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田 超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壮大红军武装力量一直是重要的革命任务之一。党和中央苏维埃政府大力开展扩大红军运动，为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创建、巩固和捍卫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军事和政治基础。据统计，从1928年至1935年间，中央苏区扩红约35万人。中央苏区的扩红运动为中国革命输送了大量新鲜血液，为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和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 中共苏区中央局旧址，位于江西瑞金叶坪

扩红运动的起源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在早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经验教训，其中一条便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大革命失败以后，险恶的环境和复杂的局面使共产党人逐渐懂得了“枪杆子”的重要性，在反“围剿”中消灭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但也造成了自己不小的损失，这是中央苏区扩红运动的根本原因。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各县苏维埃政府就设有军事部，负责宣传动员赤卫队、暴动队、革命群众加入工农革命军及后来的红军。1928年1月，中共江西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关于赣西南目前工作决议案》中指出：“为巩固已有的革命胜利及向外发展计，应立即招练工农革命军常备军。”当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转战赣西南时，先后发布《告绿林弟兄书》《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告全国士兵弟兄书》等，宣传发动绿林武装、商人及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军官兵加入红军。

中央苏区扩红工作按照招募红军的方式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8年至1931年底。这一时期主要是建立机构和扩大地方革命武装，再将地方革命武装升编加入主力红军这种形式。其目的是为了满足反“围剿”战争对兵员补充的需求，因此完善高效的组织机构对于兵役动员工作的开展至关重要。1930年7月25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党的军事机关组织与系统问题》，明确规定建立各级武装动员机构。1931年，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组建了总动员武装部，专门负责中央苏区的扩红动员工作。红军总政治部也相应地成立动员部，负责红军的兵员动员工作。在上述动员领导机构建立的同时，各苏区红军和苏维埃政府也先后普遍建立扩红工作机构。这些机构的建立，构建了党政军机关的相互协作机制，加强了对兵役动员工作的领导，促进了兵役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时对兵源的素质也提出了明确要求，在《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中指出：“要在有基础的群众中做扩大红军运动，以宣传鼓动经过群众路线的方法，吸收最勇敢的工人、雇农、贫农及可靠的中农分子到红军中来。”“红军是工农的武装，是巩固苏区发展苏区的主要力量，在扩大红军中，严防一切豪绅地主富农流氓分子的混入，企图破坏红军。”

第二阶段是1932年初至1933年2月。1932年2月中革军委总参谋部编制调整，动员科改为动员局。从这时候开始，中央苏区扩大红军工作作为一个运动拉开序幕。为此，苏区中央局提出了“第一次扩大红军”的计划与措施是1932年1月至3月，江西全省扩红11833人。同年，苏区中央局通过《关于红五月工作的决议案》，第一次提出“红五月”的概念，更规定整个红五月为“扩红突击月”，苏区各级党部要以发动和领导工农群众加入到红军中去为红五月运动中第一位工作。随后，又将七、八、九3个月定为扩红冲锋季，江西计划扩红1.23万人。7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在人民委员会之下设立劳动与战争委员会，作为全国战争动员的领导机构，扩红工作变为志愿兵役制，有计划地动员青壮年自愿加入红军。9月20日《红色中华》刊登《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扩大红军问题训令》，指出：扩大红军是苏维埃政府实际领导和发展革命战争，完成当前任务最基本一个工作。这一工作应该列在工作日程的第一位，成为经常的工作之一。1932年仅江西一个省就扩大红军55514人。

第三阶段是1933年春至1934年10月。1933年2月8日，中共中央局作出《关于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决战前面党的紧急任务决议》。决议首次提出在全中国各苏区创造100万铁的红军的设想，并号召“所有工农劳苦群众武装起来，加入赤卫军少先队”，实行了苏区由志愿兵役制向义务兵制的过渡，参加红军成为每个苏区男性青壮年义不容辞的职责。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后，党中央不断强调扩红运动的必要性与紧迫性。4月5日，《斗争》发表了文章《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而斗争》，整个苏区掀起前所未有的扩红热潮。兴国县模范师全师5161人率先加入红军，编为红三军团第六师。随后瑞金模范师4200人、胜利模范师2895人、博生县1700余人组成的模范师“博生团”、石城800余人组成的模范师“石城团”和于都模范师1900余人、赣县模范师1860人，均先后整师、整团加入红军。仅1933年“红五月”一个月内，江西苏区全省就扩大红军约2.5万人，大大突破扩红1万人的计划。1933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开展“扩红突击”运动，通过这一运动，红军得到有力的补充和发展。其中，红一方面军加上地方武装在内约有10万人，民兵20万人。1934年9月30日第73期《斗争》头版发表题为《瑞金党的道路，是全国苏区党的道路》的报道：“新的扩红动员，在瑞金已经实现了‘一个月计划九天完成’的空前记录。……我们应当指出，瑞金的伟大胜利，不仅由于瑞金党执行了正确的一般的扩红路线，而且最基本的原因之一，实是由于瑞金的党，坚决执行了中央的‘使赤少队成为红军后备军’的指示，因此才会有今天的特（突）出的成绩。”

