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清

(浙江海洋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浙江舟山 316022)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随着国家信息化、网络化的快速发展，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一系列信息技术推动了乡村数字治理的发展，创新了传统乡村治理方式，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1]。但也应该清楚地看到，近两年乡村数字治理虽然取得了巨大成效，但距离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较大差距，需要持续努力调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

1 文献回顾与数字治理概念辨析

1.1 文献回顾与总结徐晓林等[2]将其数字化转型的概念应用到实践中去，明确了治理中政府、民众和社会3个主体，围绕着政府与民众、政府与社会两两互动以及其中的运作关系，此研究也是可以作为我国学术界对于数字化政府转型研究的起点。数字技术在工作中的应用是政府转型治理的一个重要环节，传统的治理结构通过长期的发展，具备了较为完善的利益结构与流程，但是其固化的组织结构需要数字技术的推动。李燕凌等[3]通过研究发现，数字技术有利于重塑公共话语体系、完善监督机制、协调统筹公共资源，认为数字赋能乡村治理能够快速识别问题，精准处理。孟天广[4]提出政府的数字化转型是由于“技术赋能”与“技术赋权”双向驱动导致而成的。数字技术能够创造出虚拟的空间丰富公民的精神世界，同时推动空间的重构。邓念国[5]通过研究创新基层数字治理的因素，得出治理的创新是由于政治因素与社会因素共同导致的，其中数字技术的影响较为突出，并列举了多种影响数字治理创新的运行机制。周梦冉[6]研究了乡村数字治理中农民主体性的问题，认为国家政权的干预压缩了农民的自治空间，同时松散的干部群体难以有效动员群众参与治理，并且群众自身文化素质也是影响乡村数字治理的重要因素。

现有研究对乡村治理这一块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以“乡村治理”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CNKI)搜索的结果显示，其文献总数为13 803篇，然而以“乡村数字治理”为关键词查询的相关文献总数仅为1 162篇。并且大部分数字治理研究也只是针对政府数字化管理，对于乡村数字化问题的研究却是寥寥无几，笔者以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马岙街道为例，分析数字乡村治理的优势及其可推广经验。

1.2 数字治理概念辨析数字治理是一种全新的管理模式，它利用互联网去进行一系列的工作。对于数字治理的概念解析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方面。从广义上说，数字治理不是简单地把一些信息类的通信技术应用到一些公共事务的管理中，而是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对众多资源数据进行筛选整合，不仅对政府的公共政务产生积极的影响，对于政府管理基层也会起到极大的作用;从狭义上说，从数字治理产生的作用来看，通过数字技术这个平台可以让公民和政府间的交流更加频繁，政府能够直接了解群众的需求，提高其工作效率，简化工作上一些不必要的流程，提高政府治理的有效性。

2 数字治理产生的原因及其发展困境

2.1 数字治理产生原因

2.1.1社会的快速发展推动着数字治理的产生。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中国的经济体制、居民的思想观念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我国互联网技术愈发发达，互联网用户也在不断增加，居民在互联网平台上表达个人意愿也愈发强烈，不再满足只是单方面的接收、下载信息，而是更加热衷于去表达自己的想法，积极参与其中。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的不断完善，互联网数字治理也在慢慢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7]。

2.1.2跨空间提升互动交流频率。数字技术最先应用在政府公共政务这一领域，为各部门之间提供了有效、及时的技术支撑，同时构建了一个高效、平等的虚拟公民互动空间，公民能够直观的提出自己的建议，政府根据公民的个人想法，精确的找出相关问题，快速提出解决对策，提高了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效率，在面对如今互联网信息纵横的时代，传统的治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数字治理的出现顺应了时代的潮流，能够快速反应、迅速处理。

2.2 数字治理实施困境

2.2.1传统的个人思想。马尔库塞认为，人类理性的思想会逐渐受到现代技术的影响和约束，长此以往并逐渐会依附于技术。传统上观念与思维必定会阻碍数字乡村治理的进度，一些乡村中的老人思想较为保守，文化素质不高，对新鲜事物不能较快的接受与认可，难以与数字乡村治理的模式相匹配。同时，一些村干部认为数字技术只是适用于那些科学领域，与自身的日常生活是没有关联的，最终也导致数字平台在乡村的使用率较低。

2.2.2支撑人才不足。 中青年劳动力流失严重，在工业化城镇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大规模农村人口外流，其中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甚至迁移的比例很高，导致农村劳动力老弱化、农业用地空废化等问题不断加深，使得数字乡村建设的人才支撑不足。同时，“新型农民”还未达到数量要求，多数乡镇缺乏有力的人才引进鼓励政策，很多村庄人才引进困难[8]。并且那些专业素养高、经营能力强的人才下乡创业，受到乡村现有条件限制常常难以获得自身发展的满足感，从而选择离乡返城，致使农村无法形成稳定的高素质劳动力供给。

