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曹凯

一

某个夕阳西沉的午后，我抱起久违的篮球，想要找寻曾经的欢愉。刚开始奔跑身上的关节就咯吱作响，胸腔像着了火一样灼痛，扔出去的球总也沾不到篮筐，仅仅过了三五分钟，我就像狗一样伸长了舌头在场边喘气。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对着电脑不多时颈椎就疼痛难忍，不得不在显示器下垫上一摞书本；熬夜加班不再是我的强项，靠在椅背上就能鼾声大作；去年的衣服已经套不在身上，逐渐凸显的肚子让我不得不扔掉了牛仔裤；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多，更要命的是中间部位逐渐变得稀薄。我才刚刚过了三十岁就已经老了吗？身体机能衰退，身上堆满了代谢不了的肥肉，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不争的事实。

走在大街上我开始留意守候在学校门口的一张张脸孔，揣测着当一个与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充满活力全身细胞都在顽强分裂生长的小生命飞奔而来时，这张脸该调整出怎样的表情迎接。他们充满欢愉的表情下又有着怎样复杂的心情，总该是喜悦的吧。就像一棵满是裂纹的即将枯萎的老树，春来时把雪白的柳絮洒满天空，用一天天老去的身躯分离出种子来孕育另一棵树种，或许只有这样才能在日渐老去时依旧充满希望。

这是生命延续的方式，是万物新陈代谢的必经之路，是对自己一天天老去毫无办法、陷入绝望后残存的一线生机，是生命的希望。然而这样的希望，我无缘得见。

我知道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在我拥有的看似平常却又精妙无比的人类的身体当中，某一块不为己知的地方有了些许差错，我焦灼地想要了解这一切。我开始健身，戒掉烟和酒，推掉每天持续到深夜的应酬，早早躺在床上闭目，天不亮就跑步到城郊，去水库里游泳，甚至还办了一张健身卡。

有一段时间我甚至让妻子在家帮我熬制一种浓稠得难以下咽的中药，这是我从一个颤颤巍巍的老中医那里求来的方子。我下定决心抛弃了原有的颓废形象，众人惊异于我的改变，一段时间后的确增添了许多力气，甚至在夜晚的床上也有了一种生龙活虎的错觉，然而一切还是于事无补。

我终于和妻子开始不停地穿梭于各个医院之间，用身体碰触着各种各样冰冷的仪器，吞下一堆又一堆形状颜色各异的药丸，一次次失望过后，我们总是强打精神带上希望再一次出发。

二

省妇幼诊室的墙壁像死人的面皮一样惨白，还没有等到检查结果医生就建议辅助生殖，这是一种直截了当用现代医学技术干预生命孕育的手段。时至今日，医院早已成为一座制造工厂，把有着这样那样缺陷和病痛的人们推向流水线，像对待有缺陷的产品那样修补乃至重新锻造。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人即产品，做检查、定方案、打针、取卵、移植，每一道工序缺一不可，每一步都要严格把关，循序渐进。在长长的队伍中，间或就会有人问：“你们到哪一步了？”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促使大家走上这条路，然而我们却还在犹豫。

国庆节前入住的酒店价格上涨了几倍，我忽然感受到了生活的窘迫。因为长期外出无法工作，我们早已是入不敷出，可以说此刻我们正遭遇着来自生命和生活的双重危机。医院的检查虽然暂时告一段落，还须留下来等待几项未出的结果。

等待让时间变得凝滞，一切仿佛静止了一般，心事重重的我们每天都夹杂在稠粥样的人群中间晃荡，总有一种快要窒息了的感觉。酒店门前是一块极限运动的场地，每天下午都聚集着一群年轻人在这里玩滑板，尖叫嬉闹的人群感染着过往的行人。

我的思绪被拉回到大学校园，轮滑社总在夜幕下伴着音乐活动，一个个年轻的身形在错落的椎体之间翩翩起舞，那时能吸引我驻足的一定是一张异性姣好的面孔或者一副凹凸有致的身材，只是不知当初像一头牛犊一样分泌着旺盛荷尔蒙的身体是否已经暗藏下了某些隐疾，那时我绝不会料到自己竟然会有今天的遭遇，而今却只剩幽怨暗叹。

眼前一个戴着骑行头盔全副武装的小孩吃力地蹬着一辆小小的山地车，他的妈妈紧紧跟在身后，绕着场地一圈又一圈。她抬起头观察着周围的人群，不时低下头把跑偏的车子拽回轨道，就像一只张开双翅的老母鸡看护着第一次出窝觅食的鸡仔。妻子拽紧了我的胳膊，我抬头，两颗晶莹的液体滑落下来。

