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凌杰，罗彬，林佳丽，徐豪，肖君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1]，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2]。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都结合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都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都传承了中国共产党人百余年奋斗宝贵实践经验，都回应了全球共同面临的发展与保护形势，都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重大政治理论的思想气质与风貌。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1]。“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这决定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必须科学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努力实现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2023 年7 月，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时隔五年，党中央再次召开的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正确处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5]。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科学处理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关系，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贯通学研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握其所具备的鲜明理论特质与积极理论贡献，持续领会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思路、原则和方法。

一、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特质

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指引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思想武器，具有若干共同的鲜明理论特质。

一是共同的政治性。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理论成果，强调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都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习近平经济思想强调，要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要完善党中央领导经济工作的各项体制机制，加强党中央对经济发展大局大势的科学分析和正确把握，及时科学制定重大方针与战略，作出重大决策与部署，确保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落到实处、发挥实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不断提高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能力，各地各级党委政府必须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要求各地各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对本行政区域的生态环境质量负总责，做到重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要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督办，压紧压实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6]。

二是共同的人民性。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把人民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具有鲜明的人民性。习近平经济思想强调，研判经济形势、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把增进民生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迈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环境也是民生领域的重要范畴，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对人民群众而言也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要集中力量聚焦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损害人民群众健康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加快改善环境质量，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不断提高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能力。

三是共同的科学性。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认识和改造世界，都具有鲜明的科学性。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主要体现在: 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入新发展阶段，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问题导向部署实施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大力发展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正确策略和方法等十三个方面[3]，系统、深刻地回答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若干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为做好新时代经济工作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8]。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逻辑体系上着眼“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方面，其核心要义体现为“十个坚持”: 坚持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深刻革命，坚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坚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4，9，14，17]。这些重要观点系统、深刻地回答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若干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是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以及根本遵循。

四是共同的时代性。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站在时代前沿、同频历史脉搏，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习近平经济思想立足新时代历史方位，提出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强调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坚持正确的战略策略，为新时代经济工作确立了战略坐标，提供了战略引领[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出，我国现阶段生态文明建设正处在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已进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4]，“必须咬紧牙关，爬过这个坡，迈过这道坎”[6]，持续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在新时代不断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五是共同的实践性。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实践导向，着眼客观实际，都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习近平经济思想抓住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深层次因素，聚焦内外部环境深刻复杂变化和经济运行面临的风险挑战，实事求是地面对了、深刻系统地回答了新时代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基础与全局层面谋划推动了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正确指导并推动实现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把“美丽中国”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把“绿色”纳入新发展理念，把“污染防治”纳入三大攻坚战[4]等，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实践与谋篇布局更加成熟。

六是共同的开放性。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与时俱进、开放发展，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的重要政治理论，都具有鲜明的开放性。两者都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博采众长、去粗取精”，都来源并扎根于现实，都指导并推动工作，都得益并有益于实践，都是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的科学思想、时代精神。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吸收借鉴了来自多方面的思想精髓与理论养分，展现出强大的政治理论创新力、生命力。在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历史进程中，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必将随着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深入推进，而持续发展、不断丰富。

二、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贡献

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并且都持续开辟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持续产生着积极、广泛和深入的理论影响。

(一)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作出了积极理论贡献。习近平经济思想透过其所引领的成功经济实践，如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相结合，化解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能否相互适应的思想困惑[16]；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补充了马克思主义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换的学说内容；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实现高水平自强自立、培育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等论断，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识等。这一重要政治思想在总体上，进一步厚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时代“土壤”。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人与社会的发展应复归到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和谐、自觉、能动的历史实践中，要推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强调绿水青山既是自然生态财富又是社会经济财富，为辩证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提出了科学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在当今的一次新飞跃[15]；强调生态环境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发展的学说；强调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提出要开展全民绿色行动，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等。这一重要政治思想在总体上，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生产和生态的辩证统一关系的认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与时俱进[4]。

(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都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上的新时代标识。习近平经济思想根据我国发展的新目标新定位以及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作出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大战略判断，这一重要判断为制定实施新时代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提出新发展理念，为在新时代面对和破解阶段性难题、增强和培育发展动力、厚植与积累发展优势、引领与推动经济发展提供了发展观；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更加关注国内发展空间，充分发挥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在内需主导、内部可循环基础上，协同激发内外需潜力，使国内国际市场更好联通循环[3]。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明确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明确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一条；明确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发展是其中一项；明确在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战；明确在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中，美丽是其中一个[13]；明确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是人类共同的愿景之一；明确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是其中一环，把生态环境作为了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和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11]。

(三)为国际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事业作出理论贡献

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参考了西方有关学说的有益成分，同时，从多个方面实现了突破、扬弃与超越，为国际社会中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通力合作来应对的发展与保护事业，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习近平经济思想突破了西方经济学把政府和市场简单对立起来的研究范式，着眼平衡发展、共进；立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追求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公平与效率相统一，超越了西方经济学中以“利润最大化”“逐利理性人”等为基本假设的分析模板；强调“办好自己的事”，独立自主走好立足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冲破了由西方所定义的现代化概念的束缚；提出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核心，以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各类物质文化和良好生态环境需要为目标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功能与结构上均扬弃了西方供给学派的观点[16]。习近平经济思想还提出，在追求本国利益时须兼顾他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合理正当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合作关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明确发展与保护是辩证统一的，强调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任何不以自然生态规律为依据的实践活动必然失败；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坚持践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指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总是可以反映出一定的社会关系，应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些重要观点，在认识论方法论上超越了“主客二分”视角下看待自然生态(对象世界)的认识，在实践上扬弃了功利主义生产生活方式的短视行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中国模式”的形成，对推动全人类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给予极大思想启发，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重大理论贡献。“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生态产品价值转换”等具有中国气派的表述与话语体系逐渐被世界所关注和接受[11]。

