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绍懿

图/阿辉

湖南作家斤小米的散文集《此路遥迢》 由“少年听雨歌楼上”“杏花何处更寻根”“知我者谓我心忧”“日暮乡关何处是”“应似飞鸿踏雪泥” 5 辑26 篇长散文构成，5 辑独立成篇，时空、人物交相辉映，展现湖湘大地间的一草一木、一人一景。作者以诗人般敏锐与细腻的心思，娓娓道来，欢愉中有悲怆，温情中透严厉，牵动乡土情怀。别林斯基说：“抒情诗作为个别的诗歌体裁，独立存在着。同时又作为一种力量，渗透到其他体裁中去。”这种诗意的渗透，具体表现在《此路遥迢》 散文的文化构成、叙述视角与精神向度三方面。基于此，本文力图选取“诗意” 的角度去审视斤小米笔下的乡土人文，期待探寻作品中蕴含的艺术审美风韵。

一 诗意的基地：乡村

学界认为鲁迅是“乡土文学” 概念的开拓者，在其眼中，“农民” 是乡土的根，“乡土” 是中国文学的根。人既是文化环境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环境的产物。“个人在做什么，信仰、思维和感觉什么，这不由个人，而由文化环境决定。精神只是文化的一种反射，只有通过文化思考，才能使人类意识成为可以理解的东西。” 斤小米在《此路遥迢》 中建构出独特的诗意审美倾向，其产生与所处的文化语境有着莫大关联。

走进改革开放的社会时代，乡村发展日新月异。作者在追溯往事的步伐中跟进时代，让一方“土地” 亘古不变的主旋律，既保持了传统的滋养，又展现了变革中的探索。

不同于城市的街景风格标志，《此路遥迢》 中手摇橹的无篷船筏、汲水港的拍岸河水、寂静凛冽的山冈坟地等富有乡村特色的文化场景，将湖湘大地北部九曲回环的沅江人民生活状态，以最直观的方式呈现出来。毫无疑问，这些景物中所蕴含的丰富内涵早已超过了其日常价值本身，成为了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源泉。开篇之作《初雪飘落》 便选取了作者儿时同父亲卖瓜的生活情节，将读者的阅读行动轨迹从夕阳下瓜田采摘的推车到轰隆作响的“狗崽子” 拖拉机，再随着漂泊的瓜船进入狭长的水巷，最后沿着樟树叶子下渗透出的丝丝光线辗转到县城的公安局、电力局。这时的场景描写已然杂糅进了农村人民的淳朴辛勤与心酸无奈，也为《此路遥迢》 整部散文集奠定了淡淡哀愁的基调与叙事背景。作者正是以自己的成长为视角，来回忆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湖湘生活景象，从而刻画特征鲜明的文化和风土人情。正如文中所写，“这条河，既清澈又神秘，既欢乐又悲伤，写满惊险又充满未知，每一个出发的清晨和归来的暮夜，都铺展着它丰富的表情，无尽的故事。” 这些乡土风光美好而又自然，是作者钟情和挖掘的宝矿，也是作品得以呈现诗意的原因所在。当然，这种诗意的乡土风光下必然衍生出古老而传统的人文习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书中所介绍的“村子里住满了各种神祇” 的除夕夜晚，鬼节的神秘传说，招魂仪式中作者身上的桃树枝和清明穿过橘树林虔诚的跪拜、扫墓……这些文化符号无不也是凝结着温厚、蕴藉、明净的诗意。

