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娟

从党的十八大将“数字经济”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到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再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发展活力得到充分释放。它的出现和发展给人类带来新的资源、新的财富和新的社会生产力，同时也使人类在信息的生产、传递和消费等活动中产生的经济关系变得日益多样化。如何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老龄化背景下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如何优化智慧养老服务供给侧等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热议的时代课题。

一、数字化社区建设背景下的“智慧养老”

社区是当前我国老龄化背景下社会治理体系的基础环节，同时也是满足社区老年人美好养老生活的重要落脚点。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关注数字经济背景下老年人个体层面需求、社区智慧养老服务的供给与构建，逐渐成为我国城乡社区现代化为老服务实践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和表现。

国外关于智慧养老的研究侧重于技术层面卫生健康服务的智慧养老服务系统，国内有关智慧养老的研究则主要关注智慧养老综合体、智慧养老的内涵和位置特征、不同区域城市的实践应用以及优化路径，等等。笔者认为，关于社区层面的智慧养老研究是伴随社区养老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深入而逐步进入研究者视野的。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无论是北京市的“9064”养老模式还是上海市的“9073”①北京于2015年提出“9064”养老服务目标，即到2020年，90%的老年人在社会化服务协助下通过家庭照顾养老，6%的老年人通过政府购买社区照顾服务养老，4%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上海则早在2005年就提出“9073”养老服务模式，即90%老人由家庭自我照顾，7%享受社区居家养老服务，3%享受机构养老服务。养老模式，从中可以看出，我国社区养老模式经历了从规模化起步到逐渐规范化、精细化、灵活化的发展演变历程。数字化特征不断融入社区养老照顾全过程，在数字化养老服务机制的加持下，社区养老逐渐以其多触角、多维度的运营方式不断创新发展，小型化、嵌入性的专业养老照顾机构资源进一步辐射。在社区层面实现多功能的养老照料，已不再仅仅停留在愿景层面。2021年国际老年人日提出“不分年龄人人共享数字平等”的主题，让老年人共享数字世界，利用数字技术全面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可以说，当前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的社区智慧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充分展现了社区数字技术应用理念和为老服务实践的有机融合，是新时代如何柔性运用社会治理理论工具解决老年刚需的生动探索。

笔者认为，社区智慧养老是通过与传统养老模式互为补充，以互联网、传感器、AI智能、可穿戴移动终端设备等技术为支撑，以社区老龄群体为服务对象，对其在医疗健康、生活起居、文娱休闲、紧急救援等方面提供照料资源的一种养老服务模式。这种服务模式的优势在于更加智能、高效、与时俱进，并且可以根据个人情况进行有针对性定制；同时由于受制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制约，因此当前在经济水平较为发达的城市区域极易推广，在普适性上尚具有提升空间。比较而言，当前我国社区智慧养老在以下两个层面便捷了老年生活、提升了老年生活质量。

（一）居家养老服务设施便捷性提升

近年来，智慧养老综合服务信息平台初步成形，社区智慧养老内容也不断丰富，涉及老年人健康安全监测、家政服务、医疗保健、紧急救援、精神慰藉等方面的照顾资源开始以线上+线下的方式向有需求的老年人辐射。生活照顾层面，基于“饿了么”等线上平台为老人提供送餐服务，利用信息化技术、可移动穿戴设备、AI技术等为老人购物、出行提供辅助服务。医疗健康层面，基于“互联网+”智慧社区养老服务平台，通过录入社区老年人群体的基础数据，照护需求等内容，并与附近医疗、民政等政府职能部门形成联动，对老年人依托智能血压计、体温计、手智能环、定时提醒药盒、健康监测穿戴设备等进行健康监测管理，同时提供信息互通、资源共享，进行线上诊疗、线下护理等医疗服务。紧急救助方面“一键通”“24小时”等一键报警服务，对于空巢老年人潜在危险可控可防。精神慰藉层面，学习娱乐互动的线上资源逐渐丰富等，如各种新媒体老年微信公众号、抖音短视频在为老人提供科普知识、娱乐资源的同时，老年大学的线上活动也开始丰富起来，尤其是老年人自发组织的线上健康知识学习小组、才艺学习小组也逐渐增多。