三、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初步思考与体会

(一)科学把握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是明确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的问题。在根本上影响生态环境的不是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而是经济发展水平与质量的高低。片面以生态环境为“借口”，压低经济发展速度，或将其他因素综合影响的经济增速下降只归于生态环境保护，是不可取的。生态环境问题根植于发展过程，逻辑上应然、实践上必须在发展过程中统筹解决，科学合理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过程，也是顺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加速推动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协同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综合过程。

二是明确生态环境保护本身就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要义。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本身就是在助推高质量发展。在党中央对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表述上，从“十三五”时期的“坚决打好”转变为“十四五”时期的“深入打好”，体现了党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持续高度重视。应毫不动摇把污染防治工作推向深入，进一步巩固生态环境现代化监管总体架构，推动关键区域、流域、领域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与完善，提升生态环境管理的科学化水平、监督执法的精准化能力和科技研究的应用转化程度，实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有效保障生态环境安全，抓实污染防治工作助推高质量发展的质效。

三是明确坚持走好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经济发展在根本上受环境资源条件约束，生态环境的变化影响着一个社会的发展与存续，必须树立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发展道路的坚定信心与决心，走稳走好走实生产、生活与生态三方面有机统一的新路子，持续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全时段、总过程。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12]。在新的历史时期，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低碳转型

一是主动将“绿色”融入到“创新”“协调”“开放”“共享”发展中。推动绿色创新发展，坚持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强化引领未来发展的关键绿色技术研发，推动形成绿色新兴产业，提升科技创新成果向绿色发展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质效。做好绿色协调发展。将绿色发展贯穿进各地区比较优势过程中，立足实际推进差异化发展；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过程中，促进各项资源均衡配置，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在融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事业中，用各类生态文化形态大力传播、弘扬生态文明理念与生活方式。搞好绿色开放发展，积极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国际合作，特别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作出区域性成绩。促进绿色共享发展，坚持用优良的生态环境普惠全体人民，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10]。

二是积极、系统、深入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5]。调整产业产能结构，充分挖掘环保产业成长空间和有效需求，一方面引导增量，鼓励推动高新技术、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绿色生活等行业的发展，积极培育绿色增长新动力，加快壮大环保产业和环境服务业；另一方面主动减量，大力、有序化解过剩产能，促进优胜劣汰，减少过剩、落后、高排放的产业。优化区域协调发展，促进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构建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推动资源能源节约循环利用，降低发展过程中的能耗、物耗，促进循环经济产业链发展，实现生产系统与生活系统循环链接；积极提升循环利用质效，促进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坚持先立后破，扎实推进传统能源供需结构向以水、风、光、储一体化清洁低碳能源的供需结构转型。

三是完善绿色低碳发展经济政策。加快培育绿色发展所需的市场环境，建立完善反映市场供需、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的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机制，促进节能降耗、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等交易制度发挥实效，构建多元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市场化供给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碳汇交易、碳投资相关政策机制。不断优化环境财、税、价等政策调控手段，加大财政资金对绿色发展的投入力度，用好用准环境财政补贴资金；继续发挥环境保护税引导效果，不断深化资源税改革；持续推进水价、电价、环境收费政策改革，发挥正向调控功能；推动建立环境信用信息共享与结果运用机制，不断完善绿色投资激励机制。推进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深化生态综合补偿，健全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因地制宜探索多样化生态补偿模式。稳妥构建绿色金融体系，鼓励各方优质资本进入绿色产业，精准稳妥开展绿色信贷和保险，建立适当激励和约束机制解决项目环境外部性问题；探索运用新型金融工具和服务手段，解决绿色投融资面临期限错配、信息不对称、产品和分析工具欠缺等问题。

(三)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一是着力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以源头防控协同为目标，切实发挥好降碳对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牵引功能，把实施结构调整和绿色产业与动能的升级作为减污降碳的重点，促进资源能源节约高效利用和低碳转型。以环境治理协同为抓手，增强污染防治与碳排放治理的协调联动，统筹环境各要素、多领域减排要求，优化治理目标和技术路线，强化多污染物与温室气体的协同管控。以举措实施协同为途径，着眼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需求，增强质量改善目标对能源和产业布局的约束，加大对污染严重、生态环境敏感地区的结构、布局的合理调整。落实好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5]，坚持把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总抓手[7]。

二是积极做好生态环境系统“放管服”改革。在“放权”上，持续依规推进简政放权，提升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服务科学化、精准化水平，全力做好生态环境系统助力企业营商环境优化，推动民生需求高、发展水平高、综合效益高的优质项目上马，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监管上，建立并不断完善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常态化”制度，总体实行分类监督、差异管理、动态调整、合规进出的监管措施；持续强化政府—企业间信任，以服务和策应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目标，推动监督帮扶与支持指导协同实施。在服务上，主动深入基层、精准服务企业，强化针对性有效服务、督导，加大对绿色投融资的引导与激励。

三是切实筑牢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安全底线。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坚决维护好生态安全、核与辐射安全等。筑牢生态屏障，通过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治理，有针对性、时效性、功能性地开展好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提升自然生态系统的安全性与可持续性。实行最严格制度与法治，深入开展生态环保督察，严格落实地方党委和政府及相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实行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依法追责、终身追责；落实企事业单位和生产经营者责任，畅通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发力，强化生态环境违规违法联合惩戒。稳准落地“三线一单”，依据“三线一单”划产业框子、定发展规则、保生态功能，对国土空间资源环境利用作出明确要求，为战略环评与规划环评落地以及项目环评管理提供依据，推动形成生态优先、分类施策、开发有序的高质量发展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