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飞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9）

1920 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承认白话为“国语”，并通令全国学校一律采用白话文教学；所有报刊、杂志和书籍也相继改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出版。至此，白话文在与文言文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成为现代中国文学乃至社会的主导语言形式。在翻译领域，早期坚持以文言体进行译介活动的严复和林纾相继辞世，留世名声毁誉参半，其余人更是早早地投入了白话阵营。但即便社会大势如此，即便文言被认为“既难传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①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202页。，在直接与域外事物打交道的前线反而活跃着一群以文言为译介语的译者。《民国时期总书目》就收录了五六十种1920 年以后的文言译作，包括邵挺《天仇记》（1924 年）及《罗马大将该撒》（1925 年）、包天笑《未来世界》（1925年）、周作人《黄蔷薇》（1926 年）、容复初《重洋怪杰》（1934 年）、曾宗巩《二十年海上历险记》及续编（1937 年）、应薄泉《德诗汉译》（1939 年）、海上室主《双城故事》（1940 年）、卢前《五叶书》（1947 年）等等；在创作领域，即便迄今为止“各种各样的现代文学著作目录，都不收或基本不收现代创作的旧体文学作品，仿佛它们从来没有在历史上存在过”②袁进：《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旧体文学亟待研究》，章培恒、梅新林编：《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852-853页。，但实际上在民国文学的历史现场，文言文仍是举足轻重的创作文体。那么这些译者和作者悖逆了文化转型的浪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