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亮洁 刘明明

新冠资本主义（COVID/Coronavirus Capitalism）是“资本主义和新冠病毒相互改变和彼此增强的方式”1Thomas Nail，"What is COVID capitalism?"，Distinktion：Journal of Social Theory，Vol.23，Number1，2022，p.327.，描述了新冠疫情重塑当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又反过来利用疫情牟利和强化自身的现象。当代国外左翼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等相关理论，对资本主义在新冠大流行背景下的新样态、新表现和新特征进行批判，形成了“新冠资本主义”理论。本文将通过对“新冠资本主义”的基本概念、运作机制、科学评价等方面的研究，构建起关于该理论更全面立体的学术画像，进而益于我们更深刻地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强化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为科学分析和打击“借疫生财”等乱象提供理论借鉴。

一、基本概念：“借疫生财”、“重塑社会”与“资病共生”

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最先提出“新冠资本主义”概念，旨在批判利用疫情灾难乘机牟利的新自由主义策略，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则以该概念描述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交织的衰像。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托马斯·奈尔（Thomas Nail）等学者在此基础上，又增添了“疫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塑”、“资本与病毒的共生关系”等新意涵。总体上，这一过程可以梳理为三个阶段：

（一）概念雏形：新冠疫情中借疫生财与危机交织的“灾难资本主义”

研究“灾难资本主义”的学者最早关注新冠资本主义，并给出了定义。首先，这些学者关注的是借疫生财的“新冠（疫情中的）灾难资本主义”。所谓“灾难资本主义”是“趁着灾难对公共领域进行精心策划的掠夺，以及看待灾难有如激动人心的市场机会的观念”1Klein，Naomi，The Shock Doctrine：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2007，p.4.，与之相伴的是“私人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从大规模危机中直接获利”2"Coronavirus Is the Perfect Disaster for‘Disaster Capitalism’"，（https://www.vice.com/en/article/5dmqyk/naomi-klein.），即以相互勾结形成的新自由主义政商复合体、金融资产阶级等为核心的“灾难资本家”集团，利用灾难冲击下人民与社会的“震惊与休克”而无力反抗的状态乘机牟取暴利，形成了极端私有化与市场化、资本自由化、消减社会福利等新自由主义政策或策略。随后，克莱恩等学者将“灾难资本主义”理论导入新冠疫情分析之中，提出“新冠资本主义”概念以指代“灾难资本主义在新冠疫情中的最新一次迭代”3"Coronavirus Capitalism-and How to Beat It "，（https://naomiklein.org/coronavirus-capitalism-and-how-to-beat-it/.），“描述了借疫情灾难榨取更多剩余价值”的现象4Patrizia Zanoni，"COVID-19：Interrogating the capitalist organization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through the pandemic"，Organization，Vol.23，Number3，2022，p.371.。

其次，学者们探析了新冠疫情下当代资本主义各种危机交织的“衰像结合”状态。福斯特对“灾难资本主义”有两种理解，除克莱恩的“Disaster Capitalism”之外，另一重理解为“‘灾难资本主义（Catastrophe Capitalism——引者注）’一词指的是，由‘资本主导’所带来的非预期影响而造成的灾难的全方位积累”5[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现在到了复兴社会主义理想和重构国际联合的时候》，高妍译，载于《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0年第11期。，“（疫情、经济衰退、美国霸权走衰及其象征的帝国主义危机、生态危机等）这种种衰像结合的物质条件前所未有，并称之为灾难资本主义。”6《福斯特X汪晖：灾难资本主义的列宁诊疗方案》，澎湃新闻网（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237102.）因此，福斯特眼中的“新冠（疫情中的灾难）资本主义”一词还反映了新冠灾难的可能性与严重性不断累积，以及疫情危机与其它危机交织结合的当代资本主义“衰像结合”状态。7参见[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因坦·苏万迪：《新冠肺炎疫情与灾难资本主义：商品链与经济危机》，杨帅泓译，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5期。

（二）概念发展：新冠疫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改变与重塑

这一阶段，“新冠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聚焦新冠疫情对资本主义的改变和重塑。首先，这是对“西方社会在疫情危机中所经历的变化”的理论化总结。福克斯以“新冠资本主义”指代疫情下日常生活和交流等各方面的改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变化，疫情之下英美等新自由主义政府更露骨地推行社会达尔文主义。二是社会变化。制造业、医疗保健等关键基础设施部门的工人面临更高的患病风险，利润原则下“关键基础设施的市场供应必然会失败”，呼唤着全球联合和经济社会化，数字鸿沟和社交减少让老弱病残面临着因社交距离而感到孤独和沮丧的特殊风险，线上教育的极端虚拟性很容易达到极限并引发年轻人文化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问题。三是日常生活变化。疫情及其相应的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导致日常生活和日常交流时空场域的根本转变，家庭承担着日常生活的“超场所”的角色，人类借助通信技术在远处组织社会。四是信息传播变化。疫情加剧“谣言”传播，可能催生极端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乃至战争。8Christian Fuchs，"Everyday Life and Everyday Communication in Coronavirus Capitalism"，triple C,Vol.18，Number1，2020，pp.375-399.