同时，农村与城市的碰撞赋予了文化一种矛盾，时代变迁所产生的身份撕裂感表现在湖湘农村的方方面面。因此，作者并没有拘泥于为乡村天真、唯美的风景与人情歌唱，而是更多地流露出与城市现代逻辑的抵抗。如果说前者是传统诗意的延续，像中国古代“诗缘情” 蕴含希冀与美好，像诗歌的显著特征一样注重抒情性和想象性，那么，后者更像是被西方现代意识所浸润带给人的粗粝、疼痛审美感知的诗意，是现代视角下诗歌的异化与变形。《边界》 中被电子厂污水侵蚀后所剩的最后一片橘树林，是父亲最后的倔强。“边界” 一词本身就表示空间阈限，暗示着话语和阐释的不确定性、视觉感知的流动循环与对立文化之间广泛无限的沟通。作者在创作散文的过程中正试图“重绘边界”、重建认知框架。“年轻人对老人的生活方式很不屑，老人呢，只想守住那点属于自己的时代尊严”，这是作者对于乡村城市化的反思。什么是乡村，什么是城市，是处在开放认知中的。《此路遥迢》 书写了一首传统与现代，新与旧更迭、并存的现代主义诗歌。

二 诗意的叙述：视角

“视角” 原出于绘画透视学术语，现在已经频繁地运用于建筑、电影等艺术领域。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如何选择叙事视角至关重要，这将会对作品的艺术效果、艺术特色等方面产生直接影响。《此路遥迢》 中绝大多数篇幅采用了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的叙事视角，通过“叙述自我” 和“经验自我” 交替重叠使用，将乡土文化呈现出如同叙事诗般独具魅力的艺术效果。

对于散文和诗的区别，余光中认为，相较于诗，散文更兼具实用功能，进行叙事、说理。而散文的诗意化，恰恰就是吸收了诗歌的文体特征，弱化散文原本的实用功能，更偏向于主观的感悟。《此路遥迢》 中第一人称的叙述者身份恰巧能够发挥其视角的优点，进行情绪的描写。诗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斤小米生在农村，随着求学、工作而离开家乡，城市与乡村生活的双重经验造就了她全新的视角。作者不是把城市与农村割裂来谈，而是像桥梁一样，将二者建立起有机联系，这也印证了丁帆对乡土作家的阐释：“中国的绝大多数乡土作家，甚至说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乡土作家都是地域性乡土的逃离者，只有当他们在进入城市文化圈后，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到乡村文化的真实状态。也只有当他们精神上进行二度体验时，才能在两种文明的张力中找到新的视点。” 这种“地域性乡土的逃离者” 的复杂身份，使散文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既为城市文化所塑造，又保留了某种乡村人民感知事物的模式。她并不是居高临下的心理，反而在面对故乡中的故人时也会表现出某些卑微或矛盾的姿态，抑或是百感交集的喟叹，耐人寻味。《耳环》 中看到早婚的静姝，“我” 一面怕自己显得高高在上，一面禁不住悲凄，竟仓皇而逃，不与静姝相见；《日月忽其不淹兮》 中疑心城里人称谓的生分，揭露看似优越的家庭对于“我” 的剥削与克扣。

另一方面，本书中绝大多数文章的空间与时间跨度很大，以某一线索贯穿，譬如耳环、我的小舌头、学校等，营造出具有丰富意味的悠远情境，难能可贵。在此跨度之下，作者打破线性叙述的樊篱，在时间的河流里自由穿梭，使叙述视角呈现出有迹可寻的自由性，为读者提供了无限联想的空间，由此而更容易使读者阅读、停顿、思考、共鸣。在“经验自我” 视角下，过去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总是限知的，而“叙述自我” 视角下，叙述者“我” 目前追忆往事的眼光恰巧在不突破叙述界限的基础上，补充“我” 在事件发生时的见闻与体验，保留了叙事限知视角所带来的“影灯漏月” 的诗意境界。《初雪飘落》 开篇介绍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十三岁的我从人家屋檐下水泥地前的麻袋上醒来的时候，东方刚刚露了一丝鱼肚白，城市还沉睡在一片寂静之中。” 此时叙述视角来自经验自我。直到地点转移至汲水港，视角发生转变。“我这样想着，又想到自己死后的种种，不由得悲从中来，满河的水都成了哀悼我的眼泪。离开家乡后，只要遇到使我焦虑的事，我就会梦见那水，儿时丢失的安全感，成年之后的我一直没有找回来，我一直有一种船要翻了的恐惧。” 此时的叙述者分别来自于“我” 的两个不同年龄，叙述者使用追忆过去经历事件时的眼光来叙事，“离开家乡后”“成年之后” 等时间状语词汇与前文形成直接对照，体现出叙述者“我” 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看法或认识程度。诸如此类的视角交替在其他散文中也比比皆是，《桃花灼灼》 中在坟场上建立起的学校只剩下断壁残垣，历史的车轮辗过，从遍地白骨到热闹的学校，直至最后的废墟，可见的自然风物通向了历史长河，喻示着乡土的时代变迁。斤小米在散文中的视角联系未来，投向历史，独自回望过去，也诗化过去。