3 案例研究：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的实践经验

3.1 马岙街道数字治理现状马岙街道位于舟山市定海区，全域总面积25 km2，辖6个社区，常住人口12 369人。户籍人口8 934人。近年来，马岙在乡村振兴和数字化改革的大背景下积极探索党建引领下的“善治+智治”四治融合的基层现代化治理体系。通过“云方舟”舟山市智慧镇街(村社)平台，构建数字驾驶舱式“街道小脑”，形成集成受理、流转以及处置各类社会事件的神经中枢，打造成以群众为中心的网上村社门户，截至目前已整合前端设备500余个，处理收集民情民意400余件，处置完成率达到90%。以舟山乡村善治学堂实体化运作为载体，持续提升“一把扫帚大家扫”“善自分”等小程序、村级自治微品牌的引领效应，全域形成“有事一起干，事事有商量，人人成风尚”的乡村善治氛围，曾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的示范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为高质量探索共同富裕示范路径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3.2 数据赋能驱动数字乡村治理的运行机理数字技术通过对信息的整合、筛选、共享，使得乡村治理方式更为智能化。马岙街道人民政府利用数字化工具去进行乡村治理，搭建多主体合作的数字化平台，其治理层面分别从空间、权力、结构3个维度进行展开，如图1。通过重塑治理空间，群体之间获得了跨区域、跨时空的交流。同时通过数字赋能解决了乡村治理过程中长期存在的碎片化权力问题。并且利用数字化平台也打破了传统上自上而下的治理结构，从一元主导向多方参与转化，使得乡村治理从人为治理转化为数字化治理。

图1 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空间-权力-结构运行机理Fig.1 Operation mechanism of digital enabling rural governance space power structure

3.2.1逻辑空间再造：数据赋能乡村治理，突破时空间隔。乡村事务涉及范围较大，事务琐碎，传统的乡村治理工作主要是依靠村干部进行协调解决，然而有些工作涉及部门多，处理范围有限，相互协调的难度较大，处理问题主要通过人力跑或者电话联系，往往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时间与精力浪费，难以快速解决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村民对政府工作的信任。马岙街道人民政府为提升村民进行乡村治理的参与率，把数字化技术融入乡村治理的工作领域,通过数字赋能设立“善自分”“智慧镇街(村社)”等数字化服务平台,使得那些不在本村或者在外务工的村民均可以参与乡村治理中去，利用现代化的网络技术再造了一个乡村治理的虚拟空间,实现跨地域、跨时空的数字治理。马岙的网格微信群逐渐形成新的社会交往形式，推动陌生社会向熟人社会转变。成为收集社情民意，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的有力工具。特别是疫情防控期间，微信群发挥了巨大作用。村社区是最基层的社会单元，网格将社区与居民的联系具体化，微信群助力网格化管理，成为社区与居民联系的纽带。推动新居民从“流入”到“融入”的转变，为马岙善治汇聚了新力量。

3.2.2权力整合：数据赋能实现全程立体式监督。权力的监管是乡村治理中重要的一项内容，权力监管的疏漏极容易滋生腐败，基层人民政府的工作是直接面向村民展开的，然而在执行的过程中，上级政府无法进行细致监管，对其所进行的工作只能是听其书面报告，对其工作的过程监管不到，同时村民法治意识淡薄，不会对其工作过度关注，认为与自身无关。因此在其监督力度不够的情况下容易滋生腐败。通过打造数字化治理平台，马岙街道人民政府在平台上开展了小微权力清单式监督方式,政府的任何支出都会在平台上进行公示，对于乡村基础设施的改造，也在网上进行投标，最终选择一个合适的单位。数字技术创新了传统的基层权力监督方式，让基层权力运行能在在阳光下“晒出来”,提升了乡村整体智治能力。数字赋能使得能够对基层的小微权力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监督,使得基层权力运行可视化、透明化[9]。从事前预防、事后处理转变为全程监督,防止腐败的滋生。

3.2.3治理结构：数字赋能促进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网络技术的结构赋能，注重数字网络技术对乡村社会治理结构模式的形塑作用，进而有效改变传统的乡村治理结构形态，建构一种充分体现乡村治理主体地位、有效发挥乡村治理主体作用、切实彰显乡村治理主体意志的乡村治理结构模式。具体而言，数字网络技术的场域建构能力能够将普通村民、乡村干部等多元主体聚合在同一网络社群之中，形成了协商共治的民主化乡村治理结构，改变了传统乡村精英操纵乡村治理的局面。 而民主化的乡村治理结构场域,有助于改变村民个体与乡村精英互动博弈的传统模式，切实增强普通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博弈能力和公共话语能量，进而彰显乡村社会治理中的村民集体意志和村庄内在自主性[10]。同时，数字赋能使得乡村治理的主体多元化，由政府治理转化为政府与村民协同治理，村民可在“善自分”小程序平台上提出个人对于相关治理的意见，对于政府工作不完善的地方，可及时在平台上进行反馈。