三

北医三院狭窄的走廊上，又一次同陌生的人群拥挤在一处，听着广播里呼喊的号码，我手里攥着一张皱皱巴巴的小票，上面是一个0 字开头的三位数。这意味着一天之内将有上百的病人会同医生见面，这百来号病人将把自己痛苦的故事讲给医生，他们大都千里迢迢而来满怀被救赎的希望，如夜行之人渴望一座灯塔。

当我用磕磕绊绊的普通话讲完自己的经历，一位年轻的大夫笑了，笑得云淡风轻，她的话语让已经沉寂的希望再一次重燃，接下来又是一轮更加细致烦琐的检查。我们窝在医院附近一家房间里散发着霉味的酒店，夜晚不断被蚊虫的叫声吵醒，不得已开灯驱赶才发现墙壁上贴着密密麻麻的印记，那应该是无数旅居之人给予这些生物致命的一击，同样都是生命，有一些却从生下来冥冥中就已注定结局，假如是出生在这房间的一只蚊虫，那就难免要被钉在墙壁。生命即如此，谁都难逃宿命，我的心瞬间被这印记噬咬得千疮百孔，点燃一只蚊香，躺在床板上翻来覆去，直到天明才又合上眼。

天安门、故宫、颐和园、什刹海，每一处都是游人如织，我们拖着似乎和别人不一样的身体被庞大的人流裹挟，走马观花般领略着只从电视里见过的风景，偶尔掏出手机拍照，脸上却没有旁人如花绽放的笑容。

夜幕降临，从西土城地铁站出来，路边是一排又一排挤占了人行道的自行车，一对夫妻弯腰摆弄着自行车，从两人洁白如雪的头发判断至少也是六七十岁的年纪。男人挺拔的上身斜挎着一个背包，女人也不是干瘪或者臃肿的身形，二人娴熟的跨上车离去，不时侧转头交流着什么，从背影看你一定会觉得这只是一对中年夫妻。我们走在昏黄的路灯下形单影只，喧闹的北京街头忽然变得焦灼与荒凉，我窥见了多年以后的自己，孤独落寞，满头白发却无依无靠。

四

为了节省路程我们总是从医院附近的一个小区横穿而过，这里的乒乓球、羽毛球场地上总是围着一群老人，他们呐喊、叫好，不时为了一个球挥舞着拳头庆祝。在清晨、在夜晚，总能遇到单独或者结伴出行的老人，他们或行色匆匆，或悠闲地踱着步。

在我生活的小城，老人们更多地出现在街边的棋摊或者混迹广场舞的人群，叼着烟手里握着扑克牌慵懒地晒着太阳，更多的人手牵着孩子推着婴儿车，身形伛偻地搀扶着旁边的儿女。我总以为人老的时候就是这样，连生命都只能依附于别人，当自己的生命衰老到即将消亡就感受着另外一个生命的成长聊以自慰，对新生命的渴望多半源于此，等到自己垂垂老矣却又渴望来自他的垂怜。

生命的源起原来是被这样的私心左右，然而对于种族的延续而言却又显得无比高尚，我们甘愿付出时间精力金钱乃至生命。但我仍旧相信我此刻的遭遇大约是上天为了惩罚我们并不纯洁的动机，就如人类的原罪不可原谅，我禁不住要开始自己的忏悔。实则我并没有仔细思考过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和别人一样，我不停地问医生我们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

现在，站在北京高楼林立的街道，我深深地察觉出内心的无奈，生与死都与我隔了无数个漫长的日日夜夜。任我如何怨恨，都改变不了自己如蝼蚁般的惶惑，我站的那一块地板的的确确就是没有阳光洒下来。

五

医院已经将我们的检查结果装进了袋子，存放在档案室，透过玻璃我看见了架子上整整齐齐排列的无数档案袋，一样的外观一样鼓鼓囊囊，护士把一个个袋子装上手推车，我知道那就是所有人的希望和命运。我们和袋子一起出现在大夫面前，虽然坐着的人有着这样那样的面孔，可在大夫眼中也只不过是一串串数字和符号而已。又一次听到了相同的答案，大夫委婉的告诉我们，现代医学还有着许多难以解答的问题，对你们而言，辅助生殖也许是最有效的解决办法。

我们苦苦追寻的问题也算有了一个答案，然而这答案就像政客嘴里的话语顾左右而言他，让我更加迷惑。或许我本不该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医院的逻辑和这个社会如此相似，你想要的是什么，他们用掌握的技术尽可能帮你达到目的，至于其他双方都不必过于纠结。而我总是在通往目的地的路上迷失方向，甚至忘记目的的所在；有人只顾低头赶路，我却常常忘记自己要去哪里。