其次，新冠疫情对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重塑。缇萨·巴塔查里亚(Titha Bhattacharya)与加雷斯·戴尔（Gareth Dale）以“新冠资本主义”作为“当生命和再生产生命的必要性与盈利的必要性从根本上相联系时会发生什么”问题的回答，同时强调：一是新冠疫情加剧了围绕社会再生产工作的系列不平等；二是为治理新冠危机，国家政策在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之间摇摆不定；三是公共卫生危机使得“经济”和“福利”问题联系更为紧密，社会达尔文主义鼓吹“国家出于保护公共健康的目的而实施镇压”，而左派有义务引导斗争促进国家机器和社会再生产发生“公正的过渡”1"Covid Capitalism: General Tendencies, Possible'Leaps'"，（https://spectrejournal.com/covid-capitalism/.）。

最后，新冠疫情对“工人阶级的状况”的重塑。克莱恩指出疫情加剧了阶级分化，福克斯、巴塔查里亚等学者认为“依赖于社会空间的分化和直接的社会关系来生产”的工人（包括个人服务者、制造业劳动力、司机、垃圾工等）在阶级分化中受到了最大影响。齐泽克指出克莱恩等人描述的这种状况，实际上反映了疫情将马克思语境中的大工业无产阶级重塑为“新工人阶级”，这一阶级是“照顾日益增多的病人，或者提供最低限度的服务以使日常生活得以继续的劳动者，（他们——引者注）通常是高度性别化、民族化和种族化的”，这些新工人阶级的成员同时面临“感染病毒”、“随着财力紧张（因为病毒造成经济紧缩）而被解雇”、“（资本利用疫情——引者注）将成本转移到工人身上”三种风险与负担。2[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新冠肺炎疫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与共产主义》，孙亮洁、刘明明编译，载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2022年第1期。基于此，齐泽克批判“新冠经济都屈从于资本并意味着额外的剥削”3[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新冠肺炎疫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与共产主义》，孙亮洁、刘明明编译，载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2022年第1期。。

（三）概念成熟:“新冠病毒和资本主义的共生关系”

托马斯·奈尔在理论逻辑上整合了以上学者的观点，将“新冠资本主义”总结为“资本主义和新冠病毒的共生关系”，这种“共生”表现为两者的“相互改变和彼此增强”。首先，“相互改变”指的是，奈尔吸收巴塔查里亚等学者的观点，指出疫情改变和重塑了资本主义，体现为疫情中资本主义的新剥削方式、社会生活与阶级状况的新变化。奈尔也吸收了克莱恩、福斯特等人的观点，补充指出资本主义重塑疫情本身，包括病毒的产生频率、致病强度、传播速率、社会反应方式等，最终让疫情转化为一场公共卫生灾难。其次，“彼此增强”指的是，奈尔指出疫情强化资本主义，体现为灾难资本主义收割更多利润、疫情加剧工人阶级内部不安全感与破坏团结、加剧阶级社会不平等。同时，资本主义反过来强化疫情，体现在资本主义是新冠疫情灾难化的根源，资本主义剥削和城市化扩大了新病毒的暴露与传播风险。4Thomas Nail，"What is COVID Capitalism?"，Distinktion:Journal of Social Theory，Vol.23，Number1，2022，pp.327-341.