4 马岙数据赋能驱动数字乡村治理的启示

4.1 树立人本化执政理念村民是乡村社会中的主体，是推动乡村治理走向“善治”的重要力量。数字技术推动农村电子政务的发展、提高乡村治理的有效性，均是为了更好地造福村民群众，直观地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表达出了“以民为本”的治理内涵。舟山市马岙街道推行的“网格微信群”就是有效发挥了数字网络技术的链接性机制，将乡村治理的主体重新聚合在网络化的乡村公共治理场域之中，实现了村民在乡村治理场域中的“共同性在场”,推动了村民对乡村治理活动的数字化参与[11]。数据赋能使得农村信息的传递从闭塞转为流通，并利用且数字化平台，实现了乡村事务的线上处理，逐渐从传统“官本位”向“民本位”转化，将农民的需求作为基层政府治理的第一准则[12]。

4.2 治理结构的多元化数据赋能够激发村民群体的参与乡村治理的活力，大数据平台赋予了村民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力,村民能够根据自身的利益提出要求,通过数字化平台的展现，政府也愈来愈重视，农民的话语权得到了强化。同时互联网等数字媒介拓展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渠道,村民进行政治参与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面对面交流,而是基于网络“虚拟平台”通过电子政务的方式咨询、投诉和监督村级相关政务,实现乡村治理的多主体参与。长此以往，村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愈发强烈，也逐渐成为乡村治理的主力。通过数字赋能强化农民的话语权,激发了其参与乡村治理的意识,提高了村民治理能动性,也打破政府单一治理的传统结构，从一元治理向多元协同治理转变。可见，网络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实现普通村民对乡村公共事务的数字化参与，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热情，避免“主体性缺位”或者“操控式”治理，形成多元共治的良好治理格局[13]。

4.3 治理路径的创新在传统的乡村治理中，村民主体地位的缺失主要是因为乡村社会公共场域的逐渐缩小，无论是近些年提倡的“乡贤参事会”还是“村务董事会”，其本质都是扩展乡村公共场域。而以网络技术赋能乡村数字化转型，就是要搭建村庄治理的网络化平台，扩宽村民参政议政的村庄治理公共场域[14]。通过打造网络化的乡村治理平台，形塑乡村治理的场域、机制和结构模式，实现乡村社会治理有效的目标。上级政府与村民均可以在平台对基层政府进行监督，了解其工作事宜。马岙街道的小微权力监管机制创新了传统意义上的权力监督，有效推动村务信息的公开透明，改变了乡村信息的失衡状态，实现了村民的监督参与，有助于乡村公共权力的规范透明运行。

4.4 治理方式的升级农村公共服务的建设也是数字乡村的重要板块,政府利用数字技术引入到公共政务中，提高了办事效率，压缩了村民的事务办理时间，提高了其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马岙街道建立的“网格化微信群”汇集了民情民意，搭建了村民和村委会平等交流的平台[15]，为及时回应村民意愿，解决村民问题提供了平台，能不断提升乡村治理的精准度和效能感。此外，网络化的乡村治理平台，还有助于强化村民间的持续性网络互动，复活乡村治理的公共舆论场域，形成乡村治理的柔性机制，有效强化对村民言行的规制作用，重构乡村治理的公共秩序[16]。通过网络线上治理平台，基层政府可在第一时间了解其诉求，系统平台形成工单，全程对其工作流程进行监督，直至工单闭环。打破了传统的治理方式，由最初的被动处理工作向如今的主动出击解决问题转变。

5 结语

通过分析数字赋能对于乡村治理的重要性与可行性，得出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是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源泉，通过舟山市马岙街道数字赋能的案例分析，挖掘了数字赋能乡村治理的运行逻辑，从空间再造、权力整合、治理结构再建3个维度分析了数字赋能对于乡村治理的有效性，研究证明，通过数字技术，数字赋能打破了时空地域的限制，重新构建了一个交流、协作的虚拟空间，使得村民重新获得话语权，同时能够对基层的小微权力进行有效监督，构建了多元化的治理主体，打破了传统的乡村治理格局。目前数字治理对于一些地区仍处在初级阶段，随着社会的发展，期待打造更好的乡村数字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