从医院出来我颓然坐倒在一张长椅上，想要抽一支烟的想法将我包围，摸遍全身的口袋一无所获，原来我并没有抽烟的习惯。这时一个身影横亘在了我的面前，我看见了一件与这个季节丝毫也不匹配的棉衣，破烂处往外吐露着已经变得灰黑的棉絮，再往上是一张蓬头垢面拖着半尺长胡须的面孔。

他的眼睛并没有望向我，只是木然地立在我的面前，长椅的另一端有一个塞着衣物的布包，我明白我是侵占了别人的领地。赶紧起身抱歉地冲他点点头，抬腿时差点踢倒地下的半瓶矿泉水和塑料袋里的几块馒头，有人的生存只需要一张躺椅、一些捡来的食物。我在早餐摊上买了一杯豆浆和几个包子放在了躺椅下，这个流浪汉可能比我更清楚什么是生存的必须。

一把躺椅和一间阴暗潮湿的房间，是我和他在这座城市短暂栖身的所在，对于生存而言，二者并无区别。我为了自己生存的没有后顾之忧，疯狂地想要另一个生命降临世间，事实是我并没有做好迎接他的准备，我和还没有降生的他所遭遇的一切都只能由各自来面对，原本不该将自己和他捆绑在一起。

生存是自己的事，生命却只能由别人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生命存在的意义就只是单纯地活着，我们却要把自己的愿望强加给别人，那些由我们赋予生命的个体，有时是一个还只存在于意识中的生命。我们是如此自私与贪婪，妄图压榨尚不存在的他们，他们大约是承载不了这许多，才迟迟不肯露面。

六

西京，唐都，这些字眼除了历史课本还出现在贾平凹的小说中，这个名字宣示着这座城市昔日的辉煌，那已经是遥远到无法触摸的年代。而于我这样身受病痛对生理或者心理折磨的人而言，这里是非同寻常的朝圣和寻求救赎之地。我们在此间辗转，终于决定要把自己也送上流水线，我不愿再追问原因和意义，只求自己如芸芸众生一样，浑噩但安稳。在老家我托关系申请了调动，在新单位，我成了一名工作清闲可有可无的新人，我不再做一些无谓的思考，即使是宿命，如何就能做到坦然接受？明知是无谓也要抗争。

每天早早去生殖中心排队，从出租房里出来，抬头是黑的深不见底的天空，脚下是一段长长的下坡路。迈着沉重的脚步去往医院，我的心仿佛被什么拽着不停地沉下去、沉下去。就这样从穿着短袖一直到裹上厚厚的羽绒服，我们终于从一楼的生殖中心转到了住院部的十九楼，这意味着手术越来越近，决定命运的时刻即将来临。

还是一大早就去排队，坐电梯。从一楼到十九楼，每一层都是不同的病区，每一次电梯门的开合我仿佛都能看到披着暗黑外衣的病魔躲在角落里肆无忌惮地笑，嘲笑拥挤在电梯里不再完满的躯体和痛苦的灵魂。

我不小心踩到了一双锃亮的皮鞋，连忙向皮鞋的主人道歉，这是一张军帽下年轻的脸，两杠三星的肩章彰显着主人的年轻有为，军帽下的脸轻轻摆动着，嘴唇一合一翕之间仿佛在说没关系，可是我却听不到一丝声音。他手里拿着一张CT 检查单，我瞟了一眼上面的字，肺癌晚期。我的心突然抖动了一下，是因为这四个字还是因为眼前这个年轻的军官，不得而知，抱歉的话说到一半淹没在了众人长短不一的呼吸声中，他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伸手将那张单子轻轻对折了一下。

我不知是该同情他的遭遇，还是该庆幸自己只是患了不至于危及生命的莫名疾病。我时常为生命的戛然而止叹息感伤痛哭，意外和疾病总是来得猝不及防，让生命显得如此无常，面对逝去的人们我们只能徒留悲伤。而今我为无法迎接一个生命的新生，为无法孕育一个以我为源头的生命而痛苦挣扎。有时候我在想这只是我的臆想制造的悲剧，然而我确是遇见了许许多多如我一样焦虑悲伤的人。

七

依附与新生是生命最初的源起。当我们的生命只是一个胚芽，不得不依附于另一个生命，渺小而脆弱。当胚芽一天天茁壮起来，就会从母体里分裂，成为另一个完整的生命。

这是一个干冷而漫长的冬季，几个月里并不曾下过一场雪，我们整个冬天都往返于医院和出租房之间，连春节都是蜷缩在逼仄的房间里，冷清而寂寞。

痛苦和焦灼都在漫长的准备工作中消耗殆尽，心如死掉了一般沉寂。我再听不见内心的声音，总是在漫长的黑夜里变得异常清醒，感受着弥漫于角角落落深不见底的黑暗。我极力控制自己的呼吸，尽量让这声音显得均匀而低沉。妻子总是在床上辗转反侧，连续的激素注入身体，她的眼珠向眼眶外高高凸起，脸颊两侧的肉皮深深地陷了下去。整个人变得异常烦躁，常常在吃饭时忽然丢下饭碗，眼神里流露出一种深深地无奈；夜晚时总是在那张窄小的床上辗转反侧，我总能听见她沉重的呼吸声中夹杂着悠长的叹息。