二、运作机制：新冠资本主义孕育、利用和扩大了疫情灾难

“新冠病毒危机……不是一场‘自然的’危机，而是一场由资本主义彻底扭曲的自然所造成的危机”5"Covid Capitalism: General Tendencies, Possible'Leaps'"，（https://spectrejournal.com/covid-capitalism/.），学者们批判资本主义孕育和利用了“致灾因子”，使得新冠疫情扩大为一场公共卫生灾难。

（一）孕育灾难：资本主义是新冠疫情灾难化的根源

第一，与社会主义相比，资本主义本身就不利于应对突发灾难，在抗灾目的、防灾机制、动员机制、灾后重建等方面都与社会主义有明显差距。一是资本利益优先于人民生命健康的抗灾目的。资本主义的抗灾目的是希望早日恢复资本主义的“正常”生产与再生产秩序，使得抗灾行动服务于资本增殖与利益至上需要而非维护人民生命健康。因此，当抗灾代价过大或抗灾行动影响经济利益时，就会让马克思曾经描写的18 世纪英国煤矿工人“在饥饿和冒生命危险之间的选择”的情景在如今新冠资本主义中再次上演。人们被迫在“经济复苏和拯救生命之间做出令人沮丧的选择”6Slavoj Zizek，PANDMIC!2：Chronicles of a Time Lost，New York：OR Books，2021，pp.18-30.，“人类缓解风险的能力受到阻碍，因为风险的缓解会影响公司的利益……新冠疫情也是如此”7"Covid Capitalism: General Tendencies, Possible'Leaps'"，（https://spectrejournal.com/covid-capitalism/.）。与之相反，“社会主义战略基于集体团结抗击疫情的理念……将人的利益和人的生命置于资本利益之上”8Christian Fuchs，"Everyday Life and Everyday Com munication in Coronavirus Capitalism"，triple C，Vol.18，Number1，2020，p.397，p.380，p.380..，因而能避免一己之私导致的犹豫不决。二是防灾机制上，资本主义往往选择漠视“致灾因子”，“新自由主义的危机行动容忍贫困、苦难、债务、不稳定、无家可归、失业等的增加，以便在紧急状态下为了资本的利益重组社会。”9Christian Fuchs，"Everyday Life and Everyday Com munication in Coronavirus Capitalism"，triple C，Vol.18，Number1，2020，p.397，p.380，p.380..与之相反，“社会主义危机行动确保人类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在危机中生存，而不会变得贫穷、负债、破产等。”10Christian Fuchs，"Everyday Life and Everyday Com munication in Coronavirus Capitalism"，triple C，Vol.18，Number1，2020，p.397，p.380，p.380..三是动员机制，社会主义可以依靠人民群众力量，广泛有效动员全社会打“人民战争”。与之相反，由于资本主义一贯的个人自由主义，在突发性灾难面前往往束手无策。同时，资本主义机制了决定了资本家们往往局限于个体利益和短期利益，故而不惜损害集体利益和社会的可持续性，陷入损公肥私的“劳德代尔悖论”。但社会主义国家往往却能突破各集团和地域之间的利益藩篱，统筹社会各部分利益、长期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从而有效完成抗灾动员工作。四是灾后重建。资本主导的灾后重建工作不仅行动迟缓，而且灾后重建资金和资源往往被大量瓜分、消耗或浪费，沦为一场政商财团的“盛宴”，而社会主义可以发挥体制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快速推进灾后重建工作。

第二，新自由主义运作降低资本主义国家应对疫情的能力。一是政策危害。学者们批判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极端自由化使得西方集体防控疫情沦为空谈，反对国家干预、医疗机构极端私有化和危急时刻长期固守防疫物资市场机制的观念使得抗疫成本居高不下，难以及时配置资源。大流行病“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危机……这个系统为这场危机的加深创造了条件……它削弱了我们的集体免疫系统”1Angela Davis，Naomi Klein.et，Construindo movimentos：uma conversa em tempos de pandemia，São Paulo：Boitempo Editorial，2020，p.10.。二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更加轻视人类福祉，致使人民更加离心离德。克莱恩批判新自由主义助长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让相互指摘、以邻为壑代替了团结合作，政商勾结侵吞防灾经费现象层出不穷。福斯特批判新自由主义在疫情中推行不给工人配备足够防护用品、“将工人当做一次性产品”、不平等价值链等政策，赤裸裸将“经济利益至上”理念展现在人们面前2John Bellamy Foster，Intan Suwandi，"COVID-19 and Catastrophe Capitalism，Commodity Chains and Ecological Epidemiological-Economic Crises"，Monthly Review，Vol.72，Number2，2020，pp.1-20.；福克斯强调“在冠状病毒危机等生存危机中，新自由主义政治策略选择让大多数企业保持开放……将经济增长和盈利能力放在人类生命之前”3Christian Fuchs，"Everyday Life and Everyday Communication in Coronavirus Capitalism"，triple C,Vol.18，Number1，2020，p.378.。