三 诗意的灵魂：死亡

席建彬认为，“从文学本质意义上看，作为‘人的文学’ 观念影响下的产物，诗性作品体现出的主体性特征显示了现代作家对于人文精神的深刻体认。” 无法否认，人文精神少不了对于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思考与判断，思考“人” 的痛苦与解脱。所以，对于作品诗意的探讨，不仅停留在语言、叙述等表层次，更应挖掘超越文本的人文价值。《此路遥迢》 中，作者以自身的独特体验与思想认知，在诸多散文中或隐或现涉及着对于“死亡” 的感悟，去挖掘不同类型的生命价值，探讨更为深入的哲学问题。

“那条河，我既欢喜它的美好，又害怕它的危险，我总想着翻船的问题。如果翻船了，父亲会不会来救我呢？其实，他也不会游泳，那我就淹死掉算了。我这样想着，又想到自己死后的种种，不由得悲从中来。” 这种复杂的情绪是作者儿时独有的情感经验，都说少年不识愁滋味，正如同文章中父亲的话，“那么小的孩子，你知道什么是死啊”，可面对河水产生的死亡恐惧真切可感，河岸深长而又蔓延，这种巨大的神秘性似乎与死亡有着共通之处。死亡意象的呈现必然要借助语言这种媒介得以实现，《初雪飘落》中，作者将遥远而陌生的“死亡”，随着河水的“哗哗撕咬声” 转化为身边具象可感的物象，从而激发人们心里最深层的情感。《失散的欢年》 中，“乐音夹杂着低沉的呜咽，悲凄且绝望”，作为一个潜沉意象，透露着运子二哥死亡的意味。由此看来，人类对于死亡的恐惧普遍存在，从孩童时期到成人，从思想到灵魂，从分散到凝聚，一直沿着可循的轨迹向前发展。但斤小米以敏锐的感性直觉，找寻生与死的微妙关系，“死亡固然可怕，不过是因为我们对于死后的世界一无所知。但我们终将死去，然后开启一个新的世界”，解构和重塑死亡的意义。生命轮回、亡灵再现，当然不是客观事实，而是一种思想与审美的生命诗意，终点又何尝不是下一个起点呢？所以，无论是从抢救失败死去的壮汉到手术成功而出院的父亲，还是从寂静消逝的母校到长大成熟后的作者，都暗含着生死相依的转变过程。《隐匿的证据》 将这种生死之间的缠绕体现得尤为明显。两个小舌头带来的孤独之感在早慧的作者儿时身上凝聚成强烈的死亡意识，新生弟弟的降临成为战胜死亡恐惧的力量。文中，作者这样表达自己的情绪：“‘死’ 这个我并不懂得意味着什么的词语，会让我再次有一种冰冷恐怖的感受” “心灵的折磨，在死亡中穿行”，如此绝望的感受竟出自于一个六岁孩子的心头，不难想象积压在她身上的难以言表的恐惧。母亲为她的小舌头而哽咽哭泣，父亲以他的小舌头为由争取生育指标而喋喋争吵，世界万物对于作者而言只是他者，与己无关，因为她已经被断言“两个小舌头，会死的”，生命存在似乎没有任何意义。然而，弟弟这个新生命的到来使得作者的另一个小舌头隐身，舌头带来的死亡恐惧被初步消解，并在教弟弟说话和维护弟弟的过程中，这种恐惧感与孤独感逐步弥散，随着弟弟割掉舌头上多余的筋而完全隐退。舌头的筋死去了，作者却获得了新生。正如作者在题记中写到的：“不管是都市、爱情还是父母”，这种生生死死的轮回总是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在人生中起伏跌宕。正是基于这样的生死观，作者对于人生中的许多刚强、坚毅的态度之由也便有据可依，她将苦难笼罩了一层诗意的外衣，使得死亡成为了生的延续，也是希望的延续。