我们在出租房里各自安静地或坐或躺着，有时整个白天都不会说一句话，空气中游荡着的压抑气息让人喘不过气来。就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在初春时节，一个生命最初的胚芽被植入了妻子的身体。

妻子开始安静地躺在床上，连翻身都成了一种奢侈。除了去厕所，吃饭也是半躺在床上，饭菜就搁在一个小桌板上。在我看来真是矫枉过正，然而一想到这一路的种种不易立刻就闭上了刚要张开的嘴。

虽然一切似乎毫无变化，但我们正如从雪山朝圣而归的信徒。两颗心从未如此虔诚，我们磕了一路长头，身体早在泥泞和浑水中浸泡过无数次，这一点小小的不适是微不足道的。

此刻，我的身体是否健康已经不再重要，那颗胚芽无法依附于我，我为自己不是一个母性，并未有孕育新生命的躯体而羞惭难当。

八

两周后，在B 超下我们的的确确见到了生命活动的迹象。

这正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原本沉重的心情舒缓了许多，似乎这几年来的不幸都要被那无法得见的尚在萌芽的胚胎一扫而光了。

三个月里妻子依旧是安静地躺在床上，她比之前看起来状态好了很多，我们之间有了很多对话，大部分是关于存在于妻子体内的生命。在三个月结束的时候我们准备离去，和医院还有待了半年之久的出租屋告别，留下了一些带不走的行李和无数难以言说的寂寞夜晚，踏上了回家的列车。颠簸的列车让我们担心不已，但我们似乎是低估了这两个胚胎的生命力，是的，这时我们已经知道依附在妻子体内的是两个生命。

妻子的肚子一天天鼓胀了起来，那两个生命异常的活跃，我经常把手或者头贴在肚皮上感知他们的运动轨迹。医生用B 超拍摄到了他们的面部照片，我甚至从中窥见了自己和妻子的轮廓，生命的延续果然是有迹可循。

妻子总是吃得很少，然而又经常呕吐，之后又开始便秘。我为她一天天瘦弱下去的身体担心，她把大把大把的药塞进嘴里，总认为这样就能让这两个生命茁壮起来。

我们静静等待着以自己为起点的两个生命的降生。在六个月的时候妻子的肚子上已经布满了瘀青一样的颜色，就像是篮球上的鼓包，吹弹即破的样子。走起路来身体向着一边倾斜，要是没有人搀扶马上就会倒下去。我不得不找来一辆轮椅，小心翼翼推着她去医院做产检。

九

等到七个多月我们在做完例行的检查后不得不住进了医院。

妻子的血压开始不断升高，另外的一些检查结果也是不容乐观，我接到了一张病重通知书，又在近二十张各种各样的告知书上的家属一栏里签下名字。

我们住进了单人间的特护病房，病床边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仪器，一连串的线头连接着仪器和妻子的身体。夜晚，每隔两个小时护士就会推着装满工具的推车进来做监测；白天，主治大夫带着我们从一个个检查室里进进出出。

第四天，妻子被推进了手术室。那两个起初迟迟不肯露面的生命，现在又迫不及待地要脱离母体，这是他们存在于妻子体内的第三十四周。

我从手术室的窗口接过医生递来的襁褓，和新生儿科的护士一左一右抱着两个刚刚从妻子身体里撕裂出来的新生命，把他们送往下一个接受生死考验的病房。我掀开裹被的一角，他正把散漫的眼神投射出来，没有哭声，只是若无其事地打量着这个存在无数未知的世界。

我们的孩子一出生即住进了模拟母体环境的病房，刚刚获得独立的生命旋即遭遇了另外的一场危机。我从探望的视频里看到他们小小的身体上遍布线管，呼吸面罩紧紧贴在脸上，他们的母亲刚刚遭受过的危机又一次在两个小生命身上上演。

生命从来不会顺从我们的意志，无论是否新生，都是无助而惶惑的。这个世界带给每个生命的更多是沉重，因此在新生命的孕育、依附与撕裂的过程中才会需要一次次面对精神和肉体如此严峻的考验。在寻求新生的路上我们都曾如此接近死亡，这就是生命原本的状态，在生存和消逝之间那界限是如此模糊，但又清晰到分毫不差。当生命遭受消逝的危机，另一些新生的希望才会降临，好在这些危机都已经过去。只能说这些过往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当我们都懂得了这些，才能在人生的路上走得更加从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