第三，资本主义为获得利润会增加新病毒暴露和加剧新陈代谢断裂或物质变换裂缝。首先，增加新病毒暴露。奈尔指出，为寻找廉价土地和原材料，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开发商和采掘业进军荒野……在此过程中，资本家们不断地发现那些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种群及其携带的病毒。”4Thomas Nail，"What is COVID capitalism?"，Distinktio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Vol.23，Number1，2022，p.329.其次，加剧新陈代谢断裂或物质变换裂缝。巴塔查里亚、福斯特等学者指出，“掠夺式”的资本主义生产与积累体系还会超越生态与社会诸系统的极限，最终破坏系统对新病原体的自我净化和自我恢复能力。学者们列举了相关案例佐证：跨国公司的过度开发与资源榨取、财富的积累越来越依赖于大量的浪费与滥用、全球剥削和掠夺的链条、不受控制的物种混合、利润丰厚的野生动物食品和药品贸易等。

（二）利用灾难：疫情中牟取暴利和强化资本主义的措施

首先，利用疫情，直接牟取暴利。学者们批判“灾难资本家”借助疫情造成的紧急状态直接牟取暴利：一是利用疫情，通过直接哄抬生活物资的物价以及乘机对运转困难的组织或个人放高利贷等方式牟取暴利5"Disaster Capitalism in the Wake of Coronavirus"，（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48960856.）。二是利用特定社会集团的“脆弱”状态，征收不合理的费用。例如对被迫处于隔离封控中的群体，大幅提高房租、生活必需品价格，卫生健康保险公司乘机提高保费等。三是对口罩、防护服、药品等防疫物资囤积居奇，坐收渔利。

其次，利用危机强化新自由主义。一是利用疫情造成紧急状态，在本国趁机推进原先不受欢迎的转移国家资产、减富人税和放松金融监管等新自由主义右翼议程，“政治与经济精英知道，危机时刻便是他们推行一系列不受欢迎的政策的时机”，如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七千亿经济振兴与救市资金大量落入大企业和富人的口袋。6"Coronavirus Is the Perfect Disaster for‘Disaster Capitalism’"，（https://www.vice.com/en/article/5dmqyk/naomi-klein.）二是以“防疫霸权主义”迫使他国接受新自由主义改革。如美国对外输出附带苛刻政治条件的“防疫援助”，迫使接受疫苗等防疫物资援助和紧急纾困资金的南方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对国际资本开放市场和减少主权政府对民族企业的保护力度1Patrizia Zanoni，"COVID-19: Interrogating the capitalist organization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through the pandemic"，Organization，Vol.23，Number3，2022，pp.369-378.，典型代表便是斯里兰卡、尼泊尔以及拉美等国。此外，促进新自由主义转向更严重的“新封建主义”也是新冠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封建父权制与类似“封建领主”的数字垄断企业等旧事物利用疫情危机企图重新获得支配地位2Slavoj zizek，Surplus-Enjoyment：A Guide for the Non-Perplexed，London：Bloomsbury，2022，p.31.。这种“新封建主义转向”进一步扩大了主权分割，加剧了阶级和城乡不平等及国家不安全感3[美]约迪·迪安：《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征》，靳呈伟译，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22年第4期。。

再次，扩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压榨。新冠资本主义表明“资本主义不关心人类的痛苦，如果需要的话，它很乐意用裹尸袋来装自己的利润”4Thomas Nail，"What is COVID capitalism?"，Distinktio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Vol.23，Number1，2022，p.325，p.323，p.334.。学者们尖锐批判了新冠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压榨。一是“强迫工作”。为维持利润率，资本主义选择不必要的经济开放，迫使工人冒着感染风险进行工作，“新冠资本主义已经把疾病和死亡摆在了许多人面前”5Thomas Nail，"What is COVID capitalism?"，Distinktio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Vol.23，Number1，2022，p.325，p.323，p.334.。为进一步提高利润率，有些资本家甚至会选择故意减少、克扣工人的防疫物品，“他们被期望在没有防护装备的情况下进行生产”6John Bellamy Foster，Intan Suwandi，"COVID-19 and Catastrophe Capitalism，Com modity Chains and Ecological Epidemiological-Economic Crises"，Monthly Review，Vol.72，Number2，2020，p.16.。此外，疫情冲击导致很多中小企业破产和工作岗位减少，大企业主也利用此机会以失业、解雇来威胁劳动者，使其为更差、待遇更低的工作相互竞争，甚至不得不选择危险、有害和感染病毒风险大的工作。二是压低工资待遇。齐泽克指出，新冠资本主义利用疫情造成的企业停摆、社会动荡、社会失业率上升的紧急状态来降低工人的工资待遇，甚至迫使更多合同工转为临时工。奈尔指出，由于移民工人往往携带病毒和违反入境法，通过“定罪和感染”加上仇外主义、种族主义宣传，“在社会上使移民工人的劳动和生活贬值，从而降低其价值”7Thomas Nail，"What is COVID capitalism?"，Distinktio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Vol.23，Number1，2022，p.325，p.323，p.334.。福斯特指出，新冠危机与其他危机交织在一起，进一步恶化了移民工人的原住地，使其“被驱逐”和流离失所，进而沦为更彻底的身处糟糕异化环境的“环境无产阶级”，被迫接受更多压榨。三是转移生产成本。学者们还指出利用疫情造成的现实社交减少状态，偷偷转移更多生产成本给劳动者是新冠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包括“无病假的劳动力”、“线上教学的教师”、“从交通工具到保险都自己负责的众包快递员与网约车司机”、隔离状态下“家庭几乎承担所有再生产劳动”等8[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新冠肺炎疫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与共产主义》，孙亮洁、刘明明编译，载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2022年第1期。。

