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欣颖 ［天津师范大学国际教育交流学院，天津 300387］

林语堂从1928 年就开始了英中双语写作，其大部分英文作品刊登于英文杂志The China Critic（《中国评论周报》），并于1936 年赴美前主持“小批评”专栏。同时，林氏于1932 年创办中文杂志《论语》并主持“我的话”专栏，发表大量中文散文作品，其中部分作品就是曾以英文发表过的中文再创作作品。中国现代文学中能够娴熟地运用两种语言的作家不多，而针对同一主题内容由作家本人提供英中双语版本的作品更为少见。本文认为两种语言版本的比对分析对深入开展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至少应该将之纳入研究视野。近年来海外学者王德威等提出了“Overseas Chinese”“Literature Sino phone Literature”“华语语系文学”等概念，整合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地区及马来西亚的华语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创作，跨越了国界和空间概念，将汉语写作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果说这一想象中的华文文学共同体的最基本层面是语言的统一，那么这一系列具有互文性的英中双语作品则是解读林语堂面对不同的读者群体双语话语方式变换的窗口。本文将对这部分双语小品文进行版本考证，进而探讨双语小品文的写译属性。

一、早期英文创作背景情况

英文杂志The China Critic（《中国评论周报》）于1928 年5 月31 日在上海创刊，1940 年一度停刊，并于1945 年复刊，翌年停刊。从1930 年6 月开始林语堂开辟并主持“小批评”专栏，从日常生活的细微处表达对中西文化及社会现状的独特见解。1931 年5 月至1932 年5 月林语堂随中研院文化代表团出访欧洲，“小批评”一度停办，后由全增嘏接任编辑，林回国后与全交替担任编辑工作。这一专栏是《中国评论周报》的重要专栏，除中间短暂中断，一直贯穿刊物始终。“小批评”专栏视角以小见大，观点新鲜敏锐，很大程度反映了林语堂的文化观念和编辑理念。林氏在该专栏撰写共76 篇英文小品文，1935 年5 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书名为The Little Critic：Essays,Satires and Sketches in China（《英文小品甲集、乙集》）。

就创作群体而言，《中国评论周报》的成员多为清华毕业生或留美学生，属于精通英语的文化群体。首任主编是哈佛大学毕业生张歆海，随后刘大钧、桂中枢也曾担任主编。除林语堂是专业撰稿人，其他编辑多为兼职作者，有潘光旦、全增嘏、钱锺书、吴经熊等知名学者，形成了以中国欧美归国留学生为主体的创作群。他们精通英文，因而能在与国际知识界的对话中直接发出自己的声音。刊物涉及内容广泛，介绍国外最新学术成果，发表时事评论，特别关注国际舆论中的中国问题，形成了文化自主传播的局面。

《中国评论周报》的创刊很大程度上是希望以英文直接与国际社会沟通以寻求理解和支持。刊物创办者之一陈石孚曾撰文指出，创刊初衷是聚集在上海的清华师生希望表达“济南惨案”后对中国时局的意见。①该刊物创刊发刊词中也明确了其期待用客观的态度将中国呈现于世界目光之下的宗旨，以及“加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友好关系”的目的。②同时期另一个英文刊物T’ien Hsia Monthly（《天下》）受到相关部门的资助，相比之下运营经费更有保证。同时期的这两种英文刊物撰稿人都具有多元化的学术背景和开放的文化观念，对沟通中西文化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与部分激进的“五四”知识分子不同，他们“主要是对社会重建的方方面面发表自由评论，以期国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③。《中国评论周报》在国内外引起了较大反响，上海工部局所发行的《政治年鉴》曾将之视为“唯一的中国人拥有的在国外具有广泛影响的周刊”④。《中国评论周报》引起了很多西方知识分子的关注，出生于中国的美国作家赛珍珠（Pearl S.Buck）曾撰写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等作品，并于1938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推荐并大力帮助林语堂在美国文化界发展，而其正是通过对《中国评论周报》的关注进而发现了林氏。赛珍珠还在《讽颂集》的序言中提到了林语堂赴美后的《吾国与吾民》和《生活的艺术》与早期“小批评”专栏中英文散文的关联，指出“好多章节的基本来源，最初便是在‘小批评’一栏中的那些文章”⑤。在林语堂赴美前刊登于“小批评”专栏中的几篇文章已由赛珍珠推荐并成功发表在美国《亚细亚》月刊上，这可以视为其赴美专职写作的试笔之作。

