将农业农村现代化作为城乡融合的战略基点，打造农业全产业链，推动乡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着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休闲旅游、农村电商三大产业，建设一批高质量的田园综合体和特色小镇，壮大乡村经济新业态。特色小镇建设不是造一堆房子、强迫百姓上楼，而是凭借各地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着力发展特色产业，打造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的新型产业社区和百姓宜业宜居福地。田园综合体是现代农业、休闲文旅、田园社区的有机融合体，各种要素有效集成，各个产业互融互动，实现城乡联动发展和生产生活一体化。因此，大力培育数字化、智慧化的特色小镇和田园综合体，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新高地，是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方向。

(二)以生态文明建设力促城乡“绿色可持续”发展

乡村和城市两者都是优美生态环境的责任主体和受益主体。因此， 从生态文明视角来看，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就是城乡优美生态环境的有机结合，要求城乡生态过程互补共生，真正实现城乡协调、绿色、可持续发展。这要求我们在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过程中始终贯彻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绝不能以牺牲生态为代价来换取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短期收益。一方面，要以高质量绿色发展理念推进新型城镇化，严禁城镇污染向乡村转移。新型城镇化是城乡统筹、产城互动、生态宜居的城镇化，不仅需要同步推进新型工业化，还需要大力加强生态环境改善。要想提升新型城镇化的内在承载力，必须提高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创新低碳减排技术，加快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倡导绿色消费和低碳生活，从源头上加强对城镇工业污染物、生活垃圾及污水等的有效治理，严防城镇污染向乡村转移。另一方面，要厚植乡村生态环境优势，持续推进“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变，通过美丽乡村建设，赋能乡村“绿色振兴”。要加快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促进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有效防止农业面源污染，加大农业废弃物回收利用力度，保护修复乡村生态系统，整治提升乡村人居环境。在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基础上，大力发展绿色农产品和有机农产品，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确保城乡居民消费安全，实现城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三者有机融合。

(三)以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赋能城乡“协同高质量”发展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城乡协同高质量发展的坚实保障，是建设城乡社会治理共同体、推动城乡无差别融合发展的现实基础。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来看，要实现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应着力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以“善治城镇化”联动对接“乡村有效治理”[18]。一方面，要充分观照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的同质性，实现城乡治理体制机制的全面并轨。长期以来，城乡发展的差异性，使城乡社会治理并轨成为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要特别注重的问题。因此，要正确认识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同质性，变城乡二元分治为并轨同治，将依法治理、多元治理、数字治理、智慧治理等城市社区治理先进经验应用到新型农村社会治理实践中去，实现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升城乡协同高质量发展水平。在发展布局上，要通盘考虑、统筹规划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一体化布局，要将城乡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城乡规划、产业布局、生态环境、农田保护、 村落分布等有机衔接，推动城乡功能区互补融合、协同发展。在辐射带动上，要做到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同频发展，以优质的城市要素和丰厚的乡村自然禀赋优化城乡生产生活空间，将新型产业园、特色村镇等建设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支撑空间，着力发展乡村旅游、养老、休闲等现代服务业，为城乡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现实的物质基础。在治理方式上，要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基层治理体系，做实城乡同频共振的网格化社区治理，创新“党建+网格”“网格+干部下沉”等基层服务机制，打通基层治理堵点，满足群众服务需求。另一方面，客观考量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对各地方城乡融合发展质量进行有效性评估，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地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协同高质量发展。尤其要注重在乡村振兴战略实践中，既坚持依法治理乡村，又充分发挥村民自治、新乡贤引领乡风文明、村规民约道德教化等非正式机制对乡村治理的特殊作用，还要将城市优质文明要素引入乡村治理，以自治、德治、法治“三治融合”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和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四)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推动城乡“包容一体化”发展

要实现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深度融合发展，必须从根本上破除阻碍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包容一体化”发展。在推进两大战略的实践中，要解决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同发展问题，亟须完善相关体制机制，破除“人、地、钱”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障碍，既促进城市优质要素下沉乡村，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牵引力；又助推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引导农业人口有序转移并有效融入城镇，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释放人口红利。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将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和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二者有机融合起来，实现城乡包容一体化发展。一是要着力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确保城镇新老居民享有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要围绕 “人的城镇化”这一核心问题，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以农业转移人口的生活质量和职业发展为依据，着力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由“乡”到“城”的有效转变。为此，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出台和完善教育、就业、社保、医疗、养老、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各项配套制度措施，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在生产生活方式上真正融入城镇。二是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速以“人、地、钱”为核心的资源要素在城乡间流动自主有序、配置均衡高效。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深入推进，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日渐消除，大量资本、技术、数据信息等优质要素从城市流入乡村，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和优化配置在实践中取得明显成效。尽管如此，当前城乡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空间依然很大。要在持续深化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继续减少政府对城乡要素市场干预的程度，促进城乡“人、地、钱”等要素优化配置和平等交换。在土地要素上，既要坚守耕地红线，又要加快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改革，进一步拓宽农民对土地要素选择权，创新农村土地经营方式，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与此同时，要提高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通过优化城乡要素配置渠道实现城乡深度融合发展。三是在防范风险前提下，既要充分发挥好财政支农的杠杆效应，又要鼓励引导城市工商资本下乡投入乡村经济振兴。在城乡融合进程中，政府应该统筹安排财政支农资金，创新支农投入机制，提高支农资金使用效率，为激发乡村内生发展力提供保障。政府要在确保土地性质不变、农民利益不受损的前提下，鼓励引导城市工商资本以参股控股等形式参与农业项目建设。同时，要进一步完善风险补偿机制，解除城市工商资本的后顾之忧。在充分兼顾土地利用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基础上，增加对出让土地农户的补偿力度，使农民在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中获取更多经济收益，为城乡“包容一体化”发展增添现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