最后，修复资本主义合法性。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抗灾不力与危机交织的状况，人民逐渐对其失去信任，陷入哈贝马斯式“合法性危机”。因此，学者们指出新冠资本主义将疫情当作修复自身合法性的良机。一方面，发动对外打击，以贬低、颠覆其他制度的政权和获取“合法性比较优势”，典型代表便是西方国家对当时首次直面疫情的中国政府的污蔑。如将新冠污名化为“中国流感”、禁运禁售防疫物资乃至企图发动金融掠夺等。另一方面，利用疫情重塑内部。学者们将其归纳为：一是利用疫情塑造恐惧文化，“通过更多地使用新的监控技术和加强社会疏远战略，使反（资本主义）系统力量丧失能力”9Efe can Gurcan.et al，COVID-19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Postcapitalist Horizons Beyond Neoliberalism，Canada Roseway：Fernwood Publishing，2021，p.46.。二是利用“集体创伤和大众焦虑”时机，宣扬“移民带来疾病”的种族主义、各种假新闻、“他国制造病毒”的阴谋论和极端个人自由主义，转嫁矛盾和干扰民众注意力。三是利用疫情冲击、巩固扩大由大批麻木不仁、无暇他顾、无力反抗的幸存者组成的“幸存社会”，使其更原子化、个体化和去组织性10Byung-Chul Han，Capitalism and the Death Drive，UK Cambridge:Polity Press，2021，p.118.。

（三）扩大灾难：加速病毒传播与扩大灾难经济

客观上，资本主义加速新病毒传播。一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市场”、“跨国农业综合企业及其相互关联的商品链”、大量动物聚集在一起的“工业化养殖”与“给动物低剂量的抗生素……使细菌产生抗药性”等因素，加速新病毒传播。1参见[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因坦·苏万迪：《新冠肺炎疫情与灾难资本主义：商品链与经济危机》，杨帅泓译，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5期。二是被剥削阶级抵御疫情能力低下，无产阶级、穷人和处于世界生产体系中的外围人口由于自身脆弱性而受到疫情更大程度伤害，“这些因素都通过直接（如工作条件、住房拥挤、监狱人口占总人口比率过高）和间接（如获得健康信息或保险的机会有限；人畜共病流行率增加；终生暴露在不断累积的歧视中、低社会经济地位和其他健康风险状况）机制与新冠暴露风险和严重程度有关”2Eugene Nulman，Coronavirus Capitalism Goes to the Cinema，London:Routledge,2022，p.104.，更严重的是“他们在疫情中被处于剥削体系中心的垄断金融资本视作维持资本积累的必要牺牲”3[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因坦·苏万迪：《新冠肺炎疫情与灾难资本主义：商品链与经济危机》，杨帅泓译，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5期。。三是资本主义强制移民和气候变化也加速病毒传播。由于生态帝国主义导致的气候变化和生态危机，使得大量被剥夺了“充分利用本国领土权利”4Slavoj Zizek，PANDMIC!2：Chronicles of a Time Lost，New York：OR Books，2021，p.21.、从事肮脏、危险和有辱尊严的工作且经常被拘留的“气候难民”更容易感染和传播病毒，“资本主义通过损害移民的健康来传播疾病，然后将之归咎于移民”5Thomas Nail，"What is COVID capitalism?"，Distinktio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Vol.23，Number1，2022，p.332.。

