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超群

△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

“苏区”概念的考证追溯

“苏区”作为外来词，它的全称是“苏维埃区域”，对“苏区”概念进行渊源考证，必须追溯“苏维埃”一词的由来。

“苏维埃”意即“代表会议”或“会议”。1917年3月8日至12日（俄历2月23日至27日），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推翻沙皇政府，结束了君主专制的统治。当时，由罢工的工人和起义的士兵选举代表组成的代表会议，简称“苏维埃”。但资产阶级窃取了革命胜利的果实，成立了临时政府。由此，俄国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现象，一个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临时政府，一个是工兵代表苏维埃。

“苏维埃”作为处于萌芽状态的工农政权，实际上是人类社会自从有了国家之后出现的一种新型的政治组织形式。列宁明确指出它的必要性和出现的可能性。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不同，前者在任何革命时期，特别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时期，需要国家和国家政权治理社会。而“工兵代表苏维埃再现了巴黎公社所创造的那种国家类型，马克思曾把这种国家类型叫做‘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苏维埃”从原先的“代表会议”，逐渐发展为俄国新型的政权形式，是逐步实践探索的过程，集中体现于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中。

1917年6月16日至7月7日（俄历6月3日至24日），俄国召开了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当时，俄国共产党还没有夺取政权，但此次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与政权问题密切相关，有苏维埃的组织问题和选举等，民族问题、土地问题等。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由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工人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当天，俄国召开了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俄国公民书》。该文件宣布，其一，十月革命后，俄国结束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国家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其二，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成立苏维埃政府，保障人民的一切事业和权益。从此，苏维埃就成为代表俄国工农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政权组织形式。

1918年1月23日至1月31日（俄历1月10日至1月18日），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通过了列宁起草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郑重宣告俄国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同时规定苏维埃共和国的性质是“建立在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基础上的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联邦”。列宁还专门给苏维埃下定义，并详细阐述了苏维埃的作用。他认为苏维埃是新的国家机关，由民意产生，拥护民主，是最有觉悟的先锋队。该组织形式有工农的武装力量，能够领导被压迫的广大群众，且还有立法、行政权。

“苏区”概念的生成与使用

“苏维埃”一词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就已经译介至中国。北京大学教授张君劢于1918年根据俄文音译了“苏维埃”，后该词在中国广泛传播和使用，并进一步衍生“苏区”“中央苏区”等概念。1920年8月13日，留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给当时身在湖南的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系统阐述了他对世界及中国革命的看法。在这封信中，蔡和森就提到了苏维埃，强调它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四种利器之一，即“无产阶级革命后的政治组织”。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再次致信毛泽东，讨论组织共产党的重要性问题，信中提及苏维埃是“无产阶级机关”。也就是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也在思考、探索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即政权的组织形式问题。

虽然“苏维埃”概念在中共成立之前就已经译成汉语，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对苏维埃政权的建立经历过探索的过程。中共对苏维埃及由此衍生的苏区概念的使用与革命的发展相适应，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我们对这两个概念的分析，大体可分为以下两大阶段。

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苏维埃及苏区概念的广泛使用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力量比较薄弱，并没有把建立苏维埃政权作为最初的目标，而是兴师北伐，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但大革命的失败带来的惨痛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必须用革命的武装力量，对付反革命的武装力量。由此，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武装斗争，逐步探索建立苏维埃政权。

192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明确指出，在武装斗争的革命中，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此后，中国共产党举起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旗帜，确立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策略。中国共产党对“苏维埃”概念的认识也不断深化，认为外来词“苏维埃”的正式名称应该是工农兵代表会议。随着井冈山的星星之火迅速燃遍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先后创建了海陆丰、鄂豫皖、湘鄂赣、左右江等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一些苏维埃政权。

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进一步推动了“苏区”概念的生成。“苏区”的全称为“苏维埃区域”，其首次出现在中央文件中应该是1930年10月24日通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以下简称《计划》）。该《计划》指出，为适应国内的革命战争形势，中央政治局对苏维埃区域的发展所涉及的八大问题做了要求 。此后，“苏区”成为土地革命时期的一个专有名词，在中共话语系统中逐渐被固定，并广泛使用。1931年，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题词：“苏维埃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从题词可以看出，毛泽东把苏维埃界定为代表工农群众利益的国家权力机关。在这次大会上，还一致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对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及任务做了规定，明确指出苏维埃政权属于工农阶级。

“中央苏区”的概念是在“苏区”概念基础上形成。《“中央苏区”：一个历史概念的考释》一文专门研究了“中央苏区”的历史概念。文中提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为了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临时中央政府和加强对苏维埃运动的领导，“中央苏区”应运而生。与“苏区”概念一样，“中央苏区”正式出现在中央文件中也是1930年10月中央政治局下发的《计划》。该《计划》根据各地根据地的条件，分析了六大区域的特点及目标。在整篇《计划》中，出现了“中央根据地”“中央苏区”“中央区”这三个不同表述，但意义相同的词。