《此路遥迢》 中的死亡不仅包括个体生命的死亡，还包括着其他形式的死亡，譬如爱情、青春与文明等宏观层面。《骨骼：遗落、捡拾和重建》 中儿子小乙早夭的爱情成为了他青春懵懂时自甘堕落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描述中，我们看到了爱情的死去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我的一无所获，这一切全是拜你所赐！”与以往散文中斤小米温厚且克制的语言不同，这篇文章的内心独白与对话是感性的、最为直接的呐喊式输出。她没有过多铺陈粉饰爱情的纯粹与美好，而将爱情死去后的残酷坦率地公之于众，即便青春与爱情的逝去或许是母亲遗失在人间的骨骼幻化成人的必然过程，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真诚的袒露需要作者足够的勇气。除此以外，死亡现象的文明与生态意识也是书中无法忽视的一部分。斤小米想要构建的生存环境是人与自然没有明显分割的形态。三木的死被父亲视为“买了猎枪触犯了神灵”，村庄的青蛙与蒲公英被塑料袋与废纸取代，对于春耕的谈论变为挣钱的攀比。故事中人们的生老病死都是在春夏秋冬的自然变化中静静演绎，试图在文明的兴衰中营造一片充满生命灵性的诗意乡土。

四 结语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斤小米映照出了人和自然、生命、情感的紧密联系，努力想用朴拙且真诚的文字营造出景物、历史中悠远且充满禅性的诗意。对于乡土的书写、历史现场的回溯与建构是《此路遥迢》 的载体，闪烁其间的人文情怀是蕴藏其中的核心。因使用流转的叙述视角和抒情诗般的言语，作品获得了更大张力。

值得警惕的是，女作家的性别身份所造就的叙述视角，虽然似乎更加贴近现实的细微褶皱，但也可能忽视背后的男性立场。斤小米也坦言“父权的挑战需要勇气”，在笔者看来，《此路遥迢》只是女性叙述者的浅尝辄止，并未做到进一步地揭露。在文章中，叙述者仍会向父亲、弟弟、儿子与丈夫等男性身份作出妥协与让步，牺牲“小我”，坚守某些以男性为核心的底线与原则。面对失去自我的农妇静姝，叙述者也只是胆怯与逃避。当然，一方面，这或许是因受到社会给予女性诸多身份的干扰，另一方面，这种温和的描写，也为 “诗意” 散文的塑造给予了朦胧、留白的处理——女性与乡土应该是怎样的关系，散文引导读者进行思考。

无论是来源、叙述还是精神向度，斤小米都在书写着诗意，展现乡土中“长” 出的独特文学理想与精神世界。

参考：【1】别林斯基.诗歌分类和分科[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2】纪德君.中国历史小说的艺术流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3】米家路.撕裂的边界——雷蒙德·威廉斯《边乡》中的双重视镜与菌毒跨越[J].国外文学，2016，（04）.【4】尼亚兹·阿吉.绘画透视学在现代后现代主义美术中的应用和发展[D].中央美术学院，2010.【5】罗钢.叙事学导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6】余光中.连环妙计[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7】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论[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8】席建彬.文学意蕴中的结构诗学——现代诗性小说的叙事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