资本主义性质的获利集团倾向继续维持和扩大灾难经济。克莱恩等学者批判“灾难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凭借疫情造成的状态获利后，会自发维持疫情现状乃至冷漠对待抗疫事业、不自觉扩大疫情规模。具体案例包括：一是该体系继续将疫情冲击导致的各种混乱扩大化，甚至在欧美还有部分私营医疗企业、核酸监测公司故意引起有利于病毒传播的行为以扩大利润；二是主动维持不平等状态，奈尔批判在新冠疫情加剧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阶级不平等后，新自由主义政府却不及时修正种族歧视和仇恨言论，甚至以此打压工人的议价能力与社会价值；三是灾难循环，克莱恩、福斯特批判新冠疫情中资本主义存在“灾难性积累”现象6孙亮洁：《灾难性积累：当代资本积累的新变化》，载于《当代经济研究》2022年第11期。，大量“从危机获利”的资金回流到加固“不平等商品链”、种族歧视、生态帝国主义等有害机制中去，从而开启和加速了“灾难经济的循环”。

（四）克服新冠资本主义的对策

为破解新冠资本主义的肆意运作，学者们提出改革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和建设“共同免疫”机制等对策。

第一，以“绿色新政”改革新自由主义。克莱恩等学者倡导以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强化公共投资、全民医疗保健与改善人民生活等政策的“绿色新政（Green Deal）”以扭转“借疫生财的灾难资本主义”体系。首先，历史证明“绿色新政”主张的公共卫生政策是必要的。克莱恩指出，“大萧条”时期美国罗斯福政府以“结核病隔离小屋”为核心的疫情防控措施成功阻止了肺结核疫情扩散，这一成功案例证明结合公共资金支持、人民配合与社会积极主动应对的公共卫生系统，足以实现疫情防控与可持续发展的双赢。其次，现实证明“绿色新政”是可能的。鉴于新冠疫情造成集体威胁、西方工人生活状况持续恶化、疫情危机与其它危机交织等客观现实，克莱恩认为，就像曾经大萧条后“罗斯福新政”快速代替“自由放任”政策一样，现实正在推动着新自由主义向“绿色新政”的快速转型。最后，实现“绿色新政”途径是“自发的人民重建者”主导的改革运动。克莱恩认为，人民在经历过灾难资本主义策略的冲击后会自发总结经验，自发地组织抗灾救灾和灾后重建，而非继续屈从“灾难资本家”主导的灾难性秩序，这形成了“人民重建运动”7[加]娜奥米·克莱恩：《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吴国卿、王柏鸿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24页。。面对当代新冠资本主义冲击，克莱恩呼吁以知识分子阶层为领导者的“自发的人民重建者”团结起来，“实现……各政治派别的前所未有的融合和合作”8"A Message from the Future II: The Years of Repair"，（https://theintercept.com/2020/10/01/naomi-kleinmessage-from-future-covid/.），通过票选、社会运动和宣传教育的方式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与转型。

第二，以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福克斯等学者认为，超越新冠资本主义不能局限于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改革，而必须依靠强大的社会主义。首先，社会主义是必要的。新冠疫情使资本主义社会站在十字路口，“要么过渡到社会主义，要么倒退到野蛮”1Christian Fuchs，"Everyday Life and Everyday Communication in Coronavirus Capitalism"，triple C，Vol.18，Number1，2020，pp.385-387，pp.385-387，pp.375-399.，有必要建立“将生命、福祉、健康和生存放在最重要和最基本地位，而非经济增长和盈利能力”的社会主义式国家2Christian Fuchs，"Everyday Life and Everyday Communication in Coronavirus Capitalism"，triple C，Vol.18，Number1，2020，pp.385-387，pp.385-387，pp.375-399.。其次，对病毒的“集体恐惧”、“抗疫集体行动”与“新共鸣”可以催生社会主义。鉴于“新冠病毒危机是人类和社会的生存危机”，福克斯指出，“人类面临死亡和对死亡的恐惧”、抗击新冠疫情的“集体经验”、人民在疫情中陷入挣扎的境遇、社会各种救济方式的改革，可以催生“新形式的团结和社会主义因素”。同时，疫情推动社交媒体技术运用，加速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作场所、家庭和公共空间之间的界限“时空融合”的趋势，也会使罗萨式“加速社会”被迫减速，提供了“人类与他人和世界建立非异化关系的条件”，从而开辟社会主义式“新共鸣”的空间。3Christian Fuchs，"Everyday Life and Everyday Communication in Coronavirus Capitalism"，triple C，Vol.18，Number1，2020，pp.385-387，pp.385-387，pp.375-399.最后，依靠“环境无产阶级”建设“生态社会主义”。4John Bellamy Foster，Brett Clark，"The Capitalinian: The First Geological Age of the Anthropocene"，Monthly Review，Vol.73，Number4，2021，p.13.福斯特认为超越新冠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必将是弥补生态裂缝、可持续发展的。他将这一历史使命赋予“环境无产阶级”——马克思语境中经典大工业无产阶级身处当代各种灾难、危机交织的糟糕环境中产生的一种新变化，它是“广泛的，反对生态退化和社会剥削的劳动者的统一联盟”5John Bellamy Foster，Brett Clark，The Robbery of Nature，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20，p.102.。