（二）多主体参与社区智慧为老服务实践进一步拓展

社区层面的“医疗+养老”“物业+养老”等多主体参与的多层次多维度线上跨界养老服务资源更丰富，获取方式更加便捷，老年生活环境更加友好。

从社区智慧养老服务内容来看，一方面，以“医疗+养老”为特色的养老服务模式开始进行线上探索，如广东珠海高新区金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医养结合特色长者服务圈，为老人打造家门口的“医、养、康”服务体系，由社区定期为老人进行健康知识普及、健康管理等，探索以医促养、以养助医的社区为老服务机制，形成“医疗—养老—保险”一体化智慧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另一方面，“物业+养老”模式的创新让物业企业以主体形式参与到社区智慧养老实践模式之中，由物业服务企业尝试对接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数据系统，为社区老年人提供其所需要的照顾资源。

从社区智慧养老服务方式来看，AI项目助力社区智慧养老落地，为老、适老、助老、养老不同服务链之间的连结更加有序紧密，基本养老服务、个性化的康养服务能够满足不同群体的养老需求，社区养老智能化建设水平提升。社区在满足老年人的基本需求、完善数据化养老支撑保障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征和趋势，为老人在社区获得个性化养老服务提供了便捷性。随着社区数字生活适老化改造的推进，在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代购配送、远程医疗护理服务，为有学习需求的老人提供线上课堂等方面，社区智慧养老服务内容更加精细化。例如深圳沙头街道着眼于老年人服务需求和实际困难，于2022年初开始“韧性健康颐养模式”创新项目及配套制度的试点推动。即以身体辅助和心理疏导双线并行，通过老人“互助”、AI项目引进等形式，力促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社会机构为补充的多方联动颐养服务体系落地落实。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养老智能化设备迭代升级不足，系统协调性有待增强

当前，老旧小区智慧社区基础设施的迭代升级能力有待提升。老旧小区社区信息数据的分享与交换、采集以及分析统筹不足，大多还处于智慧社区建设的摸索调适阶段。同时，受城乡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社区原有禀赋等影响，社区人脸识别和车辆识别智能门禁设备、智能家居设备以及智能化特征的社区公共设施如安防系统的各种摄像头、智能巡检、空气污染环境检测器等各类传感设备整体配备还不足，不利于提升老年居家养老环境。

此外，我国社区智慧养老设施建设总体上还有待优化，还难以满足居民对于新型互联网技术应用于居家生活的安全便捷性、舒适宜居性的高质量需求。典型的表现就是，智能化设备如智能化硬件与传感设备等的配备、物联网技术应用各要素之间的链接还较为松散，协调统一性不足。在实践过程中，智慧社区养老服务信息平台框架需要匹配不同系统自己研发的智慧养老、助老终端设备，而每个系统在开发的过程中都有其侧重的模块，例如有侧重于医疗护理的，有侧重于生活起居的，也有偏向于紧急救援、安全防范的，如果老年人选择不同的终端设备，但是每种设备所匹配的系统又不一致，这无论是对于事中社区智慧养老信息平台运营的监管评估还是事后老年用户自身的主观体验都有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二）社区智慧养老模式缺乏配套性制度支撑

数字化社区的核心就是基于大数据为政府、社区居委会及居民之间搭建沟通协调的桥梁机制，并通过改进完善社区治理中各个主体之间的信息沟通渠道、转型升级主体间信息沟通方式，进而实现社区内外资源线上线下的整合。其良好运营在实质上需要政府、社区、企业及居民多方主体的协调合作，不仅需要前台提供供需匹配的智慧养老产品，更需要在后台搭建配套保障机制。而纵观当前我国一些发达城市社区智慧养老的运营现状，可以发现，虽然智慧养老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但是在制度性建设上还有所滞后。无论是从立法层面还是细则制定层面，对于智慧养老行业的发展还缺乏明确清晰的法律解释，行业发展中鱼龙混杂的局面也不利于老年人及时获取需要的养老资源。与此同时，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不足。智慧养老作为一种近年来兴起的养老模式，对于一线养老服务人员和管理类的人才不管是在数量还是在结构上都呈现出较大需求量。存量不足、增量有限的养老服务人才短板问题迫切需要得到解决。