二、苏维埃政权的退出——苏维埃及苏区概念的被取代

苏维埃概念的孕育及广泛使用是适应国内革命的需要，这个概念淡化退出中国政治舞台，亦是适应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变化的结果。

1935年，瓦窑堡会议召开，分析了抗战爆发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的变化。会议指出，此时的革命力量不仅有工农阶级，也包括了同样反日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乡村富农、小地主，甚至部分军阀等。只有把所有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开展抗日战争，才能取得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该决议还重点论述了“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肯定了苏维埃政权在革命取得胜利中的作用。但为了建立最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其有更强大、更为坚实的基础，决定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前后话语的转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面对民族危机时，对国家前途命运及化解危机的深思。从“工农”到“人民”，说明中国共产党对苏维埃的认识突破了原先阶级的限制，扩大了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但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发表救国宣言一年多，都没能得到国民党及国民党政府的采纳。这说明在民族矛盾至上的背景下，“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称谓依然与争取最大力量的统战战略目标不够适应。所以，很快这个称谓又被修改。

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倡导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苏维埃区域则成为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别指出的是，在这份致中国国民党书中，中共建议将“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此外，同年9月17日发布的《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进一步分析了在新形势下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必要性和优越性。从必要性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最好办法，是最合适的统一战线的口号。从优越性看，“民主共和国”的称谓不仅可以最大力度地组织、鼓励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政治，而且也给中国无产阶级及中国共产党未来的发展争取更为自由的空间和舞台。

“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这个称谓的修改，也导致了与它相关联的其他称谓的修改。1937年5月3日，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指出为了和平、民主和抗战，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则改为“国民革命军”。七七事变之后，根据国共合作抗日局面最终形成的事实，中共中央于1937年9月6日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撤销，改名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9月22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称号正式取消。至此，苏维埃光荣地完成其历史使命，正式退出了中国政治舞台。

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中还特别分析了将“苏维埃代表大会”改为“人民代表会议”的原因。毛泽东认为“苏维埃”本身就是“代表大会”的意思，按此递推，过去所称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就成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明显不符合我们中文的表达要求，这是死搬外国词汇的结果。可见，这个政治词汇的更名及取消，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实践探索的结果，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中再一次强调了苏维埃制度的性质，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苏维埃。所以我们要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个称谓，不再使用外来语“苏维埃”这个词。

“苏区”在中国的影响

一、推动了革命斗争的进程

苏区（苏维埃区域）的建设与扩大，意味着革命斗争的进程不断推进。在整个土地革命时期，“苏区”广泛分布在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陕西、甘肃等15个省，全国先后创建有13块比较大的苏区。苏维埃运动及苏区的广泛建立，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苏区对于革命的贡献。他在1934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把苏区定位为“全中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根据地”，同时指出中央苏区“是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此外，1935年，在瓦窑堡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也指出：“九年以来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在中国许多地方的胜利，使得新的反帝高潮得到了基本的力量，使得全国人民有了靠望，有了从帝国主义和卖国贼手里争取自由解放与独立的活榜样，使得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有了坚固基础与根据地，保证了新的大革命能够坚持下去与走向彻底胜利，使得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有了中心支柱。”1981年6月发布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再次肯定了苏维埃运动，决议鲜明指出：“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同志直接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这些论述无疑强调了苏维埃运动及苏区建设的历史地位和重要贡献。

二、留下了创造性的成果与经验

“苏区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局部执政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伟大实践中，积累了很多执政经验，为新中国成立后实现全面执政，乃至新时代的建设提供了历史之鉴。例如苏区时期对于党内反腐的探索。为了避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干部的腐蚀，苏区制定了严格的法规。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中就明确规定：“（甲）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乙）贪污公款在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者，处以二年以上五年以下的监禁。（丙）贪污公款在一百元以上三百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二年以下的监禁。（丁）贪污公款在一百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苏区时期重视反腐败斗争，与今天我们党强调的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续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综合功效，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习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提出了“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清清白白为官、干干净净做事、老老实实做人”等重要指示，呼吁广大党员干部要廉洁修身、廉洁用权。此外，十八大以来还相继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法规，对党员干部的言行进行刚性的约束。

三、形成了伟大的“苏区精神”

“苏区精神”强调要“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它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领导苏区人民创建、发展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革命实践中培育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是红色革命精神之一。其不仅具有历史的传承，而且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新时代要继承和弘扬苏区精神。

其一，苏区精神是民族精神在土地革命时期新的升华，具有一定的历史传承。中华民族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强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民族复兴不懈奋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着苏区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革命的星火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势。苏区的革命斗争实践以“反帝反封建”为最终目标，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多次粉碎国民党的军事“围剿”，沉重打击了敌人。此外，中国共产党领导苏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切实维护了农民权益。苏区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在革命时期的发展，彰显和反映了深厚的民族精神。

其二，苏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苏区革命实践虽已远去，但苏区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它承载着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砥砺我们时刻坚定理想信念，牢记为民服务的宗旨，不断攻坚克难，勇攀高峰。如今，我们依然要把弘扬苏区精神，作为在新征程中凝心聚力、奋勇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让苏区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