二、双语文本刊行时间比较

林语堂将部分已刊登于“小批评”专栏的英文作品，经过重新调整，以中文发表于《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从而形成英中两两对应的系列双语文本。就本文现在掌握的资料，共计五十组英中双语作品。⑥其中中文作品除1935 年8 月在环球中国学生会演讲稿一篇以外，四十九篇均发表于中文期刊，具体情况如下：

表1 林语堂英中双语写作中文部分刊行统计表

中文版作品除最早一篇于1928 年发表于杂志《语丝》外，大都集中发表于刊物《论语》，且以栏目“我的话”为主，晚期也有部分见于《人间世》《宇宙风》等其他林氏系列杂志，个别篇什散见于《申报》《文学月刊》等。就目前掌握的50 篇英文作品，只有2 篇未刊于《中国评论周报》，一篇是Preface to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a Novel by Shen Fu），发表于前文所提到的英文刊物T’ien Hsia Monthly（《天下》），一篇是First Impressions in America: Letter to a Chinese Friend，发表于Asia（即上文提到的美国刊行的杂志《亚细亚》）。除此2 篇外，其余48 篇均发表于《中国评论周报》，其中35 篇刊于“小批评”专栏。

就刊出时间而言，其中除《萨天师语录（三）》/A Pageant of Costume 一组为先中后英外（间隔时间为将近三年），其他篇什均为先英后中的刊出顺序。具体而言，其中部分时效性较强，特别是针对现实事件予以评论的篇章，几乎同时发表，一般英文版较中文版早十天左右刊出，而文化评论类篇什则间隔时间较长。具体间隔时间统计如下：

表2 林语堂英中双语书写刊出间隔时间统计表

发表时间间隔为一个月之内的篇什居多，这部分英中双语作品几乎为同时创作；间隔时间较为久远的部分篇章则根据现实情况的改变和作者心境的转换而再创作的成分较多。这部分作品的主题多为文化比较方面，显示了作者对该主题长期持续的关注。作者个人的西化背景加之较为宽松的英文写作和文化审查环境，此部分作品中作者的写作心态更为放松，从而成了林语堂早期散文中较为经典的篇章。有部分篇目英中双语版本基本相同，但是作者在两种语言之间转换巧妙，丝毫没有翻译的生硬之感，让很多读者误认为是新作。后期中文版修正了英文版中不甚严谨之处，同时作者按照汉语的语言规范和文化规范重新书写，这两者中的差异恰好是作者中西文化观念的直观反映，具有较强的研究价值。

林语堂发表于“小批评”专栏的作品也有他人所作译本，据本文统计共有四本：第一本是蒋旂译，1941 年上海国华编译出版社出版的《讽颂集》；第二本是朱澄之译，1941 年上海国风书店出版社的英汉对照本《语堂佳作译》；第三本是今文编译社译，1942 年上海明日出版社出版的《爱与刺》；第四本是林俊千译，1941 年台湾人间出版社出版的《语堂随笔》。这些译本多为20 世纪40 年代上海、台湾等地出版，译文出自不同译者之笔，良莠不齐。林语堂对这些译作并不满意，晚年曾对本人作品版本加以归纳总结，将蒋旂和林俊千所作译本归为反对的三本书之内，原因有二，一为有的译本未标明译者，仅为“林语堂著”；二为部分内容在翻译中有所偏差。⑦

三、双语文本属性探讨

目前学界对于是否将这部分两两相对的作品视为翻译的问题存在争议。目前对此部分展开的研究不多，就现在的研究成果而言，仅发现少数论文将之界定为英中翻译的语言翻译范畴加以研究。⑧也有学者认为这部分作品不属于翻译，如2006 年林语堂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台湾举行，中国香港学者钱索桥发表了The Bilingual Essay of Lin Yutang 一文，提到了林语堂的双语写作问题，特别举例说明《上海之歌》这篇文章，而美国学者马悦然和顾彬都认为这篇文章的中文版本和英文版本是完全不同的作品。从原文与作品区分程度的角度，否定了中文版为英文的翻译本。⑨本文认为，首先，正如上文统计林语堂英中双语写作的这部分作品从最基本的时间间隔来看，部分作品为英中双语同时写作，部分间隔时间较长的作品则随着外部环境和个人境遇的转变而有较大改动。因此，双语创作情况并不统一，需要具体分析。其次，翻译大多在不同作者和译者之间进行，且是译者在非创作的前提下的转述性工作，而林语堂双语作品则是由本人依据不同语言规范和相应文化习惯而进行的写作。最后，大多数读者并不知道中文作品已用英文发表。另外，正如前文统计，很多篇什刊出时间接近，仅仅相差几日，因为英中期刊排版印刷时间不同，严格意义上说并不能认定中文版本必是在英文版本之后的翻译本。因此，虽然有的篇什中英文语言差别不大，几乎为对应关系，但无论是就作者的写作心态还是整体文本的面貌，都不能简单界定为翻译范畴。