第三，实现“共同免疫”的“灾难共产主义（Disaster Communism）”。齐泽克认为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将无法阻止即将到来的贫困和混乱浪潮，“灾难（时刻实行的紧急战时）共产主义”才是新冠危机中灾难资本主义的解毒剂6参见[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新冠肺炎疫情与资本主义体系：基于共产主义理念的思考》，韩振江、罗俏鹃编译，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21年第2期。，也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催生“共同免疫”机制7参见[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新冠肺炎疫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批判与共产主义》，孙亮洁、刘明明编译，载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2022年第1期。，切断新冠疫情与资本主义的共生关系。具体措施包括：政府在灾难时刻果断实施隔离、以公有制超越市场机制、遵循科学指导、防止大规模恐慌等；在防疫乃至生产分配等方面，全球团结代替以邻为壑，以人民真实的需要进行的“按需分配”代替囤积居奇，等等。齐泽克将实现这种“新共产主义”历史使命赋予遭受更大压迫、斗争坚决的“新工人阶级”，即移民工人、难民、看不见的流水线工人、贫民窟居民等当代资本主义象征秩序的“被排除者”。

三、瑕瑜互见：对“新冠资本主义”理论的评价

“新冠资本主义”理论是国外左翼学者在全球新冠大流行背景下对资本主义制度展开的一种新批判，这一理论对于认清资本主义本质、坚定社会主义信心具有重要启示。

第一，为我们认识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提供新视角。“新冠资本主义”理论为我们揭示了当代西方“灾难资本家”借疫生财的现象，深刻批判了新冠疫情中为追逐利润不惜坐视疫情扩散、迫使工人暴露在病毒的环境中工作乃至人为制造防疫物资供应短缺的资本主义新机制。借疫生财的灾难资本家与生活艰难的普通民众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时，它还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与新冠病毒的“共生”关系，表明“资本主义就是一种病毒，一种灾难”8Thomas Nail，"What is COVID Capitalism?"，Distinktion:Journal of Social Theory，Vol.23，Number1，2022，pp.331-334.，这有利于我们把握重大疫情背景下资本主义的新动态和新变化。透过“新冠资本主义”，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新变化背后“不变”的仍然是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

第二，为我国科学应对新冠疫情等公共卫生危机提供理论借鉴。马克思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1页。。资本的本性决定了其会利用一切可能的空间、事件实现自身的增殖。“新冠资本主义”理论启示我们要及时遏制和打击疫情中的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等一系列“借疫生财”行为，要遏制可能出现的官商勾结、利益输送不法行为，阻断“灾难资本家”的形成，要综合发挥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以更好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疫情防控。在应对各种灾难中，我国应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第三，坚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在“历史终结论”大行其道的西方世界，“新冠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有利于将人们从对资本主义的迷思中解放出来，实现对资本主义的“祛魅”。在新冠大流行与生态危机、经济危机等“衰像结合”的时代背景下，“新冠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了当代西方的灾难资本主义现象，并强调只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是其“解毒剂”，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魅力和科学解释力，证明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不仅具有历史必然性，而且具有遏制疫情、终结灾难的道义崇高性，坚定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

虽然“新冠资本主义”理论开拓了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的新视野，丰富了资本主义批判的素材，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忽视对导致新冠资本主义种种怪象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新冠资本主义”研究学者在论述中疏漏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停留于对新冠疫情下资本主义产生的纷繁复杂的表象，被新冠疫情与世界经济总体低迷、资本主义危机加深、工人生活状况变化等乱象及其相互间的联系所吸引和遮蔽，这是他们的分析浅尝辄止、对策沦为空想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实际上也关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灾难，但更关注灾难背后的深层原因。他们关于灾难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之间关系的经典表述是：“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神奇地发展了社会的生产力，但是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它同自己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力本身是不相容的。它的历史今后只是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的历史。”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71页。“新冠资本主义”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新冠疫情这一特定事件中的集中爆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由于科学把握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而敏锐洞察到社会基本矛盾的尖锐化是疫情扩散、政治动荡、经济危机等各种“资本主义现代灾难”的元凶。如历史上英国霍乱疫情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利于传播疫情的案例。同时，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是导致被剥削的工人阶级身处贫困和糟糕卫生状况等种种矛盾尖锐化的原因。2参见陈培永、余涛：《马克思恩格斯论霍乱疫情》，载于《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年第11期。

