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剑华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体制化”既是红色文艺的本质属性，也是其“现代性”的标志之一。现在学界对于“体制化”文艺存有一种偏见，认为这种文艺“不是出自真正的‘个体写作’。依照我们的文学常识，举凡经典都是出自于自由个体的精神创造”①刘勇：《“红色经典”：虚假的命名？》，《文艺评论》2007年第4期。。“体制化”在“极左”年代的确曾对文艺创作产生过一些负面影响，但我们却不能因噎废食而彻底抹杀它作为一种保障机制的历史贡献和正面意义。因为文艺创作并不是在一个抽象的空间里所展开的精神活动，文艺工作者也不可能脱离现实生活而独自存在。如果一定要摆脱“体制”去强调绝对个人的“绝对自由”，那么“追求不同目的的自由人在一起就会发生冲突”。②［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9页。所以，“体制化”文艺是以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其政治导向，去建构一种符合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核心价值观，使他们成为“体制”文化的受益者和真正主人。百年红色文艺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世界瞩目的骄人成绩，也正是因为有这种“体制”文化的保障作用。

一、体制化与红色文艺的保障机制

“体制化”文艺的一大优势，就是对文艺生产者提供生存保障。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便在教育部下面成立了一个“艺术局”，直接领导苏区辖地的文艺工作。除此之外，中央苏区还在瑞金创办了“工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