在中央苏区开展的扩红运动中，广大工农群众给予了热情的响应，在一轮又一轮的扩红高潮中，留下许多动人的故事。出现了一幕幕“父母送儿上前线，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感人场面，展现了苏区群众保卫苏维埃、保卫红色政权的坚强决心。

中央苏区扩红运动的方式方法

1931年12月25日，苏区中央局在瑞金作出《扩大红军问题决议案》，称必须扩大中国革命的主要柱石——工农红军，因此扩大红军的工作成为党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要完成扩红任务，不能再像以往光靠红军自身去做，而要使之成为地方党部和一切群众团体的经常工作。为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红军和苏区地方政府在宣传动员工作中，联系苏区群众在土地革命前后截然不同的境况，充分讲清参加红军、保卫苏维埃政权、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成果的重大意义，讲清参加红军是每个苏区群众义不容辞的责任，激发广大翻身农民参加红军的革命热情。

扩红动员的群众路线。何谓群众路线？毛泽东对此指出，“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由此可见，群众路线的核心是如何了解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实现群众运动“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路径的转变。

1932年9月20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关于扩大红军问题训令》中要求各级政府“去发动最广大的工农群众对于参加战争的积极性自愿踊跃的去当红军”。至于发动群众的方法，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通告 军字第二号——扩大红军的具体办法》中指出，一要“组织宣传队——挑选观念正确而比较会讲话的人来充当宣传员，分发到各村各户去宣传”；二要“举行化装讲演”，“表演各种关于扩大红军及其他革命行动的戏剧”；三要“举行扩大红军宣传周——在宣传周内多开群众大会多发传单贴标语”。在扩红动员过程中，首先要知道如何接近群众。毛泽东对此很有心得，他曾经对时任于都县扩红突击队队长的刘英说：“你嘴巴子很伶俐，能说会道”“讲话的对象不同了，可要注意通俗化啊。你宣传的对象是农民，长篇大论不灵，学生腔也要不得”“要像江西老表学说话呐！”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深入乡村，打通了接近群众的情感路径；通过群众组织，构建了党政军民一体化的社会网络。但是这些措施仅仅为扩红动员提供了工作平台，要使扩红动员向纵深发展，必须在动员形式的多样化上有所突破和创新。

扩红宣传的多样化。深入乡村，只是打开农民心扉的一块敲门砖，如何让民众抛弃对革命的疑虑，放下“锄头”，拿起“枪械”，这是“扩红”所面临的无形而又无时不在的难题，而这一难题的破解之道便是使群众运动起来。党在扩红运动中首先创办各种报纸杂志，《红色中华》《斗争》《苏区工人》《红星》等红色报刊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扩红，并根据宣传对象的年龄和职业，注意扩红宣传的普适性。其次广泛宣传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的正义性和革命性。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明确宣称：“他是中国工农兵以及一切劳苦民众的政权，他是代替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统治，并且继续号召与组织全中国劳苦民众起来推翻这一统治的政权。”一个叫邹兴福的老人在回忆做群众思想工作的内容时说，宣传时大体说这些话：“好日子是共产党、工农红军给我们的，当红军就是为了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天下贫雇农是一家，参加红军就是为了去解救更多的贫雇农；当红军为革命而死是值得的，是光荣的。”三是宣传场合的选择不拘一格。在扩红运动中，各种聚会成了宣传的主阵地，为了使群众能够了解，需要运用他们能够接受的宣传形式，因此，民歌队、新剧团等应运而生。“白天晚上，田头山岗，村前屋后，大会小会到处都可以听到《当兵就要当红军》《莫念家》等动听感人的山歌。”有人回忆扩红情形时说：“那时到处都是标语，到处都唱山歌，宣传动员当红军，当地青年决心很大，要去当红军打倒反动派、保卫苏维埃。”