第二，夸大了新冠疫情的效应，破坏性更大、周期性的“经济瘟疫”被忽视。“新冠资本主义”批判路线寄希望于带有一定偶然性质的、突发的新冠疫情能够成为推动资本主义转型的关键，认为新冠疫情将激化“灾难资本家”与普通大众之间的矛盾，将人们由对新冠疫情的关注引向批判资本主义。但从人类发展历史来看，瘟疫并不特存于资本主义制度之中，它是否能够扮演解构、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关键因素是值得商榷的。恩格斯就指出：“八十年来，这些商业危机像过去的大瘟疫一样定期来临，而且它们造成的不幸和不道德比大瘟疫所造成的更大。”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61页。换言之，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来说，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要比瘟疫更能体现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性，也更可能成为诱发资本主义制度摧毁的关键变量。因此，虽然在人类历史上生物学意义上的瘟疫所造成的人口损失巨大，但它并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着墨的重点，他们批判和关注的重点一直都是“经济瘟疫”。

第三，偏离资本逻辑的分析框架，导致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力度不足。“新冠资本主义”批判学者们聚焦于疫情、危机与灾难等“例外状态”，在批判资本主义过程中经常以疫情灾难的影响与冲击为中心展开论述，没有将资本逻辑置于分析框架的核心。这不仅导致他们忽视了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也导致他们忽视了物质生产方式和经济现实等“资本主义的常态”4参见蒋红群：《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灾难化向度的内在批判》，载于《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5期。，使得该理论不仅有不自觉放大疫情影响、适用面窄和科学性弱的局限，而且有脱离实际和沦为“灾难决定论”的风险。“灾难资本家”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地追逐积累，置人类前途命运和工人生命健康于不顾，不过是马克思这句形象刻画的一个注脚：“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因此，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1页。换言之，“新冠资本主义”的运作机制仍是被谋求无限增殖、打破一切桎梏、不顾后果的追逐利润的“资本逻辑”所主导。但克莱恩等学者误以为疫情造成的巨大冲击以及类似“洪水滔天”的可怕后果能够推动资本主义内部进步派系的崛起和新政改革、“政商旋转门”解体与跨阶级的国际合作。但实质上即使有“洪水滔天”般威胁，资本主义也不可能靠自身遏制资本逻辑。同时，资本主义组织的抗疫抗灾乃至灾后的“进步改革”仍是一种“资产阶级掩饰工人阶级灾难的手法”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9页。，是出于尽快恢复正常资本循环周转和惧怕灾难波及自身的需要，本质上是妥协和服务于资本逻辑的。

第四，变革主体的不切实际，使得变革方案陷于空想。马克思恩格斯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将受压迫深重、组织性强、革命性强，又是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无产阶级视为埋葬资本主义制度的主体力量。正如他们所指出的：“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相形之下，“新冠资本主义”研究学者虽提出了社会变革方案，但没有找到将方案化为现实的革命主体。克莱恩忽视了无产阶级这一真正革命主体，她所提出的“以自发人民运动推动绿色新政”方案的运作者和支持者主要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活动家，如学者、科学家、记者、非营利组织和政府工作人员。但是，“赢得绿色新政的唯一途径是再次组织工人阶级的力量”3"Climate Change Is Class Struggle"，（https://jacobin.com/2019/12/on-fire-naomi-klein-review-climatechange.），克莱恩的方案因缺少广泛发动无产阶级而陷入依靠“自发人民”进行和平改革、鼓吹阶级融合而不敢斗争的理论困境，无法解决“灾难资本家”与“自发人民”存在交集的悖论。在实践中，克莱恩宣扬、参与的诸多“新政”改革运动也屡屡破产。齐泽克、福斯特寄希望于糟糕环境下自觉反抗的劳动者形成的“被排除者”、“环境无产阶级”领导超越新冠资本主义、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反抗运动，但他们都未论述为何身处糟糕环境下单个被压迫者就能自动凝结成一个阶级而非各自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