对照双语文本，经常可以见到作者在较后发表的文本因时代环境和个人思想的变化而对先发表文本进行再度阐释。这也是跨语际写作中的细微之处，无法包含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中。比如英文版作品What I Want⑩中最后结尾句为“I want the freedom to be myself”⑪。（笔者直译为“我想要能做我自己的自由”。）而时隔一年后，在中文对应文本《言志篇》⑫中则写道：“我要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胆量。”⑬而在《讽颂集》中他人则翻译为：“我要本来的面目。”⑭由此，出现了三个版本的作品。虽然韦勒克与沃伦认为社会并不是文学活动的中心内容⑮，但很多作品的出现与社会环境对作家心理的影响的确有着微妙的关系。1933 年6 月18 日林语堂所在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干事杨杏佛遭到当局暗杀，这件事在当时激起了各方的义愤。林语堂于7 月发表在英文期刊上的文章What I Want，用对自由的渴望暗示了对政治现状的不满。而时隔一年，1934 年舆论导向由对幽默小品文的提倡迅速转变为批判，特别是4月14 日野容的《人间何世》一文更是指名道姓地对林语堂及其所提倡的小品文予以批评，面对来自各方面的质疑声，林语堂6 月刊出《诗言志》一文。如果说英文本是对当局政府的不满，那么中文版结尾处，除了表达对自由的渴望，更像对坚持个人见解的自勉。至于上文提到的第三个版本显然是忠于英文原作的直译，但艺术水准的确有所欠缺。

通过林语堂的自陈也可得知，1930 年代以专业撰稿为生的作家的稿件压力很大，林氏将之称为“稿债”⑯。为了应付约稿的确会存在翻译了事的情况，但“一执笔，又有无限感想，油然而生”⑰，对原来思想的修正和补充使得双语创作明显区分于翻译范畴。本文认为林语堂早期的双语文本应属于融翻译与再创作于一体的双语写作方式。

①陈石孚：《林语堂先生与我》，《传记文学》1977年第6期。笔者注：1928年5月日本军队在济南屠杀中国军民万余人，中日民族矛盾激化。

② Foreword,The China Critic,May 31,1928.

③A Year’s Struggle,The China Critic,May 30,1929.

④ 钱索桥编：《林语堂双语文集》，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页。

⑤ 赛珍珠：《讽颂集序》，梅中泉主编：《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五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⑥ 据钱索桥编：《林语堂双语文集》，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

⑦ 林语堂：《〈语堂文集〉序言及校勘记》，梅中泉主编：《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六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04页。

⑧ 陈园园：《从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小品文英译中析林语堂的文化观》，兰州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6年。

⑨ 马悦然、周质平、袁鹤翔与谈：《综合座谈》，林语堂故居编：《跨越与前进——从林语堂研究看文化的相融/相涵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244—245页

⑩The China Critic，VI（The Little Critic），July 13,1933.

⑪ What I Want，钱索桥编：《林语堂名著全集》，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299页。

⑫《论语》第42期（我的话），1934年6月1日 。

⑬ 《诗言志》，钱索桥编：《林语堂名著全集》，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233页。

⑭ 《予所欲》，梅中泉主编：《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五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3页。

⑮ 〔美〕韦勒克、沃伦：《文学论》，王梦鸥、许国衡译，台湾志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页。

⑯ 《祝土匪》，梅中泉主编：《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三卷，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发刊〈人间世〉意见书》中也曾提到解释“文债”的语句，即“文人作文，每等还债，不催不还，不邀不作”。此文刊于《现代》1卷6期，1932年10月1日；此外《冬至之晨杀人记》等文中也有同样的内容。

⑰ 《中国文化之精神》，钱索桥编：《林语堂双语文集》，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