扩红工作的组织化。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组织处于一种松散的状态，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打破了这种社会格局，苏区社会建立了以革命积极分子为主体的各种群众组织，他们成为党在群众中的代言人。1932年9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关于扩大红军问题训令》中规定：“扩大红军的工作应当以选民大会、工会、贫农团、反帝、互济、拥苏等群众团体来发动群众去当红军。”同年11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战争动员与工作方式》，指出：“动员群众的方式，要运用苏维埃各种组织以及一切群众团体来发动群众。城乡代表会选民大会是直接动员群众的工具，工会是动员群众的柱石。”在苏区的扩红宣传动员工作中，各类群众团体尤其是妇女组织、少先队、儿童团等组织发挥了突出作用。当妇女和孩子都被动员起来加入扩红宣传之时，“运动群众”便顺理成章地转化为“群众运动”。

扩红运动的经验和启示

一是党和政府的模范带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就如何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问题,有着非常深刻的见解。他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反复告诫说：“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他还对“只讲扩大红军,扩充运输队,收土地税,推销公债,其他事情呢，不讲也不管”的现象进行了严肃批评。

扩红运动是在中央苏区中央局以及各级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以军队、政府、群众团体协同配合为主要特征，在相对完整的组织机构模式下开展和运行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和中央各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带头执行“优红”条例，积极参加优属活动，促进各项“优红”政策条例的落实。例如在瑞金沙洲坝,毛泽东亲自带领军民挖水井,朱德等带头下田帮助农民插秧收割，周恩来、张闻天帮助红军家属砍柴、挑水、拉犁，正因为如此,党在苏区赢得广泛的群众支持。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对“扩红”模范乡——长冈乡、才溪乡进行了表彰。时任中共中央局瑞金突击队队长的金维映、总政治部驻兴国突击工作组组长罗荣桓、兴国县委书记兼突击队队长谢名仁、全总执行局西岗队长邓振询等都因扩红有功受到了中央表彰，并获模范奖旗。中央在《关于扩大红军突击月总结的决定》中要求“将兴国县委以及各突击队的领导者的名字”“放在各报纸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的光荣红板”。据统计，土地革命时期，赣南苏区总人口约241万,其中青壮年约50万，而前后参加红军的达33.1万，有 10 万人献出了生命。

二是拥军优属的政策支持。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使优待红军和红军家属工作有了法律保障；并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明确规定，没收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动产及不动产，无偿分配给劳苦大众；红军及其家属均应分得土地，并由苏维埃政府帮助耕种。同时，为消除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后顾之忧，中央苏区政府给红军家属发放“优待证”、组织群众到红军指战员家中进行“礼拜六义务劳动”、合作社为军属提供采购优惠等，这些政策和措施为红军家属解决了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也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当兵光荣”的气氛，促进了扩红运动的开展。

△1931 年11 月7 日至20 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隆重开幕

三是无畏无惧的榜样力量。在如火如荼的扩红运动中，中央苏区政府常采取树立榜样表扬先进的方式来教育和鼓励民众加入红军，广大工农群众给予了热情的响应，留下许多动人的故事。瑞金下肖区七堡乡农民杨荣显一家八兄弟争当红军，最后全部在革命战争中壮烈牺牲。类似的故事在中央苏区还有很多，叶坪乡黄沙村华屋村民小组，当年仅有43户人家，却有17名青年加入红军。这17名红军战士同杨荣显家八兄弟一样，也都先后牺牲在长征途中。麻地村的钟国海、曾长秀夫妇冒着满门抄斩的危险,倾家荡产从敌人的枪口下救回两个红军，以其儿子的名义保护下来。被毛泽东赞誉创造了“第一等工作”的“模范县”兴国县，当时人口为 23 万，参军参战的达8万余人。

四是毁家纾难的无私奉献。扩红运动并不是单纯的红军人员数量增加，还需要大量相应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支持。因而扩红运动又往往和筹款、筹物等运动结合在一起，筹款、筹物也是扩红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苏维埃政府、为了中央红军，中央苏区人民几乎倾其所有。何叔衡曾说：“我们身上穿的、背上带的、口中吃的，全是苏区人民给的。”1933年5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致信瑞金、会昌、博生、石城等4县工农群众，要求4县节约5万担谷子卖给红军，结果当地群众一个月内就完成任务。中央红军长征前，瑞金人民除了积极参军参战，还购买公债78万元，支援稻谷25万担，捐献战争费用22万元，捐献银器22万两，奉献苏维埃银行瑞金支行存款2600万元。其他捐赠如草鞋、棉被、衣物、菜干等，因史料数据繁杂庞大，难以统计。瑞金不愧是苏区的模范，光荣的红都瑞金。

扩红工作的顺利展开与落实，使得红军队伍能够不断发展壮大，为之后取得战略大转移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在扩红中一些地区过度动员造成人力物力资源的相对枯竭的现象，也为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兵役制度的调整、完善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