三、优化路径

数字化社区建设背景下，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和新机遇，我国的老龄社会治理应转向以老年需求者为中心和重心、以便捷为老服务为核心的精细化、智能化、专业化、社会化和法制化治理。着重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优化。

（一）做好政策顶层设计

提升社区智慧养老效能及其品质，首先需要以宏观视角建立数字经济视域下数字政府、数字服务有机协调的数字生态机制，厘清当前我国数字化背景下社区智慧养老体系各构成元素的功能定位，并以此为前提制定一系列政策。包括健全人工智能产品标准体系、明晰智能养老各主体之间的关系，建立健全伦理道德风险规避机制，以及确定老年人在使用智能产品过程中所产生的责、权、利关系，等等。建立政府的第三方监管制度，拨付资金来保障基本养老服务清单的落实，促进老年人网络普惠、保障网络信息安全，完善司法救济途径等。其次要在城市发展规划中明确鼓励建设全龄社区、终身住宅、多代居住宅和连续照护社区等多类型的社区住宅，促进老年人融入社会，为老年人进行社会参与创设良好住宅氛围，营造不同代际之间家庭成员、邻里之间代际融合的社交场景。再次，加强智慧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养老服务人才本身可以细化为跨专业、跨领域的复合型人才和综合型的管理型人才两种类型的人才建设趋向。要充分发挥政府在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人才供给中的主导作用，鼓励院校设置相关专业的同时利用社会力量参与培养管理、技术、研发、营销、服务等各层级专业养老服务人才。

（二）加强社区数字化应用设施建设

数字化应用设施建设层面，集成养老服务数据、业务协同、分析预警的可视化展示平台，提高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全局把控、政策分析和预判能力。全面推进养老服务数字政务、数字养老和数字监管，以智慧养老项目和场景应用为导向，不断提高养老服务智能化水平。以社区为基本单元建构的数字平台发挥各种信息技术（如大数据、云储存、人工智能等）的特点与优势，聚集并整合不同类型的社区资源，实现政府、物业服务机构、业主居民和社会组织的对接交流与互动服务。

（三）优化智慧养老产品供给

考虑到当前智能设备、智能用品、智能家居等产品应用体现出的在老年群体覆盖面低、产品门槛较低、鱼龙混杂等不足，智慧养老产品的供给还需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优化。一是基于方便、快捷、共享的“互联网+”网络养老服务新平台，以大数据为基础，通过跨领域、跨行业、跨部门等路径措施，全面推进养老服务系统协同、数据协同、业务协同和政策协同。二是不断加强老年智能产品及应用与高新企业技术和产品对接，引导企业研发康复训练及康复促进辅具、健康监测产品、养老监护装置、家庭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三是扩大适老化智能终端产品供给，从老年人需求特征出发，面向老年人生活照顾、精神娱乐，社会交往等，不断提高老年智能产品用品的智能化、适老化、实用性和大众性，促进智能技术有效推广应用。

（四）提升老年群体媒介素养

互联网经济背景下，随着越来越多的老人“触网”，媒介素养程度成为影响老年人身心健康与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因此，不断提升老年群体数字媒介素养是未来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工作必不可少的环节。一方面积极推进智慧服务适老化，加强智慧技术无障碍建设，降低老年人应用数字技术的难度，减少老年人使用数字技术的风险和阻隔；另一方面积极开展老年人智慧产品使用培训，通过优化老年手机智能移动终端设备、优化老年人互联网APP应用等，为老年人创造安全便捷服务让老年人共享智慧城市新生活。同时，保留线下服务途径、健全“时间银行”等社区志愿为老服务机制，为老年人获取智慧养老服务和数据经济社会老年福利提供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